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對地區經濟的影響及差異性分析
——基于“反事實”視角

王利榮 芮莉莉

一、引言

近年來，國際上的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加上國內經濟要素成本攀升，產品價值鏈低端鎖定等問題凸顯，傳統對外貿易模式面臨的形勢日益嚴峻?？缇畴娮由虅兆鳛橐环N國際貿易新業態，以其靈活便捷、少中間環節、低交易成本、高交易效率等優勢(Lendle et al.，2016；Shuzhong Ma et al.，2018)，顯示出巨大潛力，為化解我國傳統外貿競爭優勢動力不足的問題提供了途徑，成為穩外貿增長，促經濟發展的新引擎(郭四維等，2018)。但是，跨境電子商務小批量、多頻次的特點，也使得這種新型貿易方式難以適用傳統國際貿易在支付、外匯、通關、物流和倉儲等環節的監管體系及服務模式(王瑞等，2020；石良平等，2014)，這種體制性矛盾嚴重制約了跨境電商產業的發展(來有為、王開前，2014)。

為了推動我國跨境電子商務健康發展，實施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2015年3月，國務院批復了關于同意建設杭州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意見，旨在通過杭州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以下簡稱“綜試區”)的建設，在制度建設、政府管理及服務集成方面進行創新，推動跨境電商產業形成完整的供應鏈、生態圈，解決跨境電商產業發展中的制度性難題，以此規范并發展跨境電商新業態，形成在全國可推廣、可復制的經驗。2016年1月，國務院將杭州跨境電商綜試區的經驗推廣復制，新設天津、合肥等12個綜試區(1)第二批12個跨境電商綜試區分別是天津市、上海市、重慶市、合肥市、鄭州市、廣州市、成都市、大連市、寧波市、青島市、深圳市、蘇州市。。至2020年4月推廣至“1+12+22+24+46”共105個綜試區。目前，我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建設在試驗范圍上已有重大突破，形成覆蓋30個省區市，陸海聯動、中東西互濟的格局。

隨著跨境電商綜試區試驗范圍的不斷擴充，其經濟成效如何？特別是杭州綜試區作為我國首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已成立6年，第二批綜試區已成立5年，這些綜試區是否真正成為穩外貿的重要抓手？是否真正起到地區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作用？內陸地區的綜試區是否能克服傳統國際貿易的區位劣勢，大力促進對外貿易？本文擬運用反事實的視角下的合成控制法和面板數據政策評估方法，分別從對外貿易水平、經濟增長以及產業結構水平的角度，首先實證檢驗第一批綜試區產生的經濟效應；在此基礎上與第二批綜試區進行比較，分析不同地區綜試區政策效應的差異性，以總結和評估綜試區建設以來的經濟成效，為綜試區的建設、推廣提供參考。

本文的貢獻在于：一是從“反事實”視角，用政策評估的實驗法，定量評估杭州跨境電商綜試區的經濟成效，為跨境電商綜試區在全國的復制、推廣提供實證支持；二是比較分析第一批杭州綜試區和第二批不同地區綜試區的經濟績效的差異性及成因，為各綜試區的發展提供參考；三是比較沿海地區綜試區和內陸地區的綜試區的經濟效應差異，研究跨境電商綜試區是否能使內陸地區克服開展傳統國際貿易的區位劣勢，為國家進一步擴大內陸地區綜試區的設立，推動內陸地區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參考，為完善數字經濟背景下國際貿易理論提供思路。

二、文獻回顧

在國際貿易新形勢下，跨境電商綜試區是為深化改革，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支持跨境電商新業態而打造的制度高地(2)中國政府網.李克強:跨境電商綜試區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高地[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6-01/09/content5031760.htm.2016-01-19.。隨著綜試區試點工作的不斷推進，學者對其研究也日益豐富。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對綜試區建設現狀及成效的定性分析層面。釗陽、戴明鋒(2019)認為綜試區的制度環境，加速了跨境電商與傳統產業的融合，同時有利于拓展跨境電商產業鏈，完善生態圈建設。肖亮、柯彤萍(2020)從產業集群的角度，認為綜試區加強了跨境電商平臺、物流及綜合服務等企業的聚集。龔裕富(2017)認為杭州綜試區對引導傳統企業轉型所發揮的引流作用顯著，“六體系、兩平臺”的建立，極大促進了跨境B2B出口業務的發展。韋大宇、張建民(2019)綜合考察了前三批跨境電商綜試區，認為前三批綜試區在制度創新、豐富貿易規則以及促進國家戰略發展等方面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但也有學者指出在綜試區的推廣復制過程中，暴露出一些新問題。由于綜試區的擴圍是基于政策驅動或要素驅動(張正榮等，2020)，因而各綜試區的發展基礎存在先天性的地區異質性。但是部分綜試區并未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差異化發展之路，對本地產業的融合程度不足(肖亮、柯彤萍，2020)，特別是在一些監管及服務薄弱的城市，簡單復制其他綜試區的模板只會讓地區差異性加劇(朱賢強、王慶，2019)。此外，跨境電商發展基礎較好的第一、二批次綜試區的監管流程及制度支撐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創新空間(韋大宇、張建民，2019)。

