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及其對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啟示

摘 要：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的要義包括：經濟循環的實現過程是各種職能資本連續并列運行和接續轉化，兼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制約;國內循環暢通的實現條件是供需總量和結構平衡，實現機制是技術進步下按比例生產和勞資收入并行增長;國際循環能補強國內循環，又受制于國內循環與國際生產關系。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本質是重塑高水平暢通、自主和開放的經濟循環體系，合理運用和創新發展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暢通國內大循環要強化自主創新、優化宏觀調控和提高勞動者報酬;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要推動高水平開放和國際循環變革，實現國內循環融入又不依附國際循環、國際循環依托又促進國內循環。

關鍵詞：經濟循環;新發展格局;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雙循環

中圖分類號：A81;F1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22）03-0047-09

基金項目：國防大學軍事理論體系建設項目“世界經濟教程”（2018GDY-032）。

作者簡介：胡磊（1981-），男，湖南南縣人，國防大學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系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一、引言

國民經濟循環具有再生產的性質，在基于一定的技術水平和地域空間關系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往復循環中獲得產品和服務增量，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條件和環境下呈現不同的運行特征?！鞍l展格局是一種具有特定經濟循環特征、相對穩定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態”[1]，因勢利導地優化經濟循環模式和發展格局是國民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發展的制勝之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審時度勢地有效實施出口導向、擴大內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發展戰略，不斷優化經濟循環模式和發展格局，創造了既深刻改變中國又深刻影響世界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奇跡。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習近平總書記基于世情國情的深刻變化，高瞻遠矚地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2]的重大發展戰略，鮮明界定了新發展階段我國國民經濟循環新的形態和結構，深刻指明了我國提升經濟現代化水平的戰略路徑，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深遠現實意義。

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是一個“橫空出世”的全新理論，具有堅實的科學依據和理論基石，深刻把握新發展格局的科學內涵與構建邏輯需要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汲取養分。學術界對“什么是新發展格局”“為什么要構建新發展格局”“怎樣構建新發展格局”展開熱烈探討，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為人們理解構建新發展格局戰略提供了學理支撐，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參考。但總的來看，對新發展格局形成條件、理論價值和構建路徑的研究還缺少緊扣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的完整性系統化研究，對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的豐富內涵、現實價值和當代發展的研究還有進一步深化的空間和必要。

本文從馬克思關于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社會再生產、對外貿易、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等問題的著述中提煉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的要義，并運用其闡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本質內涵、理論價值與實踐進路，以期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和把握國民經濟循環演化的內在規律與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邏輯理路。

二、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的要義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及其手稿、《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客觀詳實地考察了工業化早期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循環運動，有大量涉及微觀、宏觀和國際層面經濟循環的論述。馬克思以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為根本方法，將經濟運行與社會經濟制度、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聯系，科學剖析了個別資本循環和周轉、社會總資本再生產、資本的國際化運動與世界市場發展的過程與機制。這些論述既從正面闡釋了國內循環的實現過程、條件和機制，論述了國際循環的特征和影響;又從反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循環的內在矛盾與制度障礙，形成了意蘊豐富、邏輯嚴謹、深刻獨到的經濟循環思想。

（一）經濟循環的實現過程是各種職能資本連續并列運行和接續轉化，兼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制約

受醫學界發現人體血液循環規律的啟發，法國重農學派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魁奈1758年在其著作《經濟表》中開創性運用社會再生產的循環原理研究國民經濟運動，被馬克思盛贊為“政治經濟學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3]。馬克思認為，國民經濟循環具有再生產的性質，是以居于主導地位的生產為起點、以分配和交換為中間環節、以消費為終點的往復運動過程?！耙欢ǖ纳a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4]699，正向驅動經濟循環?！吧a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4]699，合理高效的分配、交換和消費反作用于生產，反向拉動經濟循環。

