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百年初心的時代回響

吳穎民（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博士生導師，原華南師范大學副校長）：王屏山老校長在我心目當中，就是“大先生”，他是我的師傅和成長的領路人。王屏山非常值得學習而且讓我十分敬佩。他有一段傳奇的歷史、一條傳奇的成長道路。解放前，他是地下黨員，且一直堅持學習。在廣州解放前，他作為地下學聯的負責人，為迎接廣州的解放勇敢付出。當時，他在嶺南大學讀書，還是研究生，師承著名電子學家馮秉銓教授。

新中國建立后，黨安排他從事教育工作。于是他中斷了研究生的學習，毅然接受黨組織的安排，成為嶺南大學附中的校長。后來嶺大附中和中大附中合并，他又成為這所新學校的副校長。

在整個教育生涯中，他非常注重學生德智體美勞的全面發展。所以在社會不重視文化學習的時候，他重視文化學習；在大家都過于強調文化學習的時候，他重視德育、美育、體育和勞動教育，這非常難得。1976年后，他重新出來工作，當時他已經是廣州師院的籌備人、廣州師院籌備組組長，但是應學校老師的要求，他毅然又回到了中學當校長，可見他對基礎教育的熱愛之情。第二年他成為華南師院的副院長，后來成為華南師大的黨委書記，以至廣東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長。不管工作崗位如何改變，他對基礎教育的重視和情感始終沒有改變。他在辦學過程當中，始終要求我們一定要擺正人才培養的各種關系，一定要把德智體美勞各方面素質培養落實到位，不能因為考試只考文化課就只抓文化課。

陳志峰（澳門中華教育會副理事長）：澳門中華教育會至今已經有101年歷史。從過去到現在，澳門中華教育會一直在澳門發揮著教育團結發展的功能。在1985年，我們有兩位大學生，一位是李沛霖校長，一位是劉羨冰校長，他們后來都成為了中華教育會的領導。在殖民管制的時候，葡萄牙政府對教育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隨著回歸祖國列入議事日程，兩位“大先生”看到，當時整個基礎教育界只有25%左右的老師具有大學學歷，其他老師可能還是中學生。這怎么能承擔起未來回歸祖國、培養本地人才的重任呢？所以，兩位“大先生”不畏艱苦，克服了當時交通不便的困難，耗時7個小時來到華南師范大學，找到對口的單位，請求幫助澳門培養在職老師。兩位“大先生”就是在當時那樣艱苦的社會環境之下，承擔起了華人教師的培訓工作，他們就是我們的楷模。今天，澳門的老師到底要發揮怎樣的功能呢？總書記經常跟我們說，我們港澳年輕人必須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實際上，很多港澳年輕人可能會覺得，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好像是一個很虛的事情，他們認為自己在澳門做好工作就行了。事實是不是這樣呢？最近幾年因為疫情關系，澳門經濟沒有過去那么好，但以前不是，大學還沒有畢業就已經有兩三萬月薪的工作在等著他了。所以，他們未必知道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多么重要。這啟發我們，澳門老師必須認清我們國家的發展大局，在日常教學中把工作的主軸放在怎么更好地引導學生這方面來。這幾年因為疫情原因，澳門經濟大受影響，但因為國家支持，我們人心安穩。這也正好告訴我們，澳門的年輕人要把發展的眼光放在天地更廣闊的粵港澳大灣區，更多地關注國家的整體發展。所以我覺得，未來無論你是不是“大先生”，甚至不管自己有多偉大，都要認清時代格局，要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生活主軸，協助學生、引導學生，去與我們祖國同呼吸、共命運，這是澳門乃至港澳老師都應該承擔的“大先生”之責任。

張武珍（廣東省梅州市豐順縣教育局局長）：我擔任教育局長以后，考慮到豐順是老區、山區，留守兒童比較多，孩子上學離家比較遠，就努力辦好愛心學校、愛心之家、鄉村少年宮、寄宿制學校，讓留守兒童得到關愛、陪伴、溫暖和引領，真正做到如習總書記所說的，讓每個孩子的人生都有出彩的機會。

