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農村居民收入結構的比較分析

陳小蘭

(中共杭州市臨安區委黨校，浙江 杭州 311300)

近年來，浙江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目標，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大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力度，全省農村居民收入實現了“三個高于、三個縮小”，是全國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最高、居民收入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1]。2019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9 876元，僅次于上海；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為2，僅次于天津，遠低于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鄉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如何多渠道、可持續性地增加農民收入是值得重點研究的現實課題。

1 研究綜述

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大致經歷了一個馬蹄形的發展歷程。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10年，經歷了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是農民收入增長較快的時期；改革開放以來是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同經濟和收入體制改革、對外開放和城鎮化建設等關系密切[2]。隨之而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均等—擴大—縮小—擴大—縮小—緩和的演變過程，農村居民收入長期落后于城市居民的現實仍沒有改變，且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額仍然較大，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社會整體發展的重要因素[3]。

改革開放后，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和政策壁壘逐漸被打破，決定收入的市場機制不斷完善，農村居民收入來源呈現多元化態勢[4]。從農民收入結構看，主要包括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以及轉移凈收入四大類。工資性收入占比持續提高；經營凈收入占比持續下降；轉移凈收入占比先降后升；財產凈收入從無到有，占比雖小但有所提升[4]。20世紀90年代初期，農業生產收入增長減緩，改革開放帶來的政策調整和農村經濟快速發展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機會和動力，工資性收入增長對農民總收入增長貢獻越來越大[5]，其增速逐漸高于家庭經營凈收入增速[6]，逐步取代家庭經營凈收入成為拉動農民收入增長的新生源泉和主要動力[7]。

當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但是近年來在緩慢縮小。工資性收入和非農就業收入的不平等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自有住房租金收入和財產凈收入將會成為農村收入差距擴大的新來源[8]。隨著“三權”分置改革的推進，農民財產凈收入在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將出現渠道更為多元、資源稟賦依賴加大、征地補償收入降低、收入分化進一步加劇等趨勢[6]。

當前，學界關于農民收入來源結構的相關研究比較成熟，但是由于我國幅員遼闊，東中西部區域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地域環境、資源稟賦等方面差異性比較大。通過分析和比較農民收入來源結構及變動對收入增長的貢獻，可以了解農民收入增長的部分優勢和劣勢，可為制定有針對性的農民增收對策提供理論參考。因此，本文以全國平均水平為參照，以浙江省及其地級市為研究對象，運用偏離-份額分析法，探討浙江省農村居民收入來源對收入增長的貢獻。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萬年慶等[9-12]在《基于偏離-份額法的我國農民收入結構省際比較》中所采用的偏離-份額分析法，該方法由美國經濟學家Daniel和Creamer于1942和1943年相繼提出，后經總結完善，被廣泛應用于區域產業結構演進與比較、產業競爭力分析、地區經濟增長差異等方面。運用于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分析，其基本原理是把某區域農村居民收入變化看作一個動態過程，確定一個參照區域，將某區域在一段時期的農村居民收入總量變動(G)分解為增長份額分量(N)、結構偏離分量(P)、競爭力偏離分量(D)。通過與參照區域比較，發現某區域農村居民收入構成的優勢和劣勢，進而明確該區域農村居民增收的方向和調整建議。

本文以全國平均水平為參照，以浙江省及其地級市(舟山市除外)為研究對象，基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統計指標，分析農村居民各收入來源對農民增收的貢獻度。由于舟山市農村居民收入結構的統計描述與其他地級市差異較大，為保證研究對象數據的一致性、完整性，把舟山市從研究對象中剔除。國家統計局開展了城鄉一體化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及其來源構成指標口徑發生變化，2013年起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改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此，本文以2013年為基期，使用2013—2018年城鄉住戶一體化改革后新口徑數據，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浙江統計年鑒》以及各地級市統計年鑒。

3 浙江省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與結構現狀

3.1 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與來源

浙江省農村居民收入水平遠高于全國平均，收入增長快于GDP增速，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表1分析，2013—2018年，浙江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7 494元增長到27 302元，同比是全國的1.9倍左右；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9%左右。

表1 2013—2018年浙江和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來源情況

工資性收入是浙江省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其次是經營凈收入。2013—2018年浙江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比超過60%，而同期全國占比為40%左右。得益于浙江省發達的民營經濟，大量的中小營企業形成具有明顯地域特色的產業集聚，為廣大農村居民提供大量就業崗位，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低附加值的農業領域就業轉向相對較高附加值的二、三產業領域就業，提高了農村居民收入，例如海寧皮革、紹興紡織業、義烏小商品、慈溪小家電等。浙江省經營凈收入在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比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表1數據分析發現，經營性凈收入占比穩定在25%左右，同期全國占比為37%左右。浙江山地丘陵多的地理環境不利于規?；r業生產經營，家庭農業生產經營創收能力有限，迫使更多農村居民外出務工。