隨著綜試區的發展，個別學者開始對綜試區的成效進行定量分析。李艷梅(2020)構建了區域物流供應鏈發展潛力的指標，并通過面板模型驗證了跨境電商綜試區政策對物流供應鏈具有正向溢出效應，提高了跨境電商交易額。張錫寶等(2020)考察了設立綜試區這一貿易便利化政策對跨境電商發展水平的影響。該文以全國36個大中城市的樣本數據，針對前兩批綜試區，運用倍差法實證檢驗綜試區對跨境電商發展水平的政策效應。該研究可能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國務院在選取綜試區建設地點時，是基于城市的跨境電商發展基礎、對外開放程度，同時考量當地政府對外貿工作的重視程度等條件(3)中國政府網.商務部：跨境電商綜試區擴圍城市選擇主要考慮五個條件[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6-01/08/content_5031596.htm. 2016-01-08.，所以該類政策不滿足倍差法中處理對象和控制對象應隨機分組的假設，導致存在政策內生性問題，降低了結果的有效性(陳林、伍海軍，2015)；其次，使用快遞數量去代表跨境電商的發展水平有失偏頗，說服力不大。上述兩篇文獻對綜試區政策的經濟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但是僅考察了對跨境電商發展水平這一變量的直觀影響。周勍(2020)考察了前兩批綜試區的跨境電商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通過利用前兩批綜試區的城市數據，構建綜合性指標，使用耦合模型和協調模型，結論認為兩指標在13個綜試區的耦合性均較好，但協調性普遍較低；且該文獻并未反映綜試區設立前后的差異，即無法說明其耦合協調關系是綜試區產生的政策效果。

從以上梳理可以發現，現有文獻對設立綜試區產生的經濟影響研究尚有不足，特別是除了對跨境電商交易水平的直觀效應外，對跨境電商生態圈中的關聯產業的帶動作用有多大，是否真正成為穩外貿的有力抓手，是否成為促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等問題仍鮮有研究。同時，綜試區經濟效應的地區差異性如何，綜試區的設立是否有助于縮小發展基礎上的差異？上述問題的解決對我國跨境電商綜試區的階段性經驗總結和未來的推廣設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現有文獻對此實證研究較少，同時缺乏科學的評估方法?；诖?，本文擬做如下補充：一是定量分析設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經濟效應。分別以人均GDP、進出口貿易總額及二三產業結構比重作為評估經濟增長、對外貿易水平及產業結構調整的三類宏觀經濟指標，對建設時間較長的前兩批綜試區進行實證檢驗；二是將設立跨境電商綜試區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使用合成控制法和面板數據政策評估方法評估政策產生的經濟效應，以避免倍差法的政策內生性問題；三是比較各綜試區經濟效應的地區差異性。結合各綜試區的發展基礎和制度改革的重點，對不同地區綜試區的經濟效應進行差異性分析。

三、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經濟效應的理論分析

設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是黨中央、國務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大戰略舉措。自2015年杭州第一個跨境電商綜試區成立以來，國家已批準設立了105個跨境電商綜試區。梳理國務院批復同意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設立的相關文件，可以看出，國家設立綜試區是著力在跨境電子商務交易相關環節的技術標準、業務流程、監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先試先行，通過制度創新、流程創新、服務創新和協同創新，為推動中國跨境電子商務健康發展創造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另一方面，是以更加便捷高效的貿易新模式釋放市場活力，吸引大中小企業集聚，形成跨境電子商務完整的產業鏈和生態鏈，促進貿易新業態成長，培育對外貿易新的增長點，支撐外貿升級，優化產業結構，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黨中央、國務院于2019年11月發布的《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2021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加快發展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的意見》中，也指出要通過跨境電商綜試區建設，促進貿易產業融合，帶動各地開放型經濟發展；并明確提出通過跨境電商等外貿新業態促進產業價值鏈提升，提高對外貿和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為助力貿易強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勁支撐的目標?；谏鲜稣弑尘?，本文認為，跨境電商綜試區通過制度創新，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打造外貿競爭新優勢，實現貿易促進效應；通過以跨境電商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完善跨境電商產業鏈、生態鏈，整合資源要素，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在各項“制度紅利”的背景下，最終實現地區經濟增長。具體分析如下：

(一)綜試區的經濟增長效應

諾斯在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只有制度創新(North，1990)，而非資本、技術和人力的作用，為制度變革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中國40多年來的漸進式改革開放經驗也表明，在試驗推廣式改革中，創新制度得以有效銜接，經濟組織的效率顯著提高(林毅夫等，1993；Chan et al.，2015)?？缇畴娚叹C試區的建設初衷就是通過制度創新解決跨境電商產業發展中面臨的體制性難題，形成促進和引領跨境電商產業發展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和規則。這種制度創新，既是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又結合了各綜試區大膽探索這種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使綜試區持續不斷地釋放“制度紅利”(王曉玲，2020)。綜試區以線上綜合服務平臺為依托，逐步完善“單一窗口”職能，融合稅務、海關、外匯、檢疫、工商和信用等部門的監管服務體制，進一步深化了“放管服”在外貿領域的改革，規范了政府監管與企業自主創新之間的關系，使企業享受一體化通關、入區退稅、無票免稅等一系列貿易便利化措施，降低了企業交易成本和產業間的信息成本；同時，與線下園區供應鏈建設相融合，打造“網商集聚中心”，誘發集聚效應、產業關聯效應、投資促進、就業拉動以及稅收貢獻效應等，最終促進經濟增長。

