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提升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探論

劉先春 佟玲

摘 要：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是黨的治理水平在經濟社會領域的具體表現和實踐形態，提升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是黨治國理政的內在要求和現實課題。新時代，提升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發展形勢、從整體上推進發展、改革創新發展思路、運用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治手段、統籌發展和安全、營造良好發展環境，加快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由點狀積累向系統質化提升，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提供能力保障。

關鍵詞：黨的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建設

中圖分類號：D2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22）03-0004-0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的建設理論體系研究”（21&ZD041）;甘肅省教育廳優秀研究生“創新之星”項目“中國共產黨百年建設總體布局的演進及啟示研究”（2021CXZX-066）。

作者簡介：劉先春（1963-），男，山東定陶人，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首席專家，研究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佟玲（1992-），女，滿族，黑龍江齊齊哈爾人，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作為“十四五”時期發展必須遵循的首要原則和根本政治保證，強調要堅持和完善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強調，要“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新時代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提升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是關鍵。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素質在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所呈現出的本領與才能的總和，是集認識和把握發展形勢、從整體上推進發展、改革創新發展思路、運用各種有效手段、統籌發展和安全以及營造良好發展環境諸方面能力為一體的能力體系。習近平指出：“現在，經濟形勢變化很快，我們不熟悉、不知道的事情很多，要做好工作，就要深入調研、加強分析、加強學習、提高本領?！盵1]333新時代，全面提升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既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理性回應，也是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質量整體躍升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提高認識和把握經濟社會發展形勢能力是基本前提

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的發揮和提升是一個主觀見之于客觀的實踐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黨對經濟社會發展任務、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的正確認識和科學把握決定了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效能。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盵2]470-471無論是戰略謀劃還是政策選擇，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總是處于一定的歷史時空和情景場域之中，提升黨認識和把握經濟社會發展形勢能力是加強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的基本前提。

（一）立足歷史：科學把握我國發展的階段性任務

能否科學把握階段性任務，是衡量黨認識和把握發展形勢能力高低的重要維度。從歷史上看，中國共產黨始終將經濟社會發展置于國家建設總體布局的關鍵地位，依據不同時期我國發展的現實條件明確了不同的階段性任務，在此基礎上形塑了黨認識和把握發展形勢能力的水平和形態。在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3]1427，“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3]1428。這就明確提出了發展的階段性任務。新中國成立后，黨立足發展實際，開始探索采用制定中長期計劃的方式確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任務。1951年，中央財經委員會根據“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部署著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并于1955年7月30日審議通過。此后，“五年計劃”成為黨明確階段性任務的“代名詞”。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伴隨著國家經濟發展重心的轉變，“五年計劃”的制定和實施在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權重日益增加。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階段性任務的制定，相繼出臺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和《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等文件，不斷明確我國發展的具體階段性任務。從階段性任務的歷史變遷來看，黨認識和把握發展形勢能力與階段性任務變遷始終保持著較為緊密的互動，我國發展的階段性任務在很大程度上賦予了黨認識和把握發展形勢能力提升的任務與面向。馬克思指出：“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盵4]隨著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黨的階段性任務也面臨著亟待調整的問題。在此背景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并制定了“十四五”規劃，正式對階段性任務調整問題作出頂層設計意義上的規劃與回應。新時代，提高認識和把握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的能力，必須貫徹落實“十四五”規劃，明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思路、主體主線、奮斗目標、指導原則、重大舉措等內容，科學把握我國發展新的階段性任務。

