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倫貝爾志略》所見民國時期呼倫貝爾環境狀況
——兼論志略的環境史史料價值

王 平

(天津師范大學 天津 300387；呼倫貝爾學院 內蒙古 海拉爾 021008)

晚清民國以來，國家多事，邊政廢弛。地處東北邊疆的呼倫貝爾，由于特殊的戰略地位，遂為沙俄等帝國主義列強覬覦。各界愛國者十分關注，很多學者紛紛前來考察、著志立說，希冀引起當局重視邊疆治理，喚醒國人對支邊實邊、保衛國防的熱情。這期間，呼倫貝爾地區編成了幾部志書，改變了以往“文獻寥寥，現修志書幾于無”[1]的相對沉寂狀況，其中首推《呼倫貝爾志略》為最佳。

“史料是做好生態環境史研究的關鍵。史料之于史家，猶如食料之于廚師”。[2]地方志自身獨有的編纂內容與纂修體例，決定了其在環境史史料研究中占有頗為重要的地位?！逗魝愗悹栔韭浴纷鳛槊駠傩薜胤街緯?，是研究民國11年(1922年)之前的該地區域史的重要史料，體現了獨有的地方性與民族性，而且該《志略》“實錄一編”[3]包含了大量豐贍的環境史史料，對于做好生態環境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近年來，學界對《呼倫貝爾志略》的研究主要有兩篇，分別是王平的《民國<呼倫貝爾志略> 的史料價值》[4]和薛海波的《西望呼倫貝爾城 殊方政教幾經營——談〈呼倫貝爾志略〉及其史料價值》。[5]前者從志略作者與版本、編纂特色進行論述，進而認為志略取材有法、考證精良、秉筆直書，體現出獨具特色的民俗風俗文化，詳細地反映了當時呼倫貝爾地區經濟發展狀況，有利于本地旅游資源的開發。后者從志略的編撰背景、內容、體例進行說明，指出本志的價值所在。本文正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民國呼倫貝爾環境狀況進行初步探討，以求對該文獻的環境史史料價值有一個總體的把握。

一、方志學家程廷恒與《呼倫貝爾志略》

程廷恒(1878-？)，字守初，號月鋤、蓬廬，晚號退思老人，江蘇昆山人。晚清副貢生，著名方志學家。程廷恒在地方官任上政績突出，為時人所稱道，于駟興評價廷恒具有“遠到之才”“經事之略”。[6]

民國9年(1920年)9月4日，東三省巡閱使公署發出第 19 號訓令，令轄下無志書之處斟酌速編，并呈送查核。[7]民國10年(1921年)4月，程廷恒任呼倫貝爾督辦兼交涉員后，請準黑龍江公署設“呼倫貝爾督辦公署志書編輯處”，聘請采輯和編校等人員，著手編修呼倫貝爾地方志書。[8]

程廷恒任鑒定，張家璠任總編纂，編輯處另有編纂、協纂、俄蒙文翻譯、繪圖、采輯、調查、校對等50余人。呼倫貝爾文化名人郭道甫亦被聘為協纂之一?！吨韭浴肪幾胪瓿蓵r因款拙未能及時刊印。后由原省長吳俊升倡導捐助，該《志略》得以于1923 年由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鉛印(排印時，曾補入鄂倫春人口等個別內容)。1939年3月，偽滿興安局調查課將該志略重印，但限定“極密”，印數甚少，與初印本一樣罕見。[9]

地方志功能向來有存史、資政、教化之說，《呼倫貝爾志略》也不例外。正如程廷恒所說，“里乘所登，軒所采，不出戶庭，而利病得失，數計燭照焉”[10]。每到一處，便“采風詢俗，不敢言巨細之靡遺，而對于古今中外之興廢乘除，則務孜孜然，悉心搜討，聞見所及，輒筆之于書”[11]。從內容來看，其《山水》《方輿沿革》《沿邊形勢》《全境疆域方里》《各縣區域道里》《建置》《官制》《邊務》《防疫》《交通》《民族》《戶口》《宗教》《禮俗》《人物》《商業》《墾殖》《牧畜》《森林》漁獵《物產》《古跡》《藝文》等諸篇能夠翔實反映民國呼倫貝爾地區環境狀況，亦可以被認為是一部生態文化史文獻。

