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止酒》詩文本譜系及其接受歷程

李寅捷

(山東大學文學院 山東濟南 250100)

常見的傳世陶集版本均收錄陶淵明《止酒》詩，編次在《飲酒》詩后，《述酒》詩前。全詩云：“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里。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涘。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盵1]全詩共20句，每句均有一個“止”字，形成特殊的詩歌形式。關于《止酒》詩的特殊體式，古人多以為是“創調”“游戲”之筆，朱自清先生揭示出《止酒》詩與魏晉南北朝建除、歲名、縣名等徘諧體詩之間的關聯[2]，范子燁先生則認為《止酒》詩與《江南可采蓮》等樂府民歌有深厚的淵源[3]，這些論述都揭示了《止酒》詩詩體的特殊性和游戲性，但未對這一詩體的淵源做出更深入闡發。故本文結合現存魏晉南北朝詩歌，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試圖還原《止酒》詩的文本譜系，并說明后世詩人在擬和《止酒》詩時的接受角度，及“淵明止酒”這一典故在后世詩文中的使用模式。

一、《止酒》詩文本譜系

魏晉南北朝時期已出現各類游戲體詩歌，一類如上引朱自清所述，將郡縣名、建除名寫入詩歌中，形成文字游戲。較早如孔融的《離合作郡姓名詩》，就是將郡縣名寫入詩中。劉宋時期的詩人鮑照也好寫這類詩歌，創作出《建除詩》《數名詩》等，前者每聯首字是十二建除中的一字，后者以數字入詩，每聯按順序含有一個數字。另一類則是通過安排文字在詩歌中的位置形成回環往復的藝術效果，或某類字在詩歌中有固定形式。古詩《兩頭纖纖詩》就是這類詩的一種，其詩歌體式是“兩頭纖纖□□□，半白半黑□□□。腷腷膊膊□□□，磊磊落落□□□?！盵4]《止酒》詩即屬于這一類詩歌，其創作形式是詩歌中每句均有與主題相關的同一字，這類詩最早出現于東吳時代的南方歌謠之中?！妒勒f新語·排調》載孫皓為晉武帝作“爾汝歌”的故事：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钡刍谥?。[5]

《止酒》詩的形式與《爾汝歌》相仿，也是在每一句中重復同一字，有強調主題的藝術效果。據上引材料，《爾汝歌》當是南方(吳地)流傳的一類民歌，后來《止酒》一類的詩歌或許是借鑒了南方民歌的這一創作形式。南朝吳聲歌曲中的《子夜四時歌之春歌》，有“春風動春心，流目矚山林。山林多奇采，陽鳥吐清音”“綠荑帶長路，丹椒重紫莖。流吹出郊外，共歡弄春英”“春林花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6]等，亦能說明文人五言詩中規整的每句重復同字結構與民歌之淵源。與淵明同時期的廬山僧人有《觀化決疑詩》，詩歌重復出現十七個“化”字。詩云：“謀始創大業，問道叩玄篇。妙唱發幽蒙，觀化悟自然。觀化化已及，尋化無間然。生皆由化化，化化更相纏。宛轉隨化流，漂浪入化淵。五道化為海，孰為知化仙。萬化同歸盡，離化化乃玄。悲哉化中客，焉識化表年?！盵7]這首詩是廬山佛僧講論佛道的作品，詩中出現的“化”有兩個含義，一是“觀化”之“化”，是指自然的運行之道。一是“生皆由化化”中第二個“化”，是指造成萬物運行狀態、結果的終極力量。全詩通過密集排列“化”字，起到說理的效果。晚于陶淵明的蕭繹同樣有類似詩體的詩作傳世，其詩云：

春還春節美，春日春風過。春心日日異，春情處處多。處處春芳動，日日春禽變。春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見。不見懷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愁春自結，春結詎能申。欲道春園趣，復憶春時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獨念春花落，還以惜春時。[8]

