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發事件中公眾安全感的影響因素與對策
——基于2020年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的實證分析

李 菲， 王 露

(1.長安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64； 2.長安大學 人文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64)

重大突發事件的破壞性之一就是公眾安全感受到威脅，受威脅程度由突發事件中政府、個體等因素與危機事件相互滲透的互動機制決定。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1]。此次疫情不僅對人們的身體健康構成嚴重威脅，而且也造成了大范圍的公眾安全感的缺失。中國科學院行為科學重點實驗室一項針對于17 865名微博活躍用戶的研究表明：疫情期間，人們的負性情緒升高，生活滿意度顯著降低[2]。田方圓等在2020年2月初對來自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1 060名被試者進行抽樣研究，結果顯示：疫情期間，所有受訪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癥狀，其中中度以上者占70%[3]。然而一直以來，我國應急管理的重心在于保障公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即物質救濟方面[4]，尚未形成統一聯動的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心理健康服務與實際社會需求之間仍存在較大的差距[5]。黨的十九大報告將人民健康的重要性提到了新高度，作為健康的重要內容，心理健康應被足夠重視。鑒于此，研究突發事件中公眾安全感水平對于完善我國應急管理體系和維護社會安全穩定具有重大意義。

一、 概念界定與問題提出

國內外學者對于危機中的公眾安全感的影響因素及干預措施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在公眾安全感的影響因素方面，Covello等提出大多數公眾的非理性造成了公眾安全感的消減[6]319；謝曉非等提出風險事件本身、受眾背景特征會影響公眾的風險認知[7]；張巖等認為媒體的信息傳播、個體對風險的判斷及應對行為會影響公眾的心理狀態[8]；王治瑩等提出公眾的性別、年齡及心理特征等因素會影響其風險感知[9]；孫俐麗等提出危機中政府的應急表現與公眾的恐慌、焦慮情緒顯著相關[10]。在公眾安全感的干預措施方面，李紓等提出應注重利用各種溝通渠道來消除公眾非理性認知和緊張情緒[11]；張巖等提出加大信息的有效供給力度可以提高公眾安全感[8]；楊菁等提出應加強個體、群體及政府與媒體的應急能力建設來提高公眾安全感[12]；何江新等提出危機中政府應建立并完善心理危機干預機制以疏導公眾的恐慌情緒[13]。 面對近年來的多次重大突發事件，劉玲爽、楊菁分別關注了“汶川地震”[14]“雅安地震”[12]，提出突發事件中公眾安全感可從歸屬感、確定控制感及安全需要這三個維度來考察?；谇笆鰧W者研究，本文認為對于公眾安全感這一概念的內涵應考慮公眾在突發事件發生后所體驗到的歸屬感、確定控制感以及對安全需要的滿足。其中，歸屬感是指在危機事件發生后，公眾感受到社會其他成員的關心、認可而產生的溫暖、信任的心理體驗。確定控制感是指公眾在危機背景下，由于及時獲得了較為全面的信息，從而對危機事件發生的原因、過程及發展趨勢形成了較為肯定的認知，并建立可控性的心理優勢。安全需要的滿足是指公眾在掌握事件事實并評估其應對危機的能力后，所形成的應急效能感。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影響突發事件中公眾安全感的因素是會隨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于新的社會背景之下，不同于地震、臺風等自然災害，也不同于以往發生的SARS、H1N1流感等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影響范圍更大、傳染性更強、未知性更多等新特征，同時，當前的媒介環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新變化和新特征使新冠肺炎疫情收到了更高的關注。目前，鮮有學者立足于當前社會背景，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研究突發事件中公眾安全感的影響因素，這為本研究提供了可切入的視角。鑒于此，本研究擬以新冠肺炎疫情中西安市常住居民的調研數據為切入點，采用描述性統計、探索性因素分析、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等方法厘清當前社會背景下突發事件中影響公眾安全感的因素，并進一步研究各因素對安全感結構要素的影響作用，以期提出提升重大突發事件中公眾安全感的對策。