“廣東省發展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要求，到2020年要實現“5080”的目標（公辦幼兒園在園幼兒人數占比達到50%以上，公辦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在園幼兒人數占比達到80%以上）。為此，我們本著關愛每個孩子，做好每件小事情的原則，率先實現了“5080”的目標。

另外，作為山區鄉村老師，我想成為“大先生”可能不一定是他們能達成的目標。在鄉村教書，老師的工作生活不僅有花有果有香有色，還有很多的單調、枯燥、資源的匱乏以及生活的平靜如水，但是在“大先生”精神的感召下，我們可以努力把每天的日子過得閃亮發光。我們運用信息技術的互聯互通，突破區域教研的極限，促進教師專業的成長，獲得職業的認同‘自信’再傳遞給孩子以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用扎根堅守鄉村教育來點燃山區孩子們對未來的夢想，讓我們山區孩子對未來的夢想擁有星辰大海般的廣闊。這些老師扎根鄉村、堅守鄉村，為鄉村振興作出了貢獻。鄉村老師眼中最美的畫面是什么？是孩子們拿著錄取通知書，帶著愛、帶著夢想奔向遠方。這一刻，每個老師都是“大先生”。

“大先生”可能沒有一個固定的樣式，各有特色、各具特質，但是我想肯定有一些共性的東西，那就是甘當鋪路石、甘做人梯，幫助學生樹立堅定的理想信念，做刻苦學習、奉獻祖國的引路人和“四有”好老師。要推動山區教育的高質量發展，作為教育局長，我愿意采取更多的辦法來成就更多這樣的“大先生”。

宋萑（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在談及對“大先生”的理解時，有兩個重要的方面需要去關注。一是大理想。為什么要談大理想？印象中我以前在香港讀博士的時候，香港教育局做了一個視頻，叫“教育要教大理想”，這個標題就是我們所說的心懷國之大者。作為教師，要去點亮學生心中理想的燈；作為教師教育者，同樣要去點亮未來教師心中信念的燈，讓他們能夠心懷國之大者，并將這樣的理想信念融入到未來的課堂當中。

王紅：從大家的分享中可以概括出這樣的道理：能夠成為“大先生”的人，都是胸懷國之大者，他們把國家的危難和發展作為個人的使命。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他們才有可能鍥而不舍、無所畏懼，就像李大釗當年演講時所說：“我們的國家，我們不熱愛誰來熱愛?！闭切貞堰@樣一種國之大者的情懷，才可能使他成為“大先生”。

吳穎民：王屏山老校長在擔任副省長之后，仍一直關注我們，每過一段時間就回到學校，或者約我去他辦公室聊天，講如何推動改革、如何改進教育教學。不管是他的勤勉、對基礎教育的重視，還是本身的胸懷、意志，對教育的堅守，以及身居高位仍非常關注教育和學校老師的成長，作為榜樣始終激勵著我，讓我能堅守教育的初心，推動學校沿著正確的育人方向發展，絕不功利、絕不做短期行為。我覺得這正是老校長對我的深刻影響。1978年我來到華南師大附中擔任黨委書記后，就是按照老校長的教導，讓學校的德育和學生的成長緊密聯系起來。那時候我們提出，我們要解決三個問題：為誰成才、成何人才、如何成才。這就把學校對人才的培養，把國家對人才的期待，把家庭對子女的期望和學校教育的功能以及學生個人成長的愿望結合了起來。圍繞著成才展開的德育，避免了“兩張皮”現象，培養真正有擔當的人。