二、《呼倫貝爾志略》反映的自然環境狀況與史料價值

判斷一部方志價值的高低，主要是看它所含他書未載的重要史料程度。程廷恒在志略自序中云，“舉凡疆域異勢、山川異形、寒燠異候，壤土異質。言治術，則政教異施。驗民氣，則剛柔異稟以及衣服、飲食、居處、器用之異，宜金、石、草、木、鳥、獸、蟲、魚之異產，識大識小，掌故攸關，是必有志焉”[12]?？梢园l現，該《志略》重視地理，對呼倫貝爾地區自然環境記載頗多，主要反映在《山水》《物產》兩篇之中，也有零星史料載于《方輿沿革》《森林》等篇。

(一)《志略》中對呼倫貝爾自然環境的總述資料

《志略》中有一些總述本地區自然環境的資料。如有關當時此地區四季的氣候分布及其原因記載，“呼倫貝爾地勢極高，昔人有上天邊子之語。四時之氣多風，春秋震漠，驚砂飛揚尤甚。夏歷三月苗始解凍，興安嶺陰有經年不釋之冰，四月不時雪霰。入夏偶曀，當午極炎。蚤暮仍涼如深秋。六月掘地五尺猶凍，七月已霜，草木黃落，八月降雪結冰。十月河道暢行扒犁。冬則嚴風砭骨，出門噓氣成霜，行旅每有凍墜耳鼻者”[13]。志略將呼倫貝爾四季分明、氣候極寒的特點，記載十分生動形象。氣候是構成生態環境的前提因素，以往舊志往往忽視此方面的記載。志略也描述了呼倫貝爾及其所轄之地的疆域形勝，“呼倫貝爾南控內外蒙古，西接悉比利亞，其形勢之重要可知矣。根河以北，土多肥沃，昔為外人越墾舊地，多在額爾古訥河右岸，其宜于農事者可知矣。環興安嶺之支脈河流，皆為礦產森林所蘊蓄，吉拉林、扎免河特其一部分耳，其寶藏未興者又可知矣。且其魚鹽之利，水草之豐，濕濕者其耳千百，濈濈者其角萬千，皮革羽毛、山菌酪酥，尤其特著”[14]?！堆剡呅蝿荨菲浭隽撕魝愗悹枀^域內五大地理要沖。在談及吉拉林形勢時云，“已設室韋縣治。是處為沿邊適中之地，金廠所在，流民叢集，土脈膏腴，時有俄民越墾，誠邊防重要之區也”[15]。