二、 研究假設

(一)公眾安全感影響模型的構建

將文獻梳理結果與近年來我國處理突發事件的實踐相結合，提出假設：突發事件中影響公眾安全感的主要因素為：危機事件、政府應對、媒體應對、社區應對以及個體應急能力。并據此構建出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突發事件中公眾安全感影響因素模型

(二)研究假設

當今社會由于人們的壓力較大，任何一起突發性事件的爆發都可能對公眾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影響[15]，同時，這種心理影響是長期存在的[3]。有研究認為，事件的發生率、致死率是造成心理傷害的重要原因[16]。而突發事件因其影響范圍大、影響程度深會威脅公眾安全感，使公眾產生恐慌焦慮的情緒[17]。當前研究表明，危機事件本身會影響公眾安全感?；诖?，提出假設：

H1：突發事件中，事件本身的影響范圍、死傷人數以及影響程度與公眾安全感的水平呈負相關。

政府處理危機事件的能力會影響公眾心理安全感的滿足[18]。如果政府在危機應對中，能對公眾關注的焦點進行分辨，并據此調整危機事件的處理重點，能改善公眾在危機狀態下的認知[19]。同時，突發事件中政府對政策的執行情況以及由此產生的公眾信任將影響公眾對危機的思辨[20]。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政府在應急管理中的主體地位，在危機事件發生后，政府的應急舉措越及時有效，越能將危機事件的危害降到最低，越有利于加強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最終有利于提升公眾安全感?；诖?，提出假設：

H2：突發事件中，政府應急措施的及時性、公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與公眾安全感水平呈正相關。

風險溝通理論認為在危機狀態下公眾的信息需求量是巨大的，媒體應第一時間將相關信息告知公眾，滿足公眾的信息需求。有學者也指出，在危機治理中，媒體能提高公眾對形勢的認識，減少公眾的恐慌[21]。而公眾對媒體信息報道的信任程度會影響其自身的情緒心態，這在危機事件發生后會表現得更加突出[22]。同時，媒體在危機事件的報道中，應盡量避免為公眾呈現較為血腥的場面，以避免公眾充當風險放大站造成更大范圍的心理影響[8]。在危機事件發生后，媒體及時進行信息發布將有利于安定人心，且公眾在信任這些信息報道時也更易于穩定情緒。由于在危機事件發生后，公眾往往更多的關注負面信息，所以媒體在信息報道時還應采取合理的描述方式?；诖?，提出假設：

H3：突發事件中，媒體報道的及時性、描述事件的方式、公眾對媒體的信任程度與公眾安全感水平呈正相關。

當前，特大城市的公共衛生安全問題嚴峻，而社區的治理效能對于其公共衛生安全風險的防控有重要影響[23]。社區能在傳染性疾病防控中更加快速、準確地確定社區內公眾的需求，安慰公眾的情緒[24]。當前少有學者將社區應對作為影響突發事件中公眾安全感的因素進行研究，但社區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石決定了其在危機事件應對中扮演著基層主力角色，對公眾的決策與行動產生影響。實踐也表明，危機事件發生后，社區充分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及時采取措施，能有效的穩定公眾情緒。同時公眾對社區應急能力的信任程度也會影響公眾對危機的看法，公眾在信任社區應急能力的情況下會產生積極的心理暗示，從而有助于提高自身安全感?；诖?，提出假設：

H4：突發事件中，社區應對措施的及時性、公眾對社區的信任程度與公眾安全感水平呈正相關。

對SARS疫情的研究表明：公眾在應對危機事件時，其認知和思維理性發揮著重要作用[7]。但個體面對突發事件時的心理反應有較大差異，這種差異與人的情緒、認知以及性格特征等因素密切相關[15]。在非常規事件發生時人的認知偏差會加強，但個體應對事件的經驗、能力及其心理健康水平會減小這種偏差[25]。這些研究也與現實相符，面對突發事件，掌握較多危機應對知識且具有良好心理素質的人往往具有更強的危機應對能力，其公眾安全感水平更高?；诖?，提出假設：

