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肅書院普及化進程中的地方因素
——基于省制確立、政局穩定與左宗棠興學的視角

陳尚敏

（蘭州城市學院文史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一、引 言

甘肅在明代始有書院，宣統《甘肅新通志》卷31《學校志·書院》對甘肅書院史料進行了第一次較為全面的收集整理，載甘肅明代書院共6 所。 民國《甘肅通志稿》卷44《教育二·書院》對此表示懷疑：“夫明有天下歷年二百數十，秦、涼名士彪炳史冊。 今載書院只六，缺漏甚矣，而今已文獻無征。 ”正是由于“文獻無征”之故，今人對明代甘肅書院的研究重在史料考稽、數量統計等方面，其中以王繼光、胡方峴《明代三隴書院考略》一文論述最為詳備，他們認為明代三隴地區創建書院19 所，其中建于洪武四年（1371）的清水縣清江書院為最早①王繼光、胡方峴：《明代三隴書院考略》，《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7 年第6 期，第131-138 頁。。 “三隴地區”與清代甘肅轄境相近，即今甘肅省全境、青海省東部地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大部分地區。

清代甘肅共有書院107 所，其中新建97 所，重建、重修前代書院10 所。 就地區分布而言，只有蘭州府渭遠縣、寧夏府寧朔縣（治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慶陽府安化縣（治今甘肅省慶陽縣）和合水兩縣、西寧府循化廳（治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以及安西直隸州（治今甘肅省安西縣）等6 個行政區未見書院設立；就層級分布而言，形成了省、道、府、縣、鄉五級書院布局，其中省屬2 所；道屬3 所；府屬13 所；縣屬76 所；鄉村9 所②這里的統計是指書院初建時的行政級別，如柳湖書院初建時為平涼府屬，后改為平（平涼府）慶（慶陽府）涇（涇州直隸州）固（固原直隸州）化（化平直隸廳）道書院，本文在統計時將其計入府屬書院；建在甘州府的河西講舍是省級求古書院的分院，理應與求古書院作為一體，不再單獨進行統計。；不詳級別的4 所。 其中9 所鄉村書院雖有書院之名，但從事的多為蒙養階段的教育，與私塾沒有什么區別。 甘肅書院由明代零星點狀分布到清代基本普及，說明清代甘肅書院取得長足的發展。 但要更為明晰地揭示其成因，還需了解清代甘肅書院建設的時間分布。 參見下表1：

表1 清代甘肅歷朝書院設置

上表1 所示，清代甘肅書院的創建可分為四個階段：清初至雍正朝甘肅書院由建設的空白開始走向萌芽；乾隆、嘉慶時期迎來了高潮，基本上是兩年設置書院1 所；道光、咸豐時期為回落期，差不多是三年設置書院1 所；同治、光緒時期為復興期，不到兩年設置書院1 所。

清代甘肅書院有了長足的發展，其成因首推清廷的書院政策，因為它決定著地方書院發展的基本走向。清代的書院政策大致經歷了禁止、動搖、鼓勵和控制的不同階段。就總體情況來看，禁止的時間并不長，只限于順治朝，清最高統治者對書院還是持相對開明的態度。 清初禁創書院緣起于明中后期以來盛行的書院講會制度，書院的這種講會制度為士人諷議朝政提供了舞臺。 作為剛剛入主中原的民族政權，對此懷有深深的警惕，還是可以理解的。 康熙統治時期，政權漸次穩固，社會趨于安定，士人反清復明之心開始消退，轉而向往功名。 康熙帝也在熊賜履、范文程等漢族官員的影響下，對儒家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繼位不久即提出“崇儒重道”的治國方略，為此，再行禁創書院就缺乏合理依據。 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始，康熙皇帝先后為全國9 個省份的19 所書院或賜書、或賜匾，這種行為自然釋放出對書院的善意。 清代的書院政策在雍正十一年（1733）發生了大的轉折，可以直用鼓勵來形容了，其標志是諭令駐省的督撫建立省級大書院。 清代后期，朝廷諭告的重點是加強對書院的管理，以便更好地培養人才。 清代甘肅新建的97 所書院，絕大部分是因有地方官的參與才得以完成，在職地方官作為國家的代理人，是政策的執行者，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清廷書院政策在清代甘肅書院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參見下表2：

表2 清代甘肅新建書院經費來源

除政策因素之外，清代甘肅書院的發展同時也是甘肅地方社會諸因素共促的結果，這些因素包括甘肅省制的確立、政局的穩定以及同治、光緒兩朝總督左宗棠西北興學等幾個方面。

二、省制的確立

清初，西北的行政建置沿明之舊，康熙初年，清廷鑒于甘肅“遙隸陜西，未免鞭長莫及”①道光《蘭州府志》卷1《地理志上·形勝》。之情形，康熙三年（1664）將陜西布政使司分設左、右兩個布政使，左駐西安，右駐鞏昌（治今甘肅隴西縣）。 康熙六年（1667）改陜西右布政使司為鞏昌布政使司，康熙七年（1668）又改為甘肅布政使司，治所移至蘭州。一般認為，這標志著陜甘析治和甘肅行省的確立。甘肅省制的建立對書院的發展有著直接和間接的推動作用。 直接的作用表現為蘭山、求古兩所省級書院的創建；間接的作用表現為陜甘分闈。 兩者均是以甘肅省制的確立為前提的。

