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汴河與陸?！敖z綢之路”

文｜劉永加

隋朝大運河的開通，還有一個重要意義就是，把內陸“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聯接起來了。而到北宋時期，大運河的主要河段汴河，對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作用顯著增大，與絲綢之路的關系更加密切。

北宋建立后，結束唐末和五代十國長期分裂割據的混亂局面，為中原和南方的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尤其是北宋繼續建都開封后，銳意發展水運交通，進一步促進了中原航運的發展，以開封為中心的中原航運網四通八達，盛極一時。這為北宋京都開封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同時為連通絲綢之路發揮了巨大作用。

隋朝大運河分布圖。

中原航運網形成

以開封為中心的中原航運網，始于后周，成于北宋。開封周圍自古就有眾多的天然河流和湖澤，承西向東、或折向南路呈扇狀分流，加以歷代相繼開鑿的運河密集中原，使開封具有良好的水運交通條件。尤其是隋朝開通南北大運河以后，通濟渠（唐以后名汴河）由西向東貫城東流，更使開封一躍而成為中原軍事重鎮和南北交通要沖。就是所謂的“梁宋之地，水陸要沖，運路咽喉，王室藩屏”。

五代時期的后唐、后晉、后周之所以相繼定都開封，都是因為汴州已是“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車之所輳集”，便于漕運。特別是在后周定都開封期間，銳意開發水運，積極疏治汴河、蔡河和五丈河，為以開封為中心的航運網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北宋立國之初，面臨契丹的威脅，對于定都開封還是洛陽，游移不定。開寶九年（976年）宋太祖趙匡胤曾認為開封乃平衍四戰之地，無山川之險可守，擬把國都遷往形勢險要的洛陽或長安。

但由于北宋建國后，出現了“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后可聚”狀況，而那時全國經濟重心仍是江淮地區，國家所需糧物多靠漕運東南財富，顯然，當時解決遭糧供給問題是當務之急，所以趙匡胤衡量再三，仍承五代之舊，定都于漕運便利的開封。這在《樂全集·論汴河利害事》中的論述“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就充分說明了這一問題。

漕運在古代是一種重要的運輸手段。

正因為北宋定都開封，對于以開封為中心的中原航運網的疏治，開拓和維護其暢通，倍加重視，他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在后周已有成就上進一步有所擴展，日臻完整和系統。這個中原航運網包括汴河、惠民河（即蔡河）、廣濟河（即五丈河）、金水河，被譽為“四水貫都”，在此基礎上，經過北宋的努力，達到了輻射四方，把周圍的天然河流聯接在一起，使之東南通江淮，西北通河滑，南連穎汝，北通御河（即永濟渠）。甚至包括廣南、四川等地亦可經由水路循江淮轉汴通至開封。

正是在北宋形成了以開封為中心的中原航運網，其作用巨大，《宋大詔令》中說：“國家建都河汴，仰給江淮，歲漕資糧，溢于唐漢”。這一記載確切地反映了北宋王朝對漕運的依賴性，也反映了北宋漕運數額的巨大，對保障北宋王朝和開封的發展，十分重要。

繁重的漕運

北宋漕運有四大漕河，即汴河、黃河、惠民河和廣濟河，這就是以開封為中心航運網的骨干河道，在這四大漕河中，汴河是溝通南北水運交通的大動脈，漕運量最大，所謂“唯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般旰託q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所以汴河在北宋被認為“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眾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汴河運量最高峰時達到八百萬石。到治平二年（1065年），各地漕粟至京師的數額仍然保持“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

漕運糧餉每年需要大量運往河北邊關，轉漕給軍。據《宋史·仁宗紀》記載：“慶歷八年，九月戊午，詔三司以今年江淮漕米轉給河北州軍”。包括后來對西夏作戰，尤需從關東漕運大量物資，溯黃河西上供應關西軍餉。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與金相約共同攻遼，所以利用汴河、黃河和御河轉漕給軍的運輸更加繁重。

此外，北宋還常把由汴河北運的江淮來糧轉運到北方各地賑濟，據《宋史·梅瑩傳》記載：“初河北歲饑，三司益漕江淮米餉河北”。在《宋會要·職官》中也記載，皇祐初（1049年），“河北薦饑，朝廷輟汴綱米，七十余萬石，漕黃河，以濟一方之民”；治平四年（1067年）又“輟米三十萬石，轉漕至澶（今河南濮陽）、衛州（今河南汲縣）、通利軍（在今河南?？h東北）、北京（今河北大名）賑濟”。顯然，北宋漕運對于維護國家統一的作用，除用來支付京師軍政所需外，有一部分用于河北、陜西邊防，轉漕給軍，還有一部分用于賑濟災民。

活躍的水路商運

以開封為中心的中原航運網，更成為活躍的商運水路。

以京都開封為中心的北宋運河系統，呈放射狀分布。水運十分便利，汴河這條貫通南北的水運大動脈，向東南連接淮河，并通過真楚運河（儀征至淮安）、江南運河和浙東運河將長江、松江（吳松江）、錢塘江溝通。廣濟河向東北溝通濟水（即南北清河）。向西南則有惠民河、蔡河與穎水、渦水等淮河上游支流相連。往西北與黃河銜接。北可通御河，西可連渭水。水上航線延伸到四方，使開封成為一座具有水鄉特色的城市，為南來北往，東去西來的水運和物資交流的集散地。其盛況超過以往歷代王朝的京城。