H5：突發事件中，個體關于危機事件的知識積累、心理素質與公眾安全感的水平呈正相關。

三、 數據來源、變量設置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于2020年3月對西安市13個區縣通過隨機抽取樣本的方法進行問卷調查,并采用SPSS22.0軟件對問卷采集數據進行處理分析，以P<0.05為顯著性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問卷累計發放421份，回收409份，回收率為97.1%。剔除無效問卷(所選選項前后矛盾或所有選項均相同)后，得到有效問卷395份，問卷有效率為96.6%。所收集的對象中，男性195例，女性200例；樣本年齡區間為18～57歲，平均年齡為(28.54±7.44)歲。

(二)變量設置

本研究將變量分為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各變量的賦值和描述性統計詳見表4。

1.被解釋變量。本研究將公眾安全感作為被解釋變量。借鑒劉玲爽等編制的安全感量表[14]，從“歸屬感”“確定控制感”及“安全需要的滿足”三個維度考量疫情期間的公眾安全感。(1)歸屬感。在問卷中通過“我得到了來自家人、朋友以及社會的關懷”“我覺得家人、朋友和社會是可依靠的”兩個題項考察被調查者的實際情況與問題描述的相符程度。(2)確定控制感。在問卷中通過“我的生活是基本穩定的”“我時常擔心疫情持續惡化”“我相信我國會早日戰勝疫情，回歸正常生活”三個題項考察被調查者的實際情況與問題描述的相符程度。(3)安全需要的滿足。在問卷中通過“我感到自己無力應對和處理疫情給生活帶來的種種問題”“我可以對他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兩個題項考察公眾的實際情況與問題描述的相符程度。問卷采用“李克特量表”進行測量，根據題項的正反向敘述情況，用數值“1-5”分別賦值“非常符合”至“完全不符合”或“完全不符合”至“非常符合”等五個選項?！皻w屬感”“確定控制感”及“安全需要的滿足”這三個結構要素的取值，由其各自對應測量題項加總的算術平均值得出?！皻w屬感”“確定控制感”及“安全需要的滿足”的取值越大，公眾安全感越高，所以通過它們的測量題項加總的算數平均值得出公眾安全感的取值，取值越大，公眾安全感越高。

2.核心解釋變量。本研究將危機事件、政府應對、媒體應對、社區應對、個體應急能力五個因素作為核心解釋變量。(1)危機事件。在問卷中設置三個題項從“影響范圍”“死亡人數”“對自身生活的影響程度”來考察被調查者對疫情嚴重程度的認知，用數值“1-5”分別賦值“非常嚴重”至“完全不嚴重”等五個選項。(2)政府應對。在問卷中設置兩個題項從政府應對的“及時有效性”及“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來考察被調查者對政府應對疫情能力的評價。被調查者對政府應對能力的認可程度由低至高分別賦值“1-5”。(3)媒體應對。在問卷中設置三個題項從信息報道的“及時性”“描述方式”及“對信息的信任程度”來考察被調查者對媒體應對疫情能力的評價。被調查者對媒體應對能力的認可程度由低至高分別賦值“1-5”。(4)社區應對。在問卷中設置兩個題項從社區應對的“有效性”及“對社區的信任程度”來考察被調查者對社區應對疫情能力的評價。被調查者對社區應對能力的認可程度由低至高分別賦值“1-5”。 (5)個體應急能力。在問卷中設置四個題項從自身“對疫情原理知識的掌握程度”“應對疫情的意識與能力”“心理素質”“應對疫情行動的主動性”來考察被調查者對自身應對疫情能力的評價。被調查者對自身應對能力的認可程度由低至高分別賦值“1-5”。 因為危機事件的題項為反向設問，所以在計算公眾對于疫情嚴重程度的認知時須對測量危機事件的題項進行反向編碼，反向編碼后通過危機事件測量題項加總的算術平均值得到危機事件這一變量的取值，取值越大，公眾認為疫情越嚴重?！罢畱獙Α薄懊襟w應對”“社區應對”及“個體應急能力”這四個核心解釋變量的題項為正向設問，所以可直接通過對應題項加總的算數平均值得到各自的取值，取值越大，公眾對于“政府應對”“媒體應對”“社區應對”及“個體應急能力”的評價越高。

