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民俗》周刊作者群體的地緣性考述（1927-1943）

邱運勝，劉 珊

（1，2.廣東技術師范大學民族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0）

一、引 言

民俗學科的發展與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20 世紀20 年代初，中國面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為求民族獨立，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發現和肯定下層文化。 “從晚明到晚清，中國同時經歷了民間文化發展的高峰時期，各種民間文化形式積極生動地體現在學者們的面前，風起云涌的民眾運動也使得人們無法忽視下層民眾在社會上的力量，使得他們對民眾的生活和文化更加密切地加以關注。 這些則為中國現代民俗學運動的興起，提供了思考的問題和研究對象。 ”①趙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3 頁。1922 年北大《歌謠》周刊發表，第一次采用民俗學這個詞。 從此，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把目光轉向下層文化，揭開了現代民間文學研究的第一頁。1926 年知識分子南下，在廣東組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第一個“民俗學會”②王文寶：《中國民俗研究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111 頁。，編輯出版《民俗》周刊作為其重要刊物。 在1927 年至1934年的活動中，廣州中山大學作為新的學術中心，為民俗學運動做出了重大貢獻。

學界對《民俗》周刊的研究非常豐富，主要集中在《民俗》周刊對中國民俗學發展的意義方面。其中，對《民俗》周刊中的主要編輯人員如鐘敬文、容肇祖、顧頡剛、董作賓等的個人研究已多有積累。 但是，從地域性特征對《民俗》周刊作者群體的研究相對較少。 縱觀《民俗》周刊以及復刊后的《民俗》季刊總計1400 多篇文章，其中記述廣東地區的文章占據比例較大，在眾多投稿作者中，廣東本地作者占絕大多數。 因此，本文從《民俗》周刊作者群體形成的時代背景、地理區域分布情況、以及造成這種地域性差異的原因入手，結合當時特殊時代背景以及作者群體投身民俗學的動機，探討當時以廣東為中心的學術重地早期民俗學研究者對于民俗學的傳播、發展所作的學術貢獻。從中也可管窺當時在中國前沿城市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化，反映出他們在國家危難時期為解決當時中國社會文化問題所做的努力。

二、作者群形成的時代背景

20 世紀初期，中國開始了以“民主、科學”為主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希望通過改造人的思想從而改變中國社會，而民俗學正是需要挖掘民眾生活的一門新興學科，它的特點決定其所肩負的社會使命。所以，民俗學者群體的形成和當時的社會大背景有著極大的關系。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周刊作者群體的組建，便是由于1926 年北京特殊的政治環境使得學者們紛紛南下而發展壯大的。

（一）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民間選擇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們意識到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存在的差距，開始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專制制度，但中國的社會性質并沒有徹底改變。 加之當時西方的各種風俗習慣以及思想文化沖擊著國人的思想，先進中國知識分子為民族復興，引入西方民主、科學的精神，“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此發生。 文人志士開始創辦各種新式雜志、報刊，企圖喚起民智。 通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以前被知識分子認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文化開始受到重視。

“1910 年代的主題是五四時期的整理民俗運動，基本上是從學術、文化、思想的角度，重新估量民間文化的價值。 ”①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247 頁。李大釗在1912 年發表的《青年和農村》中號召所有青年人“到農村去”。 他認為，如果想要發展現代新文明，把其推廣到社會各個階層，特別是底層社會，那么知識分子和勞工群眾必須結合在一起。 在這段時間，許多有名報刊如《晨報》副刊，《努力周報》都登載過有關“到民間去”的文章，廣大青年也積極行動，走向勞動群眾②[美]洪長泰：《到民間去：1918-1937 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年，第21 頁。。 如果說“到民間去”運動把知識分子們引入“民間”，為民俗學的產生掃清環境障礙，那么“白話文運動”便肅清了文字障礙③劉昕：《現代民俗學進程中的晨報副刊》，上海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20 年，第8 頁。。 首先將目光聚焦于“民間”的是文學領域。由于五四運動的許多參與者都是民間文學運動的領袖及干將。他們認為，白話文是群眾自己使用最方便也是最多的書面語，只有推廣白話文，才能真正地融入民間群眾中去。 他們開始積極發掘和整理民間文學資料，民間的歌謠、諺語、謎語等開始將進入他們的視野，形成了第一批“民俗學者”群體。