《藝文類聚》卷三還記載鮑泉奉和詩作，體式相同，以“新”為詩中重復字，詩云：

新燕始新歸，新蝶復新飛。新花滿新樹，新月麗新輝。新光新氣早，新望新盈抱。新水新綠浮，新禽新聽好。新景自新還，新葉復新攀。新枝雖可結，新愁詎解顏。新思獨氛氳，新知不可聞。新扇如新月，新蓋學新云。新落連珠淚，新點石榴裙。[9]

明人謝榛云：“梁元帝《春日》詩，用二十三‘春’字，鮑泉奉和，亦用二十九‘新’字。不及淵明《止酒》詩，用二十‘止’字，略無虛設，字字有味?！盵10]謝榛認為蕭繹與鮑泉的詩歌“不及淵明《止酒》詩”，是一種主觀審美的論斷，但對于蕭、鮑二人《春日》詩與《止酒》詩關系的揭示，卻值得重視。由于蕭繹未嘗明確說明其詩歌是否仿擬陶詩，我們不能遽下論斷。更穩妥的說法或許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存在一種全詩多次重復主題字的詩歌體式，這一詩歌體式最初源于南方歌謠，一些文人發現這一詩體對詩歌主題表達的強調作用，因此襲用于五言詩創作中，成為游戲體詩歌的一種。

因此，本文認為，朱自清所指寫“建除、歲名、縣名”的特征，只是徘諧體的一部分。徘諧體的概念范疇不僅包括主題意義上的，同時也是一種詩歌形式，即通過字句組合和字句重復形成特殊結構的一類詩作，其產生可能是文人創作借鑒了民歌中的反復、頂針等修辭手法，有意為文字游戲，創造陌生化的藝術效果。陶淵明《止酒》詩正是徘諧體的一種，根據現存文獻資料判斷，其很有可能是仿擬《爾汝歌》一類的南方歌謠而作。陶淵明詩歌體式大多承漢魏五古而有新創[11]，因此較為質樸雅正，少游戲意味，《止酒》詩可以說是其中較為特殊的一篇，是以后人也有稱《止酒》詩非陶淵明所作的誤會。清人陳澧就對《止酒》詩不以為然，評曰：“惡俗，必非陶詩?！盵12]這樣的評論顯然是罔顧文本歷史事實的主觀臆斷。

二、“非獨止酒”：一種代表性的闡釋

眾所周知，陶淵明乃好酒之人，“酒”在陶詩中成為有特殊意義的象征符號。因此，后世讀者對《止酒》詩是否“真止酒”有過一些爭論?！爸埂弊直居小巴Ａ簟绷x，又可引申為“寄托”。因此后人理解“止酒”，又往往結合陶淵明好酒的形象，解讀為“寄托于酒”。宋人張栻《止酒》詩開篇四句即“淵明通達士，止酒乃成詩。終焉未能忘，寄意良在茲”[13]，在其理解中，陶淵明“止酒”只是暫時的游戲行為，最終還是以飲酒為精神寄托。吳瞻泰引何燕東語：“此言四者止之久矣，所未止者，酒耳，故歷舉此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盵14]認為《止酒》詩恰恰不是“停止飲酒”，而是在說明自己“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里。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之后，強調所不止者唯酒而已?，F代學者亦有認為“止酒”不應當理解為“停止飲酒”者。如張弢結合陶淵明行跡和“止”字的訓詁，指出“止酒”是“寄酒為跡”的意思，即淵明《止酒》詩不是說自己不再飲酒，而是強調自己要在飲酒中寄此一生[15]。

但宋人胡仔的闡釋，卻與上述觀點有差異，他將“止酒”上升為一種生命哲學觀，并與陶淵明一生行跡相聯系：

《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里。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庇鄧L反復味之，然后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而于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于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居，吾何羨焉？步止于蓽門之里；則朝市聲利，我何趨焉？好味止于啖園葵；則五鼎方丈，我何欲焉？大歡止于戲稚子；則燕歌趙舞，我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于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16]