通過SPSS22.0軟件對問卷中五個影響因素的調查部分進行內部一致性(Cronbach)檢驗，如表1所示。結果顯示，該部分Cronbach α系數為0.708，通過內部一致性檢驗?；诖?，問卷的調查結果具有可靠性。

表1 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

為進一步驗證核心解釋變量的數量及內容，需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此之前，本研究對問卷的五個影響因素的調查部分進行KMO和Bartlett檢驗，以考察其是否滿足做因子分析的條件。經檢驗，KMO 值為0.791>0.7；Bartlett 球形檢驗P值為0.000< 0.05，均在合理范圍之內。因此，該調查部分滿足做因子分析的條件。

接下來，運用SPSS22.0軟件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據假設將提取因子個數設置為五個，結果顯示因子聚合結果較為分散，且累計方差貢獻率較低，聚合結果不理想。將提取因子個數設置為四個后聚合結果更優，但Q17、Q22、Q23在聚合后的四個因子中載荷均小于0.4，且累計方差貢獻率有所下降，故剔除Q17、Q22、Q23。在提取因子個數為四的情況下，重新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聚合結果較為理想，且累計方差貢獻率顯著提升，說明提取出的四個因子對問卷的解釋力較強，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結果顯示，“政府應對”與“媒體應對”這兩個核心解釋變量所對應的Q13-Q14與Q15-Q16呈現聚合，除此之外，其余三個核心解釋變量聚合結果良好。此結果與預先假設存在差異，出現此結果或許與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性有關，不同于地震、臺風等自然災害，也不同于以往發生的SARS、H1N1流感等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影響范圍更大、傳染性更強、未知性更多等特征，同時，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政府掌握著更科學、全面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所以媒體所報道的信息主要來源于國家衛健委、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等政府部門。而政府為了及時充分地讓公眾獲取到關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相關信息，并對公眾的行為進行引導，也需要借助于媒體。此外，還可能與樣本有關，本研究的樣本來源于西安市，作為現代化城市，西安市的媒體較為發達，政府的信息也更多的通過媒體來進行傳播?？偟膩碚f，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政府與媒體的邊界在不同程度上被模糊化，都被公眾視為“權威”與“官方”的代名詞，所以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政府應對”與“媒體應對”這兩個核心解釋變量呈現聚合。

表2 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

據此修正預先設定的公眾安全感影響因素模型，如圖2所示。

圖2 公眾安全感影響因素修正模型

3.控制變量。本研究的控制變量主要是公眾的個人特征。個人特征包括性別和年齡兩個變量。其中，年齡通過在問卷中設置填空題的方式獲取，將年齡劃分為“25歲及以下”“26～35歲”“36～45歲”“46歲及以上”四個類別。四個類別的樣本占比情況如下表所示：

表3 樣本年齡分布

上述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及控制變量的具體定義如表4所示。

表4 變量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西安市常住居民公眾安全感為被解釋變量，用Y表示。變量設置中影響公眾安全感的因素包括危機事件、政府與媒體應對、社區應對、個體應急能力四項，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均為連續型變量，所以選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模型以西安市常住居民公眾安全感Y為因變量，以被解釋變量X1,X2,…,Xn為自變量，因變量和自變量取值均通過問卷測度獲得。所對應的多元回歸模型為：