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諭令各省建立省級大書院，并賜“帑金”千兩。 此次諭令給清代書院發展確立了明確的合法地位，結果17 個省的23 所書院享受此項優惠政策，甘肅蘭山書院位列其中①參見光緒《清會典事例》卷395《禮部·學?！じ魇骸?，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411 頁。。 時任甘肅巡撫的許容奉旨修建蘭山書院，“籌膏獎，增月課，躬親訓迪，士風由是蒸蒸日上”②宣統《甘肅全省新通志》卷56《職官志·大吏傳下·許容》。歷代經營西北，多以河西為重。明朝后期，河西地區邊防松馳。嘉靖時，明廷置甘肅巡撫，駐甘州（治今甘肅張掖市），以加強防務。 清初河西地區處于亂局，清政府在河西的政權機構大體沿襲明代，巡撫一職也得以保留。乾隆二十五年（1760），新疆收復，清廷優先考慮的是對于“新附各部”的軍事控制。因此，將陜甘總督的駐地由西安移駐肅州（治今甘肅酒泉市），旨在控馭新疆。乾隆二十九年，陜甘總督兼巡撫事，甘肅巡撫裁撤。隨著新疆軍府建置的完成，陜甘總督的駐地也由河西東移至蘭州。。 光緒九年（1883），總督譚鐘麟、學政陸廷黻在省會蘭州創立求古書院。自此，甘肅就有兩所省級大書院?！拔粽呶崽m書院之屬于制府，而為全隴學子所考德問業者：一曰蘭山、一曰求古。 ”③劉爾炘：《劉遠峰先生壽序》，見《果齋續集》，“中國西北文獻叢書”本，第173 冊，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 年，第325 頁。蘭山書院自創建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改為甘肅省優級師范學堂，歷時170 余年。 它在清代甘肅教育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首先，蘭山書院作為省級書院，它的設立為各府州縣書院的發展樹立了典范。 “蘭山建書院，各書院之本立?！雹軐O承弼：《靈文書院碑記》，見宣統《甘肅全省新通志》卷35《學校志·書院》。此后，甘肅各地書院紛紛創建?！坝赫觊g，命各省城設立書院，甘肅蘭山書院因建焉，自是府州縣俱仿行之”⑤秦維岳：《建修五泉書院碑記》，見宣統《甘肅全省新通志》卷35《學校志·書院》。；“世宗憲皇帝敕直省各建書院，嗣是郡縣守令亦仰承德意，所在創興”⑥馮祖悅：《甘泉書院碑記》，見宣統《甘肅全省新通志》卷35《學校志·書院》。。關于省級書院對推動府縣書院建設的示范效應，商衍鎏也曾論及：“是時京師京臺，直隸蓮池，江蘇鐘山、紫陽，浙江敷文，江西豫章，湖南岳麓、城南，湖北江漢，福建鳘峰，山東濼源，山西晉陽，河南大梁，陜西關中，甘肅蘭山，廣東端溪、粵秀，廣西秀峰、宣城，四川錦江，云南五華，貴州貴山，奉天沈陽，各省書院以次設立，其余府州縣或紳士出資，或地方官籌撥經費，置產置田之創立呈報者亦多。 ”⑦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 年，第223 頁。省級書院的創建，明確了清廷對書院的鼓勵政策。 清代甘肅基本實現了書院的普及化，是與蘭山書院的典范引領密不可分的。

其次，圍繞蘭山書院，清代甘肅逐漸形成了一個省級教育中心⑧鄧洪波先生認為，省級書院出現于明代嘉靖、萬歷年間，清代雍正時正式建立省會書院。 省會書院由于經費充足、頻受皇帝關顧，生徒篩選嚴格等優勢和特點，成為各省教育、文化與學術中心。 清中后期，省級書院中又增設了一批富有特色的新生代書院。 省級書院的出現打破了宋元以來所謂天下四大書院的局限。 這是筆者所寓目的唯一一篇探討書院與地方教育中心關系的文章。 參見鄧洪波：《清代省會書院：遍布全國的教育學術中心》，《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6 年第6 期，第109-114 頁。。 “書院之大者在省會，當道校諸郡縣士而拔其尤。 延名師董教之，日餼月廩，費在出公帑，澤甚渥也。 ”⑨黃時：《創建云川書院記》，見宣統《甘肅全省新通志》卷35《學校志·書院》。蘭山書院“為甘肅全省士子肄業之所”⑩宣統《甘肅全省新通志》卷35《學校志·書院》。，意味著其招生面向全省。蘭山書院入學試在每年二月，前由甘肅巡撫、后由陜甘總督主持。通渭牛氏家族為當地望族，據牛樹桃《思源錄》言：“五世曾祖魯公，字多賢，歲貢生。 陜西漢中府鳳縣訓導， 贈通奉大夫。 公少孤，長嗜學，與四兄公齊名。 省城初立書院，稱為皇學，檄州縣考取咨送，本縣惟公昆弟與焉?！?牛樹桃：《思源錄》，見牛樹梅：《省齋全集》，連振波總校注，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32 頁。 按：原校標點有誤，本文引用時作了修改。引言所及的書院應為蘭山書院，時被稱為“皇學”，可見其地位之不同凡響；又，書院初立，時間應在乾隆初年，當時分配給通渭縣的肄業名額為2 名，均被牛氏兄弟所考取。

蘭山書院落成時，巡撫許容“延原任狄道縣尹、仁和胡又乾先生為諸生師，所拔士五六十人，皆甘肅英俊之尤?！?黃建中：《璞齋劉君墓表》，見道光《皋蘭縣續志》卷10《藝文》。引文中的“胡又乾”應為胡兟，“又乾”為胡兟的“字”或“號”?乾隆《狄道州志》卷2《職官·狄道縣知縣》：“胡兟，仁和人，雍正甲辰進士，八年任。 ”光緒《杭州府志》卷110《選舉五·進士》：“胡兟，雍正二年甲辰科進士，仁和人，狄道知縣”；卷136《人物·仕績五》，胡兟進士中式后，先被銓選為四川長寧縣知縣，數年后改任甘肅狄道縣（治今甘肅臨洮縣）。 在狄道縣任上，因“與知府不協，被劾。 大吏聘主皋蘭書院，以親老歸”。 引言中的“皋蘭書院”當為“蘭山書院”。。同時，胡兟應為蘭山書院的第一任山長。 乾隆十四年（1749），牛運震主講蘭山書院。 “維時，從游肄業者七十有四人”，“其籍：則東至空同，西極流沙，凡八府三州之人士，咸在焉”①牛運震：《空山堂文集》卷3《皋蘭書院同學錄序》，“清代詩文集匯編”本，第30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119 頁。。 乾隆二十年（1755），孫景烈主講蘭山書院?！皶褐T生近有五十余人，頗知向上，課藝亦漸有進機?！雹趯O景烈：《滋樹堂文集》卷2《復陳榕門先生書》，“清代詩文集匯編”本，第30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106 頁。嘉慶朝時肄業蘭山書院者達二百余人③祁韻士：《蘭山書院添增課額記》，見道光《皋蘭縣續志》卷10《藝文》。，道光朝時，唯“應課諸生”已到了三、四百人④《道光三十年詳定條規》，見宣統《甘肅全省新通志》卷35《學校志·書院》。。 曾任蘭山書院山長的武威翰林張兆衡就說：“士之文秀者，則往往聚于省城。 ”⑤張兆衡：《蘭山書院加增膏火碑記》，見道光《皋蘭縣續志》卷10《藝文》。