(二)綜試區的貿易促進效應

跨境電商的實踐和發展充分驗證了其相較于傳統貿易方式，在縮短交易中間環節、緩解距離水平的限制以及降低貿易成本等方面具有優勢(馬述忠等，2019)，而跨境電商綜試區的設立又進一步提高了國際貿易的便利化水平，從而促進對外貿易。一方面，跨境電商綜試區的設立，優化了跨境電商供應鏈水平。綜試區通過為企業提供線下園區，加速了跨境電商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集聚，打通了跨境電商從生產環節到消費環節的產業鏈條，形成了涵蓋制造、交易、支付、物流、倉儲和技術等類型企業在內的較為完整的供應鏈和生態圈，有利于降低產品供應中的運輸成本和信息成本，縮短交易時間。另一方面，綜試區的數字化平臺提高了監管效率和綜合服務水平。線上綜合服務平臺通過數據交換和綜合管理服務，形成以政務監管服務以及商務輔助服務為重點的“單一窗口”平臺，簡化了各類型企業的業務流程。比如，杭州綜試區在2015年6月最早推行“單一窗口”，便利了包括電商企業、金融支付企業及物流倉儲企業等在內的多種企業主體的申報流程，企業只需一次申報，即可滿足海關、檢驗檢疫、國稅、外管等多個監管部門的業務需求，打通了“關、檢、匯、稅、商、物、融”等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報關時間從平均4小時縮短為平均10分鐘，消費者收貨時間也縮短了7-10天，極大提高了貿易的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進對外貿易發展。

其次，根據克魯格曼的規模經濟貿易學說，生產企業的規模經濟效應是國際貿易收益的另一種來源?？缇畴娚叹C試區通過創新監管服務制度，吸引了更多制造和外貿型企業，促進了企業在線上和線下的集聚，形成規模效應，降低了平均成本，提高了生產效率，促進貿易水平的提升，進一步帶動經濟增長。從企業內部看，生產企業面臨的更大的國際市場需求，對其生產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產規模的擴大形成了內部規模經濟；同時，園區內同類型企業的“學習效應”、技術溢出形成技術外部經濟，以及不同類型企業或產業之間的地理或網絡距離縮減、供應成本下降形成市場規模效應。規模經濟效應越明顯，越能吸引企業在園區的集聚，形成集聚與規模經濟的雙向促進，最終提高對外貿易的發展水平，促進經濟增長。

(三)綜試區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

跨境電商綜試區從產業鏈的橫向延伸與縱向深化兩方面，促進產業集聚和產業融合，有助于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

一是通過促進產業集群形成產業鏈的橫向延伸?？缇畴娚叹C試區的制度環境使產業內及產業間產生了良好的信任與合作機制，形成了區域內產業集群持續發展的粘合劑(劉秉鐮等，2010)。綜試區吸引了包括物流倉儲、信息技術、培訓咨詢以及金融服務等在內的關聯產業的集群，引導資源要素更多的投入和轉移至服務產業部門，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同時，產業集群內部的創新與合作還有利于更高效的參與全球價值鏈競爭(王緝慈，2003)，提升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二是通過產業融合形成產業鏈的縱向深化。綜試區的制度改革加速了數字化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使生產性服務業的高級要素滲透傳統產業的價值鏈，實現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慧金融、智慧一站式綜合服務等產業的轉型升級，提高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實現縱向的產業鏈深化。

同時，由于各綜試區的發展基礎和制度改革的重點有所不同，會使得不同綜試區的經濟效應存在地區差異。因此，本文的重點一是驗證綜試區的經濟效應；二是比較各綜試區經濟效應的差異性。

四、研究設計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設計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評估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對地區經濟的影響。最直觀的政策效應評價方法是觀察政策實施對象在政策實施前后的差異，由于事物發展本身存在時間先后的差異，直接觀察法難以避免時間趨勢對其帶來的影響；另外，經濟社會中對處理對象采取醫學中的隨機對照實驗是困難的，但基于此思想，可以把建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看作一項自然實驗，使用“魯賓的反事實框架” (Rubin’s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進行分析，即對受政策干預的處理對象而言，其未受到政策干預的表現即為“反事實值”，受到干預后的事實值與此“反事實值”之差則為該政策的處理效應(treatment effect)。常用的反事實評估方法有雙重差分法(DID)，但雙重差分法要求對照組和處理組在政策實施之前要有一致的趨勢，這一要求往往難以達到；另一方面，在對照組的選擇上有較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說服力不強，這就較難準確評估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經濟效應。Abadie and Gardeazabal(2003)和Abadie and Hainmueller(2010)提出的“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SCM)以及Hsiao et al.(2012)提出的面板數據評估方法(HCW)，通過對所有控制組的數據進行加權合成一個與處理組高度相似的“反事實”樣本作為對照組，然后對比政策實施后處理組和合成“反事實”對照組的差異，來評估政策的影響。這兩種方法克服了傳統雙重差分法的缺陷，為評估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政策效應提供了新的途徑。本文運用兩種方法的具體思路如下：