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循環的主體是資本，資本要實現增殖就必須順暢實現自身職能形態的轉化和循環流動。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方式經歷了從簡單協作到工場手工業再到機器大工業的演進歷程，機器化大生產為資本連續循環運動提供了技術基礎?！霸诎l達的工廠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過程的連續性”[5]437，“這種連續性本身就是一種勞動生產力”[6]312。個別資本循環是社會總資本流通的前提，其總公式是G—W…P…W′—G′，周而復始地經歷購買、生產、銷售三個階段和產業資本、生產資本、商業資本三種職能形式，“所有這三個循環都有一個共同點：價值增殖是決定目的，是動機”[6]116。資本職能形態轉化和循環運動是“表”，資本積累和增殖是“里”，資本逐利驅動經濟循環擴容加速和提質增效。

經濟循環的基本矛盾是資本增殖目的私人性與實現手段社會性的矛盾，具有脆弱性。從微觀上看，資本形態轉化的實現條件是外在的，關鍵是實現產品價值和實物補償。單個資本循環所需的市場條件是由眾多連續并列運行和相互聯系的其他資本循環提供的，“如果資本在第一階段G—W停頓下來，貨幣資本就會凝結為貯藏貨幣;如果資本在生產資本階段停頓下來，一方面生產資料就會擱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勞動力就會處于失業狀態;如果資本在最后階段W′—G′停頓下來，賣不出去而堆積起來的商品就會把流通的流阻塞”[6]63。馬克思批判了“商品流通必然造成買和賣的平衡”[5]135的“薩伊教條”，指出“W—G即賣，是資本形態變化的最困難部分”[6]143，是“驚險的跳躍”。產業資本的連續循環以市場交換為前提，不僅要求產品能賣出去、實現價值補償，而且要求所需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能買回來、實現實物補償。單個資本既與本部類本部門內部的其他資本存在競爭關系，又與其他部類其他部門的單個資本存在供求關系。從宏觀上看，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條件是產業資本、生產資本和商業資本在時間上繼起、空間上并存，要求“資本的分割必須按一定的比例數字進行”[4]321。產業資本、生產資本和商業資本連續并列運行的時空距離越短，經濟循環周期越短，資本利潤率越高。一旦經濟循環的實現條件被破壞，在微觀上會引發資本利潤率和勞動者收入下降、企業限產破產，在宏觀上會誘發生產相對過剩、經濟增速下降和失業率上升等問題。

經濟循環既受制于技術水平和地域空間關系，也受制于社會經濟制度，其制度障礙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萍己蜕a力進步是經濟循環暢通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制度缺陷是經濟循環萎縮停滯的深層根源。資本主義經濟循環寄生于資本邏輯主宰的生產關系中，以剩余價值最大化為目的，在生產階段受技術水平和勞資矛盾制約，在流通階段受交通和通信條件、市場環境與社會消費力制約。資本主義生產帶有盲目性和自發性，會因要素供給不暢和信用危機等而遭遇生產循環梗阻，因生產比例不協調和勞資收入分配不合理等梗阻而使社會總產品實現遭遇危機?！吧鐣M力既不是取決于絕對的生產力，也不是取決于絕對的消費力，而是取決于以對抗性的分配關系為基礎的消費力?！盵7]273“在勞動生產力提高時，勞動力的價格能夠不斷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資料量同時不斷增加。但是相對地說，即同剩余價值比較起來，勞動力的價值還是不斷下降?！盵5]597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偏向資本的分配關系致使工人工資被抑制在資本家需要的最低限度，致使社會消費力增長滯后于生產力增長，引發相對貧困擴大化，加上技術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加劇工人失業，社會總需求必然出現不足。又囿于資本主義社會“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8]290，無法克服生產結構失衡和供需失衡的局限，剩余價值生產和實現機制必然遭到破壞，經濟循環必然出現斷裂。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直接原因是生產相對過剩和資本利潤率下降，深層根源是“只是為資本而生產”[7]278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二）國內循環暢通的實現條件是供需總量和結構平衡，實現機制是技術進步下按比例生產和勞資收入并行增長