肄業蘭山書院者被劃分成不同的類別，如正課、附（副）課、外課，另外還有相當數量的“應課諸生”。 這一點最早見諸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總督吳達善所制定的蘭山書院條規，其中“隆養諸生”條稱：“每名月給膏火銀一兩八錢，冬季三月加煤炭銀三錢；附課月給與一半。 ”⑥《乾隆三十五年總督吳達善榜揭條規》，見乾隆《皋蘭縣志》卷7《學?！?。 “膏火銀”相當于今日學校的助學金。另據《道光三十年詳定條規》可知，所謂正課、副課、外課等名色是依據考生的表現而評定的等級，等級不同，意味著他們擁有的待遇不同。 正課每月膏火銀三兩、副課一兩五錢，而且還可以居住書院肄業；外課，不享受膏火，但可與正課、副課一道居住書院肄業。 “應課諸生”只參與書院考課，他們既無膏火銀，也不能居住書院。 但同時正課、副課、外課也不是鐵板一塊，而是處于不斷變動之中，這反映了蘭山書院具有著嚴格的獎懲激勵機制?！罢鐒e以后，無論官課、堂課，通同查核。正課連列劣等三次者，降為副課；副課連列劣等三次者，降為外課；外課連列優等三次者，升為副課；副課連列優等三次者，升為正課。 ”⑦《道光三十年詳定條規》，見宣統《甘肅全省新通志》卷35《學校志·書院》。

雖說科舉人才的養成成本無從精確估算，但可以想見的是，在傳統農業時代，多一個讀書之人就少了一個耕作之人。 因科舉不受年齡限制，加之傳統時代的早婚早育現象，肄業書院者多有家室之累。 在此情況下，若書院能夠提供一定數量的膏火銀，自然有助于肄業士子緩解生活的壓力，使得他們能夠安心讀書。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平涼府柳湖書院膏火生息銀被當政者挪移，致使“書院之廢凡數年”⑧朱愉梅：《柳湖書院志》卷1《建革》，道光刊本。。這雖是一個反面的例證，亦可見膏火銀對書院教育的重要性。蘭山書院提供給肄業士子的膏火銀，究竟意味著什么？ 只有作了比較之后才能得知。 蘭山書院有門斗2 名，每年總共支付的“工食銀共23 兩6 錢8 分8 厘”⑨民國《甘肅通志稿》卷44《教育二·書院》。。 蘭山書院的課期每年為10 個月，這樣算下來，書院的勤雜人員每月的工食銀就是1 兩過一點，這個數字可以有理由認為是一個普通人一月的生活費用。 比較可知，肄業蘭山書院的“正課”、“副課”兩類士子完全可以實現自養，待遇應該說還是相當優渥的。

蘭山書院自創建以來，不斷得到擴建和修繕。 “乾隆三十年總督楊應琚、五十年總督?？蛋?、嘉慶二十五年總督長齡、道光二十二年總督恩特享額、光緒元年總督左宗棠屢修。 ”⑩宣統《甘肅全省新通志》卷35《學校志·書院》。蘭山書院終以其規模宏敞，藏書豐富，膏火銀豐厚，肄業人數眾多而聲名遠播，并最終成為“隴右人文薈萃之所”?祁韻士：《蘭山書院添增課額記》，見道光《皋蘭縣續志》卷10《藝文》。。光緒元年（1875）之前，陜甘合闈，意味著陜西和甘肅兩省在科舉上為同一個地理單元。 因貢院設在陜西省會西安，甘肅士子鄉試，要遠赴西安。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科陜甘鄉試，超過一半的中式者，來自陜西關中、宏道、豐登以及甘肅的蘭山4 所書院。對此，路德記曰：“歲乙未，余主講關中書院。 時屆大比，遠生咸集，諷誦相摩，自昏達曙。 秋試訖，登賢書者十九人，合蘭山、宏道、豐登三書院計之，蓋居榜之強半?！?路德：《檉華館全集》卷4《乙未科陜甘鄉試題名碑》，“清代詩文集匯編”本，第30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364 頁?？梢?，蘭山書院在整個西北都是有名的書院，與關中、宏道、豐登三書院相比肩①乾隆三十四年（1769），天山北路實行府縣地區開始設學。 陜甘合闈時期，甘肅和新疆文教統由陜甘學政管理，鄉試在陜西省會西安舉行。 陜甘分闈后，新疆文教改由甘肅學政管理，鄉試在甘肅省會蘭州舉行，這一狀況即使在新疆建省之后也未有變化。。

再次，蘭山書院為外省人士來甘肅講學搭建了平臺，最終推動了甘肅教育的發展。 自唐安史之亂后，甘肅逐漸成為文教落后的邊遠之區，加之明清易代之際的戰亂，使得清代前期的甘肅人才匱乏，教育就需要依靠外來力量。 這種外來力量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擔任蘭山書院的山長；其二是參與蘭山書院考課的地方官。 兩者均來自他鄉。

蘭山書院“自初設至今所延院長，率皆名宿。 最著者為（浙江）錢塘胡兟、（江蘇）常熟盛元珍、（山東）滋陽牛運震、（陜西）武功孫景烈。 四十年來，肄業諸生成科名、貢成均者指不勝屈”②乾隆《皋蘭縣志》卷7《學?！?。按：胡兟為浙江仁和縣人。仁和縣和錢塘縣均為浙江杭州府附郭，這也許是地方志編纂者致誤的一個主要原因。。 胡兟、牛運震、孫景烈三人均為進士出身，唯有盛元珍不詳其功名。 盛元珍于乾隆二年（1737）入講蘭山書院，因教學成績卓著，乾隆十年（1745）甘肅巡撫黃廷桂、陜西學政胡中藻聯銜奏請送部引見：