（二）把握現實：辯證認識我國發展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抓經濟發展，首先要明大勢、掌大勢，順勢而為?！盵1]110能否辯證認識我國發展面臨的挑戰與機遇，是衡量黨認識和把握發展形勢能力的尺子。一方面，我國的發展面對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和矛盾疊加的內部環境，是黨領導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無法回避的挑戰。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變期，新冠疫情正在打破原有的國際政治格局、加劇世界經濟動蕩，我國傳統的“兩頭在外”的市場資源參與國際循環的方式有可能變成“兩面夾擊”，加之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異常激烈，國際思潮碰撞日益加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日益增加。與此同時，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尚不穩固等問題依然具有長期性，經濟發展面臨的結構性、體制性與周期性問題依然復雜。另一方面，盡管我國發展的國內外環境依然嚴峻，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依然有諸多有利條件”[5]63。面向未來，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高瞻遠矚地指出，“十四五”時期是我國“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5]62?！俺藙荻稀本珳蕵硕h利用發展優勢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路向。首先，可乘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根本“政治優勢”。百年征途中，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戰勝經濟社會發展中各種艱難險阻，為贏得革命戰爭勝利創造物質條件，為新中國成立奠定物質基礎，在改革開放中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在新時代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走向復興的奮斗凱歌。歷史證明，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所秉持的堅強政治定力、宏闊戰略視野、科學思維方法、統一思想行動和強大行動合力是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行動遵循與實踐向導。其次，可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和重要經濟制度，同步完善與之相聯系的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制度，為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效制度保障。最后，可乘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積累了雄厚物質技術基礎和豐富的人力資源，開拓了廣闊的市場空間，經濟發展韌性十足?？梢哉f，各方面優勢的積聚為黨領導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創造了闊步前行的基礎，“我們完全有信心、有底氣、有能力譜寫‘兩大奇跡新篇章”[5]63。

二、提高從整體上推進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是基本要求

從整體上推進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是黨基于經濟社會發展實踐而形成的綜合施治能力和精準施策能力。它作為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能力，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堅持整體和部分相統一的治理邏輯，明確了黨治國理政的基本職能和歷史責任。在綜合施治與精準施策相統一中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既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軌跡，也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提升的必由之路。

（一）綜合施治：堅持以系統觀念推進經濟社會發展

綜合施治能力是黨的系統領導力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的表達機制。黨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的系統領導力是指黨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思考前瞻性、謀劃全局性、布局戰略性和行動整體性。其一，對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進行前瞻性思考。經濟發展質量的總體躍升離不開科學精準的目標設定，離不開對遠、中、近期目標的統籌推進。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遠期目標;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錨定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中期目標;“十四五”規劃建議明確“六個新”①的具體目標，這是未來五年我國經濟發展的近期目標。遠、中、近期目標在發展方向上具有同向性，在政策取向上具有耦合性，在實現過程中具有接續性，在目標成效上具有互益性。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統籌遠、中、近期目標如期漸進實現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其二，對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取向進行全局性謀劃。在理論取向上，“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保證經濟社會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在原則取向上，學好弄懂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工作“怎么干”問題，堅持發展的“五大原則”②;在價值取向上，明確現階段我國發展“為誰干”問題，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明確戰略謀劃服務和服從于黨的初心和使命。其三，以戰略性布局明確經濟發展的整體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其內部要素構建具有交叉聯動性，包括經濟社會發展在內的內部子系統在同一目標的規約下貫通融合、協同發展，實現單個子系統功能最大化和要素系統組合最優化，形成統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關聯動力，協調“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嵌套耦合，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其四，整體性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敖洕l展過程是無數相對穩定的運動環節的連接和貫通”[6]，保持各個運動環節的穩定性和協同性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累進式發展和系統性提升的現實要求。具體而言，就是堅持穩中求進的發展總基調，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部署經濟發展新格局的有機統一，促進發展質量與效益、結構與規模、速度與安全的協同提升。

（二）靶向施策：抓住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

抓住主要矛盾帶動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全局，是唯物辯證法的內在要求，也是提升黨從整體上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的客觀要求。習近平指出：“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向和發展方向?！盵7]新時代，提升黨從整體上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能力，必須堅持“靶向施策”，抓住“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善于將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一方面，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規制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愿景與目標，揭示了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起點與工作方向。另一方面，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是當前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著眼點。其中，解決“不平衡”的發展問題指向經濟社會發展的普遍性問題，要求橫向拓寬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廣度;解決“不充分”的發展問題指向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實現水平，要求從縱向上延伸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深度。由此可見，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開展與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具有內在統一性，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過程就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過程，社會主要矛盾解決的妥善與否也是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衡量尺度。

新時代，提升從整體上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能力，要以辯證的系統思維從復雜交錯的矛盾中抓住主線，將各種矛盾綜合歸納為層次分明的矛盾序列，采取對應策略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宏觀上，應整體性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對應采取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體、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系統戰略，整體推進經濟社會發展。中觀上，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中，要把握“發展”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8]，應采取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中層策略，以解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5]49等問題。微觀上，在“發展”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中，“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集中體現在發展質量上”[5]69，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將發展質量問題擺在經濟社會發展更為突出的位置，堅持質量第一與效益優先，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三、提高創新經濟社會發展思路能力是基本動力