(二)《山水》《森林》篇對呼倫貝爾山川、森林的記述

《山水》開篇云，“呼倫貝爾地脈蟠結，山水雄奇。境內峻嶺大川，洪澤疊嶂，左瀠右帶，允為地理上之大觀”[16]。該篇詳細記述了呼倫貝爾的山川、河流、湖泊、森林，以類相從，考證翔實。著者不僅給山釋名，亦記載山川的地理方位、高度、周至、出產等。如記載興安嶺時云，“內興安嶺一名大興安嶺，又曰西興安嶺。蒙語大石譯言興安二字。曰內者，對外興安嶺而言之也?？计渖矫}，自中國西部蔥嶺東走而來，按蔥嶺山脈分南北兩干，北干為天山，為阿爾泰，為杭愛，為肯特?！艘淮笊矫}，縱貫黑龍江省西部，隔絕呼倫貝爾東境，為嫩江與額爾古納河兩大川流之分水嶺。其支脈四布，盤結于嫩江之西岸，額爾古訥河之東岸。嶺內富于森林，禽獸繁殖。其峰頂尖銳秀拔，高處由五千尺至六千尺。東西兩面皆傾斜急峻，隨處有斷崖絕壁，疊讞重巖，平原之地甚稀。其形勢如海波奔馳，鮮交通往來之路云”[17]。該志略匯呼倫貝爾河研究之集大成，對境內各河之發源、流向等翔實載入。山水相依，均有記載，對于了解民國呼倫貝爾區域內的河流水系特征以及歷史變遷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獻價值。關于額爾古納河的記述，《山水》篇中更正了以往文獻記載諸多不確之處。如，《大清會典》《水道提綱》《黑龍江述略》《黑龍江外紀》等文獻“以呼倫湖并克魯倫河為額爾古訥河發源者”[18]，并影響之后志書。地圖亦沿襲舊說，導致以訛傳訛，甚至“為俄人占界歷來以為口實”。[19]然而，經實地調查，該志略詳加訂正，指出“額爾古納河源，實出自海拉爾河”，并未附合舊說。[20]《志略》關于呼倫湖名稱由來、位置境遇、發展變遷、主要物產等的記述生動而形象，“湖水深不可測，蒙人不習舟楫，向無探其深淺者。冬日嚴寒，中間不凍，酷暑日蒸，則水色變綠，人不敢飲。風起則潮浪鼓蕩，水溢數丈，潮退如初”。[21]《森林》篇中記載了呼倫貝爾地區的原始森林，并記載了其大致分布情況，“呼倫貝爾一大區域，富有天然森林，面積廣闊，多依山脈以繁滋。興安嶺為森林主脈，伊勒呼里山次之。循興安嶺迤東而北，幽谷深巖，蒙蘢蓊郁，翳蔽數百里，天日為遮，林木豐茂可想而知……”[22]。

(三)《物產》篇對呼倫貝爾植物與動物的記述

呼倫貝爾地大物博，“其物產五金、森林最富，而尤以馬、牛、羊、駝為特產”。[23]《物產》篇分動物表(家禽、野禽、家畜、野獸、水族)、植物表(禾稼、菜、蔬、瓜果、草、木、藥材)、礦產表(煤、金、鐵、黏土、煤油、礦石)、鹽堿表(鹽產、堿產)?！吨韭浴坊蛴泟又参锏奈锓N來源與形態，或記它們的原產地，或轉錄它們在文獻中的記載，全方位地反映了民國呼倫貝爾地區的動物、植物、礦產等情況。

如，關于白蘑的記載，“菌類，色白，味厚，湯尤鮮美，為境內特產。產出地點曰蘑菇圈，多在游牧草甸，相傳為牛羊血入地所生”。[24]關于麋鹿、貂的記載，“鹿類，土人呼為四不相，以此獸鹿頭、鹿尾、驢嘴、牛蹄而名。毛灰黑色，性馴耐勞，能負重。散處林中，以木擊樹，聞聲群集，舐以鹽則去。喜食苔，常居山陰。鄂倫春人呼之曰沃利恩，視為驅役之利用品，所謂使鹿部也?！懂愑蜾洝贩Q為角鹿?！肚逦膮R書》云，角鹿牝牡皆有角，食苔，滿語謂之鄂倫布呼”[25]，“有黃黑二色，性畏人，聲如鼠。大山采捕，利在大雪。貂見捕匿穴者易得，升木稍難，人罅中則無計可施。霜者以犬為前驅，停嗅深草間，知超所在，伺其出面喻之。超愛其毛，亦不自戕，因生致之。替年商人入山，往往以一斧易數貂，今則一貂百釜不足當矣。清時為最重貢品，本境出產近亦罕少”。[26]所記內容反映了當時麋鹿和貂的常見化、生活習性及其種類的多樣性和種群逐漸減少的史實。

《物產》篇對鐵、煤、金、鹽堿的產地情況等都有記述，其中對煤、金、鹽堿的記述較為詳細。記載扎賚諾爾礦時云，“臚濱縣屬扎蘭諾爾，面積16方里，光緒二十五年發現，東省鐵路公司煤礦，鐵路公司承辦包工人斜皆司，辦理尚稱完善，每日可出煤三萬甫子。礦區在鐵路兩旁六千坰之內，北滿一帶及東省鐵路賴此為燃料”。[27]記述境內鹽場時云，“白音諾爾，倫城南360里，民國七年，海拉爾廣信公司，甄桂林，約產四千余袋，南至札蘭北至滿洲里，初系蒙人管業。自治取消后，廣信公司接辦，呼倫貝爾全圖作巴彥查干泡”。[28]反映了晚清民國時期呼倫貝爾的煤礦、鹽業開采情況?！段锂a》篇中也有一些關于今日已少見的稀有動物的記載。如對額爾古納河中黃魚的記載，“方口，大者重五六百斤，其骨尤為珍品，以充箍席，比之海參、魚翅云。后亦不見”。[29]這些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時的自然生態狀況。