宋萑：我也說說我心目中的“大先生”。在我們中心工作過的朱小蔓老師，對于教師的情感、倫理做了非常多的研究。每次我們中心無論開會、研討，還是一起對話未來設想時，我總能感受到她對我們年輕教師的關懷、對于學生的關懷。所以我想，在我們成就“大先生”的過程中，要讓受教育者特別體會到一種關懷。這種關懷不是單向的，而是基于對被關懷者的一種設身處地的理解。我記得諾丁斯在及談關懷倫理時有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就是當我們關懷者去施加關懷關系的時候，實際我們是能夠通過被關懷者的一種回應獲得力量的。這種關懷一定是從“我”發起，但是“我”從兒童或者從學生的立場去思考，并且從學生的回饋中獲得繼續前進的力量。我覺得這才是能夠讓“大先生”繼續成長的過程。

宋曄（河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部長，教授）：我們所追求的“大”體現在細微之中。在我生命中有幾件記憶猶新的事。我剛讀博士的時候，很焦慮，晚上睡不著覺。我就在圖書館附近小坡上，上上下下走了若干遍。導師知道后，就用身邊師兄師姐的事例來鼓勵我、勉勵我，以致于我每次走到南京師大的小斜坡上，腦海中就會閃現出導師和我談心的情形。

南京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所有地方我都喜歡，但冬天例外，因為太冷了！在南京師大備考的那一年，宿舍里只有我一個人在讀書，班老師和師母帶著水果和好吃的來到宿舍，看望我、鼓勵我。這些小事，可能表達得不夠讓大家那么感動，但它的確打動了我。我想這就是一種讓愛傳遞愛，讓價值傳遞價值。

陳佳坤（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20年級碩士研究生）：以身邊的例子來說，我們學院的陳文海教授也是一位“大先生”。盡管他已經“功成名就”了，但仍然勤奮治學。在我們學院，不管大家在多晚的時候，只要經過文科樓下，就能看到五樓陳校長的辦公室是亮著的。我想，那盞明燈就是指引我成為“大先生”應該仰望的光。

王紅：華南師范大學做的師德項目、師德培訓、師德研究以及師德理念，都非常強調關懷。我們作為教師，從被關懷者的回饋當中能夠獲得前進的力量，這是非常重要的。同時我們關懷學生，目的之一是能夠讓他們感受到被關懷。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讓他們在被關懷當中感受到被關懷的幸福，從而愿意去關懷別人，這就是一種關懷的傳遞。

如果我們每一位老師都能夠去關懷學生，讓學生感受到關懷的幸福，從而愿意去關懷別人，我們這種關懷的鏈條就會形成，整個社會的溫暖與幸福感就會得到提升。所以我覺得，怎樣更好地傳遞這樣一種關懷，讓老師在關懷過程當中，能夠逐漸感受到關懷傳遞的力量，同時也能夠讓自己的力量得到生長，是特別值得研究的課題。

詹大年（云南省昆明市丑小鴨中學校長）：在我的理解中，可能很多老師不具備做到“大先生”的素質，但是每個老師都有做“好老師”的條件。一位“大先生”，首先一定是好老師。什么叫好老師？對每個學生都好的老師，就是好老師。什么才叫做對學生好？很簡單，就是可以“看見”學生。

大家知道，前段時間有一個關于中小學生抑郁癥的調查，結果發現24.6%的中小學生患有抑郁癥。這是為什么？我想是因為我們“看不見”孩子，他們才患上了抑郁癥。怎樣才能“看得見”孩子？

第一，朝夕相處陪伴孩子。只有朝夕相處陪伴他，你才知道他需要什么。

第二，對生命心存最基本的敬畏。在一個班上，其他同學聽講都認真，就這個孩子聽講不認真；其他同學都很聽話，就這個孩子不聽話。我們不能簡單說這個孩子學習不好、破壞紀律、不認真，簡簡單單就給他做結論，甚至叫家長把孩子“領”回去。事實上可能不是孩子的問題，而可能是生物學的問題、心理學的問題、教育學的問題、社會學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對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就不會考慮這些外在因素帶給孩子的問題。我們現在的教育，多是用培養人才的模式去培養人。人才培養是可以淘汰的，可以擇優的。而都是媽媽生的孩子，我們有什么資格去淘汰？我們應該去研究他。