創新發展思路能力是提升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的內在動力，決定了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提升的速度和可持續性。就中國發展而言，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的養成與提升是在各種守舊與創新的相互激蕩中實現的;就中國共產黨自身發展而言，其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的質之高低、量之多少，有賴于其能否在發展思路上進行改革創新。新時代，是否具備求變之勇、識變之法和應變之方，是黨創新發展思路能力能否提升的關鍵變量。

（一）求變之勇：打造一支敢闖善闖的干部隊伍

“人才是創新的根基，是創新的核心要素?！盵1]137創新經濟社會發展思路舉措，歸根結底靠的是膽識、能力和作風，靠的是打造一支富有創新膽識、敢闖善闖的創新型干部隊伍。其一，提升領導干部“敢于闖”的創新膽識。敢不敢闖，考驗的是領導干部的膽識和勇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成就，是黨帶領廣大干部群眾篳路藍縷、披荊斬棘闖出來的，創新膽識是干部敢闖敢干的“能量補充劑”。面對經濟發展中的艱難險阻，廣大干部既要守正，堅定理想信念，時刻踐行“兩個維護”，提高政治站位，把準政治方向，落實政治任務;也要勇于擔當，面對改革攻堅的難點時具備“敢第一個吃螃蟹”的勇氣和“敢于接燙手山芋”的膽量。其二，提升領導干部“能夠闖”的創新能力。能不能闖，考驗的是領導干部的能力和本領。新時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能闖、基本實現現代化要善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要智闖，創新本領高強是能闖、善闖、智闖的前提。踏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誠愿望，也有干勁，但缺乏新形勢下做好工作的本領”[1]316，常用老套路老思路應對新問題新形勢，導致辛苦付出卻事與愿違。因此，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要將創新能力提升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既要提升把握市場經濟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和自然規律的本領，也要在夯實專業知識的基礎上鉆研新問題、研究新情況，在經濟實踐中增長創新才干。其三，增強領導干部“放手闖”的工作作風?？刹豢梢苑攀株J，考驗的是領導干部的工作作風。領導干部作風正，闖出來的路就方向正、目的準;領導干部作風歪，闖出來的路子就方向歪、目的偏。因此，領導干部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必須謹記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作風建設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講話精神，持之以恒自檢自省，杜絕工作中的“四風問題”，秉一身浩然正氣，行創新經濟社會發展之舉。

（二）識變之法：廣泛開展調查研究

調查研究是謀劃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是提升黨創新發展思路能力的關鍵支撐點。研究、謀劃、確定、創新經濟社會發展的思路和重大舉措，刻舟求劍不行，按圖索驥不行，必須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因時因地制宜動態調整發展策略。其一，唯真求實開展調查研究。習近平指出：“調查研究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樹立求真務實的作風?！盵9]黨員及領導干部要深入經濟社會發展實踐進行調研，以經濟社會發展出現的實際問題為著眼點，以摸實底、探實情為關鍵點，以聯系群眾為著力點，做好經濟社會發展基礎數據收集與整理工作。其二，正確導向指引調查研究。習近平強調：“領導干部搞調研，要有明確的目的，帶著問題下去?！盵9]要求廣大干部在調研過程中既要緊扣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突出問題，也要發現藏匿于日常工作中的經濟社會發展苗頭性問題，強化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牽引，明確調查研究的目的是圍繞發展中心任務查明事實真相和全貌，做好調研成果轉化。其三，密切聯系群眾助力調查研究。調研為了人民、調研依靠人民、調研成果由人民檢驗是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的寶貴經驗和一貫作風，既要將密切聯系群眾作為開展經濟社會發展調研的根本立場和根本途徑，又要將密切聯系群眾作為了解經濟社會發展實況的重要方法，明確實現人民美好生活是開展經濟社會發展調研的價值旨歸。