惟是甘省處在邊徼，文藝既乏師傅，經史亦鮮講誦，至于詩賦記頌一切古作，絕不考究，絕鮮能者。 前署督臣劉於義因其學博品端，委入書院，盛元珍自教習以來，迄今已及八載，日以經史策問古作時文訓課諸生，盡心講解，不辭勞瘁，是以書院士子于乾隆辛酉、甲子兩科中式各有數人，且前科解元即出自皋蘭書院，其現在肄業諸生學古通經，俱有可觀。臣胡中藻考試蘭郡，于時文經義之外，復試以詩賦記頌等篇，而能作者均系書院士子。 是盛元珍盡心教習，已有成效，似應酌請錄用，庶可風勵將來③《甘肅巡撫黃廷桂等為甘省皋蘭書院教習盛元珍卓著成效請旨送部引見事奏折》（乾隆十年三月十六日），見韓永福整理：《乾隆朝書院檔案(上)》，《歷史檔案》2012 年第3 期，第4-34 頁。。

清代教育是一種典型的應試教育，科舉扮演著指揮棒的角色。 在書院的日常教學中，考課占有重要地位。 所謂“考課”，類近于今日學校的模擬考試。 書院的考課分“官課”和“堂課”，官課由地方官主持，考卷也由地方官批閱；堂課由山長主持。 蘭山書院“官課定初六日，由督、藩、臬、道輪試”，“每課四書文一篇，試帖一首”④民國《甘肅通志稿》卷44《教育二·書院》。。 “督”指的是陜甘總督、“藩”為甘肅布政使、“臬”為甘肅按察使、“道”為蘭州道，他們均駐節省會蘭州。 秦州（治今甘肅天水市）王廷揚為光緒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舉人，曾肄業蘭山書院，其鄉試硃卷的師承部分就對上述官員參與書院考課的情況有詳盡的說明。何受軒夫子福堃，山西靈石人，丁丑進士，翰林院侍講，前護陜甘總督，現任甘肅布政使，月課均屢蒙超??；胡玉疇夫子宗桂，安徽桐城人，按察使銜，前署蘭州道，月課均屢蒙超??；潘少泉夫子效蘇，湖南湘鄉人，前甘肅按察使，現任新疆巡撫，月課均屢蒙超??；錫侯夫子崧蕃，滿洲鑲藍旗人，乙卯舉人，現任陜甘總督，月課均屢蒙超取。 “屢蒙超取”不光是一種榮譽，還與書院膏火銀的發放密切相關。 會寧楊國培，光緒十一年（1885）乙酉科拔貢，其選貢硃卷載：“曹吉三夫子秉哲，廣東番禹人，乙丑翰林，二品頂戴，前署甘肅按察使、分巡蘭州道。蒙延培至署內課讀、飲食、教誨，渥荷栽培?！边@里的問題是，一個普通讀書人和一介地方大僚之間怎么會產生師生情誼？ 何況，清代按察使職掌一省司法監察，與地方教育并無多少關涉。 另據楊國培硃卷所載師承關系中有蘭山書院山長的題名，這就表明他曾有在蘭山書院肄業的經歷。 楊映樞與按察使曹秉哲兩人的結緣似可給出一個較為合理的推斷：楊映樞在書院考課中的優異表現得到主持考課的曹秉哲賞識，進而受到特別的關照。 曹氏為翰林出身，對一個來自寒素之家而又有前途的士子，萌生惺惺相惜之情，也并非沒有可能。

清代官員銓選有嚴格的地域回避制，基于政教相維的傳統⑤關于政教相維的傳統，楊念群先生認為，中國歷史上不存在類似西方那樣的“宗教”與世俗王權相互對抗滲透的關系格局。 “政”的涵義不是指單純的政府行政職能，還包括思想訓導、規范行為等內容，調控的對象上自帝王下至民眾。 “教”也異于西方宗教威權的思想統攝，也不單指教書育人，其涵義是灌輸關于社會秩序的道德標準。 自宋代以后，“政教”關系成為王朝賴以構建“正統性”的手段，經過漫長的歷史演變，至清代已臻成熟。由此可見，“政”與“教”互為表里，相得益彰。參見楊念群：《清帝遜位與民國初年統治合法性的闕失——兼談清末民初改制言論中傳統因素的作用》，《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5 期，第32-50、160 頁。，這些來自異鄉的官員通過主持書院考課實際參與了地方教育的建設；另外，清代百官卿僚大都出身科第，特別像任職督、藩、臬、道這些高品階官缺者當中，不乏翰林、進士出身者，他們自身就具有為師的能力。

傳統中國，以農立國，有限的財力無法支撐起一個龐大的教育規模。 這反映在教育制度設計上，就表現為重取士而輕養士的特點，所謂“就已有人才而甄拔之，未嘗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①何炳松：《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大學教育》，見劉寅生，房鑫亮主編：《何炳松文集》（第2 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第506 頁。。只求收獲，卻不務耕耘，真正負有教育之責的主體是家庭和社會。 因此，地方教育生態的維系和培植在很大程度上倚賴于地方社會所沉淀的科舉人才數量，特別是作為高級功名者的數量。 在清代的科舉人才結構中，唯有進士能保證出仕為宦；舉人和貢生雖說具有做官資格，但銓選遲滯；生員若無捐納和軍功，幾乎沒有入仕的可能。 清代士人即使為宦，其時間大都相當短暫，致仕歸籍雖無明文規定，但基于孝親觀念，他們依然要回歸故土。 進士鄉居期間，主講書院自然也是一個體面的選擇。 武威進士孫俌，會寧進士李玩蓮，皋蘭進士梁濟瀍、翰林秦維岳、進士張國常、翰林劉爾炘，狄道翰林張子選，安定翰林馬疏，秦安翰林安維峻等，他們均曾肄業蘭山書院，多有短暫的仕宦經歷，歸里后以培植鄉間子弟為己任，使得地方教育薪火相傳，綿延不斷。 可見，蘭山書院在根本上提升了地方教育的內生能力，使得地方科舉人才的養成具有了可持續性。