1.合成控制法(SCM)

該方法用來評估跨境電商綜試區經濟效應的優勢在于：一是對照組是根據所有控制組的數據特征，選取最優的權重合成的，避免了選擇對照組的主觀性和隨意性(丁煥峰等，2020)。二是放松了對照組和試驗組趨勢一致的假說，允許互動固定效應存在，可以體現面對沖擊的異質性反應(劉伯凡、劉葉，2018)，能較好地評估跨境電商綜試區的政策效應。

2.面板數據政策評估方法(HCW)

具體的選擇方法如下:

其次，根據擬合優度準則，篩選在不同的j值下，R2最高的一組城市，記為M*(j)，進一步根據方程選擇標準(AIC或AICc準則)，從M*(1),...,M*(j)中選擇最優的控制組M*(m)。

最后使用最優控制組M*(m)估計受干預的城市A在t=T0+1,...,T時的反事實值。真實值與反事實值之差即得處理效應。

面板數據評估方法不僅提供了選擇權重的新途徑，而且由于該方法放松了在合成控制法中合成權重必須為正的假設，特別對于因試驗組數據較特殊，難以通過合成控制法合成“反事實”對照組的政策效應評估，具有較好的適用性。

(二)變量選擇及數據說明

1.變量選擇

本文主要從對外貿易水平、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三方面來評估綜試區的經濟效應。其中，經濟增長用實際人均GDP來表示，對外貿易水平用進出口貿易總額表示；產業結升級參考干春暉等(2011)的做法，采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來表示。預測變量中，考慮試驗城市跨境電商產業的發展基礎，以盡可能地反映出影響結果變量的因素，本文選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比重表示當地消費能力，人均財政支出反映政府的行政支持程度，對外開放度反映其接受跨境交易的貿易基礎，國際互聯網用戶數反映當地電子信息技術發展水平，郵政業務總量反映當地快遞業務發展水平，人口密度反映城市的人才集聚情況，人均道路面積表示當地的基礎設施水平。除產業結構水平外，均取對數處理。

本文數據除人均道路面積(aroad)來源于2019年《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外，其它數據均來自2001-2019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個別缺失數據使用當年統計公報數據進行補充。各變量的選擇及具體說明見表1。

表1 變量選擇與說明

2.數據說明

考慮到第三批及以后批次的綜試區成立時間較短，本文主要考察2015年批設的第一批和2016年1月批設的第二批綜試區的經濟效應。其中，為了保證所研究的綜試區在考察樣本期間不受其他重大政策的干預，本文排除了第二批綜試區在成立前后被批準為自由貿易區的8個城市，最終選取第一批杭州綜試區和第二批中的合肥、蘇州、青島、寧波綜試區共5個試驗城市作為處理對象。對杭州綜試區而言，政策處理前期為2001-2014年，政策處理后期為2015-2019年；對于第二批次的四個綜試區，政策處理前期為2001-2015年，政策處理后期為2016-2019年。

同時，選取2019年12月以后批復的第四、第五批綜試區為控制組，以保證實驗組和控制組之間的同質性，且在樣本期內沒有受到綜試區政策的影響。在排除數據缺失嚴重的8個城市后(4)具體為琿春市、綏芬河市、海東市、德宏市、滿洲里、崇左市、延安市以及雄安新區市8個城市。，最終基于2001-2019年67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

五、杭州跨境電商綜試區的經濟效應實證分析

(一)基于合成控制法(SCM)的結果分析

首先以杭州綜試區為例進行分析，具體結果由Abadie等人開發的synth程序實現。

1．杭州綜試區的經濟增長效應

本部分首先實證檢驗杭州綜試區的經濟增長效應。結果表明，合成杭州人均GDP的城市組合分別是中山市、嘉興市等5個城市(表2)。其中，中山市所占權重最大，為0.347，5個城市權重之和為1。值得注意的是，這五個城市之間的權重并不代表線性關系，在更換處理組時，其合成權重以及所用的城市都將改變，因此不存在線性內推的問題。

表2 合成杭州人均GDP的城市權重

表3給出了在2015年綜合試驗區設立之前，真實杭州與合成杭州的人均GDP及其他預測變量的數據特征?？梢钥闯?，在政策處理前期，預測變量以及結果變量滯后項均較好地復制了政策實施前期杭州的經濟特征。

表3 杭州綜試區人均GDP預測變量均值

杭州在2001-2019年的真實人均GDP和合成人均GDP的對比情況見圖1(a)所示，實線為杭州綜試區真實人均GDP的走勢，虛線為合成的杭州人均GDP的走勢。其中垂線左側表示在設立綜試區之前，控制組中的合成杭州對真實杭州人均GDP的擬合情況；垂線右側的虛線部分體現了合成杭州對真實杭州預測的反事實值，即杭州若沒有建設綜試區的人均GDP。在2001-2014年即政策處理前期，合成杭州的人均GDP與真實值的走勢非常貼合，與表3中兩者的數值特征相一致，這說明使用該組合成城市估計杭州在2014年之后的反事實值，是較為合理的。