第三，要有對教育的信仰。教育是有價值的，教育的價值就是給予孩子未來的幸福。今天學了明天考試，這叫什么價值？什么學生考上什么學校，考上什么大學，如果以此作為價值標準，就是“看不見”學生。教育要“看得見”每個學生，而“看得見”孩子的生命需求，“看得見”孩子的成長困惑，“看得見” 孩子的學習選擇，“看得見”孩子的憂傷喜悅，這才叫“看見”。這里說的看見，是“每個”，而不是“一切”，看到每個個體才叫看得見。

當然，教育的價值不是馬上看得見的。我前年到過蘇霍姆林斯基的學校，但我在蘇霍姆林斯基紀念館，沒有發現他把哪一個學生教成了科學家、畫家、哲學家、官員，也沒有發現他給學校蓋了一棟房子，我只看見蘇霍姆林斯基帶著孩子們種的樹，看見他帶著孩子們做的手工作品，看見他寫的幾十本教育筆記，我還看見蘇霍姆林斯基的書房里有成千上萬的書。如果說“大先生”一定要培養什么人才，那么蘇霍姆林斯基就不是“大先生”。所以“大先生”之大，是能看得見每個孩子最小的需求，這才叫“大先生”。

宋曄：我的導師班華教授曾說過一句話：“教師要感謝學生，因為有學生，教師才有存在的價值?！彼f就像商場和顧客一樣，如果沒有顧客，商場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教師和學生的關系是共生共長的關系，如同家長和孩子一樣。我們在座的都是家長，我們在孩子青春期時會面臨許多棘手的問題，是因為我們進步的速度趕不上孩子進步的速度，所以才有了親子沖突、才有了代溝。教師和學生也是一樣，我們就是在培養學生、教育學生過程中得到了自己生命的成長，這是班老師教給我的，我一直在學習，也一直在堅持。

王紅：要看得見每個孩子最小的成長需求，才有可能成長為“大先生”。我們必須思考怎么真正培養人，而不僅僅追求培養人才，因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長為人才。我特別贊賞詹校長說的這句話。在我們生活當中、在我們身邊，朝夕相處的其實都是普通人，要看得見每個普通人的成長，那些有才的、偉大的人物，實際上也不是我們培養的，而是他們自己成長起來的，我們只是給了他們助力。所以，把每個普通人都培養成幸福的人，可能是更有價值的事，也是我們做“大先生”所必須認識到的。

賴宣治（廣州市花都區花東鎮七星小學副校長、全國道德模范）： 2010年大學畢業后，我從武漢體育學院畢業后來到廣州。我是農村的孩子，對來到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非常興奮。因為在我印象中，廣州所有學校都是很“高大上”的。當接我的校長開了一個半小時的車，把我從城區拉到邊遠的七星小學時，剛看了一眼學校我就想走了。當時的學校，就一棟殘破的教學樓。而我則是學校自1963年建校以來，分配到學校的第一位大學生。當時學校有143位學生，11名教師，我最年輕，全校教師平均年齡差不多有50歲，當時的學校在全鎮排名最后。

我性格比較好強，所以在思考一番后想，能不能通過體育給孩子帶來改變？我于是從擅長的籃球做起，但兩三年下來卻沒有成功。無奈的我選擇了跳繩。廣州當時正在開展跳繩運動，花都區2009年就要求所有體育老師都要學會跳繩，而我是整個花都區唯一一名跳繩補測了3次才及格的體育老師。2013年，我從恨跳繩到后來著魔跳繩，最后瘋狂迷戀上跳繩。2013到2014年，我研發了跳繩法和新式繩具，一路拿了很多冠軍。當時的我覺得作為一名體育老師就應該拿冠軍、拿成績，這是我最大的目標。