求古書院創建于光緒九年（1883），三十一年時即改為甘肅省初級師范學堂，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當中，甘肅就有兩所省級大書院。求古書院的規章制度基本與蘭山書院相同。因為求古書院存續時間短暫，留存的史料相對較少，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在當時的甘肅教育界亦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從光緒后期甘肅士人的鄉會試硃卷看，其師承關系部分大多有蘭山、求古兩書院山長的題名，這就表明卷主曾有肄業兩書院的經歷。 據慕壽祺回憶：“光緒十八年，余應童試后，肄業求古書院，見癸巳、甲午科甘肅捷鄉書者，蘭山、求古兩書院居大多數。 ”②慕壽祺：《甘寧青史略正編》卷18“省城設蘭山書院”條，“中國西北文獻叢書”本，第96 冊，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 年，第528 頁。引言中的“癸巳”、“甲午”兩科應為光緒十九年（1893）正科、二十年恩科甘肅鄉試。 光緒二十三年（1897），時任陜甘總督的陶模也說：“蘭州有蘭山、求古兩書院為各府廳州縣士子肄業之所。 每科中式者，兩書院幾占其半。 ”③慕壽祺：《甘寧青史略正編》卷25“丁酉二十三年春二月蘭山求古兩書院加算學”條，第164 頁。

在陜甘分治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甘肅鄉試依舊與陜西合闈。 甘肅士子應鄉試要遠赴西安：“計甘肅府廳州縣，距陜近者平慶涇、鞏秦階兩道，約八九百里、千里；蘭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遠者一千六七百里；蘭州以西涼州、甘州、西寧，以北寧夏，遠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肅州安西一道，則三千里或四千里，鎮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 邊塞路程悠遠，又兼驚沙亂石，足礙馳驅，較中原行路之難，奚翅倍蓰！ 士人赴陜應試，非月余兩月之久不達。 所需車馱雇價、飲食芻秣諸費，旅費、卷費，少者數十金，多者百數十金。 其赴鄉試，蓋與東南各省舉人赴會試勞費相等。 故諸生附府廳州縣學籍后，竟有畢生不能赴鄉試者，窮經皓首，一試無緣。 ”④《請分甘肅鄉闈并分設學政折》，見劉泱泱主編：《左宗棠全集》（奏稿五），長沙：岳麓書社，2009 年，第511 頁。后經左宗棠奏請，光緒元年（1875）陜甘分闈，甘肅鄉試便在省會蘭州舉行。 左宗棠“奏請分闈，添學政，益廣文教，而皋蘭人文蔚起，卓然為諸縣冠。踵事增美，有非昔比。 ”⑤楊昌浚：《序》，見光緒《重修皋蘭縣志》?！胺珠澿l試以來，狄道文風日有起色。 ”⑥《增添廩增缺額碑記》，見宣統《狄道州續志》卷4《學校志》。通渭“分闈以來，科目倍增，登賢書者較廣”⑦光緒《重修通渭縣新志》卷7《學?！?。。

清代，鄉、會試共舉行112 次，甘肅產生舉人1765 人、進士343 名。 以陜甘分闈的光緒元年為界，之前舉行鄉、會試99 次，甘肅產生舉人、進士分別為1282 人和230 人；之后舉行鄉會試13 次，甘肅產生舉人、進士分別為483 人和113 人⑧舉人統計主要依據宣統《甘肅新通志》卷39《學校志·選舉上·舉人》，并參稽各府州縣地方志。 進士統計情況見陳尚敏:《清代甘肅進士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6 頁。。 分闈后，甘肅鄉試有了固定的中額，加之應試路程的縮短以及盤費的降低，大大激發了地方社會的向學熱情，并最終推動了書院教育的發展。 “蘭山書院肄業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縣亦多聞風興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 ”①左宗棠：《與寬勛同》，見劉泱泱主編：《左宗棠全集·家書·詩文》，第171 頁。

三、穩定的政局

清代，甘肅政局有一個相對較長的穩定時期，也就是在乾隆中期至同治元年（1862）陜甘回民起義之前?！吧w自乾隆以來，重熙累洽，關隴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②白壽彝：《回民起義(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第248 頁。；隴右“乾嘉數十年較太平”③張維：《還讀我書樓文存》，王希隆主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年，第413 頁。。甘肅書院在這一時期有了一個較快的發展。

順治朝，甘肅無書院建置，從制度層面來看，受制于書院禁創政策。 實際上，當時甘肅處于亂局，根本不具備興學的基本條件。 明末清初易代之際，李自成起義軍先后八次進入甘肅，慶陽、天水、隴西、蘭州、西寧等地成為主要戰場。 順治五年（1648）河西地區爆發由米喇印、丁國棟領導的甘州回民起義，歷時將近兩年，波及甘肅中部及東南部廣大地區。當時隴東一帶，“無城不屠，無村不戮”，“所遺殘民，十僅存一”④傅宏烈：《請免慶屬錢糧第一疏》，見乾隆《慶陽府志》卷39《藝文》。；河西、西寧、寧夏、蘭州一帶，“寇亂數十年，民化青磷，田鞠茂草，無處不有荒田，無戶不有絕丁”，“民間所種熟田，不過近城平衍之處，其余則荒蕪彌望，久無耕耨之跡”⑤孟喬芳：《為目擊秦民皇糧之累萬不能支祈圣恩經賜除豁以全孑遺疏》，見乾隆《西寧府新志》卷34《藝文》。。

有清一代，清廷通過尊崇黃教、滿蒙聯姻等手段大大降低了甘肅來自北方和西南方向的戰略壓力。 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廷劍指準噶爾叛亂，開起了安定邊疆的進程。 歷經三朝，費時數十載，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這一大業才算完成。 在此期間，甘肅始終發揮著軍事前沿陣地的作用，如提供兵源、轉挽糧餉等，自然還要承受戰爭的侵擾；但另一方面，基于西北戰略地位的提高以及清政權在中原統治地位的漸次穩固，自康熙朝始，清廷也重視了對這一地區的經營，實施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諸如扶助生產、蠲免糧草和救濟災荒等。 特別是新疆收復，意味著西北邊防線大大向西推進。 乾隆帝就說：“陜甘自展拓新疆以來，伊犁已駐將軍，烏魯木齊、巴里坤久成腹地。 ”⑥《高宗純皇帝實錄》卷704，“乾隆二十九年二月癸未”條，《清實錄》第1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862 頁?！笆ヌ熳游慕浳渚?，漸海被沙，金方以往，火部而遙，式廓新疆二萬余里，故甘州舊本邊障，今為腹里矣。 ”⑦勒爾謹：《序》，見乾隆《甘州府志》，張志純等校點，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5 頁。這對甘肅來講，安全壓力減輕。 作為地方官施政，文治也會很自然地提上其議事日程。