轉移凈收入在浙江省農村居民收入中占比較小。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轉移凈收入占比為20%，而同期浙江省僅為10%。近年來農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轉移支付力度不斷增加，在四大類收入來源中轉移凈收入增速最明顯。此外，無論浙江省還是全國層面，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財產凈收入占比均低于3%，反映出我國農村要素市場化程度較低，農村居民金融理財意識、投資觀念相對淡薄。

3.2 農村居民收入來源的構成比較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核心在全面，關鍵在高水平。浙江省10個地級市農村居民收入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表2)。2013—2018年，杭州、湖州、嘉興、寧波、紹興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是全國的2.2倍，金華、臺州、溫州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是全國的1.8倍。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統領作用下，衢州、麗水農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長，2018年兩地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到全國的1.4和1.5倍。

受當地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等影響，浙江省內農村居民收入來源構成存在一定的差異。非農產業規模相對大的地級市工資性收入占比相對高。表2數據顯示，從2018年工資性收入看，湖州、嘉興、寧波、臺州工資性收入占比大于60%，明顯高于金華、衢州、紹興、麗水等地；從經營凈收入看，麗水、紹興經營凈收入占比在30%左右，杭州、湖州、嘉興、衢州、溫州占比在25%左右，臺州、寧波占比在22%左右；從財產凈收入看，臺州、溫州財產凈收入占比在5%左右，杭州、嘉興、金華財產凈收入占比在3%～4%，衢州財產凈收入占比在1.5%左右。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較低的地區，轉移凈收入來源占比相對高，麗水、衢州轉移凈收入占比在14%～16%，湖州轉移凈收入占比僅為6%，總體分析表明，浙江省農村居民收入中轉移凈收入增幅明顯。

表2 2013和2018年浙江省各地級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構成情況

3.3 浙江省農村居民收入來源結構偏離-份額分析

3.3.1 靜態偏離—份額分析

相比全國，浙江省農村區域發展較為協調，麗水、紹興、溫州等地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快速，杭州、湖州、寧波等地保持原有結構優勢，但是嘉興地區收入增長表現欠佳。分析表3數據，2013—2018年各地G相比較沒有明顯地區差異，說明地區間農村居民收入差異在縮小。各地區總體偏離份額(PD)分布較為均勻且大多為正值，說明近幾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高于全國。嘉興地區總體偏離份額為-437.7元，表明收入增長落后于全國。寧波、衢州總體偏離份額出現負值，是統計指標口徑的差異造成的。2013年寧波、衢州農村居民收入及來源構成統計使用了人均總收入指標，修訂前兩地人均總收入分別為22 203元、17 427元，修訂后寧波、衢州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0 534和11 924元，純收入高于同期修訂后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標，使得2013—2018年間實際增長量被低估，致總體偏離份額出現了負值。

表3 2013—2018年浙江省各地級市農村居民 收入結構靜態偏離-份額(總額)

相比全國，浙江省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優勢較為明顯。各地級市P大多為正，表明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對收入增長有貢獻，其中嘉興收入結構優勢最突出，收入結構偏離分量最高為1 172.5元。麗水收入結構偏離分量為-152.9元，表明其處于收入結構劣勢，對收入增長造成了152.9元損失。各地級市D僅有湖州、麗水、紹興、溫州為正，表明這些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快于全國。

進一步分析收入來源結構，浙江省各地級市工資性收入結構優勢均十分突出，成為實現農民增收的主力(表4)。各地級市G高于N，工資性收入結構偏離分量均為正，其中杭州、湖州、嘉興、臺州等地該分量值大于3 000元，工資性收入結構優勢對收入增加貢獻最大。杭州、湖州、嘉興、金華等地D出現負值，處于競爭劣勢，表明工資性收入來源增長速度低于全國?，F階段勞動成本不斷上漲，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南亞等地區轉移，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帶來用工結構調整，農村勞動力低技術短板制約了工資性收入增長。

“互聯網+”背景下啟迪桑德對我國環保服務企業的發展……………………………………………………陳 卓 房 進（9.82）

表4 2013—2018年浙江省各地級市農村居民收入結構靜態偏離-份額(明細)

浙江省各地級市經營凈收入結構的劣勢明顯，但競爭優勢比較明顯(表4)。杭州、湖州、嘉興、金華、紹興、臺州等地經營凈收入結構偏離分量均為負，表明該地區經營凈收入占比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嘉興的結構劣勢對收入增長造成1 982.0元損失。另一方面，杭州、嘉興、金華、紹興、臺州等地經營凈收入的競爭優勢明顯，表明雖然占比相對低于全國，但是增長速度快于全國。

浙江省各地級市財產凈收入的結構優勢較為明顯，但在收入構成中占比極低，對收入增長的貢獻不大(表4)。各地財產凈收入的結構偏離分量基本為正，表明財產凈收入占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浙江省轉移凈收入結構劣勢非常突出，占比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浙江省內各地級市轉移凈收入結構的偏離分量均為負，結構劣勢對收入增長造成的損失在1 000～3 000元，遠高于競爭優勢所帶來的增長貢獻，該收入的同比增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3.3.2 動態偏離-份額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浙江省農村居民收入來源構成及其優劣勢的動態變化，本文把2013—2018年劃分為2013—2015年和2016—2018年2個時段，對農民收入結構進行動態偏離-份額分析。萬年慶等[9]根據收入結構偏離分量、地區競爭偏離分量對農民增收的貢獻情況，把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過程分為收入快速增長型(P>0，D>0)、收入增長滯后型(P<0，D<0)、結構優勢推動型(P>0，D<0)、競爭優勢推動型(P<0，D>0)。依據該分類標準，形成2013—2018年浙江省各地級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類型變遷(表5)。