胡仔認為，《止酒》詩的意旨并非僅表述詩人“止酒”的意圖，而是詮釋其“知止”的人生哲學觀。通過分析《止酒》詩中頗為重要的四句詩，他指出“坐止高蔭下”寫陶淵明不羨慕廣廈華居，“步止蓽門里”是甘于棲隱，不入廟堂，“好味止園葵”意在表明安貧樂道，“大歡止稚子”令人聯想起《時運》中詩人對“童冠齊業，閑詠以歸”的渴慕，與淵明不好榮華，而求質樸精神依托的思想一脈相承。胡仔本人非常贊賞蕭統對陶淵明的評價，而反對鐘嶸僅僅將陶淵明看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說法，認為：

鐘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群，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17]

宋代理學興起后，理學家強調對至理、至道的追求，以此來約束社會秩序，張載曾云：“萬物皆有理”“儒者窮理，固率性可以謂之道”[18]，他們“試圖確認‘理’的絕對性，發掘‘性’中美好的一面，想象‘人’有一種令人向往的完美，他們擺脫了世俗欲望的糾纏，超越了人與人之間現實利益引出的對立，凸顯了普遍的理性與道德”[19]。為了實現對這一理想的追求，他們開始創立所謂的正統譜系，并試圖從歷史人物中尋找具有至道精神的典型代表。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理學家發現陶淵明具有他們所追求的理想精神。李劍鋒在討論宋人接受陶淵明的時代背景時指出，“宋人在人品修養上強調聞道見性，又強調將道與性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推賞淡泊靜退的高尚品節、任真自然與恬然自適的生命形式、忠貞不移的政治情感”，宋人認為陶淵明是上述理想人格的典范[20]。胡仔對陶淵明詩文的評價便是基于這樣的文化心態。他贊賞蕭統對陶淵明“貞志不休”“安道苦節”等人格精神的肯定，因而在讀《止酒》詩時，能從字面意義上的“止酒”之外領悟出陶淵明“知止”的人生哲學。一方面，胡仔的詮釋聯系了陶淵明其他詩文中體現的哲學觀、生命觀，是對陶淵明作品有所了解后才能做出的解讀。陶淵明在其詩文中屢次表達“知止”的人生態度。無論是“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時運》)，還是“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五月旦作和戴主簿》)，都闡述了安貧樂道的人生觀。至于“弊廬何足廣，取足蔽床席”(《移居二首·其一》)，“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和郭主簿二首·其一》)等表述，更是“步止蓽門”“歡止稚子”的直接呼應。另一方面，胡仔指出陶淵明愛酒與溺于酒的不同，從而化解了困惑一部分讀者的“淵明止酒”與“淵明愛酒”之間的矛盾。陶淵明雖喜飲酒，且經常在詩文中描寫自己的飲酒，但如蔡正孫評《形影神》“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茍辭”兩句云：“淵明作《擬挽歌》，末句亦云：‘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嗽娔┚湟啻艘庖?。夫淵明又豈真迷酗于酒者哉？亦特寓其曠達之意云耳。后二篇有‘酒云能消憂’及‘日醉或能忘’之語，同意也?！盵21]指出淵明對酒的喜愛有別于單純的縱酒之樂，而是“特寓其曠達之意”。從這個層面上說，好飲酒與止酒的行為并不矛盾，因為“知止”本身就是曠達、超脫的一個表現，是“人的主體精神相對于運化的獨立地位”“超脫物質世界與社會制約”[22]。因此可以說，胡仔對《止酒》詩的詮釋抓住了陶淵明詩文精神的核心。

也許因為胡仔對《止酒》詩的闡釋符合宋人審美文化心理和陶詩精神內核，才使得這一評價成為后世各版本陶集選錄最多的一則，從而成為《止酒》詩的經典闡釋之一。后世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吳瞻泰《陶詩匯注》、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溫汝能《陶詩匯評》等版本，均收錄胡仔對《止酒》詩的這條評點。清人溫汝能對《止酒》詩的理解與胡仔基本相同，他認為“止”即“隨遇而安”，是“不役于物”的體現，因而《止酒》詩也絕非單純的游戲之作：