圖1 杭州與合成杭州的人均GDP及處理效應(SCM方法)

2015-2019年真實杭州和合成杭州的人均GDP的差值則為該政策的處理效應(圖1(b))。從圖1(b)可以看出，2015年之前，真實杭州與合成杭州人均GDP值之差圍繞零值上下波動；從2015年開始，二者的差距為正并逐年擴大，說明杭州綜試區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且隨著政策的不斷完善其促進作用越來越大。進一步計算綜試區政策處理效應的大小(表4)，2015年杭州綜試區使地區經濟相對增長了0.92%，2019年為2.20%。2015年至2019年，綜試區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處理效應為1.43%。

表4 杭州綜試區對經濟增長的處理效應

2．杭州綜試區的貿易促進效應

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試驗”重點之一在于通過制度創新實現貿易便利化，其最直接的效果應該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因此，將進出口貿易總額作為結果變量，同樣用合成控制法進行實證檢驗。

圖2 杭州與合成杭州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及處理效應(SCM方法)

表5 杭州綜試區對進出口貿易總額的處理效應

3．杭州綜試區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

在我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的關鍵時期，對跨境電商這種貿易新業態的規范與發展，不僅僅體現在對零碎化跨境包裹的管理，而是在于通過一系列集成創新達到以跨境電商帶動關聯產業的發展,完善整個跨境電商生態圈的目的。因此，本文使用第二、三產值的比重為結果變量，考察跨境電商綜試區對倒逼制造業轉型升級、帶動服務業水平提升是否顯現成效。

圖3 杭州產業結構水平及處理效應(SCM方法)

從圖3可以看出，設立綜試區對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非常明顯。在設立杭州綜試區之前，杭州綜試區的產業結構水平與合成杭州的路徑差異不大，均圍繞在0值附近波動(圖3(b))；杭州綜試區設立后，杭州綜試區的產業結構水平相較于合成杭州出現明顯上升，根據計算的政策效應值來看(表6)，杭州綜試區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在2016年已經明顯，達到了10.83%，并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2015-2019年使產業結構水平平均相對增長了13.98%。

表6 杭州綜試區對產業結構水平的處理效應

上述結果說明跨境電商綜試區的設立有力帶動了物流倉儲、信息咨詢及技術支持等關聯產業的發展。如杭州綜試區政府在2018年開始實施“新外貿新服務新制造”計劃，具體通過對跨境電商新業態孵化培育，新制造產業提升，新服務優化以及新品牌培育專項行動等活動，使產業鏈內各類型企業對數字技術的應用增加，也引導更多的資源投入或轉移到第三產業，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

(二)基于面板數據政策評估方法(HCW)的實證結果分析

1．杭州綜試區的經濟增長效應(HCW方法)

同樣以人均GDP表示設立綜合試驗區對杭州經濟增長的影響。通過最優R2，篩選出當控制組個體等于j時的最優M*(j)，在AIC準則之下，當j=10時，AIC值最小，結果如表7?？梢钥闯?，基于2001-2014年的數據，回歸得到的模型擬合度較好，R2=0.998，因此有理由相信這一組城市可以對政策后期杭州的人均GDP進行較好地預測。圖4直觀展示了其擬合效果，在政策處理前期，合成杭州能夠較準確的復制真實杭州的路徑(包括折點處)，而在2015年之后，合成杭州的人均GDP與真實杭州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差距，將這一過程的差值反映在圖4(b)?？梢钥闯?，政策實施前，真實杭州的人均GDP與合成杭州人均GDP的差值一直圍繞在0值附近波動，但是在2015年之后，其差值逐漸上升，說明若沒有設立綜合試驗區，則不會有如此高的人均GDP，即設立杭州綜試區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明顯。

表7 基于AIC準則下的最優控制組權重(2001-2014年)

圖4 設立杭州綜試區對經濟增長的影響(HCW方法)

從計算出的政策處理效應大小來看(表8)，在2015年，綜試區對經濟增長的效應為0.55%，后期呈上升趨勢，2015年之后的平均處理效應達1.54%，這一結果與合成控制法結果相近。

表8 HCW方法下設立綜試區對經濟增長的處理效應

2．杭州綜試區的貿易促進效應(HCW方法)

根據面板數據政策評估方法，檢驗設立綜試區對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影響效應(如圖5)?？梢钥闯?，自綜合試驗區設立以來，相較于合成杭州，真實杭州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根據計算出的政策效應大小(表9)，可以看出綜試區設立促進對外貿易總額增加了1.69%，與合成控制法的結果接近?？梢?，綜合試驗區通過設立“單一窗口”，特別是杭州綜試區首創的“六體系兩平臺”極大地促進了跨境電商企業出口報關水平，規范了政府及海關部門的監管模式；第三方信息技術平臺的技術支撐，強有力的加速推動傳統貿易企業經營模式轉向“線上”，促進跨境電商企業實現貿易便利化、規范化，最終產生貿易促進效應。