如果一國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均依托國內分工和國內市場，經濟循環表現為國內循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拋開對外貿易等開放因素，深入分析了國內循環暢通的實現條件和實現機制。

受價值規律和平均利潤率規律調節，個別資本在不同部門、產業和地域之間流動，在相互聯系和制約中形成社會總資本循環?！巴ㄟ^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根據利潤率的升降進行的分配，供求之間就會形成這樣一種比例，使不同的生產部門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潤?！盵7]218伴隨技術進步和社會分工的深化，生產部門日益豐富多樣，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等從產業資本中獨立出來并不斷發展，促使社會總資本循環鏈條的密度增加和寬度擴展。社會總資本循環涉及不同職能資本的分工協調，“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態的制約”[6]438，非均衡運行和萎縮停滯的可能性大于個別資本。同時，暢通社會總資本循環要求貨幣流通與商品流通相協調?！耙磺匈Y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地患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中介而賺到錢?！盵6]67-68資本金融化發展加速了資本循環和積累，也可能導致生產邏輯讓位于投機邏輯，加大了經濟循環停滯的風險和規模。

國內循環暢通的實現條件是供需總量和結構平衡。實現國內循環暢通，生產技術水平必須不斷升級，生產總量必須適度，生產結構必須比例適當。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常態是擴大再生產，“規模不變的簡單再生產就只是表現為一個抽象”[6]238。生產能力和結構直接受制于科技水平，“科學和技術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種不以它的一定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5]699?？萍歼M步能提高生產能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是提高經濟循環效率和水平的強大動力。社會總資本循環不僅受科技水平和生產力的限制，而且“受不同生產部門的比例關系和社會消費力的限制”[7]272。馬克思開創性地將社會總產品在實物上分為生產資料部類I與消費資料部類Ⅱ，在價值上分為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和剩余價值（m），提出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是I（v+m）>Ⅱc，要求第一部類生產資料供給超過第二部類生產資料需求。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是Ⅰ（v+Δv+m/x）=Ⅱ（c+Δc），要求兩大部類生產既能實現本部類內部產品價值和實物補償，也能滿足另一部類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使兩大部類內部及其之間的生產結構保持一定比例關系，實現按比例平衡發展?！翱臻g是一切生產和一切人類活動所需要的要素”[7]875，是資本循環和社會再生產的場域載體。與各類資本的運動和相互聯系相適應，社會總勞動和各種資源要素不僅需要在行業、部門內部及其之間按比例合理配置，而且需要在空間上按比例合理配置，使耗費在各種商品總量上的社會勞動總量與其社會需要的量相適應。

國內循環暢通的實現機制是技術進步下按比例生產和勞資收入并行增長。在技術進步推動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中，“勞動價格的提高被限制在這樣的界限內，這個界限不僅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不受侵犯，而且還保證資本主義制度的規模擴大的再生產”[5]716。在資本積累與社會消費保持合理比例的情形下，工人勞動價格上升擴大社會消費力，企業盈利能力提升刺激資本家改進生產技術和效能，為社會總產品各個組成部分實現價值與實物補償創造條件。在科技進步及其在生產中的應用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情況下，如果工人實際工資與資方利潤按合理比例并行增長，經濟循環連續和加速就有了實現基礎。

（三）國際循環能補強國內循環，又受制于國內循環與國際生產關系

資本增殖本性驅動資本跨越一國地理邊界，在世界市場上實現資本的價值和實物補償，“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9]。開放條件下，一國生產分工延展到國際分工、再生產循環延展到世界市場，經濟循環呈現為國內國際雙循環，國內循環所需的許多市場條件是由連續并列運行和相互聯系的其他國家的資本循環提供的。馬克思沒有直接使用過“國際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等概念，但他關于對外貿易、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等方面的論述，內蘊著國際循環具有既能提高國內循環效率又會擴大再生產循環風險的“雙刃劍”效應、國際循環與國內循環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等深刻洞見。