止之為義甚大。人能隨遇而安，即得所止。淵明能飲能止，不役于物，非知道者不能也。丹厓(按，指蔣熏)謂其乏酒作游戲，言其視淵明詩品純乎天趣，此等詩非淵明不能作，亦惟淵明始可作后之學陶者，固不必學亦不能學區區以成法，律古人失之遠矣。[23]

與胡仔相同，溫汝能也賦予《止酒》詩更深的哲學內涵，他反對“游戲說”，且將其推崇到“非淵明不能作”的地位，無論是陶淵明本人在這里都象征著絕對經典的“知道者”，《止酒》詩因此成為“義甚大”的詩作。近藤元粹在評陶詩時亦引胡仔之說，稱其“論淵明亦甚深切中其肯綮”[24]，由此可見，結合陶淵明生命哲學論《止酒》詩，是《止酒》詩后代詮釋中較為經典的一脈。

三、“淵明止酒”典故的詩歌運用

《止酒》詩在宋前并未引起較多的關注，宋前文獻中與陶淵明相關的“止酒”用典，僅見唐人包何《送王汶宰江陰》詩中“止酒非關病”一句。全詩如下：

郡北乘流去，花間竟日行。海魚朝滿市，江鳥夜喧城。止酒非關病，援琴不在聲。應緣五斗米，數日滯淵明。

《唐才子傳》云：“何字幼嗣，潤州延陵人，包融之子也。與弟佶俱以詩鳴，時稱‘二包’，……師孟浩然，授格法，……大歷中，仕起居舍人?！盵25]本詩在清編《全唐詩》中又重錄于張循之名下，“止酒”，一作“讓酒”[26]。這首詩將“止酒”與陶淵明另外兩個為人熟知的典故聯系起來，即“無弦琴”和“不為五斗米折腰”，詩人以詼諧筆調稱賞朋友如陶淵明一樣，有不慕榮利的灑脫風骨。在詩中，“止酒”與“無弦琴”“五斗米”一樣，是魏晉棲隱精神的象征。

與陶淵明接受高潮時代相一致，后世文人對《止酒》詩的接受也以宋代為盛?！度卧姟芬浴爸咕啤睘橹黝}或關涉“止酒”的一百余首詩中，與陶淵明及其《止酒》詩直接有關的就有四十余首。王子今亦曾指出，宋人“止酒”主題詩歌多與陶淵明的《止酒》詩相關，且吟詠“止酒”也是宋人常見的一種文化現象[27]。在宋人詩作中，除直接擬和《飲酒》詩之外，還大量運用“淵明止酒”的典故，一方面，與上引包何詩類似，“止酒”在詩歌書寫中成為陶淵明安貧樂道、不慕榮利、任真自然的指代，同東籬、菊花、無弦琴等獨屬于陶淵明的典故一起被提及。如李洪有詩云：“寂寞東籬嗅落英，淵明止酒任天真。江州無復王弘惠，一斛葡萄賴故人?！?《仁實分柑仲躬餉碧泉各賦一絕》)[28]一首七絕中囊括了陶詩中東籬、菊花的意象和王弘送酒的逸聞趣事。又如仇遠《和子野二首》其二云：“棄瓢將止酒，脫冕擬休官”[29]，將“止酒”與“休官”結合，與上述胡仔的闡釋有異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止酒”在詩歌書寫中，又多與另一人物典故相對(或相類比)，形成對句。筆者據《全宋詩》統計，宋人詩歌書寫“淵明止酒”的這類詩句如下：

歸來又見顛茶陸，多病仍逢止酒陶。(蘇軾《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30]

止酒詩成三徑曉，買山錢就一家春。(李新《北窗偶成呈遺逸》)[31]

陶公方止酒，樂令且清言。(陸游《秋夜》)

已如陶止酒，徒勸屈餔糟。(陸游《客有見過者既去喟然有作二首·其一》)