表5 2013—2018年浙江省各地級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的類型變遷

從表5看，2013—2015年，溫州、紹興為收入快速增長型，收入結構偏離分量、地區競爭偏離分量均發揮了積極作用。溫州收入快速增長主要貢獻來自工資性收入，紹興收入快速增長主要貢獻來自工資性收入和經營凈收入。杭州、湖州、嘉興、金華、衢州、寧波、臺州為結構優勢推動型，收入結構偏離分量為正，競爭偏離分量為負，這些地區收入結構優勢主要在于工資性收入的占比高。麗水為競爭優勢推動型，收入結構偏離分量為負，地區競爭偏離分量為正，地區競爭優勢主要來自工資性收入的快速增長。

2013—2015年與2016—2018年相比，杭州、湖州、金華、麗水、衢州、臺州農村居民收入由結構優勢推動型轉變為收入快速增長型，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優化、增長速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可以預計未來這些地區可能將從收入快速增長型向競爭優勢推動型轉變。溫州、紹興地區基本保持原有的優勢不變，嘉興、寧波仍為結構優勢推動型，農村居民增長水平略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

表6 2013—2018年浙江省各地級市農村居民收入結構的動態偏離-份額(總體)

麗水、溫州等地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面臨后勁不足的問題，山海協作對口幫扶成效需要進一步建立長效鞏固機制。相比2013—2015年，2016—2018年麗水、溫州等地農村居民收入增勢減緩。2016—2018年間麗水地區農村居民G是N的115%(2013—2015年該比例為235%)。從收入來源構成看，麗水地區工資性收入增長量是區域增長份額量的150%(2013—2015年該比例為324%)，經營凈收入增長量是區域增長份額量的96%(2013—2015年該比例為150%)，轉移凈收入增長量是區域增長份額量的77%(2013—2015年該比例為229%)，一定程度上表明近3 a麗水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動力不足，工資性收入增長乏力，農村宅基地、土地流轉等的增收作用不明顯。

4 小結與建議

本文在明確2013—2018年浙江省農村居民收入結構的基礎上，運用偏離-份額分析法，以全國平均水平為參照，比較分析了各收入來源構成變化及其優劣勢、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類型，研究發現：(1)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景下，浙江省各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得益于浙江省發達的民營經濟，工資性收入來源占比高于全國近20百分點。(2)隨著山海協作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進，衢州、麗水農村居民收入獲得了快速提升，但是梯隊分布仍明顯，杭州、湖州、嘉興、寧波、紹興為第一梯隊；金華、臺州、溫州為第二梯隊；衢州、麗水為第三梯隊。(3)從靜態偏離-份額總體比較看，杭州、紹興、嘉興、寧波等地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優勢更為明顯，湖州、麗水、金華、溫州、衢州等地區競爭優勢更為明顯。(4)從收入來源偏離-份額的明細比較分析，浙江省各地工資性收入來源結構優勢突出，但處于競爭劣勢；經營凈收入來源結構劣勢明顯，但地區競爭優勢萌芽；轉移凈收入來源結構劣勢非常突出，但競爭優勢明顯，在四大類收入來源中增速最快；財產凈收入來源結構優勢較小，競爭劣勢明顯。(5)從動態偏離-份額的總體比較分析，近年來浙江省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優勢減弱，保持收入持續增長面臨挑戰，例如麗水、溫州等近幾年總體收入增長速度放緩十分明顯。

針對上述分析發現，要實現浙江省農村居民持續增收，需在鞏固現有工資性收入來源結構優勢的基礎上，結合當地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等實際情況，夯實以“賺薪金、拿租金、分股金”為核心的基本收入格局，提升農村居民持續增收支撐力。(1)以政府部門為主導，加強農村居民職業技能教育，提高農民就業技能，提升農民勞動附加值；搭建農村勞動力供求信息溝通橋梁，進一步拓展非農領域就業面，提升工資性收入。(2)以政府為主導，在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的基礎上，建立健全宅基地收益分配相關制度，引入價格機制調節農村土地收益，創新農村閑置資產利用的增值模式，降低農村土地、宅基地流轉的交易成本，提高農民財產凈收入。(3)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鼓勵引導社會資本進入農村要素市場，激發農民資產要素增收活力；鼓勵農民、大學生經營家庭農場、田園綜合體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構建農業全產業鏈發展的新機制，提高農產品附加值；推廣農產品收入保險制度，增強農業經營主體抗風險能力，保障農民經營收入。(4)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增強麗水、溫州、衢州等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內生動力。此外，由農信社牽頭組織開展金融知識下鄉活動，創新農村金融理財產品，提高農村居民的金融意識和理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