眾所周知，在這場運動早期，其發起者和主要參加者中有文學家、語言學家、哲學家、史學家、民族學家等等④趙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5 頁。。 他們擁有不同的學科背景，持不同的學術見解，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心系國家。他們認為，當時社會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國根深蒂固的文化觀念。國家的命運不能被儒家“上層文化”所牢牢禁錮。正是這時，學者把目光轉向了民眾的“下層文化”。開始對民間文學進行挖掘，這為后期民俗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二）時局變化下的學者南下

在新文化思潮的洗禮中，北京大學作為五四運動的主要陣地，同時也是我國現代民俗學研究的始發站，于1918 年正式開展歌謠征集活動。隨著資料收集范圍的擴大，《歌謠》周刊應運而生。許多學者積極投身于歌謠的采集整理之中，從而培養了是我國第一批民俗學學者。 1926 年奉系軍閥占據北京實行白色恐怖，倒行逆施，加緊迫害進步知識分子。 特別是“三一八”慘案之后，周作人認為這開啟了“對知識分子的恐怖時代。 ”他回憶道，“三一八慘案之后，學生整批被槍擊，教員也陸續被捉去殺害，‘北大教授星散，多數南行，只剩若干肯冒點險的留在北京’。 ”①陳平原、夏曉虹：《北大舊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年，第406 頁。北京原本寬松的政治環境已經逐漸被恐怖所席卷。 政府還繼續對報社人員、記者等進行逮捕殺害，使得各種報刊在言論上愈發緊張，不少報社被迫停業。 而北京各高校所自辦的周刊等也陷于停頓狀態，《歌謠》周刊便是其中之一。面對如此恐慌的局面，知識群體離開北京成為必然?！洞蠊珗蟆樊敃r也報道了北京教師流失的現象：“各校教員最近又紛紛離京，……其余紛紛南下者尚多，大約以上海、廣東、南京、廈門四處為歸宿。 ”②《國力九校教授紛紛出京》，天津：《大公報》1926 年9 月16 日。特別是廈門大學國學院當時正在籌備階段，擔任文科學長的正是原來北大國學門的林語堂。他利用先前的人脈積極聯系在北大供職的教師，為廈門大學引進了一批優秀的學者。如魯迅、顧頡剛、容肇祖等人都先后任職于廈門大學。 據容肇祖回憶：“1926 年秋，北洋軍閥野蠻的摧殘文化界，北京許多名教授被迫相繼離京，如魯迅、張星烺、沈兼士、顧頡剛等應廈門大學之聘到廈門，我于這年10 月也到廈大，任廈大國文系講師兼廈大國學研究院編輯，不久，廈大董事長陳嘉庚因商業不振，國學研究院停辦。 ”③容肇祖：《容肇祖自傳》，載東菀市政協編：《容庚容肇祖學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65 頁。面對這樣的局面，顧頡剛和容肇祖又擬離開廈門大學，投身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當時為學術研究提供相對寬松的環境，而且當時的副校長朱家驊非常重視民間文化，特別支持顧頡剛、容肇祖、董作賓、鐘敬文等人發起與創辦民俗學會。 至此，以中山大學為中心的民俗學運動就此翻開新的篇章。

三、作者群地理區域分布特征

（一）核心作者群區域分布情況

通過對《民俗》周刊397 名作者進行統計，發稿數量在10 篇及10 篇以上的核心作者約有31人，發稿數量在3 篇及3 篇以上的核心作者有84 人。 筆者對84 位作者的地理區域分布進行整理和統計，發現大部分作者集中在廣東本地，浙江、福建等省份也有分布，而西北地區的作者幾乎沒有。 相關數據雖只統計發稿數量超過3 篇的作者群體，缺乏對其他作者地理區域的分析，但大體上也可以反映出當時《民俗》周刊作者群體的總體分布狀況。

圖1 《民俗》周刊核心作者在各省分布情況數據來源：《民俗合訂本》（全六冊），上海：上海書店影印，1983 年。

通過對以上數據的分析可以發現，發文數量在3 篇以上的84 位作者中，有33 位籍貫在廣東省，占到39%的比例。 通過對其他作者生平的分析發現，如王興瑞雖然是海南人，但是在《民俗》周刊創辦期間，他一直在中山大學任教。 這種情況的作者還有很多，如董作賓、夏廷棫、謝云聲、姚逸之等。 所以，從整體來看《民俗》周刊作者群的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廣東本地，同時也有少量作者來自福建、浙江等地區。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及的這些廣東本地的作者并不只是指廣東籍作者，也包括在廣東生活工作的外地籍學者。