三、《民族》《商業》《禮俗》篇反映的人與自然關系

《民族》《禮俗》《防疫》等篇記述了呼倫貝爾各民族的風俗生業。本地居民農耕有之、游牧有之、狩獵有之，但都與其所處自然地理環境密切相關。據《概要》稱，“呼倫貝爾地廣人稀，平均每2方里不過1人。其居民之生活，悉依地理及氣候之關系而定。東北與西南兩部之天然氣象，既互有不同。其生產事業，自亦各異。東北部多山，居民之唯一職業，乃為林業。西南部水草豐美，故多事畜牧。唯兩地有一共同之職業，厥為皮毛業。西部則因多河流及湖沼之故，漁業隨之發生。且近10年來，在牙克石站以西鐵路線往北之地域內，農業漸形發達”。[30]地處深山以狩獵為生的鄂倫春人習俗則更為淳樸，“人性愚悍，居無室廬，散處深山，遷徙靡定，以打牲為業，衣皮食肉”[31]，“鄂倫春人不解牧畜，以獵獸供食料，嗜酒無量，則較各旗蒙人為尤甚焉”。[32]這些記述反映了當時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

當時民眾對生計的需求，往往通過周邊交易市場獲得。民國呼倫貝爾域內的甘珠爾廟集市規模最大、影響力最深。該集市以每年舊歷八月為集期，遠近商賈云集于此，盛極一時?！端囄摹菲?，“索岳興安而北，呼倫鄂遜之南。沙草荒涼，人煙寥落，忽開一大市場焉。人則索倫、額魯特、布特哈、新舊巴爾虎各旗，喀爾喀蒙古族各部，內而燕晉，外而俄羅斯，各商以萬計，畜則駝馬牛羊以數十萬計，貨則金玉、錦繡、布帛、菽粟、輪輿、鞍轡。凡蒙旗日用器物之屬，無弗備。氈廬環繞，煙火上騰，周數十里，支帳于野，連車為營。偕婦子以共處者，彌望皆是。蒙言、漢語、駝嘯、牛鳴、車馳、馬走之聲澈日夜不絕于耳，大觀哉！”[33]由此可見，該集市商品種類與數量繁多，交易繁榮，邊疆民族特色濃郁，翔實反映了本地民眾的生活風貌。本地“漢蒙商市，多以物品相交易，而以銀錢定其價格”，[34]蒙人輸出則以牲畜、毛皮為大宗，漢商輸入則以“米、麥、茶、酒，煙為大宗，而布帛次之”。[35]本地居民如何利用動植物資源來滿足自身需求？

一是衣物類需求。呼倫貝爾作為蒙漢文化交融之地，衣物用料中除了利用麻、棉等植物纖維織造外，對動物毛皮的使用較中原之地自然更甚。按《志略》記述：“冬則著不上面之羊皮袍，皆袖長幅闊，腰束條帶，以綢為之，類用黃紫綠三色”?！靶畎l垂辮居大多數，帽形平扁，以氈為之，緣反折而上。亦有綢面尖形者，附以皮耳，頂綴紅纓一撮，而圓形緞面飾以金邊之便帽，尤喜冠之”?！奥母庞酶镅?，多由張家口販來。高勒底薄而寬，有尖頭、齊頭二種。漢商所制之氈靴、土名氈疙疸。氈鞋，與內外皮毛之大氅，土名大哈。則漢蒙人均用之，以為行旅御寒之具”。[36]由此可見，民國時期生活在呼倫貝爾的本地人采用羊皮御冬是很普遍的現象。春售冬購，季節性特點明顯。羊皮首飾、長袍、腰帶、靴子極為考究。男子冬季多戴羊皮帽子，夏季多戴前進帽。男女均穿身寬袖長的長袍，并束以腰帶，著長筒皮靴。當地民眾對衣物類的需求，實用性考慮較多。這樣的衣著服飾是生態環境高度適應下的產物，符合北方生態環境和生活方便的需要。