一方面，國際循環能補強國內循環。從價值補償來看，一國發展對外貿易和參與國際循環能擴大產品銷售地和突破國內市場容量的限制。從實物補償來看，一國發展對外貿易和參與國際循環能擴大生產要素來源地，降低生產要素成本，“如果一個國家自己不能把資本積累所需要的那個數量的機器生產出來，它就要從國外購買。如果它自己不能把所需數量的生活資料（用于工資）和原料生產出來，情況也會如此”[10]。在一國內部生產比例失調、引發產品價值和實物補償困難時，“對外貿易都能起補救作用”[4]409，有助于修復和加速國內循環?！昂虾醣壤纳a……，為了通過生產以引起對應的生產從而引起實際的需求，的確需要整個地球?！盵11]對先發國家來說，“投在對外貿易上的資本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率”[7]264，“資產階級社會的真正任務是建成世界市場（至少是一個輪廓）和確立以這種市場為基礎的生產”[8]166。相對落后國家“所付出的實物形式的對象化勞動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產的更便宜”[7]265，也能獲得國際分工紅利。由于國際循環能補救和促進國內循環，各國能在國際經濟聯通和交往中實現合作共贏，一國經濟循環必然具有開放性。

另一方面，國際循環受制于國內循環與國際生產關系。價值規律和利潤平均化規律調節著資本的國際運動，內在規定著一國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現實形式和相對比重?！案髅褡逯g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12]147，一國參與國際循環的狀況和相對地位受制于國內循環水平。生產技術和國內循環水平越高的國家，在國際循環中的地位越高。沒有強大的國內循環為依托，一國難以形成駕馭全球資源配置的能力，難以不斷提升國際競爭力。工業化早期的國際分工格局是“宗主國工業——殖民地農業和原料”，國際循環的發展加劇了國家間分化。19世紀初，通過“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和對外殖民掠奪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并率先實現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憑借技術先發優勢和關稅、市場壟斷等手段在世界上建立技術霸權和貿易霸權，成為“世界市場暴君”[12]454和國際循環的支配者。由此，“一種與機器生產中心相適應的新的國際分工產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轉變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于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5]519-520。落后國家“一旦卷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統治的世界市場，而這個市場又使它們的產品的外銷成為首要利益，那就會在奴隸制、農奴制等等野蠻暴行之上，再加上過度勞動的文明暴行”[5]273。由于霸權國家壟斷資本主導關鍵環節和價值鏈上游，國際循環呈現“后發國家低級產品——霸權國家高級制成品”的“外圍—中心”格局，“公平貿易”表象的背后是“一個國家的三個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個國家的一個工作日交換”[13]112，“比較富有的國家剝削比較貧窮的國家”[13]112。霸權國家憑借技術優勢和市場控制主導國際循環，能實現資本利潤的空間修復，但也會加劇國內產業外遷和“空心化”，加劇經濟脫實向虛和貧富差距擴大的風險，不可能根治國內循環的內在矛盾。一旦霸權國家出現嚴重的供需失衡，國際循環還會加劇國家間利益沖突，把一國經濟危機傳導至其他國家乃至引發全球經濟危機。落后國家基于傳統要素稟賦參與國際循環有利也有弊，在獲得國際分工紅利的同時也會形成從屬于國際循環的依附發展局面，國內擴大再生產受到國際循環不公平的限制，社會總產品的價值和實物補償易受到外部市場需求和資源要素供給不穩定的沖擊。

三、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視域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本質與進路

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重在分析工業化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循環的實現過程、條件和機制，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循環的內在矛盾與國際循環的動因和雙刃劍效應，也內蘊著分析國民經濟循環的科學方法論，蘊含著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一般規律，具有跨越時空的理論生命力和實踐指導力。它不僅為我們科學透視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和國際經濟關系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而且為我們深刻把握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本質內涵、理論價值和實踐路徑提供了理論依據與有益啟示。