難從陸羽毀茶論，寧和陶潛止酒詩。(陸游《試茶》)[32]

止酒獨醒陶靖節，寄詩相憶謝玄暉。(喻良能《試院次韻馬駒父見寄》)[33]

欲和歸田賦，仍吟止酒篇。(李洪《和趙德孚春日》)[34]

思玄賦罷驚遙舉，止酒詩成恨獨醒。(朱熹《次亭字韻詩呈秀野丈兼簡王宰三首·其三》)[35]

元亮有詩新止酒，休文多病不勝衣。(陳造《病起二首·其一》)[36]

素羸同李賀，止酒效陶潛。(趙蕃《余干放舟后作時以病不飲故見之詩》)[37]

怕看太白余春賦，嫌誦淵明止酒詩。(羅與之《送春》)[38]

止酒陶元亮，思歸孟浩然。(仇遠《同室》)

元亮真止酒，昭文不鼓琴。(仇遠《偶作》)[39]

從上引詩歌對句可看出，宋詩中“淵明止酒”典故的運用，有較為豐富的范疇?；蚺c隱逸相關，以止酒典故和潘岳賦歸田、支遁買山等隱逸類典故相對，抒寫棲隱情懷，將淵明止酒泛化為與陶淵明一樣的隱逸象征符號?；蚪柚咕频涔释瀑p任真自然的人生觀，“淵明止酒”典故被用來指代質樸、齊物的人生境界，“難從陸羽毀茶論，寧和陶潛止酒詩”“元亮真止酒，昭文不鼓琴”即是?；蚝写淌赖奈⒀源罅x，如“已如陶止酒，徒勸屈哺糟”“止酒獨醒陶靖節”“思玄賦罷驚遙舉，止酒詩成恨獨醒”等句，取“止酒”則不醉的意思，將其與屈原獨醒、張衡賦思玄等典故相聯系，有刺世意味，同時因為陶淵明本人也有“恥事二姓”、辭官不就的文化品格，因此“淵明止酒”的典故又有了不隨波逐流的內涵。此外，宋詩中“止酒”常與疾病書寫結合，因而“淵明止酒”與沈約、李賀等素有羸弱之稱的人連類，在述疾稱病的詩歌中常被運用。

由此，宋詩中“止酒”書寫多與陶淵明的《止酒》詩聯系，“淵明止酒”的典故也逐漸在詩歌中定型，尤其是在對句中，與其他事典、語典連類對偶，形成豐富的引申義。除一般的“知止”“任真”理解外，又被賦予獨醒、老病的象征意義，從中亦可窺見陶淵明的“止酒”典故作為文化詩學符號，在宋代廣為人接受的情況?！皽Y明止酒”典故在宋詩中的書寫，主要有兩大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近體律詩對仗的要求。比如“淵明”與“陸羽”“休文”等人物對仗，“酒”與“茶”等飲食對仗，“詩”與“賦”等文體對仗，從而形成上述詩句中的典故運用方式。其二，“淵明止酒”典故內涵的豐富與宋代文人心理和宋詩的審美特征密不可分。首先，自唐以來陶淵明作為隱逸者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由陶詩化出的三徑、東籬等意象也成為隱逸的代表，“淵明止酒”成為隱逸象征是非常自然的。其次，如上文所述，宋代文人將陶淵明視為知道者，視為道德無瑕疵的理想人格代表。李劍鋒指出，南宋理學家“強調陶淵明詩品與人品的一致性”，尤其是魏了翁等心學派的理學家，“從一開始便將陶淵明完全劃歸儒家，并將其詩品與人品嚴格統一起來”[40]。另外，無論是注解陶詩，還是詩話評述，亦或是年譜編纂，都有強調陶淵明于出處大節不虧的傾向。如葛立方稱賞其“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41]，湯漢注《述酒》詩云“淵明之歸田，本以避世易代之事”，認為陶淵明歸田是痛惜于晉宋易代[42]。以對《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詩的系年為例，宋人王質就否認陶淵明曾做過劉裕的鎮軍參軍，將此詩系年于晉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避開劉裕始任鎮軍參軍的時間(元興三年，公元404年)，并在其《栗里譜》中頌贊陶淵明高風，稱其“自宋武帝芟玄復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系人心，見要，亦不應?！焙髤侨式堋短站腹澫壬曜V》亦同此說[43]。是以宋詩又用“淵明止酒”刺世，寄寓“舉世皆醉我獨醒”的高蹈情操。此外，陶淵明《止酒》詩中并未提及自己止酒的原因，更未提及止酒是因老病，但在宋詩中，“因病止酒”與“淵明止酒”卻結合，為“淵明止酒”典故賦予了新的內涵，這是日常生活入詩的結果。日常生活細節入詩，也是宋詩有別于唐詩的一大特征，“止酒”這樣生活化的行為成為詩歌書寫的一類主題，并與疾病書寫相聯系。