肅州（治今甘肅酒泉市）酒泉書院，乾隆間知州黃文煒創建，其記曰：“今天人和同，西戎款服，一時敵愾同仇之輩，皆相與安土績業。 余用是慨然曰：‘是真可以洗兵戎之氣，而謀弦誦之樂矣’”⑧黃文煒：《酒泉書院記》，見宣統《甘肅全省新通志》卷35《學校志·書院》。；甘州府甘泉書院，在府郭張掖縣城南，乾隆間知府馮祖悅創建，其碑記曰：“甘鎮地處極邊，代為用武地。我皇上德化覃敷，四夷賓服，自嘉峪關外拓新疆二萬余里，皆得偃武修文?！雹狁T祖悅：《甘泉書院碑記》，見宣統《甘肅全省新通志》卷35《學校志·書院》。云川書院在永昌城西，清乾隆間知縣郭昌泰建，黃時《創建云川書院記》：“永地處邊陲，近百余年來，登科第者僅三人，士氣抑塞，風教頗未光，其需書院最急。 ”⑩黃時：《創建云川書院記》，見宣統《甘肅全省新通志》卷35《學校志·書院》。乾隆、嘉慶兩朝甘肅新建書院共41 所，這一時期是甘肅書院的大發展時期。

道光、咸豐兩朝，甘肅書院的發展出現回落趨勢，這與清廷在鴉片戰爭之后的時局有很大關系。

四、左宗棠興學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出任陜甘總督，在給僚友的信中直言：“度隴之命，?；I剿回。 ”①左宗棠：《答駱籥門宮?！?，見劉泱泱主編：《左宗棠全集（書信二）》，第19 頁。但在他實際的施政過程中，文教同樣占有重要地位，“關隴要事，讀書為急。 ”②左宗棠：《答袁筱塢宮詹》，見劉泱泱主編：《左宗棠全集（書信二）》，第319 頁。在左宗棠看來，發展文教同樣是西北邊疆治理的重要途徑之一。 傳統教育被視為“文治”，其中就包含這樣一個邏輯判斷：文教盛衰關乎社會治亂。 具體言之，人不向學，就不明理，不明理就不知行，亂也就由此而起。 左宗棠西北興學，其出發點也是基于這一點的③相關論述可參見陳尚敏：《晚清陜甘分闈述論》，《歷史檔案》2012 年第4 期，第81-86 頁。。 在左宗棠督甘期間，被戰亂毀壞的18 所書院得以修復，另外，還新建書院15 所。 同治、光緒兩朝甘肅書院的復興，顯然是其結果。 對此，秦翰才先生已有詳述④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 年，第203-215 頁。。

強調書院之于清代教育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說，有了書院就一定會推動地方教育的發展。 這其中還需要具備其他條件，要者如慎選山長、籌措膏獎等。 隴南書院的前身為文昌書院，在原鞏秦階道道治所在地的岷州（治今甘肅岷縣），道光年間，由巡道嚴良訓創建。 同治三年（1864），文昌書院毀于兵燹。 光緒元年（1875），文昌書院隨道治移駐秦州（治今甘肅天水市），即更名為隴南書院。但隴南書院依舊是鞏昌府、秦州和階州兩直隸州所屬的道級書院。 清代書院招生有嚴格的屬地限制，也就是說，隴南書院的受教者僅限于鞏秦階道三屬士子。 如任其昌主隴南書院講席時，“三郡髦俊蒸蒸，后先炳蔚”⑤任承允：《桐自生齋詩文集》卷2《聽雨樓集序》，“中國西北文獻叢書”本，第170 冊，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 年，第463 頁。。 任其昌，字士言，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進士。 曾官戶部主事，“以母老思鄉里，決計請假歸養。 旋膺當道禮聘，主天水書院講席。 數年，移講隴南。 兵燹后，弦誦久寢，君盡心惇誨，因材曲成，高者教以窮經讀史，培根俟實；其次為討論制義源流奧竅，于場屋文利鈍得失，指示尤深切。 故兩院之士掇甲乙科者，至八、九十人”⑥王權：《笠云山房詩文集》卷17《戶部觀正進士隴南書院主講任士言先生墓表》，吳紹烈等校點，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 年，第336 頁。。 任其昌“既告歸，主講隴南書院，前后三十年。 其教人，先經史，旁逮古文辭，尤以躬行為本。 訓誨廣被，英俊云興。 隴南知名之士，盡其及門人也。 ”⑦張維：《隴右經學之傳授》第25 篇，報紙剪貼本，共1 冊，藏甘肅省圖書館“西北文獻閱覽室”。 按：張維從1938 年5 月12 日起，以“南野”為筆名，將《隴右經學之傳授》發表于《中心報》之“學術園地”副刊，計有短文34 篇。 筆者對其電腦錄入，共計16000 余字。 系列短文勾勒出隴右經學傳授的歷史脈絡，對研究隴右學術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另，自30 至34 篇內容見張維：《還讀我書樓文存》（王希隆主編，第412-414 頁），亦以《隴右經學之傳授》題名。本注參考了王鍔《張維著述考（一）》（《圖書與情報》1994 年第1 期，第65-68；55 頁）一文的相關內容?！扒逋忾g，鄉先輩任士言先生主講隴南書院，州縣雋異之士悉出其門，以學術、事功、風節顯者，后先相望。 ”⑧馮國瑞：《秦安高漁山先生墓志銘》，見劉雁翔：《天水金石文獻輯錄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 年，第418-420 頁。秦州哈銳為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科進士，并獲館選，其會試硃卷師承部分就重點介紹了任其昌：“任士言夫子其昌，州乙丑進士，戶部山東司主事，現主講隴南書院。 師學行，士林推重，邇來隴右入詞林、捷春秋闈者多出其門。銳自游泮后，尤深荷栽培，忝獲科名，師之力也?！睆墓P者收集到的硃卷、齒錄以及地方士人的各類傳記資料來看，除了秦州直隸州所屬秦安、清水、禮縣、徽縣、兩當五縣之外，階州直隸州所屬文縣、成縣的士子也多有到隴南書院求學的經歷。 在鞏昌府所屬9 縣（州廳）當中，僅見有與秦州毗鄰的寧遠（治今甘肅武山縣）、伏羌（治今甘肅甘谷縣）和通渭三縣的士子曾赴隴南書院求學。 哈銳硃卷所言自然有夸大之嫌，因為“隴右”在清代為甘肅行省之別稱。 但無論怎樣說，任其昌任山長期間，隴南書院完全可以與蘭山、求古兩所省級書院相頡頏，成為甘肅文教的另一中心。