（一）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本質是重塑高水平暢通、自主和開放的經濟循環體系，合理運用和創新發展了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也是經濟循環的主體，經濟循環具有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雙重嵌入特征。資本主義經濟循環以剩余價值最大化為準則和目的，而我國經濟循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進行，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擺脫資本利益至上的生產限制、“使生產、占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質相適應”[14]開辟了廣闊空間。同時，我國國民經濟循環還存在體制機制阻礙，受到國內外發展條件動態變化的影響，需要調整優化經濟循環模式。單一的國內循環自主性和安全性較高，但市場和資源利用范圍不夠大，易陷入供求低水平均衡。任何國家不可能在所有領域所有環節均占比較優勢，國內國際雙循環是一國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和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前，面對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我國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同蘇東國家的經濟交往及通過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等帶動的國際循環深度和廣度有限，形成以國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形成倚重國際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關聯互動的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之“新”不在于“雙循環”，而“新”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結構和雙向互促的雙循環互動方式，“新”在雙循環的暢通性、自主性和互促性更強。

其一，新發展格局是高水平暢通的經濟循環體系。改革開放后，在生產力水平較低和國內市場容量較小的情況下，我國抓住經濟全球化發展和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積極引進國外資本和先進技術，促進各地區特別是沿海地區發展出口加工產業，實施以引進外資外技出口導向為主要特征的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這有效發揮了我國勞動力等要素低成本比較優勢和引進模仿國外先進技術的后發優勢，促使出口成為經濟發展的“大功率引擎”，促進了國內市場化改革和勞動力就業，帶動了國內循環的發展，推動我國快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發動機”。然而，倚重國際大循環的發展模式也存在資源要素被虹吸到東南沿海地區、出口導向型部門及區域行業發展差距拉大、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被鎖定于價值鏈低端、勞動力價格“競低”、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協調互促不充分等局限和負面效應。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歐美發達經濟體借貸消費，東亞地區提供高儲蓄、廉價勞動力和產品，俄羅斯、中東、拉美等提供能源資源的全球經濟大循環，國際市場有效需求急劇萎縮”[15]，“世界開放指數”呈下滑趨勢。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劇各國內顧傾向，促使國際分工縱向縮短、橫向縮小，由“中心—外圍”式離岸生產轉向以東道國市場為中心的近岸生產。特別是隨著我國與美國之間科技差距趨于縮小，貿易互補性減弱而競爭性增強，美國將我國鎖定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而強化貿易制裁，進行分工“規鎖”和科技打壓，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產品出口“斷需”和重要資源進口“斷供”風險上升。同時，近年來我國要素稟賦、生產函數和需求結構發生明顯變化，人口紅利和勞動力低成本優勢逐漸減弱，資源環境的約束日益接近上限，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循環動能減弱，“外貿依存度由2006年的67%下降到2019年的近32%”[16]。這就要求我國強化自主可控的國內大循環來應對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進一步穩定國內經濟，同時調整和優化國際循環參與模式，提升經濟循環安全性和暢通性。

其二，新發展格局是高水平自主的經濟循環體系。國內大循環之“大”不僅有數量規模大的意涵，而且有高水平自立自強、對國際循環依附性弱的意涵。大口徑、強自主的國內循環是我國經濟穩健可持續發展的“壓艙石”和應對西方封鎖制裁等外部風險的最大底氣，是雙循環協調互促的重要基礎和新發展格局的主導力量?！皬膰H上看，經濟體量越大、收入水平越高、服務業占比越高的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中有更多的部分在國內消化?！盵17]近年來，我國生產能力和人均國民收入快速提升，超大規模供給能力和超大規模內需市場日漸形成，加上生產不可存儲、可貿易程度較低的服務業占比快速提高，內需成為雙循環的主引擎，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國內循環的特征日益凸顯。構建新發展格局并非權宜之計。我國比較優勢發生明顯變化，國內大循環活力日益強勁的“內因”與外部環境發生質變下“兩頭在外”的國際循環參與模式難以為繼的“外因”，共同決定了我國要因勢利導地將經濟發展的重心從參與國際大循環轉向強化國內大循環，進一步提升經濟循環效率和自主性。