二是飲食類需求。本地居民的飲食以“炒米、牛羊肉、牛羊乳為普通用品”“有乳皮、牛酪二宗，為最貴重”，而“奶豆腐，以乳汁強煎，除凈水分曬之，切為塊形，如豆腐。干肉牛羊外，兼及雉兔孢鹿等。則以便于攜帶儲藏為御冬食品，行旅兵士尤珍視之”。[37]這體現了本地飲食習俗與自然環境緊密相關。在溫帶地理環境條件下，本地居民的飲食方式具有其獨特游牧民族風格。相對于中原地區，本地蔬菜、瓜果品類不多，約三十種，但地域特色明顯?！袄锨疾?，俄種，土人名大頭白菜，抽薹如蒿，高尺許，其巔葉葉相抱，取次而舒；已舒之葉，老不堪食。割球烹之，味甚美，昔以充貢”。[38]關于木耳的記載，“檑類?！侗静荨返厣?，曰菌木。生曰糯，境內叢林多有之，興安嶺產尤佳。味亞白磨，一名樹雞，見《本草》”。[39]對藍莓的記載，“一作都司，味酸，實小而赤，似桑葚”。[40]此外，對本地特色菌類與野果亦有記載，如金針菜、白蘑、樺蘑、草蘑、花臉蘑、木耳、杜實、鴉格達、高麗果等?！吨韭浴分兴涳嬍撤矫娴膬热?，反映了當時人們認識自然、利用自然的水平。當然，漢族人移民也影響本地蒙古族的飲食方式?！吨韭浴分刑岬?，“近年商埠交通，漢族人酒食店羅列城市，附近蒙人已有同嗜”。[41]生活燃料方面，“(以)馬通、牛羊矢為最普通，木柴、石炭、柳條”。[42]這些燃料均源于自然，體現了本地居民對原始自然資源的利用。

三是住行類需求。關于本地居處使用的建筑材料，除了泥、石、磚瓦以外，植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對木材等的利用。在呼倫貝爾牧區最具特色的居處當屬蒙古包。普通蒙古族牧民因“限于游牧，依水草而居，轉徙無常，則概以穹廬，滿語曰蒙古博，俗誤作包。為棲止，天幕生涯，蔽風雪，防虎狼，勢有不得不然者也。博大小不一，皆圓形，通常高度在十尺、十五尺之間。其構造法，就地劃直徑丈余之圓圈，周圍排立木柱，柱間用木根縱橫組織如格，筘著柱上，成一圍墻。柱上端架木為梁，成傘形之屋，全部包圍毛氈數層，以馬尾繩縛之。頂中留天窗，以繩系氈，得自由啟閉，通空氣，透日光”。[43]蒙古包可以蔽風雪，下雨時不漏不存水，門方而且小，雪不易堆積，并易于拆遷搭蓋，便于逐水草而遷移牧場?！吨韭浴穼γ晒虐慕Y構以及包內的物品陳設記載翔實、生動。而久居山林的鄂倫春人，“其廬帳率以樺皮為之”[44]。勒勒車是蒙古族牧民普遍使用的運輸工具。因各部落所居環境和木材資源的不同，勒勒車的制作方法和用材也有所不同。本地最具特色的出行工具當屬達斡爾族人發明的大轱轆車?！吨韭浴分性?，“有達呼爾所制之一種輻輻車，又名轆軟車，亦曰大轂輪車。輪不甚圓，轅不求直，軸徑如椽，輪高四尺余，以一牛曳之而行，首尾相連，一童子可御十余輛，不資轂輾，惟遇山路崎嶇，防其損折，須攜帶斧鑿”[45]。車轅、車軸、車輞等用樺木，輻條、橫撐用柞木，車板則用柳條編成。大轱轆車輕便、耐用、易修和多用，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適應以及對自然資源的利用。