西寧不僅是西寧府府郭，同時還是西寧道和西寧辦事大臣的駐地。 西寧在有清一代建有湟中和五峰兩所書院。 湟中書院始建于乾隆五十年（1785），同治十三年（1874），知府龍錫慶添設膏火銀700 兩，又籌銀700 兩作為士子鄉試盤費；光緒元年（1875），西寧辦事大臣豫錫之、西寧道劉錦堂捐俸增添膏火銀800 兩，同年知府鄧厚齋增添膏火銀500 兩。 五峰書院建于光緒初年，由西寧辦事大臣豫錫之、西寧道張價卿、知府鄧厚齋、知縣朱朗亭等籌捐銀13000 兩而建①光緒《西寧府續志》卷2《建置志》，李文實點校，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85 頁。。 張琦和來維禮均為西寧人，同為光緒九年（1883）癸未科進士。該科會試，甘肅共中式進士7 名。同時，張琦和來維禮還是唯有的2 名二甲進士。據兩人的會試齒錄載，他們均曾肄業上述兩書院。任兩書院山長中有多人為進士出身，如楊雨臣夫子，諱興霖，西寧人，辛丑聯捷進士，四川彰明縣知縣，主講湟中書院；晁耀南夫子，印炳，西寧人，壬戌進士，四川即補知縣，主講湟中書院；金書聆夫子，印文同，皋蘭人，庚辰聯捷進士，戶部主政，主講湟中書院；周蓮峰夫子，印得程，皋蘭人，癸未進士，即用知縣，前主講五峰書院。

清代科舉考試，名為三場，實則以首場八股為重②順治二年（1645）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鄉、會試頭場試四書文、五經文（文體為八股）；二場試論、表、判；三場試經史時務策，簡言策問。 乾隆五十二年之后，頭場改試四書文；二場改試五經文；三場仍試策問。 前后兩個階段的考試內容雖有一定變化，但三場考試的基本架構仍舊相延，同時三場的地位至少在名義上也是平等的，而且朝廷也一直強調“三場并重”，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不少考官為了閱卷的省便，往往重點校閱頭場四書文，以其優劣作取錄標準，二、三場實際上僅作參考。 “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 ”這種取錄標準隨后帶來了惡劣影響。 士子為了迎合考場變化，將絕大部分精力投入頭場的準備之中。 所謂士子所誦習“不過四書文而已”。 參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18《科場》，《嘉定錢大昕全集》第7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第486 頁。 這種風氣即使到了維新運動期間還在延續，張之洞奏議科舉改革，他就認為科舉“雖設有二場經文，三場策問，而主司簡率自便，惟重頭場時文，二三場字句無疵，即已中式，遂有三場實止一場之弊”。參見《張文襄公全集》卷48《妥議科舉新章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 四書文別稱時文，文體為八股。。 八股在內容上要求“代圣立言”，這就要求考生具有豐富的經史知識以及對其的理解。 在形式上，八股更是有著諸多限制，寫作時須先破題、承題、起講；正文部分須用有聲律要求的四個有邏輯關聯的對偶段落來層層深入地闡發題旨，即所謂的“體用排偶”；文字要清真雅正；結構要有起承轉合。 八股文作為考試文體，其程式化的寫作本身就需要掌握相關的技法。 因此，作為應試者，若無名師指撥，全憑自我摸索，成功的概率想必不會太高。 任其昌之所以被稱為隴南文宗，親炙教誨者有八九十人中舉或進士，由前文引述可知，其奧秘就在于，他的教育方法即是圍繞著八股文的寫作來進行，如“窮經讀史，培根俟實”；“討論制義源流奧竅，于場屋文利鈍得失，指示尤深切”。 進士作為科舉的終端，他們才稱得上是科舉的成功者。 長期在科場的摸爬滾打，進士們擁有著自己的成功經驗。 他們出任書院山長，就有著其他功名擁有者所不具備的優勢。 西寧地處甘肅西緣，向為多民族聚居區，能在一科中中式2 名進士，實屬破天荒之舉。 窺其緣由，除了書院能夠提供一定數量的膏火銀之外，尤重者當屬該地書院聘請多位進士作為山長。 進士在候補、退職鄉居期間，出任地方書院山長自然也是一個體面的選擇，但其前提是書院能夠提供豐厚的修金。 因為依進士的聲望，他們有著寬廣的社會流動途徑，書院山長之于他們也絕不是唯一的選擇。

清代，每隔三年對官員進行一次“大計”考核，由督撫主持。 左宗棠在考核官員時，將興學作為重要指標。甘肅書院在晚清能夠復興，與此密切相關。在傳統集權的科層行政體制中，上有所好，下必趨奉。 自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督甘至光緒七年（1881）離甘年間，甘肅就涌現出一批興學的州縣官。 在一個清明的政治風氣中，官員才能做到以公為重，比如慎選書院山長。 書院山長的選聘權操之于官府，因為這一職位對一般士人來說，還是具有相當吸引力的。 光緒九年總督譚鐘麟、學政陸廷黻在省城創建求古書院時，并在甘州府置分院，“為河西五郡士子肄業之所”，亦即河西講舍。當政者的意圖無非是希望在廣大河西地區建立一所中心書院，以推動河西文教的發展。 但終因“財政微博，不能恢宏”，“亦僅甘州之人就近肄業”③民國《新修張掖縣志》，《教育志上》。 “河西五郡”是指涼州、甘州、西寧三府和肅州、安西兩直隸州。。 光緒十七年（1891），陶保廉侍父陶模赴新疆任巡撫，途經甘州，見河西講舍“所肄皆詞章，無用之學”，“湘中舉人某少年以能詩見知于提帥，擁皋比于河西，尤為可哂。 提帥舍其閫職，孳孳為詩，復以蝕餉所余，噢咻游士，用沽聲譽”①陶寶廉：《辛卯侍行記》，劉滿點校，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258 頁。。 巨國桂就直言，河西講舍“講席為南人所據，遂同虛設”。背后的操縱者應是時任甘肅提督的湖南人周達武②巨國桂：《秦安巨子馥先生年譜》，民國稿本。。巨國桂，字子馥，秦安人，光緒元年舉人，光緒十五年（1889）以大挑二等銓授甘州府儒學訓導，十八年，兼任河西講舍講席。 西寧地方官在戰亂剛剛結束之后，即投入極大的熱情籌措經費以發展當地書院教育，這也可視為左宗棠興學的影響。