圖5 設立杭州綜試區對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影響(HCW方法)

表9 杭州綜試區對進出口貿易總額的處理效應

3．杭州綜試區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HCW方法)

根據同樣的步驟，合成結果如圖6。在2001年至2014年，杭州綜試區的產業結構水平與其合成值幾乎重合，擬合優度為0.996。而在政策實施以后，杭州的產業結構水平與合成城市出現了較大差異，說明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效應明顯。

圖6 設立杭州綜試區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HCW方法)

結合表10可以看出，在面板數據政策評估方法下，最初兩年的政策效應較小，2017年及之后的促進作用依舊較大，與合成控制法結果基本一致。這主要是因為資源要素投入和轉換需要在短期內較難完成，同時新興產業的培育也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一旦在新的產業或部門取得高額收益，則會加速資源的集聚，后期產業結構的轉換升級愈發明顯。

表10 杭州綜試區對產業結構水平的處理效應

(三)穩健性檢驗

雖然上述兩種方法得到的處理結果相近，一定程度可以表明效應的穩健性，但是為了進一步證明上述結果并非是由偶然因素引起的，本文參考醫學中安慰劑試驗的方法，分別進行安慰劑檢驗。此外，為了避免因估計方法不同而引起的評估效應存在差異，文章進一步采用雙重差分傾向匹配得分法(PSM-DID)方法檢驗分析結果的穩健性。

1.基于合成控制法(SCM)的安慰劑檢驗

針對SCM的結果，本文參考王賢彬、聶海峰(2010)，王利輝、劉志紅(2017)，選取在合成杭州時權重最大的控制城市進行分析。其中，合成杭州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進出口貿易總額和產業結構水平時權重最大的城市分別為中山市、佛山市和溫州市。

假定上述3個城市在2015年被批復為跨境電商綜試區，若三市在2015年之后具有同樣明顯的處理結果，則杭州的處理效應可能是偶然的，并不是由其設立綜試區的獨特性所決定的。經檢驗，中山市、佛山市和溫州市作為政策實施對象的真實路徑與合成路徑如圖7?？梢钥闯?，中山市、佛山市和溫州市的真實值均上下交錯穩定在合成值附近，未在2015年后出現明顯的差距，可以說明設立杭州綜試區所產生的經濟效應并非偶然，上述三種效應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圖7 基于合成控制法(SCM)的安慰劑檢驗

2.基于面板數據政策評估方法(HCW)的安慰劑檢驗

對上述HCW方法的評估結果，采用控制個體的方法，將合成杭州時所選的10個控制組城市同時進行安慰劑檢驗。假定控制組城市在2015年被批復為跨境電商綜試區，則對經濟增長、貿易促進以及產業結構水平的政策處理效應如圖8中虛線所示?？梢钥闯?，在政策實施后期，杭州綜試區的處理效應均位于10個所選控制城市的外部，說明杭州出現如此明顯的處理效應是偶然現象的概率為9.09%(1/11)，因此，可以認為上述結果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

圖8 基于面板數據政策評估方法(HCW)的安慰劑檢驗

3.基于PSM-DID的穩健性檢驗

雙重差分傾向匹配得分法(PSM-DID)避免了僅用雙重差分法選擇控制組的隨意性和主觀性，可以用來驗證前文評估結果的穩健性。表11是用雙重差分傾向匹配得分法對杭州綜試區的政策效應進行估計的結果?？梢钥闯?，經濟增長效應、貿易促進效應以及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綜試區的成立提高了對外貿易水平，優化了產業結構，促進了經濟增長。且整體來看，杭州綜試區設立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效應最為明顯，與本文用合成控制法和面板數據評估方法的估計結果一致，進一步驗證了前文研究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表11 基于PSM-DID的穩健性檢驗

六、跨境電商綜試區經濟效應的地區差異性分析

本文采用上文中的合成控制法和面板數據評估方法依次對第二批次成立的合肥、蘇州、青島以及寧波跨境電商綜試區進行同樣的分析。其中，蘇州、青島以及寧波綜試區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在應用合成控制法時，難以找到合適的的控制組(5)如同對杭州綜試區進出口貿易總額的處理一樣，當處理城市的特征向量高于控制城市特征向量的凸組合時，則沒有符合條件的權重去擬合處理城市，這也是合成控制法的局限之一。根據歷年數據，蘇州、青島以及寧波綜試區的貿易總額在全國基本位于前十位，而前十位中的其他城市均在前三批次中被設立為綜試區，因此在合成控制法中，不管如何選擇控制組，都不會找到合適的城市進行加權(在實證結果圖示中，三個綜試區均表現為處理城市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始終位于合成值之上)。，因此主要以面板數據政策評估方法進行檢驗。限于篇幅以及為了更加直觀的描述結果，本文直接將計算出的平均處理效應整理至表12，并列入杭州綜試區的經濟效應進行對比。值得說明的是，以下結果均在保證低MSPE(6)MSPE(Mean Square Prediction Error)，即均方誤差，衡量合成城市對處理城市的擬合程度。值越小，則擬合程度越好。以及高R2、低AIC值的前提下所得出的結果?？傮w來看，第二批四個綜試區的貿易促進效應較顯著，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還不明顯。具體分析如下。