四、《古跡》《藝文》篇匯集的各類環境史資料

《古跡》篇中所記的“呼倫十景”和《藝文》篇中載錄的詩文七首、贊四首、詩歌五十六首等，內含很多具有珍貴價值的環境史史料。

“八景”文化是地方志的重要組成部分?！吨韭浴分刑岬降摹昂魝愂啊奔礊楸镜亍鞍司啊钡闹匾休d。由此可見，民國時期地處邊疆民族地區的呼倫貝爾雖然“因地理、自然生態及經濟文化的差異而獨具民族和地域特點”，但在修志中也深受中原內地的影響。[46]“八景”詩文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精神體現，后人可以通過對其細致梳理，體悟到山川、河流、植被等生態環境和自然人文景觀的演變?！吨韭浴匪d的“呼倫十景”——“興安積雪”“額河冰橇”“雙湖魚躍”“賽馬鳴秋”“鹽池堆銀”“溫泉洗浴”“壩后賽神”“河口競渡”“寺閣晚暉”“沙阜古松”兼具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特色。這其中有本地純粹的自然景觀，彌漫著地方文化的精髓。如在記述“沙阜古松”時云，“縣城西北附近，岡阜突起，沙性松浮，綿延約四五里。古松數千株，映帶其上，蒼翠蔽天，大可合抱。聽濤踏雪，玩月波風，對之饒有清興，游人散步，多集于此”[47]。沙松翠綠蔥蘢、挺拔遒勁，天下之奇觀，《志略》對“沙阜古松”的記述生動形象、十分詳盡。

《藝文》篇表現了詩文作者對本地人文的主觀感受，體現了以詩文存史的思想，內容豐富，種類多樣，反映呼倫貝爾生態文化的作品不乏其例。如，“妾家捕魚海上居，郎家打虎是蘇蘇。打虎不曾來布雨，捕魚何能到達呼”，[48]反映了呼倫貝爾少數民族居民在當地的捕魚、狩獵情景，展現了他們源于自然、適于自然的獨特的生活和娛樂方式。趙春芳的《呼倫貝爾湖山市》云，“泡泉神斧何年鑿，一在城南一在北。遙空碧色水長流，島嶼縈回疑無際。清晨蜃氣結樓臺，異彩輝煌幻頃刻。氣象萬千變化間，覺比蓬瀛尤奇特?？煲膺m觀如登仙，至今想象猶在側。寄語騷人莫忘游，妙境天開留邊塞”[49]。該詩反映了達賚湖水天相連、煙波浩渺的美景。通過該詩可以看出，當時各種植物極為茂盛，與今日的呼倫湖大異。在《隨中東鐵路宋友梅督辦視察西路途中》詩文中，袁金鎧在過扎蘭屯驛呼倫境東時云，“侵晨行抵處，風景扎蘭屯。嵐重山容近，塵清樹蔭繁。游蹤夸避暑，僻地數名村。瞥睹修髯叟，人業氣象尊。遇二老叟，白須偉然”。[50]這些詩文是言山水史地之資料，并以“詩存史地”的方法匯集于方志之中，具有重要的環境史資料價值。

結語

《呼倫貝爾志略》作為民國時期呼倫貝爾地方志之一，主要反映了清末民國本地的環境特點及狀貌，亦包含了豐贍的環境史資料?！渡剿贰段锂a》等篇反映了呼倫貝爾的自然環境狀況；《民族》《商業》《禮俗》等篇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古跡》《藝文》篇收錄的詩文亦是言山水史地之資料?！逗魝愗悹栔韭浴纷鳛槊駠鴷r期較為翔實反映呼倫貝爾地區生態環境的地方志書，具有重要價值。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單純將《呼倫貝爾志略》作為環境史資料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因該《志略》“成書倉促和重政教、輕民事”，對地方各族民眾的實際生活提及不足；另一方面，有些資料信息依然不夠全面，比如缺乏對本地自然災害的記述、對反映人地關系的農、牧方面內容基本無記載。因而，全面了解清末民國及之前的呼倫貝爾自然環境狀況及其變遷，仍需借助其他文獻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