（二）作者群地區分布差異的成因

如上所述，《民俗》周刊作者群主要集中在廣東本地，同時也有少量福建、浙江學者。 這種現象不僅是由廣東本地的文化特點所導致，更多的原因是由于當時報刊在運營中所遇到的發行、出版等各種困難造成。

1、廣東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傳統

不同文化傳統的社會哺育出來的民情格調、行為舉止、觀念形態都不一樣，特別是民俗文化特征，那是人類一代代生產過程中，新生的機制受到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的陶煉熏染而形成的①葉春生主編：《廣東民俗大典》，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2 頁。。 鐘敬文曾對廣東的民間文化評價道：“我們廣東，就貴族的文藝來說，能夠為中國文學史上生色的，雖為數不多，但論到民眾的文藝，它卻是一個金碧輝煌的寶庫。 ”②鐘敬文：《民間文藝叢話》，葉春生編：《典藏民俗學叢書（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40 頁。廣東地區擁有豐富的民俗資源，這是由于不同類型的文化交匯融合以及不同區域文化的互相吸收包容而形成的，正是因為這些豐富的民俗資源為作者寫作、采集提供了素材，也為民俗的發展提供了厚實的文化基礎。

廣東原為諸越族及其先民聚居之地，約在西周初年，中原華夏族人開始涉足粵地，與諸越民族先民雜居。 秦統一嶺南后，為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控制與開發，眾多中原漢族遷徙到嶺南地區。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 ”③（漢）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253－254 頁。兩漢時期，部分諸越族與漢族融合，導致廣府和潮汕族群先民的出現。 此后，漢族不斷發展壯大。 六朝后期至唐初，一方面，瑤、畬、回等族先民先后抵粵；另一方面，由于俚漢融合，使得廣東漢族的民族地位發生變化；唐末，俚人的一支經過長期的分化和重新組合而形成黎族。 宋元時期，廣東漢族基本形成，海南諸越遺裔俚人的一支演變成大陸壯族的主體之一“主僮”，大量的瑤族從湘入粵，再加上唐宋以來一直生活于廣東的回族，使得廣東各族的分布格局大致形成。 從清乾隆二十一年起，先后由京津抽調來粵駐防的1500 名滿洲八旗官兵，成為廣州滿族的“落廣祖”④練銘志：《廣東民族關系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1 頁。。 至此，廣東形成了漢、瑤、畬、回、滿、壯、黎等多民族聚居的區域分布特征。 這種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相互交融，豐富了華南地區文化的多樣性。

此外，廣東地處我國南疆，北靠五嶺，南鄰南海，構成當地獨立又開放的地理特色，有利于形成特色區域文化。這種特色文化體現在該地區既保持本土特色，又吸收海外文化。對于常年生活在當地的古越人而言，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使得他們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掌握了航海技術，同時也很早開始了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 秦漢時期廣東地區就已經開始了海上貿易。 據班固《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余曰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 ”⑤（漢）班固：《漢書·地理志》卷28，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第1671 頁?？梢?，西漢時期，廣東先民就已經與東南亞地區的越南、馬來西亞、緬甸、新加坡以及斯里蘭卡等地開展貿易往來。 唐代以來，雖然陸上絲綢之路日漸衰微，但是海上貿易的發展一直沒有中斷，到明清時期我國海上貿易已經可以到達墨西哥、秘魯等地區。 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不僅中國的絲織品、茶葉、瓷器等物品傳播到世界各地，同時其他國家的器物以及文化也流傳到廣州。 特別是在晚清時期，許多廣東人去海外謀生，在當地生活發展。 他們在晚年回國之后，也會把國外文化習俗帶回國內。 這些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嶺南文化習俗。 因此，嶺南文化不僅具有嶺南特色、中原文化特征，還吸收海外各國的特色，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文化習俗，為近現代中國民俗學的發展以及民俗《周刊》的創刊、繁榮，提供了內生環境土壤。