（三）應變之方：強化創新驅動發展機制

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給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現實壓力，是強化創新驅動發展機制的邏輯起點。當前，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蓄勢待發，重大革新性技術不斷涌現，創新驅動在國際競爭中地位不斷攀升。反觀國內發展現狀，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支撐性不足、貢獻率不高等問題依然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阿喀琉斯之踵”，強化創新驅動發展機制、以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機制創新為突破口已成為黨提升創新發展思路能力的迫切要求。其一，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強化事關發展全局的基礎性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的原始創新，瞄準經濟競爭力核心領域和經濟社會發展瓶頸領域實施重大科技項目、組建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布局區域性創新高地，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關鍵進路。其二，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機制。促進各類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支持創新型大中小微型企業成為創新發源地，是提升企業技術創新機制的重點步驟。其三，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人才是核心技術攻關的中堅力量，是創新驅動發展機制的核心要素。突出“高精尖缺”的人才培養導向，健全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重點的人才評價體系，健全人才激勵和保障機制，用好科學家、科技人員、企業家等，是下一步人才發展機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四、提高運用各種有效手段的能力是基本方式

從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發揮過程來看，由于能力的發揮總是要與相應的情境匹配，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總是要以運用一定手段或方法為先決條件，因此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實際就是運用各種手段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新時代，能否從規律層面科學運用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治手段，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提升的關鍵要素。

（一）提高運用經濟手段的能力

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靈活運用經濟手段調節經濟社會活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也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提升的必然選擇。其一，用好“財政+貨幣”組合，練好運用經濟手段的“基本功”。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資源配置和宏觀調控等方面的基礎性作用，是提高運用經濟手段能力的首要要求。一方面，以構建科學的現代財稅體制促進財政政策提質增效。在具體實踐中，應以理順中央和地方關系為切入點切實發揮中央和地方積極性，以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為抓手貫徹國家戰略和政策導向，以完善現代稅收制度為重點充分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以健全政府債務管理制度為支撐有效發揮政府舉債融資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以建立現代貨幣政策框架促進貨幣政策發揮作用。以幣值穩定為目標優化貨幣政策目標體系，以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為手段創新貨幣政策工具體系，以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為重點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其二，多向發力，打好運用經濟手段的“組合拳”。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等領域是運用經濟手段的關鍵場域，發揮經濟手段助力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要以穩定和擴大就業為抓手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政策、以適應市場需求為導向加強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協同、以激發社會資本投資為目標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不斷完善促進消費的政策體系，實施因地制宜、協調聯動的區域政策，將環保納入經濟治理政策范疇，通過綜合完善多領域政策推動運用經濟手段能力的整體躍升。

（二）提高運用行政手段的能力

有效運用行政手段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的基本表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運用行政手段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提升必須始終遵循的要義。其一，明確運用行政手段的現實要求。關于如何運用行政手段，習近平強調：“各級政府一定要嚴格依法行政，切實履行職責，該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該放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堅決克服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現象”[1]61，“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1]66。其二，明確提升運用行政手段能力的著力點。習近平指出：“發揮政府作用，不是簡單下達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用改革激發市場活力，用政策引導市場預期，用規劃明確投資方向，用法治規范市場行為?！盵1]69-70這就為提升運用行政手段能力標注了工作重點。其三，發展現代技術手段，降低運用行政手段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信息屏障。在實際工作中，對信息掌握精準度不高、時效性不足，必然限制行政手段的有效發揮。因此，充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擴大其在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應用，是提升運用行政手段能力的重要途徑。在具體路徑上，應加快完善宏觀經濟治理基礎數據庫，發揮大數據、5G、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輔助決策作用，為運用行政手段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信息技術支持。

（三）提高運用法治手段的能力

運用法治手段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提升的重要依托。法治手段“包含民主與法治、權利與義務等豐富的制度意蘊，融匯法律至上、權力制約、依法執政等諸多的價值取向”[10]，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方面。習近平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經濟秩序混亂多源于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因此必須堅持法治思維、增強法治觀念，依法調控和治理經濟?！盵1]322這一重要論述指明了運用法治手段能力是黨的治理能力發展的時代要求，明確了運用法治手段能力質化提升的基本進路。其一，堅持法治思維、增強法治觀念。將尊法、學法、守法和用法作為開展發展實踐的重要依據，這就要求黨的領導干部進行觀念上的自我革命，破除“心中無法”的弊病，主動學習與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以法治價值和法治精神為信仰，樹立法治意識，帶頭運用法律原則、法律規則、法律方法協調各種經濟矛盾、開展各項經濟工作。其二，運用法治方式調控和治理經濟。當前，少數地方和部門還習慣于僅依靠行政命令等方式管理經濟，一些干部甚至用超越法律規范的手段抓企業和交任務，更有甚者“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這些弊病亟須通過踐行法治加以解決。踐行法治表明廣大干部將對法律的崇尚與敬畏轉化為依法治理經濟實踐，在作出經濟社會發展決策、制定經濟治理方案時，自覺堅守“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自覺在法律框架內想問題、定決策、做工作。