(一)第二批次合肥、蘇州、青島及寧波綜試區的經濟效應分析

由表12可知，合肥綜試區的設立對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影響顯著，但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水平的影響并未通過穩健性檢驗。具體來看，合肥綜試區對進出口貿易總額的影響在合成控制法(SCM)和面板數據政策評估法下，分別達到了3.45%和2.62%。合肥綜試區雖然不具備臨海港口的國際物流優勢，但是，和綜試區設立之前從寧波、上海等港口進行轉運相比，現在可以直接在合肥綜試區通關報檢，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時有利于建設輻射中部地區的全球商品集散中心，形成集約優勢，促進了貿易水平的提高。但是合肥綜試區出口的產品多以機械設備、家電等傳統制造業產品為主，而相關服務業不發達，且政府對跨境電商關聯產業的支持與引導較少，綜試區設立后，相關服務產業的發展與轉型較慢，因此綜試區成立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不明顯。

蘇州綜試區在兩種方法下的實證檢驗均顯示，綜試區的設立對經濟增長、進出口貿易總額以及產業結構升級的平均影響作用較小，且出現與反事實值高低交錯的情形，表明綜試區的設立對蘇州經濟的影響并不顯著。究其原因，本文認為，蘇州綜試區雖然是當時第一個被批復為綜試區的地級市，產業基礎較好，但是在制度建設上起步較晚且成效不大。蘇州綜試區線上綜合服務平臺于2017年6月上線，截至2020年初，其線上平臺的注冊企業有489家，相較于杭州綜試區超過萬家的數量，蘇州綜試區的成立對相關企業的引流作用較小，沒有達到產業融合和集群的作用。其次，蘇州綜試區的服務產業基礎薄弱也是一大原因。蘇州以制造業集群的產業基礎，造成了綜試區內的產業集聚也多以制造企業以及傳統外貿企業為主，相關服務企業主體較少，再加上政府的扶持政策多偏向于制造企業，對服務產業的制度創新較少，導致資源要素向關聯產業轉換的意愿和能力都較弱，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不明顯。此外，蘇州綜試區的跨境電商產業滲透率雖然逐年上升但水平較低。2019年蘇州綜試區的跨境電商交易額為95.65億元，僅占蘇州當年進出口貿易總額(22321.4億元)的0.43%，因此對貿易水平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

青島綜試區的設立對進出口貿易總額產生了顯著影響，成立四年來的平均政策處理效應為1.01%。但是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均不顯著。本文認為，青島綜試區具有臨港的區位優勢以及發展先進制造業的外向型經濟基礎；同時，綜試區在統計監管、金融支持、智慧物流、信用管理等方面進行了具體的制度規范和創新，提高了貿易便利化，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外貿水平的提高。但是由于政府的引導力度不足，綜試區內缺乏龍頭企業，集聚效應和產業融合的效果有限，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帶動作用還不明顯。

寧波綜試區對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效應逐年增加，平均處理效應為0.52%，但對產業結構水平以及經濟增長還沒有顯著的效果。寧波綜試區依據本地產業特色，創建了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包括線上綜合服務平臺、線下跨境電商園區平臺以及跨境物流平臺在內的三個平臺生態鏈，以及五大建設體系在內的“1+3+5”工程，極大提高了貿易便利化水平。但是，根據兩種方法的實證結果，寧波并沒有因為設立綜試區而引起第三產業比重的相對增加。這可能是因為寧波綜試區制造業集群的產業基礎，使其在完善產業鏈生態圈建設時對產業結構轉換的作用不明顯。作為“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寧波綜試區具有雄厚的制造業基礎，多個超千億規模的制造業產業集群，發展跨境電商的供應鏈基礎雄厚，但是相關的物流輔助，跨境金融支持等綜合服務能力仍有待加強，雖然可以依傍吞吐量巨大的寧波舟山港，但是對于跨境電商這種小批量多頻次的貿易而言，成本較高、周轉周期較長，國際物流仍是問題。

(二)五大綜試區經濟效應的比較分析

比較表12中五個試驗城市的政策效應，并結合其各自的產業結構基礎以及綜試區制度安排的重點，有如下發現：一是第一批杭州綜試區的貿易促進、經濟增長以及產業結構升級效應已經明顯，但是第二批綜試區四個城市的經濟效應主要體現在提高對外貿易水平的影響上，對地區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顯著。杭州作為中國的電商基地，電商生態鏈完善，產業基礎雄厚對跨境電商以及跨境電商關聯產業的發展具有優勢；同時作為先行探索的城市更具有主觀能動性，在先行先試中創新了諸多可復制推廣的制度，因此在所研究的五個試驗城市中表現突出。第二批次四個城市中，除蘇州綜試區外，綜試區的設立對進出口貿易總額均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積極影響。而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中，第二批四個試驗城市的結果均不顯著。本文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各綜試區跨境電商交易額占進出口交易總額的比重較低(7)雖然跨境電商交易額占進出口交易總額的比重(滲透率)在上述五個綜試區逐年上升，但是在2019年，跨境電商滲透率仍較低，分別為17.01%(杭州)，2.81%(合肥)，0.43%(蘇州)，8.10%(青島)，12.75%(寧波)。，難以對經濟產生帶動作用，目前僅表現在對對外貿易水平的促進作用上。由于蘇州、寧波、合肥、青島等地的產業基礎以制造業的集聚為主，傳統制造業及外貿企業對傳統路徑存在依賴，且政府在政策的引導上力度不足，難以實現產業的融合與產業鏈的延伸，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也不顯著。