其三，新發展格局是高水平開放的經濟循環體系。高質量的國際循環是新發展格局的激發力量，與國內大循環交融互嵌、搭配聯動，相得益彰地推動經濟發展規模擴大、結構優化和質量提升。作為開放的發展中大國，我國人口和資源規模大、生產規模和市場規模大、地域縱深和回旋余地大、供給與需求多層多樣，內需為主導、國內循環規模大和韌性強的大國優勢日益顯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兼容和交融。面對外部環境和內部發展條件的重大變化，我國要深刻把握經濟全球化發展大勢并充分發揮大國優勢，與時俱進地主動優化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結構和互動機制，促進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互動，提升雙循環的協調性和互促性。在新發展格局下，國內大循環融入又不依附于國際循環，國際循環依托又促進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既有主次又互補互促，形成正反饋效應。

從理論價值來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習近平將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與中國、世界經濟發展現實相結合而提出的經濟發展戰略，同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形成全新的開放大國再生產循環體系分析框架，從理論和實踐雙重維度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一方面，習近平鮮明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18]，“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19]，科學賡續了馬克思從再生產循環視角分析國民經濟運行和發展的方法論“基因”，把準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發力點。根據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環節順暢轉化。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重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循環，習近平構建新發展格局思想運用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來診斷和疏通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循環體系的“經絡”，彰顯了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的當代價值。另一方面，習近平明確指出新發展格局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18] ，“大國經濟的優勢就是內部可循環”[2]，“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19]，科學界定了新發展格局的本質特征，精準研判了我國國民經濟循環的階段性特征和發展趨勢，深化了我們黨對國內國際雙循環之間辯證統一關系與新發展階段國民經濟循環發展目標和導向的認識，明確了我國作為后發大國推進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這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直接闡明的問題，在審時度勢、守正創新中開拓了馬克思經濟循環理論新境界。習近平指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們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舉措，是為了在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驚濤駭浪中增強我們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20]，“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及其他各方面創新”[21]，“要加強國內大循環在雙循環中的主導作用，塑造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18]，“推動更深層次改革，實行更高水平開放，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強大動力”[22]，“要把構建新發展格局同實施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等銜接起來，在有條件的區域率先探索形成新發展格局”[22]，“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增強國內國際經濟聯動效應”[22]，這一系列重要論述系統標定了我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目的和主攻方向、科學拓展了馬克思經濟循環思想的理論內涵和實踐價值。習近平構建新發展格局思想既順應了新發展階段我國統籌發展與安全、提升經濟循環效率和水平的內在要求，實現了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內需等既有發展戰略的遞進深化和整合提升，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也契合國內市場主導國民經濟循環的大國經濟發展規律，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可行性;既為我國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和大國優勢，在創新驅動、內需拉動、開放推動中形成高質量低風險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提供了理論遵循和實踐指南，也給那些既希望加快推進經濟現代化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有益借鑒。

（二）暢通國內大循環要強化自主創新、優化宏觀調控和提高勞動者報酬

暢通國內大循環，需要協同推進供給結構優化和內需擴大，調整優化國內外市場、技術和資源的利用重心與方式，消除國內超大規模供給與超大規模需求高效對接的技術瓶頸和體制機制障礙，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從“出口導向—投資驅動”轉向“擴大內需—創新驅動”，增強國民經濟循環的暢通性、穩定性和自主性。