其中，α0為常數項，e為隨機誤差項，αixi(i=1,2,3,…,n),αi為偏回歸系數。

四、 實證結果分析

(一)公眾安全感影響因素模型檢驗

基于如上聚合的四因素，運用SPSS22.0軟件對數據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首先，將因子分析提取出的四個主因子作為自變量，生成模型1。在模型1的基礎上，將兩個控制變量無差別放入多元線性回歸自變量中，生成模型2。

通過觀察和比較SPSS22.0輸出的兩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中的模型匯總發現，模型1和模型2的Durbin-Waston值均在正常范圍內，即模型1和模型2中各自變量之間相互獨立；模型2的調整R2大于模型1的調整R2，即模型2的擬合度變得更好，表明模型2加入變量后對公眾安全感的解釋力增強。但是模型2中性別這一變量對于公眾安全感的影響并不顯著，模型2的自變量間可能存在共線性，因此須針對模型2中的六個自變量進行共線性診斷。

結果顯示，年齡因素、性別因素、危機事件因素存在多重共線性?；诖?，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多重共線性的自變量同時進入方程，并剔除不顯著的自變量，本研究選取多元線性回歸中逐步回歸分析的方式對模型2中的六個自變量重新進行模型擬合。根據逐步回歸分析結果，最終選擇剔除性別這一不顯著變量，生成模型3。模型3中Durbin-Waston值均在正常范圍內，即模型3中各自變量之間相互獨立，同時各因素對于公眾安全感的影響均顯著，且調整R2并沒有明顯下降，故最終選擇模型3。

圖3表明，危機事件因素與年齡因素的系數為負值，說明這兩因素負向影響公眾安全感，除此之外，其他三因素正向影響公眾安全感。據圖中各因素的系數大小，可得出：公眾安全感受政府與媒體應對因素的影響最大，接下來分別是社區應對因素、危機事件因素、個體應急能力因素。

圖3 公眾安全感影響因素關系圖

(二)公眾安全感影響因素的作用路徑

基于影響因素修正模型，進一步研究各因素是如何作用于安全感結構要素——歸屬感、確定控制感及安全需要的問題，為之后提升公眾安全感的整體水平提供更適切的路徑。

1.公眾安全感影響因素對歸屬感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首先，對公眾安全感各影響因素于歸屬感的作用路徑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如圖4所示。

圖4 公眾安全感影響因素對歸屬感的作用模型

結果顯示，對歸屬感影響作用最大的是政府與媒體應對因素，其次分別是社區應對因素、個體應對因素。該結果符合我國國情，長期以來，我國是一個政府主導型國家。疫情發生后，政府作為公共事務的管理者，立即啟動應急響應，采取疫情防控措施，有效地團結全國公眾共同抗擊疫情，使公眾產生一種“組織歸屬感”。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我國發生的突發事件不同，在本研究中，社區對于歸屬感的影響作用得以凸顯，該結果與我國基層治理的發展成果有關。在此次疫情中，全國各地社區在國家政策的指導下開展了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例如：宣傳防治政策和措施，招募社區志愿者進行社區封控和消殺防疫，分配和派送防疫和生活物資等。在社區的積極行動下，公眾得到了來自社區的關懷，并對其產生了較強的信任感，這也使得公眾增強了歸屬感。

本研究中，危機事件因素和年齡因素對于歸屬感的作用并不顯著。具體表現為：無論危機事件大小，公眾的歸屬感處于同一水平；無論年齡大小，面對同一危機事件，公眾的歸屬感基本處于同一水平。此結果與以往應急管理的邏輯有不同，為之后的治理對策提供新思路：即使危機事件的等級不高，也應關注公眾的心理狀況，這里的公眾包括各年齡段的群體。

2.公眾安全感影響因素對確定控制感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接下來，對公眾安全感各影響因素于確定控制感的作用路徑做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如圖5所示。