2、郵政業務及審查制度

1922 年，廣州所有外國郵局（客郵）被撤銷。 1924 年，廣州革命政府大本營軍政部下令軍事機關和地方官府接辦和檢查郵政。到1928 年全部取締民辦郵政，統一于郵政局，改僑批局為僑匯莊（海外仍沿用舊稱未變）。 隨著郵務的增多，公路交通的發展，郵路網絡進一步擴展，由航運、鐵路擴展到公路及民用航空。但由于20 世紀20 年代初中期廣東局勢動蕩，郵政發展受到各種干擾。1922 年以后，因時局動蕩，郵費提高，稅費征收增加，加上郵政被官方和軍隊壟斷經營，郵務衰退①方志欽主編：《廣東通史現代上冊》，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461-462 頁。，且經常發生丟件、少件事件，使得很多信件不能及時送達。 《民俗》周刊向各地學者的約稿也受到一定影響。

在《民俗》周刊通訊中當時學者寫給編輯處的信件，即表達了這一困難。 “本刊通信：（一）元胎先生：近因時局影響，車路不通，郵務完全停頓，省鄉消息隔絕《民俗》付不來，報紙也沒有看，春深雨密，綿連終日，行走不得，好不煩惱也”。 “本刊通信：（三）容先生：聽說火車還沒有通，往來郵務止通信件，書報停付，且檢查很嚴，左翻右掉，時虞遺失，故連寫了二通信都不敢付郵。 ”②清水：《清水通訊》，《民俗》周刊第67 期，1929 年7 月3 號。由于郵政業務的中斷，外地學者的稿件不能及時送達。

周作人在寫給鐘敬文的信中也提到：“蒙賜寄刊物，收到無多，蓋因檢查頗嚴，大抵被沒取了去也。 ”③周作人：《周作人致鐘敬文信》，《民俗》周刊13、14 期合刊，1928 年6 月27 日。這些編輯部寄贈的《民俗》周刊收到較少，可能是在郵寄過程中丟失了，也可能是被檢查沒繳了，這些都無可定論。由此可見，《民俗》周刊在發行過程中由于郵政業務的不暢通，使得周刊在外省發行困難，而外省的民俗學研究者也就很難知曉有這本周刊的存在，更不可能主動來投稿。編者的約稿也由于同樣的原因，收到的有效稿件數量有限。這樣由于郵政業務不暢以及審查制度所造成的惡性循環，使得刊物的發行范圍和全國知名度受到很大影響。 與此同時，編者也為了能按時順利出版選擇就近地區且容易獲取的稿件，導致了《民俗》周刊作者群以本地群體以及周邊城市為主。

3、印刷水平及工人技藝

除卻上述郵政業務不通暢影響作者群的分布之外，當時的印刷技術以及印刷工人水平也是影響因素之一。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35、36 期合刊中有記載：

“廣州的印刷所雖然不算少，可是找不出一個規模較大的；音標固然沒有，就是注音字母要不是我們辦這刊物，在廣州恐怕難找到吧？ 印書，在廣州不很發達，印局的……工友們，他們的技能是不長于印書的……奇怪的古字常常使工友們瞪著大眼， 口沫飛濺地說他們很難排，令我們畏卻。 在去年剛出到第6 期，工友們的技能慢慢兒傳習熟了，大亂突作，民間文藝的編者和我的寓所被劫，僥幸還保留了賤命，然而一切什物都精光，周刊的稿件也損傷了些，那時只是狼狽，悲苦，同人們都有一種陰影把心遮住，個人煩憂的侵襲更有不可支撐的局勢。 ”④《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35、36 期合刊，第113 頁“編后”。

從上述摘錄可以看出，當時周刊在刊印期間存在的困難。 《民俗》周刊收集的故事、歌謠、謎語等民俗資料來自鄉野，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其中不乏一些材料中存在生僻字以及古漢字等難以刊印的字，而印刷廠對于這種字的字模又是很有限的，因此造成操作上的困難，期刊中類似錯別字的錯誤也較多。而由于印刷的原因使得產量具有一定的限制，銷往外地的幾率也較低。在1929 年第82 期中羅香林也曾在寫給鐘敬文的信中這樣寫道：“過去一年多的《民俗》，推銷方面似乎也不太妙，雖然每期也可銷到一千多份。今年暑假，我因事回粵一次，上下經過南京、上海、杭州、汕頭……等地，每到一地，總算曾去逛過一次書鋪旁的雜志，那很容易找，但是《民俗》的蹤跡呢，哪里見得到！跑到各大學的圖書館去參觀，看得見《民俗》周刊的，卻也沒幾個?！雹倭_香林：《關于〈民俗〉的平常話》，《民俗》周刊81 期，1929 年10 月9 號。從這段敘述，可從側面看出，周刊雖然一直在出版但是似乎銷路并不順暢，連同屬于廣東省內的汕頭也很難找到，上海、南京這些大城市都很少見到。 由此可推測，當時北方的一些小城市應該更加難以送達。 正是由于發行地集中在廣州，使得外地購買困難，知名度較低。 外地學者關注度不足，從而致使所收稿件中外地學者的比重低。