四、擬和《止酒》詩對陶淵明精神的詮釋

與典故在詩歌中的出現不同，擬和詩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創作形式，故本文將其單獨分節論述?，F有文獻記載的擬和《止酒》詩最早出現于宋代。有宋一代，梅堯臣、蘇軾、蘇轍、陳與義、張栻、滕岑等人均有擬和陶淵明《止酒》的詩作傳世，并影響了嗣后《止酒》詩創作的類型。宋人學《止酒》詩，大約有三個方向。其一是接續《止酒》詩每句重復一字的體式，有仿其體式而不仿其“止酒”主題，如許及之《綸子效靖節〈止酒〉體賦筠齋，余亦和而勉之》，全詩與“酒”無關，而以詠竹為主題，每句重復出現的是“筠”字[44]。明人王縝有《太常卿楊邃庵示以〈止酒〉唱和詩一冊，余思嘗為酒困，欲戒之而未能，因詩有感，次陶淵明韻二首》，其中，第一首詩重復出現“戒”字[45]。還有體式主題兼仿者，如梅堯臣《擬陶潛止酒》，其詩云：“多病愿止酒，不止病不已。止之懼無歡，雖病未宜止?！挂嚯S化遷，不止等亦死。慎勿道止酒，止酒乃君子?！盵46]后代詩人類似的仿擬也有很多，如鄧輔綸《和〈止酒〉》等。其二是和《止酒》詩，即用陶淵明《止酒》詩原韻，但并不仿原詩每句均有一“止”字的形式，如蘇軾《和陶止酒》、蘇轍《次韻子瞻和陶止酒》等。這類模仿重心不在原詩特殊的體式，而在對原詩韻腳的繼承，是律詩興起后用韻意識增強的結果。關于格律意識對后世學陶的影響，可以對比六朝時鮑照《學陶彭澤體》、江淹《擬陶征君田園居》與后世“和陶詩”的不同。前者學陶詩語辭、句式、神蘊，后者有意識用陶詩韻。事實上，“和陶詩”本身就是格律意識下的產物。其三則是更寬泛的擬作，既不用原詩形式，也不和韻。如梅堯臣《汝州王待制以長篇勸予復飲酒因謝之》一詩，既繼承陶詩意趣，又擺脫原詩限制。正如李劍鋒所指出的，梅堯臣學陶并非停留在形式層面上，而對陶詩的理趣有較深入的把握，“對《止酒》詩的學習更是做到了舉一反三，于理趣上多有創造”“抒寫自己的心路歷程和襟懷”[47]。又如辛棄疾作有《止酒》七絕：“淵明愛酒得之天，歲晚還吟止酒篇。日醉得非促齡具，只今病渴已三年?！盵48]詩中融合陶詩《止酒》《形影神》的語典，以戲謔之筆寫自己止酒之苦。之后，元明清詩人的擬和《止酒》詩基本承襲宋代詩人開辟的幾種方向，其中，從陶淵明生命哲學的高度理解《止酒》詩，以“知止”詮釋“止酒”行為背后的內涵，依然是擬和《止酒》詩的主流。