圖5 公眾安全感影響因素對確定控制感的作用模型

結果顯示，危機事件因素與年齡因素的系數為負值，說明這兩因素負向影響公眾安全感。除個體應對因素外，危機事件因素對確定控制感的影響作用最強，政府與媒體應對因素次之，社區應對因素的影響作用最弱，而個體應對因素對于確定控制感的影響作用并不顯著，本研究將對此進行可能的闡釋。

首先，由確定控制感的定義可以看出，危機事件的發生原因、過程和發展趨勢深刻影響著公眾認知。公眾越充分、及時的了解到與危機事件相關的信息，就越能形成確定性認知，獲得確定性體驗，增強其安全感。所以，危機事件對確定控制感的影響作用最強符合對公眾安全感的定義。

其次，政府與媒體應對也較強的作用于確定控制感。危機事件發生后，政府與媒體能快速且系統的掌握關于該事件的信息，將信息及時、充分的告知公眾，讓他們了解“發生了什么”“未來會怎樣”“該做什么”等，能有效地降低公眾因未知而產生的不確定感。

最后，個體應對因素對確定控制感的影響并不顯著。上文概念指出，確定控制感是個體對于當下所面臨狀況的了解程度的考察，那么無論個體是否有充足的知識和心理準備去應對危機事件，在對當前狀況不了解的情況下，其確定控制感還是會處于較低水平。

3.公眾安全感影響因素對安全需要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最后對公眾安全感各影響因素于安全需要的作用路徑做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如圖6所示。

圖6 公眾安全感影響因素對安全需要的作用模型

結果顯示，對安全需要影響作用最大的是政府與媒體應對因素，危機事件的影響次之，社區應對的作用最弱。而個體應對和年齡因素對于安全需要的滿足的作用并不顯著，本研究將對此進行可能的闡釋。

根據“安全需要的滿足”的定義，公眾自身的危機應對能力，即應對危機的知識儲備、個人情緒心態等對安全需要有很大影響。同時，根據以往學者針對地震等自然災害的研究結果顯示，個體應急能力是影響安全需要的最主要因素[12]。但在本研究中，個體應對因素并沒有對安全需要產生較大影響，推測這與新冠肺炎疫情本身的特征有關。

新型冠狀病毒是一種全新的病毒，其較高的傳染率、致死率以及尚未明確的病毒起源、未發現有效的預防治療手段等在前期均引起公眾不同程度的恐慌情緒。公眾個體對于這一全新病毒掌握的應對知識十分有限，更多的是對于未知的恐懼，所以個體應對因素對安全需要的影響作用也就很有限。從長期而言，個體在掌握了更多新冠疫情的相關信息后，個體應對因素可能會對安全需要的滿足產生更大的影響，這也是與現實情況相符合的。

當個體處于應對危機能力欠缺的情況下，作為危機治理主體的政府的作用則更加凸顯。新冠疫情發生后，政府與媒體及時、充分的向公眾普及關于疫情的防控措施，安撫公眾情緒，極大地緩解了公眾的恐懼和焦慮的心情。所以在此次疫情期間，政府與媒體對安全需要的滿足發揮了巨大作用。

五、 結論與對策

(一)結論

突發事件中公眾安全感的影響因素會隨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于新的社會背景之下，那么影響公眾安全感的因素會與以往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本文基于以往學者的研究以及當今社會基層治理的發展成果，創新性地提出社區應急能力因素與政府媒體應對因素等共同影響公眾安全感的假設，該假設在實證分析中得到了驗證，這對于當前突發事件中公眾安全感的提升具有指導意義。具體來說，本文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中西安市395名常住居民的調研數據，分析重大突發事件中影響公眾安全感的因素，得出以下結論：

1.危機事件、政府與媒體應對、社區應對、個體應急能力四個因素影響公眾安全感，且各因素影響程度的差異性顯著。其中，政府與媒體應對因素的影響作用最大，接下來依次是社區應對因素、危機事件因素、個體應急能力因素。