四、《民俗》周刊主創團隊的艱難前行

（一）編輯與出版的壓力

《民俗》周刊從1928 年3 月21 日創刊，先后出版了18 個關于歌謠、謎語、傳統節日、神話故事等研究的專號。 然而因為種種客觀原因，在《民俗》周刊上投稿的學者對民俗、民族志材料的整理相當粗糙，很少有深入精細的調查，大多只是憑自己的記憶或者道聽途說得來，疏漏、錯誤之處較多。造成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民俗》周刊作者群體大多不是民俗學方面的專業人才，另一方面與當時主編的個人學術網絡匱乏也有一定關聯。

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會員情況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從事民俗研究的學者“很少在這方面受過專門科學的教育和訓練。他們多半是由于對這門新興科學感興趣，或與自己所從事的專門學科有關系的學者。 ”②鐘敬文：《重印〈民俗〉周刊序》，《民俗》周刊影印本，上海：上海書店，1983 年。鐘敬文曾解釋：“我們都不是什么民俗學的專家，我們以愛好者的資格，來從事于這刻不容緩而又重大非常的工作。我們大家都差不多各有別的要努力的學業與任務，……不能使高明的讀者滿意，那是自己早已意料到而又當然的事。 ”③鐘敬文：《編后》，《民俗》周刊第6 期，1917 年4 月13 日。例如顧頡剛，他一生致力于研究歷史，他曾說：“我對歌謠的本身并沒有多大興趣，我研究歌謠是為了有所為而為的，……常有人稱我為歌謠專家，這種不期之譽我很不愿意承受，……我的研究文學的興味遠不及我研究歷史的興味來的濃厚；……我只想把歌謠作為我歷史研究的輔助。 ”④顧頡剛：《古史辨自序》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董作賓亦是如此，他一生致力于古史研究，因為方言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參正古音，所以他對方言研究很感興趣。 他之所以對歌謠采集與整理較多注重，是因為歌謠可以更好地為方言的研究提供學術手段。他認為：“歌謠又是方言頂可靠而且有價值的參考材料”⑤董作賓：《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續）》，《歌謠周刊》第64 期，1924 年10 月19 日。。由此可見，他希望用這些民俗資料來為史學提供更為新鮮的鄉野資料。

其他學者，如何思敬，研究社會學；崔載陽，主要研究心理學；葉德鈞，則研究戲曲理論。 他們能夠注意民俗學，是因為和他們專業有關系。 而大多數的學者如容肇祖、陳錫襄、黃仲琴等都是因個人興趣而熱心民俗研究的。 除了上述知名學者之外，《民俗》周刊也刊發了很多熱愛民俗的社會各界人士投稿，如馬益堅、朱揚善、梁甌第、官世科、徐麥秋、蔣康信、徐勻等等，他們或來自各中小學教育工作者，或是政府工作人員，還有很小一部分來自工廠工人⑥司徒優：《讀了臺山歌謠集之后》，《民俗》周刊第74 期，1929 年8 月21 日。。 另外，除卻以上所談論的各個學者，投稿人中還有許多使用化名的學者，如亦夢、若水、愚民、梅山、c.f.p 等等。 這些學者詳細情況不可考，但是他們大部分都以自己家鄉本地風俗或者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為主要內容，雖然不能探明真偽，但為《民俗》周刊資料的搜集提供了廣泛的素材。

