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社工站參與社區治理的思考*
——以杭州市彭埠街道社會工作站為例

張媛 嚴霄云

（浙江工商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一、社工站高效參與社區治理

（一）社工站及相關社會組織對政府施政有監管作用

社工站參與社區治理，有利于基層政府工作的公開透明和廉潔高效?；鶎由鐓^治理直接關系到社區居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政府部門的每一項政策及其實施過程都會對社區居民產生影響。政府部門在制定決策時必然會從社會社區發展與居民利益的角度考慮，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可能會存在個別基層工作者為了追求個人利益或應付工作的現象，而這會導致基層治理的腳步減緩，影響全局[1]。而社工站和社會組織的存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規避這類問題。社會組織的成員與基層工作者互相監督，利于提升社區治理的成效，保障社區居民的利益。以彭埠街道社會工作站為例，它的實際運營方是浙江省之江社會工作發展與服務中心，這一組織會在開展活動提供服務的同時，與街道和社區的基層工作者形成互相監督的關系。除街道的工作者之外，社會組織入駐社工站后開展特色活動，調動居民積極性，提升社區治理成效的同時可以監督基層工作是否程序正當，活動項目經費是否公開透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監督政府基層工作的作用。

（二）社工站及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能夠有效降低社區治理的成本

社區治理是一整套復雜的體系，需要多方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參與。有效的治理過程需要多個環節。如果社區治理不能委托于社工站和入駐社工站的社會組織，而是由街道和社區工作人員全權負責，不僅會增加人力、物力成本，還會存在行政化的可能。同時，社區工作人員數量和精力有限，不能及時地與社區居民溝通，也就無法及時了解居民訴求。這就需要社會組織在社區與居民之間扮演一個“傳話者”的角色，社工站就為這一過程提供了平臺支持。從而可以更好地了解居民需求、普查居民狀況，摸清社區現狀。而且在社工站參與社區治理的過程中會開展各類活動，也就可以間接了解社區情況，無需額外派出人手調查，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基層人手不足的壓力，從而降低社區專門調查的成本。

（三）社工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社區居民的利益

社區治理不是一個居民被動參與活動的過程，而是一個主動提升社區的各方面水平的過程。在社區治理的過程中長期存在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居民主動性不強且沒有共同參與行動的機會。而社工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社區居民集體行動的難題。社會組織會通過開展活動將社區居民聚集到一起，這就讓社區居民之間的聯系變得更緊密，同時再結合社工站的資源和其專業化的服務能力，就可以引導居民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去，從而促進信息公開透明，提高居民聲音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讓社區重視居民意見和反饋，保障其參與治理的權利。

二、治理過程中的困境探析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轉型，人們對完善的社區功能的需求日益增大，同時未來社區概念的提出也要求社區治理能力的提升，此時社工站參與社區治理的矛盾與問題也會隨之顯現。我國社會工作站參與社區治理面臨的問題有以下幾方面。

（一）社工站參與社區治理的相關制度不夠完善

我國政策鼓勵社區居民當家作主參與社區治理，努力拓寬居民參與治理的途徑，增加居民參與的方式和渠道，并鼓勵社會組織入駐社工站，參與基層治理[2]。但通過實地研究和深入探索會發現，很多入駐的社會組織包括黨群服務中心和社工站的運營機構在參與治理的時候，難免會產生工作流于表面的問題，很多組織會為了完成“上級”的工作指標而開展工作，很多時候居民是被動參與，并不是以主人翁身份主動參與治理。同時，居民參與社區治理需要居民掌握治理的途徑和反應問題的渠道，而當前社會環境下，能夠熟練獲取信息的年輕一代大多數白天忙于工作，缺少時間和精力參與到治理中來。而時間較為充裕的老年一代大多獲取信息的能力有限，無法即時了解相關信息，而且他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有待提升，從而也就會影響社區治理的成效。以彭埠街道社會工作站為例，街道舉辦大型活動時，大多數祖孫兩代人來參與，基于此，社工站在設計活動時也會考慮社區內居民實際情況，長此以往就會缺乏年輕一代人在參與社區治理中的力量，不利于社區治理。此外，當居民對社區開展的自治活動提出質疑或有其他不統一的聲音出現時，如果社區和社會組織項目已經開展，或聲音微弱，那居民的意見也很難完全被采納到治理過程中去，因為社區治理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一個整合各方意見和建議的過程。因此可以說社工站在參與治理時，相關規章制度有待完善，導致居民參與度不足，難以激發社區居民的參與意愿，無法充分發揮居民智慧。所以社工站的參與存在形式化的、浮于表面的問題，缺乏制度的規范。