2.由于本文從歸屬感、確定控制感及安全需要的滿足這三個維度來考察公眾安全感，所以為更有針對性的提高公眾安全感的整體水平，應進一步探究四個影響因素分別對于三個結構要素的作用路徑。實證結果顯示：對歸屬感影響作用最大的為政府與媒體應對因素，接下來依次為社區應對因素、個體應急能力因素；對確定控制感影響作用最大的為危機事件因素，接下來是政府應對因素、社區應對因素；對安全需要的滿足影響作用最大的是政府與媒體應對因素，危機事件因素次之，最后為社區應對因素?？偟膩碚f，四個影響因素對公眾安全感的結構要素——歸屬感、確定控制感、安全需要的作用路徑也呈現顯著差異。因此應從四個影響因素出發，分別采取強化結構要素的措施，從而更加有效地提高公眾安全感的整體水平。

(二)對策

1.政府與媒體——完善心理危機干預機制

突發事件的發生打亂了正常社會秩序，公眾由此產生的恐慌、焦慮等情緒需要政府與媒體安撫、緩解。一方面政府應及時采取措施解決現實困難，協調各方資源，全力組織救援、治療，并根據事態發展作出預判、準備各項預案、做好支援與保障工作，防止危機擴大化，使公眾盡快回歸正常生活。另一方面，政府應重視心理危機干預在應急體系中的重要性，及時組建心理危機救援隊伍，通過電話熱線、心理咨詢網站等渠道切實地為各個年齡段有需要的公眾提供心理救助、情感咨詢等服務。

與此同時，當前各類新興媒體迅速發展，微博、微信、短視頻平臺等自媒體成為公眾獲取信息、日常交流的主要渠道，危機事件發生后，公眾會迅速在這些網絡平臺上形成一個個群體，分享信息、抒發感情、交流情緒、尋求共情，所以，應充分重視新興媒體對網絡社會心態的影響，在重大突發事件發生時，政府應通過各類信息傳播渠道，尤其是利用新興媒體，盡可能高覆蓋率的發布相關信息，積極回應社會公眾關切，及時彌合“信息鴻溝”，消除公眾內心的不確定性。

此外，當新冠疫情這類涉及公共衛生的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后往往會出現涉及政治及醫學類的謠言混淆視聽[26]，易引發新的社會危機。對此，政府相關部門應迅速識別、處置謠言和虛假信息或邀請權威專家、網絡意見領袖等對謠言進行釋疑，以此引導公眾理性、正確的認識謠言，避免不良信息帶來的群體性恐慌。

政府和相關媒體重視宣傳輿論工作，以正能量、溫暖人心的內容引領網上輿論，營造一種“我們在一起”的良好氛圍，將會讓公眾在危機來臨時感覺到“有所歸、有所依”。

個體應急能力因素是影響公眾安全感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當前個體人員應急能力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迫切需要通過教育與宣傳手段提高社會全體人員的應急能力。具體來說，政府應與媒體、社區及公眾秉承“優勢互補、協同發力”的理念，構建一個“四位一體”的社會危機教育體系，從危機意識、知識、技能、心理教育等多個方面入手開展全民危機教育，例如將危機教育納入到各個階段的學校課程體系、建立災難紀念館、增設危機教育公眾號等，全方位多層次的加強危機知識的普及力度，營造全社會對應急工作的共同重視，充分保證公眾安全需要。

2.社區——落實心理危機干預措施

社區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最基層組織，作為聯系廣大群眾的前沿陣地，在公眾安全感的提升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重大突發事件發生后，社區應盡快將政府出臺的危機應對措施落地、落實，努力將重大突發事件的危害降到最低，安撫公眾的恐慌情緒。同時，社區工作者及社區內志愿者應組建心理咨詢小組，通過微信聊天、上門看望等方式為社區內各年齡段公眾提供更近距離的情感撫慰與心理輔導。社區還可以合理安排公眾參與到社區的危機應對活動中，如在疫情中動員社區公眾進行來客登記、樓道消殺等，這些活動增強了公眾作為社區成員的主人翁意識和凝聚力，有利于營造“困難相撫，毗鄰互助”的社區氛圍。