柳湖書院始創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本為平涼府屬。 后經多次重修和擴建，至乾隆末年，書院規模宏大，肄業士子科第連綿，可謂盛極一時。 朱愉梅所撰《柳湖書院志》是現在所能見到的唯一一本清代甘肅書院志，該志卷五為《科第》，記錄曾肄業柳湖書院者的科第情況?！翱频谡吆?？志書院之科第也。書院創于某年，即于某科志之，以先不志非略也，有所由始也。其未肄業于書院而獲科第者，不志明乎！ 其志書院非志郡邑也。 ”其中記錄的進士有8 位③參見朱愉梅：《柳湖書院志》卷5《科第》，道光刊本。。 《柳湖書院志》成書于道光九年（1829）。 也就是說，柳湖書院自創建至道光九年的60 余年當中，肄業柳湖書院者共有8 位進士中式。柳湖書院在同治二年（1863）毀于兵燹。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命平慶涇固化道道員魏光燾復修柳湖書院，并將其由府屬改為道屬。 柳湖書院也就成為平（平涼府）慶（慶陽府）涇（涇州直隸州）固（固原直隸州）化（化平直隸廳）五郡諸生肄業之所④民國《平涼縣志》卷3《教育》。。 左宗棠有意圍繞柳湖書院，打造甘肅東部地區的文教中心。 遺憾的是，由于史料缺乏，無法對光緒朝的柳湖書院教育情況作出進一步的評述。

五、余 論

清代甘肅書院發展的結論，只是就甘肅書院史而言，是縱向比較得出的；就全國整體狀況來看，清代甘肅仍屬書院最不發達的地區之一⑤鄧洪波：《中國書院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 年，第405 頁。。

書院之名始于唐代，是中國古代獨特的文化教育組織形式，兼具藏書、刻書、育才、祭祀等多種職能。 縱觀書院的發展，其中有兩個主要的動力來源，其一是地域學派的講學活動推動了書院的發展，如南宋和明代。 應該指出的是，講學有時會觸犯時忌，為此書院曾遭毀壞，特別是在明代；其二是書院和地方官學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關系。 當地方官學衰敗之時，往往是書院興盛的時期，此時的書院是作為地方官學的補充而存在。 如清代書院即其顯例：“各省書院之設，輔學校所不及”，“儒學浸衰，教官不舉其職，所賴以造士者，獨在書院”⑥趙爾巽：《清史稿》卷106《選舉一》，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第3119 頁。。 “士子不居于學宮，則講藝論道，胥為書院。 ”⑦民國《甘肅通志稿》卷44《教育二·書院》。近人孟森也指出：“清一代學人之成就，多在書院中得之。 ”⑧孟森：《清史講義》，長沙：岳麓書社2010 年版，第276 頁。

清代甘肅轄境略近于歷史上的隴右地區?！半]右”得名緣起于陜甘界的隴山。古人以西為右，故稱隴山以西為“隴右”。 “以地處邊陲，一切人風土俗，盛于唐以前，陋于宋以后。 ”⑨劉於義：《后序三》，見乾隆《甘肅通志》（下冊），劉光華等點校整理，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1887 頁。按：引言中的“人風”即民風，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諱，故改“民”為“人”。唐開元、天寶年間，尚是“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⑩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16，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年，第6919 頁。。隴右由盛轉衰，安史之亂是其轉棙。安史之亂爆發后，守衛河隴地區的唐朝邊兵精銳東調平叛，吐蕃乘機占領河隴地區，以其原有的部落制取代唐時的郡縣制。 兩宋時期，政權中心東移，同時，伴隨著回鶻西遷、黨項北上，隴右地區遂被民族政權割據，所謂“隴坂以西，劃為異境”①張維：《還讀我書樓文存》，王希隆整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年，第380 頁。。明王朝鼎革后，殘元勢力一直威脅著明政權?！霸囎x隴右志乘，明代套虜之患，與明始終。 其禍時中于寧夏、固原；而肅、甘間有哈密、吐魯番之亂；西寧、臨洮間有海部之亂。 烽火相屬，兵戎未已。 ”當時河西、河湟、寧夏等地在行政建制上實行軍政合一性質的衛所制。 作為邊防重地，重武輕文，勢所必然。 所謂“黃河以西，眾建衛所，惟以治軍儲糧為其先務”②張維：《隴右經學之傳授》第30 篇，報紙剪貼本，共1 冊，藏甘肅省圖書館“西北文獻閱覽室”。。 明代甘肅書院地理分布總體上偏東，前揭王繼光、胡方峴文認為主要與中原文化向西部地區輻射擴散的遞進浸潤有關，呈現出一個由中原向邊疆先東后西的漸次趨勢。 顯然，這一論述未能顧及河西、河湟、寧夏當時的實際情況。

自安史之亂后，甘肅逐漸成為邊疆地區。 傳統邊疆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而且還是一個民族的和人文的概念。 具體而言，這里少數民族聚居，同時又處在文明發展的低級階段。 邊疆地區缺乏孕育學派的土壤，生活于斯的民眾也缺乏向學之心，這就從根本上失去了書院發展的內在動力。

另外，書院是“私學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種制度化的私學”③朱漢民：《湖南的書院學研究》，《湖南大學學報》1999 年第3 期，第1-3 頁。。 正是書院的私學傳統，其發展還與民間力量的介入有關，諸如書院經費中的民間捐助和民間經營、書院任職者的民間身份等。如清代甘肅書院中，未見有家族創建的書院；商人創建的書院，僅有道光年間皋蘭縣青城鄉李凱德在本籍捐修的“六德書院”④楊巨川：《青城記·學?！?，1994 年鉛印本，第23 頁。。 因此可以說，民間力量的介入有限，也是清代甘肅書院教育遠遠落后于發達地區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