五、提高統籌發展和安全能力是基本要求

習近平指出：“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盵5]73這一重要論述集中體現了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戰略定位與實踐內容，深刻蘊含著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價值遵循與策略抉擇。面對中國發展前進道路上的暗礁和險灘，提升駕馭風險本領成為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主攻方向，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建設是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必經之路。

（一）提高駕馭風險本領是統籌發展和安全能力提升的主攻方向

習近平指出，“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我們既要保持戰略定力，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又要增強憂患意識，未雨綢繆，精準研判、妥善應對經濟領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11]62，“不斷增強駕馭風險、迎接挑戰的本領”[11]241。其一，黨的駕馭風險本領表現為黨員和干部駕馭經濟風險的本領形態和駕馭風險品質。統籌發展與安全，考察的是黨員和干部的政治立場，即面對各種誘惑是否能夠堅持政治站位、堅守政治原則、嚴守政治紀律;考驗的是黨員和干部的斗爭精神，即面對重大經濟斗爭是否具備堅韌的斗爭意志和強烈的斗爭意識;檢驗的是黨員和干部的擔當，即面對形態各異的經濟風險是否擁有迎難而上的勇氣和挺身而出的銳氣。以提升駕馭風險品質統籌安全與發展，就是將廣大黨員和干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行為置于駕馭風險品質的支配和驅動之下，自覺防范化解風險。其二，黨的駕馭風險本領是黨員和干部防范化解經濟風險的實踐技能?！澳芰Σ皇且粍谟酪?、一蹴而就的，必須持續升級，不斷擴容?！盵12]這就要求領導干部自覺以經濟發展安全為要，對各種風險能夠提早預測、準確識別和科學評估，使黨員和干部能夠知風險于心，具備駕馭經濟風險之謀;要求領導干部系統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JP+1]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用黨中央精神分析風險和防控風險，使黨員和干部能夠擔風險于肩，提升駕馭經濟風險之智;通過嚴格的政治歷練和實踐鍛煉，使廣大黨員和干部對重要產業、基礎設施、重大科技領域中出現的風險能夠有效進行規避、控制和化解，增強駕馭經濟風險之勇。其三，提升黨駕馭經濟風險本領要求完善重點領域的機制建設。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了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的基本思路，提出加強經濟風險安全預警、防控機制建設，保證重要產業、戰略資源等關鍵領域的安全可控的實踐要求;提供了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的基本遵循，強調構建社會矛盾綜合治理機制、社會治安防控體制等是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的關鍵路徑。

（二）國家安全體系建設是統籌發展和安全能力提升的必然選擇

“從古到今，國家安全一直處于變化發展中，尤其在現代社會，國家安全的發展變化速度進一步加快，呈現出邊界擴大化、內容與形式豐富化、問題復雜化的發展趨勢”[13]，不斷通過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建設統籌發展與安全，已成為新時代提升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的必經之路。其一，實現國家安全體系建設全領域覆蓋。國家安全涉及國家建設的方方面面，加強國家安全建設，必須是全領域的安全。國家安全體系建設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網絡、科技、核安全、生命安全等領域，國家安全各領域既相對獨立，又密不可分，統一于國家安全體系大系統之中。其二，實現國家安全體系建設多主體協同。國家安全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領導主體核心一元化與參與主體多元化相統一中實現的。一方面，堅持領導主體核心一元化，完善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是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建設的根本政治保證。其中，黨中央是維護國家安全的“統領”，黨的地方組織是“中介”，黨的基層組織是“前端”。另一方面，堅持參與主體多元化，建立政府負責、公眾參與、社會協同、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國家安全聯動的建設機制是必然要求。政府負責，意在通過加強國家安全執法，確保人民安居樂業;公眾參與，旨在增強群眾國家安全意識的基礎上開門問策，以鞏固國家安全人民防線;社會協同，旨在通過企業參與、社會組織介入等方式調動維護國家安全的一切積極因素;法治保障，意在健全國家安全法治體系;科技支撐，目的在于建設網格化管理、精細化監測、信息化支撐、多元化評估的國家安全建設平臺。在實踐過程中，各主體各司其事，使各領域機制“保一方水土”、促進多領域聯合“保一國安全”，是新時代統籌發展與安全的落腳點。