北宋開封里城的汴河寬約120多米，兩岸各有約4.5米的堤岸，堤上修有短墻，以保護過往路人安全和維護堤岸。短墻每數米留一豁口，以便于舟船維套纜繩。外城有東水門和西水門，皆為三門并列，中間水門下為河道，河道兩岸水門路人往來，長長的汴堤，榆柳茂盛，汴河上的行船，穿梭般地往來，“八方輻揍，四面云集”水城開封。

北宋時農業商品化擴大，商品販運日益繁盛，特別是開封航運網的日臻完善，為商業貿易提供良好的前提條件，“天下富商大賈所聚”的京師開封，居民眾多，所需糧食和消費品，大都是經水運從各地運到開封，“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粳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

當時，飲茶之風很盛，茶葉的需求量甚大，茶商每年從湖北、福建等地經汴河、惠民河把大批茶葉運到開封，除供京都消費外還把一部分茶葉加工后運銷西北等地。

北宋時的陶瓷、紡織、造紙等手工業發達，著名的汝、宜、鈞、定、哥五大名窯和后起之秀的景德鎮窯等產品，大部分經由以開封為中心的中原航運網運銷各地，或運銷國外。

北宋時礦冶業的發展很快，特別是煤業的興起和產銷勢頭很好。當時稱煤為石炭，既已用于煉鐵，也以煤代薪，用于日常生活。莊季?！峨u肋篇》就曾記載：“昔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煤），無一家燃薪者”。顯然，這些煤大都是經商人之手從山西或河南懷州（今河南沁陽）等產煤區轉運開封的。

各路漕河除輸京歲糧外，商運物資也頗繁多。當時汴京每日上市的生豬、鮮魚、薪炭等商品，多取諸漕路轉運。城南置有薪炭場，就是專納石塘河入炭。

當時，各地貨物分別由四大漕河運至京都、商業市場異?；钴S，全國各地的土特產，除供應開封消費外，分別轉運到外地銷售。宋代沈括所撰《平山堂記》，敘述了以汴河為主的漕運作用：“自淮南之西，大江之東，南至五嶺蜀漢，十一路

百州之遷徙貿易之人，往返皆出其下。舟車日夜灌輸京師，居天下之十七”。

開封航運網，為開封經濟繁榮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前提條件，北宋詞入周邦彥在《汴京賦》中描述當時開封水運四通蒸蒸日上的繁華景象說：“金谷財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越舲吳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鏜鉿”，真是盛況空前。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也十分生動而突出地描繪了北宋開封航運盛況。

通州運河船工號子。

海上絲綢之路。

連通“絲綢之路”

正是因為汴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僅使其成為北宋王朝漕運的重要通道，而且也成為當時連接“絲綢之路”的國際大通道。

當時的開封已經成為國際和國內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那時，開封經常駐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商人，所謂“四夷朝貢曾無虛歲”。除朝貢賈易外，國內各族和國外各國使者還攜帶大量商品到開封販賣，并買回所需商品。

據《宋史、食貨志》說，雍熙四年（987年）宋朝“遣內侍八人赍敕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諸蕃”。其中水路，主要是由汴河經真楚運河和江南河南下至兩浙路沿海各港，與日本、高麗交往，繼續南下廣州則與南海諸國聯系。

此外，還有走廣濟河、濟水東去登州與高麗交往的京東路；由汴入河，轉行渭水，西會中亞的絲綢之路。到11世紀上半葉，由于北宋與遼和西夏關系惡化，西方同北宋的交往皆“取海路由廣州至京師”。北宋與高麗的往來“天圣以前，使由登州入，熙寧以來，皆由明州”。

北宋從國外輸入京都者主要是奢侈品，有珊瑚、瑪瑙、香料等。北宋向國外輸出的商品很多，除了傳統的絲織品外，主要是陶瓷品，當時的制瓷業，無論制作方法，釉色花紋或式樣品種都比前代大有進步。五大名窯的產品，倍受國外愛好，爭相購買，瓷器是易碎之物，陸運顯然不如水運安全便利，以開封為中心的運河網為中國瓷器運銷日本、高麗、南亞、波斯灣乃至非洲、歐洲提供了便捷而可靠的條件。由于以開封為中心的運河網水運暢通，運河沿岸經濟發展，商業化都市因此而繁盛。

北宋王朝對外關系中的朝貢、貿易量相當可觀，一些外國使臣用宋朝回財的大量銀錢在京師開封或其途徑之地購買許多所需之物，特別是絲綢和瓷器，運河沿岸的城市都是他們駢集交易之所，北宋王朝亦鼓勵商人到外國使臣駐地館驛進行貿易。

當時，與北宋進行貿易活動的國家和地區有五十多個。據《宋史·張讓傳》記載，北宋在京師開封設榷易署，把南海貨增價賣給商人，聽憑遠銷，其額曾多達五十萬貫。北宋與高麗間的經濟來往更為頻繁。據《萍洲可談》（卷二）載：宋神宗“待高麗人最厚，沿路亭傳皆名高麗亭”。高麗商船，多載輜重，“泛海而至明州，則由二浙溯汴至都下”。將金銀、銅器、綾羅、良馬運入中國，換回大量宋緞、漆器、衣帶、茶葉以至銅錢。頻繁的對外交往，更使汴河的國際商運也益趨繁盛。

便利的運河網，也為中國同外國間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條件。當時在運河沿線出現了許多印書坊，象開封、杭州就是北宋印刷中心，刻書業十分發達。大量中國書籍經由以汴河為主干的運河水運出海，遍及各國，對中外文化交流和發展，產生著很大作用。

以開封為中心的運河網，溝通了著名的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十分有利于中國同海外各國間廣泛的經濟文化交流，從而把強大發達的宋朝經濟文化推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