（二）社工站參與治理過程中自主性有待提高

由于權責分化不明確，組織發展不成熟等多種因素，社區、物業、社會組織以及社工站容易淪為基層政權或派出機構的附屬物，導致社區居民被動參與社區建設和治理，積極性下降。例如，彭埠街道社會工作站是自上而下建立的，在其建設和運營的過程中，雖然社會組織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根據實地研究，社會組織的大批量涌現和入駐社工站均是近幾年在政策鼓勵的背景下所發生的，包括彭埠街道社工站在內的諸多其他街道社工站的建設和運營均受與政府部門聯系密切的專家學者的指導，以及許多社會組織的創辦是受到政府部門資金項目支持的，從而他們在思想觀念、管理體制以及組織結構會有行政化的偏向和可能，這樣一來，社工站在成為一座服務于居民和政府的“橋梁”的過程中就會不可避免的受到影響，不能很好地參與到基層治理中去。筆者認為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這類社會組織對政府依賴性高，在提供相關服務時會受到政府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也會限制他們自主發展，最終導致社區治理的成效有所折扣。

（三）社工站自身能力不足，培育社會組織能力有限，在達到預期的社區治理效果中有難度

我國近年來出臺了很多相關政策與制度來鼓勵、引導社會組織發展，現在社會組織的數量種類以及專業化程度等都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但是相較于我國對基層治理的需求而言，現存社會組織涉及領域還是比較窄，大多集中于老年人、殘疾人這類群體。但是這對于社會組織發揮在社區治理中的作用而言是遠遠不夠的。以彭埠街道社工站為例，其尚處于發展壯大的階段，缺乏專業人才是很大的一個不足。人才的缺乏直接限制了相關活動的開展與治理過程的完善。社工站配有專門的社工，但很多居民活動的開展都是依托社會組織和外聘老師的。其次，能夠合理運用并發揮資源優勢的社會組織不多。部分社會組織資源獲取渠道有限，不能合理發揮資源優勢，無法鏈接相關社會資源，都導致了其自身發育不足，難以滿足社區對社工站參與基層治理的要求。在彭埠街道黨群服務中心，社工站的部分工作以及相關活動是依托之江社會工作機構來開展實施的，但入駐在這里的其他社會組織，會存在資金鏈接不到位或居民參與度不足從而難以持續發展的情況。如“某某公益”社會組織是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支持和成長類活動的社會組織，但在筆者調研當天就由于活動開展情況與預期相差較大等原因，缺少了資金支持而暫停服務。歸根結底還是組織自身能力的不足。

三、對策與展望

（一）提升社工站參與社區治理的能力

基于對杭州市彭埠街道社會工作站的調查研究發現，應當提升社工站在社區工作中的獨立性和社區治理中的工作能力。政府部門和社區相關工作人員應當合力提升社工站在社區乃至街道的辦事能力，讓社工站能夠為社區居民提供高質量的專業服務，拓寬社工站鏈接資源的范圍和渠道，提高資金利用率以及項目水平，提升社工站工作人員的專業水平，提升服務項目的可持續性。同時積極尋求合作，培育社會組織，讓多種類社會組織在社區內發展，豐富社工站項目和活動內容，創新社工站參與社區治理的方式，促進社區治理現代化。

（二）完善相關法規政策

除此之外，政府部門應當完善法律法規，從制度上和政策上給予支持、加強規范、促進發展。我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化國家，那就必然需要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實施。法律法規的制定不僅僅是為了規范入駐社工站的社會組織的合法性，更是為了通過立法來引導、鼓勵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社工站及其培育的相關社會組織需要法律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和認可，當社會組織成一種受到社會普遍認可和關注的行業，就會為社區的治理不斷造血，源源不斷地提供新的支持和方案。相反，如果缺少法律的支持，就很難在社會層面獲得認可，進而難以獲得居民的認同，也就很難再為社區為居民提供專業化的服務。

（三）普及政府職能轉變的觀念，構建社會組織與政府的多種合作模式

傳統的政府主導一切的觀念是當前制約中國社會組織發展的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將政府不該管、不必管的，應該且可以由社會組織承擔的職能下放給他們去做[3]。構建社會組織與政府的多種合作模式，讓社會組織更積極地入駐社工站，進行多維度的互動。當社會組織在社工站的支持下參與社區治理時，社工站作為政府與百姓有效溝通的橋梁中介，能夠更好表達民眾的利益訴求和美好愿望，居民可以通過社工站這一平臺參與到社區與政府的交流、對話和決策中來，為社區治理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4]。政府可以通過資金扶持的方式，鼓勵社工站開展多項服務，更多地參與到社區治理的過程當中。

基于上述對策，可規劃出合理的社工站參與社區治理模式，如下圖1、圖2所示。

圖1 社工站參與社區治理示例圖

（四）關于社工站參與社區治理的展望

政體理論認為政府、社會、市場是三大主體，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F如今，雖然政府大力推進社工站的建設，但社工站并不是建設即完成，它需要后續一系列的培育與發展[5]。社工站以及相關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會面臨多種困難，但我們應當明白，任何事物的發展過程都是曲折的，所以我們要胸懷信心，隨著政策制度的不斷完善、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隨著政府的轉型、也隨著居民社區自治觀念的進步，社工站在基層社區治理中的作用將會日漸顯著，社工站也將會提升自身專業服務能力、提高獨立性降低依賴性、協調社區居民的多方利益訴求，更高效地介入社區治理過程，協調居民利益與訴求，從而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指數，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