六、提高營造良好發展環境能力是基本保障

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從經濟社會發展的時空場域需求來看，主要呈現為營造良好發展環境能力?，F階段，營造良好發展環境能力主要通過營造市場環境、法治環境和政務環境等能力形態予以展現。

（一）營造充滿活力的市場環境能力

營造充滿活力的市場環境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黨營造良好發展環境能力的重要抓手?；A制度完善度、市場運行有序度、對外開放水平度、公正監管效能度是衡量營造市場環境能力的四個基本維度。其一，市場體系基礎制度完善是市場充滿活力的前提。市場體系基礎制度涉及市場準入的暢通、公平競爭的實現和秩序規范的保障。如何健全權責清晰的產權保護制度，如何嚴格實施統一的市場準入清單制度，如何確保公平競爭制度得以有效執行，是黨在完善市場體系基礎制度供給中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其二，要素市場運行開放有序是保證市場充滿活力的重要手段。深入推進土地、資本、人力資源、技術等要素的市場化改革，破除妨礙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擴大各種要素的市場化范圍，推動要素配置根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自由有序流動，是保障市場流動有序和配置高效公平要解決的難點問題。其三，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市場充滿活力的重要動力。進一步加強制度型開放，有序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完善高水平政策開放保障體系，是黨領導對外開放的著重點。其四，公正監管效能落實是市場充滿活力的重要保障。公正監管是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在發展環境層面的具體體現，這就要求營造市場環境從完善監管體制機制入手，構建健全的監管規則體系，加大監管力度，助力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營造充滿活力的市場環境。

（二）營造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能力

法規完善度、糾紛調解效度、公共法律服務資源整合度、法治宣傳力度是衡量營造法治環境能力的四個基本維度。其一，完善與市場主體經營活動相關法律法規。圍繞發展現實要求，形成以市場經營活動的相關法律為統領、以綜合性法規和市場經營專項法規為主干、以相關規范性文件為延伸、以各類市場經營標準為支持的保障制度，為依法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產權和合法權益提供制度保證，是當前營造法治環境的迫切要求。其二，構建多元且健全的糾紛調解機制。合理處理市場糾紛是公平競爭的必要手段。完善調解、仲裁、訴訟等的協調和銜接，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高效便捷的糾紛解決渠道。其三，整合公共法律服務資源是基本建設。全面推進律師、公證等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為優化市場環境提供全方位全過程的法律服務。其四，法治宣傳教育是重點。加大法治宣傳力度，增強市場主體的法治意識，引導其依法經營和維護自身權益;加大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法治教育，不斷提升其依法履職能力。

（三）營造便利高效的政務環境能力

營造便利高效的政務環境是提升黨營造良好發展環境能力的重要內容。營造便利高效的政務環境，要求政府“更多從管理者轉向服務者，為企業服務，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服務”。[1]62其一，政務服務標準化。推動政務服務標準化有三個基本要求，即在辦事環節上，制定政務服務事項標準化流程，明確各項服務事項的辦理條件和具體流程;在辦事材料上，編制政務服務指南，明確材料要求，對需要補正材料的情形應一次性告知需補材料的明確內容;在辦事時限上，實行當場辦結、一次辦結、限時辦結。其二，政務服務規范化。行政許可方面，各級政府應嚴格控制新設行政許可，實行行政許可清單管理制度，精簡已有行政許可;行政審批方面，深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深入推進中介服務機構與行政機關脫鉤，明確證明實行的相關法律法規依據。其三，政務服務便利化。便利化是營造良好政務環境的重要途徑，對提升和保障政務服務效能具有變革性作用。要以便利化賦能政務服務實踐，以信息化提升政務工作效能，積極打造“線上+線下”政務服務平臺，深入推進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設立政務服務大廳，為市場主體提供一站式政務服務;加快建設全國一體化在線政務服務平臺，實現政務服務事項“一網通辦”，積極促進“線上”與“線下”服務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實現政務服務從線下系統化向線上智能化飛躍。

注釋：

① “六個新”即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效、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② 堅持發展的“五大原則”即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堅持系統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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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雨 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