《民俗》周刊中刊載文章的作者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由當時編輯向學界知名學者約稿；二則是向社會公開征稿。 《民俗》周刊自1928 年3 月21 日創刊以來，由于各種人事變動以及當時局勢的變化，多次?？?，復刊，也多次更換編輯。 當時民俗學會許多學者不僅要承擔平時學校的教學工作，同時還需要承擔編輯出版的瑣碎工作。 《民俗》周刊第一期到第二十四期都由鐘敬文一人負責。鐘敬文作為自小生活在廣東的本地人，加之他接觸民間文學較早，交友范圍廣泛，認識名人眾多，但是在創刊之初，仍然日日為稿件犯愁。 在初期艱難時刻，他四處求人寫稿，除了在校內發動征稿活動之外，還給外地的民俗學同仁通信求稿。 一些成名人物的稿件具有一定約稿難度，比如何思敬、崔載陽等。 在《民俗》周刊第一期《環境與神仙的傳說》文末附記，鐘敬文寫道：“……可惜這篇只是他從前草草寫下的一則短記，現在呢，他又沒有多余的時候再寫，因為我急需稿件用，只能把它刊印了。 ”可見，盡管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歷史系一位教務員，但當時周刊大量缺稿，為了順利出版，鐘敬文對稿件的質量也是有所放寬的，這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稿件欠缺的情況。

1928 年，鐘敬文被辭退后，顧頡剛又親自擔任主編，主持編輯工作。 兩期之后，1928 年9 月底第27、28 期合刊由容肇祖接手編輯。 容肇祖接手后，也面臨沒有固定作者群體，稿件缺乏的情況。他開始發動自己身邊的親朋好友為《民俗》周刊撰稿。 在他的鼓動下妹妹容媛以及舅舅鄧爾雅等都加入民俗學會，并在《民俗》周刊上發表多篇文章。

1929 年，由于顧頡剛等人相繼離開中山大學，以及當時學校領導層對民俗學會工作支持力度減弱，容肇祖也漸生去意。 1930 年容肇祖導師楊壽昌介紹他去嶺南大學國文系做副教授。 于是，容肇祖編完《民俗》周刊第93、94、95 期合刊后，便離開了中山大學。 《民俗》周刊的主編由土生土長的廣東地方民俗學工作者劉萬章擔任。 與前幾任主編不同的是，他并不是在當年北大《歌謠》時期成長起來的民俗學者，所以他與北京、上海等地的學界名流交流甚少，甚至幾乎沒有任何聯系。 即使是本校的名教授也未能把文章交給他。 所以在他主編期間，刊發學術含量高的稿件相對較少，大多使用的都是學生和各地民俗愛好者的來稿，稿件質量欠佳。 在艱難中堅持到第110 期的時候，學校宣布不再給予經費支持，《民俗》周刊被迫?？?。1933 年容肇祖回到中大，復辦《民俗》周刊。然而，由于中大沒有繼續聘任容肇祖，《民俗》周刊終于還是在第123 期之后畫上了句號。

一份初創學術刊物的刊發內容，不僅僅是刊物本身的品牌效應，更多的是主編的學術地位，以及與學界同行的交往聯系。 《民俗》周刊幾任主編，雖然參加過《歌謠》的創立與編寫，但是當時“還是小弟弟”①鐘敬文：《重印〈民俗〉周刊序》，《民俗》周刊影印本，上海：上海書店，1983 年。，所能約到的稿件數量較少，質量上乘之作則更為稀缺。 盡管如此，《民俗》周刊及與之相關的民俗學人對中國民俗學早期發展所做的貢獻仍然是不可磨滅的。