其一，強化科技自主創新，提升供需適配性和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萍紕撔率莾灮┙o結構和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提高企業盈利率和工人實際工資的基礎，是釋放內需潛能和暢通國內大循環、實現開放而不依附的發展的根本支撐。在外部環境發生質變的情況下，指望依賴國際循環獲得關鍵核心技術是不可靠、不可能的，自主創新是我國突破技術依附發展、塑造基于科技領先的新競爭優勢、實現高水平暢通自主的經濟循環的“牛鼻子”。我國必須加快從“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外源式創新轉向以“政府推動——市場驅動——科技界能動”撬動的內源式自主創新，加快突破重要領域“卡脖子”技術和“撒手锏”技術，以高質量供給滿足和引領國內需求。要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健全科技創新舉國體制新模式，推廣“揭榜掛帥”“賽馬”等機制，加強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打好“揚長補短”的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聚力解決“缺芯”“少核”“弱基”等問題。要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健全產學研用協同創新、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和開放共享機制，促進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促進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技術與傳統經濟融合發展，大力發展創新驅動的內涵型擴大再生產。要發揮產業鏈鏈長的優勢，提高科技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提升產業鏈關鍵環節的國產化替代能力和競爭力，塑造更加多元完整和穩定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

其二，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提升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和協調性?！耙氲玫脚c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盵8]289在市場自發、自然的經濟循環中，社會總勞動的分配是分散決策的過程，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和常態是社會總產品供求處于非均衡狀態，而擴大再生產的實現條件是供求總量和結構平衡，要求有意識的社會調節，按合理比例優化配置社會總勞動。生產在再生產各環節中居于主導地位，經濟循環停滯往往先發于流通領域，但根源在于生產領域，包括產業結構失調、經濟脫實向虛、中低端供給過剩而高端供給不足等?！皶惩ń洕h最主要的任務是供給側有效暢通，有效供給能力強可以穿透循環堵點、消除瓶頸制約，可以創造就業和提供收入，從而形成需求能力?！盵18]要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國內分工和產業鏈空間布局，促進各產業各行業各區域開放聯動和優勢互補，加快形成國內“雁陣模式”，減少生產自發性和盲目性，從源頭上破解區域、產業和供需之間的結構性失衡。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降低企業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交易成本，推進流通設施和制度“從有到好”，建設開放競爭有序的國內統一大市場，促進各種要素產品自由流動和高效配置，更好推動中西部地區和內需導向型企業的發展，決不能以“內循環”名義搞地方保護和“小而全”。有效發揮政府宏觀預期與引導作用，推動穩定政策、增長政策與結構政策有機結合，量質并重地做好著眼短期的逆周期調控和著眼中長期的跨周期調節，促進“科技——產業——金融”高水平循環與供需高水平動態平衡。堅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堅持全國一盤棋，優化配置國有資本，更好發揮政府對非公有資本配置的導向作用，促進各類所有制企業在市場上公平競爭和分工合作，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防止“唯GDP生產”和經濟脫實向虛。

其三，促進勞資收入并行增長，釋放更多消費潛能。社會消費力主要取決于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結構，促進勞動報酬、勞動生產率與企業盈利能力同步增長是擴大社會消費力的內在要求。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提升勞動者人力資本水平和就業率，健全工資集體協商等勞資關系調節和勞動者權益保護機制，糾治“重資本輕勞動”行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優化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減輕人們在醫療、住房、教育和養老等方面的支出負擔，扭轉再分配中的逆向調節問題，同時釋放三次分配潛力，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促進社會消費力與生產力同步增長，有效釋放國內大市場的潛在優勢，實現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良性循環，促進供需高水平動態平衡。

（三）推動高水平開放和國際循環變革，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國際循環既能補強國內循環，又可能制約和沖擊國內循環。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不等于經濟全球化趨勢逆轉，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等于弱化國際循環，高水平自立自強不等于完全自給自足，國際循環在國民經濟循環中比重下降不等于國際循環絕對規模下降。目前我國經濟總量約占全球17%，還有83%的國際市場可“為我所用”，還需充分利用“為我所需”的國際資源。同時，在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不確定性上升背景下，國際循環的不公平和不穩定會制約國內循環。要科學把握獨立自主與開放合作的辯證統一關系，推進開放而不依附的發展，既走出“分割國內和國際市場，轉向國際小循環”“關起門來搞研發，一切事務單打獨斗自己干”“獨善其身，與世界經濟脫鉤”等認識誤區，充分借力國際循環來補強國內大循環，又揚長補短、趨利避害地優化國際循環參與方式，增強參與國際循環的安全性和競爭力，實現國內循環融入又不依附國際循環、國際循環依托又促進國內循環。