表12 五大綜試區政策的平均處理效應(單位：%)

二是綜試區的設立不僅有助于縮小地區間跨境電商發展基礎的差異，還可以使內陸地區克服發展傳統國際貿易的區位劣勢，擴大對外貿易水平。在貿易促進效應中，合肥綜試區對貿易促進的效應明顯高于同一批次中的其他三個城市以及第一批次杭州綜試區的政策效應。合肥綜試區不同于青島、寧波等沿海城市發展傳統國際貿易的區位優勢，也不具有杭州的“電商之都”的電商發展基礎，其在跨境電商起步較晚，產業鏈不完善，監管服務體系不協同的情況下，綜試區的設立帶來的制度改革，使當地跨境電商產業的發展更為便利化、規范化和自由化，體現在較為明顯的貿易促進效應上；另一方面，由于跨境電商屬于小批量、多頻次的對外貿易，不同于傳統國際貿易大批量的貿易方式對港口等沿海區位的依賴，因此，在發展傳統國際貿易缺乏區位優勢，而跨境電商發展基礎相對薄弱的內陸地區，可以通過充分利用跨境電商綜試區的制度創新，激發跨境電商發展的潛力，成為提高對外開放的有效途徑。

七、結論與啟示

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國際形勢的新變化以及我國國內經濟發展動能的轉換，需要我們牢牢把握住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轉變，以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打造新的國際競爭優勢參與國際合作，促進國內與國際市場的循環暢通?？缇畴娚叹C合試驗區作為國家支持與規范跨境電商發展的制度高地，是國家推進貿易新業態、建設更高水平開放的強有力舉措，是推動我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的重要抓手。

在此背景下，科學的評估設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經濟成效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基于反事實視角下的合成控制法和面板數據政策評估方法，使用67個城市在2001-2019年的面板數據，考察了杭州、合肥、蘇州、青島以及寧波前兩批次中的五個跨境電商綜試區所產生的經濟效應。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杭州綜試區的設立顯著地提高了杭州對外貿易水平，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推動了經濟增長，且結果具有較強的穩健性。通過實證檢驗，本文肯定了杭州跨境電商綜試區作為全國首個綜試區，在先行先試、大膽探索過程中取得的積極成效，為綜試區的推廣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第二、第二批的合肥、青島及寧波綜試區對進出口貿易總額產生了顯著影響，但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應不顯著，而蘇州綜試區對三種指標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說明第二批綜試區的政策效應并未得到充分發揮。

第三、合肥綜試區在五個城市中的貿易促進效應最大，說明跨境電商綜試區的設立有助于縮小地區間跨境電商發展基礎的差異，克服內陸地區開展傳統國際貿易的區位劣勢。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得到的政策啟示是：

(1)大力推廣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設立，促進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杭州跨境電商綜試區的經驗證明，綜試區對于促進對外貿易、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經濟增長都有顯著的作用。在我國轉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應該加大對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推廣，以培育新產業和新業態，增添貿易發展新動能，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有效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

(2)加大對非沿海城市跨境電商綜試區的設立，提高內陸地區的對外開放水平。內陸地區由于不具備沿海城市開展傳統國際貿易的區位優勢，可以利用跨境電商小批量、多頻次的特點，充分發揮跨境電商綜試區的制度創新，激發跨境電商發展的潛力，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為此，建議政府應加大對非沿海城市跨境電商綜試區的設立，以縮小內陸與沿海地區發展對外貿易的基礎差異，促進內陸地區更高水平的開放。

(3)各綜試區在借鑒杭州綜試區的建設經驗時，不能簡單復制其做法，更應注重結合本地產業特色，主動探索，大膽進行制度創新，完善綜試區相關配套服務，積極引導跨境電商相關產業的發展，發揮綜試區“跨境電商+產業集聚”的優勢，為本地及周邊地區外向型經濟升級提供引領和示范作用。

本文在研究中還存在以下可拓展之處，一是跨境電商產業與與經濟發展可能存在耦合關系，本文僅重點考慮了設立跨境電商綜試區對經濟影響的單向關系。此外，本文以第一、二批綜試區為例說明其政策效應，可能會由于其本身的發展基礎優勢，存在案例的非典型性，后續可以展開對其他綜試區的研究，深入探討綜試區的建設成效；第三，可以進一步驗證跨境電商綜試區的設立是否可克服內陸地區發展對外貿易的區位劣勢，以豐富數字貿易背景下國際貿易理論，加快內陸地區高水平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