（二）經費與政府壓力

對于民間民俗的發掘與推廣，一直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經費的不足。 事實上，對于民俗的發掘經費缺少問題由來已久，早在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時期，計劃由顧頡剛等人一起去妙峰山考察，但這次為期三天的調查活動，總共只有50 元的經費②顧頡剛著，錢小柏編：《顧頡剛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8 年，第426-427 頁。。在廣州中山大學創辦《民俗》周刊時期同樣存在經費不足的問題。 1928 年3 月，顧頡剛曾專此函請學校解決教職員宿舍并撥款創辦“民俗學會”，學校的答復是：“略謂開辦費二百元，應予照撥；惟教職員舊宿舍，前經撥給圖書館，……現在裁員減政時期，亦未便照擬，一俟?？钌栽?，再行酌辦云。 ”容肇祖在擔任周刊主編時，于1929 年6 月送請校長審核的《發展民俗學會計劃書并經費預算》中說道：“投稿之士，全本熱心，絕沒有金錢之報酬，以投其他雜志，則潤筆可資，至叢書巨著，本會除送回三五十本外，絕無其他版稅或報酬……至外國出版關于民俗及中國民俗之書籍，求之圖書館中，已屬寥寥，研究所又無?？钯徺I……購風俗物品雖曾領過數百元，但無一定經費，搜求物品，有限于時地，而應付無從……小小調席，亦需費用，近之如蛋戶，如廟誕，如神會，由三數十元，以至百元之費用，有調查則有專號，無調查則無文章。 ”按容肇祖的預算，每年約需經費9200 元①施愛東：《中山大學民俗出版與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建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1 期。。 7 月，朱家樺校長批準經費每年2200 元，這是民俗學會有史以來的被批復的最大一筆經費。 容肇祖擔任《民俗》周刊編輯的時候曾說過，他們從來沒有穩定的經費支撐這份刊物②容肇祖：《卷頭語》，《民俗》周刊，第111 期，1933 年3 月21 日，第4-5 頁。。

除了經費的缺乏之外，政府的限制也是《民俗》周刊發行困難的原因之一。 在中國歷史上，政府對于民間歌謠等禁令屢見不鮮。 國民政府北伐勝利之后，國民黨于1928-1929 年間在浙江、江蘇、安徽等地推行一系列的反迷信運動。1928 年，政府頒布各種規章和條例，企圖廢除它認為是迷信和淫邪的活動或行業，活動如拜神、蓄婢、婚喪大肆鋪張等，行業則包括占卜、星象、巫術和風水等，皆在禁止之列③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第227 頁。。1929 年7 月，國民黨廣東支部就在廣東設立了“風俗改革委員會”。 這類出版審查制度使《民俗》雜志也成為當時被攻擊的對象。鐘敬文“因《吳哥乙集》有穢褻歌謠之故”被辭退④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2 卷1927-1932），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年，第182 頁。。1929年顧頡剛離開了中山大學。這時的民俗學會牽頭人就剩下容肇祖了。此時，指責《民俗》周刊散播迷信的聲音越來越多，在這種氛圍下，容肇祖不得已于1930 年辭職，由劉萬章接手。 不久，劉萬章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 最后《民俗》周刊于1930 年4 月暫時?？?。

五、結 語

《民俗》周刊自第110 期后?？? 年，1933 年復刊，只出了13 期和1 本“百年紀念號”，又?？?。 雖然由于當時各種客觀因素，使它刊發的文章、民間資料以廣州本地為主，較少涉及北方地區。但是它相較北大《歌謠》周刊來說，刊發的文章不僅包括歌謠、謎語、傳說、諺語、神話故事等民間資料，還涉及很多民俗學理論性的研究文章，以及對國外專著的譯介等，使民俗學在中國的研究領域進一步擴寬。 《民俗》周刊還會不定期刊行不同主題的?？?，如中秋節期間發行“中秋節”專號、七夕時發行“七夕”專號，以及“謎語”專號、“神的專號”等，使讀者對民俗學的興趣更加濃厚。 此外，它還關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風俗文化，登載關于瑤族以及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歌謠、傳說、服飾等民間風俗。鐘敬文晚年曾說：“我們把一百多期《民俗》的目錄看一下，真不禁有波瀾壯闊的觀感。許多古代文獻來說是相當重要的，而且對于許多世界性學術研究的原始文化史、人類學、民族學、民間文藝學及民族心理學等都提供了一定的參考資料，有的還是一種極珍貴的材料。 這是這個刊物的重要意義所在。 ”⑤鐘敬文：《重印〈民俗〉周刊序》，《民俗》周刊影印本，上海：上海書店，1983 年。作為我國現代民俗學史上重要的承前啟后時期，中山大學民俗學會以及《民俗》周刊不僅使民俗學研究得以繼續深入發展，而且正式把我國民俗學研究推入科學的軌道⑥[日]直江廣治：《中國民俗文化》，王建朗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182 頁。。 中山大學民俗學會以及《民俗》周刊作為20 世紀初期中國民俗學史的重要陣地，為我國培養了許多民俗學專業人才。 這些學者此后在福建、浙江、四川等地先后成立了民俗學會或民俗學分會，拓寬了中國民俗學的影響范圍，而且為中國民俗學學科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