受年齡、信息設備等因素影響，社區內部分公眾不能及時、充分地接收到政府與官方媒體發布的危機信息，因此在重大突發事件背景下，社區應充分運用“網格化治理”工具，落實網格員制度，建立網格員與公眾之間和諧高效的雙向溝通機制，將危機信息及時、真實、完整的傳播到每家每戶[27]，并積極回應社區公眾的疑問。其中，危機信息的高效傳播有賴于社區建立多樣化的信息發布機制[28]，首先可以利用微信群、微博、公眾號等網絡工具，構建智能化共享平臺；其次，為充分照顧到不同群體尤其是老年群體，社區還應利用傳單、橫幅、大喇叭等載體，將相關信息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進行宣傳，盡可能的減少社區內的信息盲區，增強公眾的確定性認知。

社區作為與公眾生活聯系最為密切的基層組織，還應充分發揮其對于公眾的危機應對教育作用。首先，在常規狀態下，社區應利用社區內宣傳欄、社區微信群等渠道向公眾普及危機應對知識，也可與企業、學校、社區醫院合作，邀請其在社區內舉辦危機應對知識講座、開展危機應對知識競賽活動，不斷增加社區內全體公眾應對危機的知識儲備與能力。其次，社區應提高對應急演練的重視程度，定期或不定期的在社區內開展應急演習，有目的、有計劃的應急演習能使公眾盡可能的在危機事件來臨時做到臨危不亂，避免恐慌情緒的泛濫。

3.公眾——培養自身應對危機的意識與能力

當今社會危機事件頻發且充滿不確定性，人類生存環境面臨著巨大挑戰，所以公眾始終要有憂患意識，秉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預防是最經濟有效的健康策略”這一重要論斷，響應政府關于危機應對的政策，積極主動通過報紙、電視、網絡等渠道及社區舉辦的危機應對教育活動，學習相關危機應對知識，切實增強應急知識儲備，這樣才能在危機事件來臨時盡可能的保持理性，最大限度的滿足自身的安全需要，這也是突破“人的脆弱性一直是危機治理的瓶頸”這一困境的關鍵[8]。

值得注意的是，培養憂患意識并不意味著公眾整日擔心，陷入“惶惶不可終日”的狀態，公眾應培養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加強心理彈性塑造，以良好的心理素質應對危機事件。首先，充分相信國家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能力。我國曾多次經歷重大突發事件帶來的危機，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應對經驗，相信國家的危機應對能力將使公眾快速適應并主動回歸到正常生活中。其次，提高自身媒介素養，適度關注涉及重大突發事件的相關信息。事件發生后持續大量瀏覽相關信息會造成信息過載，影響心態穩定，產生焦慮、恐慌等情緒，因此公眾應對信息獲取渠道有所選擇，選擇權威媒體，適度閱讀相關信息，避免冗余或不良信息對自己心態的影響。最后，積極參與組織活動。組織活動可以增強人的歸屬感，如在疫情中參與到“物資配送小組”“信息登記小組”等組織活動中，在實現自身價值的過程中增加與他人的情感交流，充分感受集體的溫暖，從而調適自身心態，減少恐慌、焦慮等不良情緒的產生。

當前我們所處的時代充滿不確定性、復雜性，突發事件以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形式挑戰著公眾的正常生活秩序，對公眾安全感造成嚴重威脅，因此，開展危機下公眾應急心理健康服務工作具有重大意義。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研究突發事件中公眾安全感的影響因素，為現階段我國社會危機心理干預機制的完善提供了理論與實踐層面的探究路徑。受限于樣本數量及調研條件等，本研究的結論未必適用于其他地區，在測量指標體系的構建及分析方法的使用上也存在局限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將對以上問題繼續進行改進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