但這支跳繩隊伍的學生，讓我改變了觀念。這支隊伍很特殊，全是來自貴州山區菜農的孩子。我記得有個學生帶了整整兩年，卻從未和我說過一句話。她性格非常內向，哪怕是師生之間的日常問好都很難開口。你問她話的時候，她就點點頭；你說話大聲點，她就流眼淚。2015年，她去參加全國比賽，一人奪得了10塊金牌。當時，她從大老遠的地方跑過來，突然把10塊金牌全掛在了我的脖子上，并且開口講了我作為她的老師以來的第一句話：“老師，我很開心?！碑敃r，我的眼淚不自覺地流了下來。在那一刻我猛然醒悟到，哪怕我是一名體育老師，也可以通過自己的大愛來改變學生?，F在，我最引以為傲的，并不是這些冠軍，也不是這些世界紀錄，而是通過這根繩子把這群孩子留在廣州讀書，讓他們享受更好、更優質的教育。

我用這根繩子帶他們出訪25個國家，拍了電影《點點星光》，還拿了金雞獎。其實人生就是一條平凡的繩子，但哪怕只是在基層一線，不斷努力，把一件平常的事情做好，那就是不平凡。一根繩子改變了鄉村孩子的命運，同樣改變了我自己的命運。我會不忘初心，繼續把這根繩子的使命傳承下去。

宋曄：河南師大曾有個大禮堂，上面有一行字：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后來因為學校改造，禮堂被拆除了，我覺得非常遺憾。前兩年，我把這一行字又搬到了教育學部所在的田家炳書院的大門上。我把這張照片發在一個工作群里后，凡在河南師大讀過書的、工作過的，都講這是我們的集體記憶。我想，這就是一種無痕的語言、無痕的教育，比告訴你應該怎么做有價值得多，也有效得多。教育就在于用無聲的、無痕的，細節、細小之處打動學生，讓學生也能受到教育，得到進步。所以班老師講：“教師就應該是精神成長師?！痹谧拿恳晃唤處煻荚谀_踏實地做著精神成長師，因此，我們也都能成為“大先生”。

張武珍：作為山區的一名教育工作者，對“大先生”的理解，我想從“兩個小”來談談。作為一名教師，必須做好小事情、過好小日子。不管是一名教師還是一位校長，如果對孩子能做好五項管理，落實好“雙減”政策，能夠做好五育并舉，就能夠成就孩子的健康成長。要讓孩子吃飯好、睡覺好、運動好、讀書好、心情好、品行好、學業好。一個孩子做到這“六好”，就能夠成長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能夠成為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陳佳坤：從一個師范生的角度，我覺得一個“大先生”不在于學問之“大”，不是說大學的教授、老師就叫“大先生”，中小學的老師就不能成為“大先生”，“大先生”應該在為學、為事、為人等等方面示范作用之“大”。正如剛才詹校長所說到的，“大先生”應該看到每個學生最小的需求。我心目當中的“大先生”是感動中國的張桂梅校長，我最敬佩她身上的堅毅、堅持和勇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張桂梅校長因為病痛的折磨而進了ICU搶救，但她在搶救出來后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能不能把我的喪葬費提前預支了？因為我必須看到喪葬費用到孩子們的身上，才能放心地走?！碑敃r，我感動得熱淚盈眶。

王紅：從小事做起，堅持不懈地努力，堅持不懈做好小事情，不忘初心，才能成為“大先生”。正如剛才所講，今天能夠來參加我們論壇的絕對都是真愛，到12點半還能在這談論師德師風建設，也絕對是真愛。同時我也看到，大家身上那種滿滿燃起的即將走向“大先生”希望的火苗。非常感謝在座的各位、感謝在座嘉賓參與論壇，盡管我們還不是“大先生”，我們一定會朝著“大先生”這條路持續不懈地邁進。

（整理：徐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