一方面，推進內需和創新導向型開放，發展基于內需、“以我為主”的雙循環。市場是當今世界最稀缺的資源，超大規模市場是我國參與國際合作競爭的新優勢。強大的國內循環不僅能向內集聚資源、增強我國企業和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且能形成對國外先進要素和企業的強大吸引力、更好向外集聚資源和支撐國際循環、自內而外地推動國內循環擴散為更高層次更高質量的國際循環。更大規模更高水平地深度參與國際循環又可以改善我國生產要素質量和配置水平，促進國內更深層次改革，更好反哺和帶動國內循環。要堅持“以內引外，以外促內”，協同推進國內大市場建設與高水平開放，從資源產品大進大出轉向優進優出，促進進出口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平衡發展，引導外資流入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順應全球開放從關稅和投資準入等“邊境上”領域轉向知識產權和環境政策等“邊境后”領域的趨勢，協同推進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與規則等制度型開放，提高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促進要素和產品結構升級，在國內構建國際大市場。發展數字化貿易和現代國際物流體系，更好發揮自由貿易區（港）等對外開放平臺的功能，增強在全球優化配置資源的能力。優化產業鏈國際布局和對外投資方式，推動國內產業和區域經濟循環的全球化展開，既發展以國內企業為鏈主整合上下游產業鏈的全球化生產方式，強化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對我國的依存度;又減少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對個別國家的依存度，增強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實施“斷需”“斷供”等遏制打壓行為的反制能力。同時，科技創新是提升我國在國際分工和國際循環中的地位、打破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的戰略支撐。要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內需和完整產業體系對國際創新資源的虹吸效應，深度參與全球創新鏈和科技協作，以更高水平開放創新助力我國科技自立自強，提升國際循環的技術主導權和國際價值鏈控制權。要健全“以我為主”的開放式創新平臺和生態鏈，發揮國外高科技企業的“鯰魚效應”，在創新導向的高水平開放中完善技術和市場互補互促機制，牽引產業價值鏈升級與國際競爭力提升并更好促進國內循環。

另一方面，推動和引領國際循環變革，發展以中國為中介的“雙環流”國際循環。國際循環并不能自動保證國際分工紅利的合理分配，資本循環范圍越是突破國界，越需要各國強化國家間宏觀政策協調和優化國際生產關系，不斷消除高關稅壁壘和阻滯國際循環的非經濟因素。相比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當今世界經濟的生產、分配和交換關系發生巨大變化，國際循環的技術條件更先進、內容更豐富、形式更多樣，國際經濟力量呈“東升西降”趨勢，霸權國家在國際循環中的主導地位相對下降，但國際循環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霸權國家的控制和各種非經濟因素的干擾。美國不斷強化核心技術和產業鏈環節的發展主導權，大搞保護主義、本國優先和霸權主義，鼓噪與中國經濟“脫鉤”，成為新的世界市場“暴君”。我國要統籌發展與安全，加快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斷點”，發展以中國為中介的“雙環流”國際循環。要積極參與完善國際經貿規則，提升對外開放主動權和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消減霸權國家和非經濟因素對國際循環的干擾，立足國內大循環推動平等合作、開放共享的新型經濟全球化。要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發展數字貿易和數字金融，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發展各國互利共贏的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促進高附加值產業“引進來”“走出去”，提升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活力和互促性。要健全開放監管和安全保障體系，動態把握貿易伙伴國、投資對象國和利益攸關國的經濟政治變化，在擴大對外開放中筑牢經濟發展安全線，防范跨境資本異常流動等風險，有效減少各種“灰犀?！薄昂谔禊Z”事件對我國發展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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