后代以“知止”為主題的擬和《止酒》詩數量頗多，如“物各有所止，惟止止眾止”(郝經《止酒》)[49]，“愛河漂一世，既溺不能止。不如淡生活，吟詩北窗里”(陳與義《諸公和淵明止酒詩因同賦》)[50]，“人生寡歡適，萬事湏知止”(魏栩《和陶〈止酒〉》)[51]等，意在說明“止酒”的真諦在于一個“止”字，唯有“知止”、追求閑適自在的生活，才能達到不憂不懼的人生狀態。又如明人吳寬《和傅曰川以病止酒次陶韻》一詩。詩云：“但嫌過飲人，拍浮渺無涘?！盵52]強調飲酒的適度。周履靖《和〈止酒〉》云仿陶詩的思路，云：“臥止玉漏聲，旦止紅日起。余事能止時，衛生止道理?！盵53]從“飲酒”而“知止”到人生起居諸事的“知止”。類似的詩作還有很多，不再一一贅述。

此外，擬和詩作較典故運用更能囊括詩人個體化的人生經歷和生命哲思。由疾病而引發人生思索的代表是蘇軾的《和止酒》，其序交代了作此詩的緣由：“丁丑歲，予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時病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盵54]詩人經歷了兄弟分別、身體患病的痛苦情狀，在子由的勸慰下嘗試止酒，因此聯想到陶淵明的《止酒》詩，調侃“止酒”乃疾病得痊的津涘，有一種曠達的心緒在內。其次，更多擬和《止酒》詩表達的還是胡仔所云“知止”的人生觀，后代詩人擬和《止酒》詩不乏受蘇軾影響者。清人孫枝蔚有《和陶〈止酒〉詩韻柬吳爾世有序》一詩，詩序云：“子瞻在海南曾患痔，因和陶止酒詩，吾友吳爾世亦患此病，呻吟臥榻之上數月矣，會晤頗艱，作此柬之?！睂O枝蔚的朋友患痔病，令詩人想起同患此病的蘇軾，繼而想到蘇軾曾和《止酒》詩自我寬慰，于是詩人同樣安慰患病的友人：“惟吟止酒詩，便云能愛己?！盵55]以調謔的方式緩解友人病中之苦。清人王昶也曾和《止酒》詩，詩人自京師赴滇南，友人勸其勿飲酒，因為滇南炎熱，飲酒易致疾。由此，詩人聯想到陶淵明的《止酒》詩，并借此書寫入滇后一系列生活習慣的改變與適應。詩云“吾生如落花，藩溷隨所止”“殷勤寫苦語，吾病知免矣”[56]，在陶詩原有主題之外，衍生出私人化的人生經驗。這些書寫個人生命情感體驗的擬和《止酒》詩，也反映出陶淵明任真自然、知止隨性的精神，在后世成為文人于生命困頓之際的精神依托。

在諸多論辨哲理的擬和詩作中，也有將陶淵明止酒行為本身視作范本者，于石《止酒》詩云：

兒時不解飲，惡見杯入手。持杯或勸我，涓滴徵到口。強飲偶盡觴，顛眩輒欲嘔。一杯復一杯，積漸歲時久。浪飲二十年，寧復問升斗。人言酒有德，敗德君知否。不聞晉淵明，日日醉田叟。一朝賦新詩，而止杯中酒。我今悟昨非，已落淵明后。何當課兒耕，種秔添幾畝。飽飯和陶詩，千年吾尚友。[57]

這首詩以風趣詼諧的筆調闡述詩人多年來飲酒成性的習氣，接著又筆鋒一轉，強調自己已“悟昨非”，當如淵明一樣止酒不飲，而詩人此后的人生理想就是“何當課兒耕，種秔添幾畝。飽飯和陶詩，千年吾尚友”，如陶淵明一般躬耕自足，在飯飽之余追和陶詩。這首詩在諸多擬和《止酒》詩中是較為獨特的存在，因其不像其他詩一樣有較多篇幅論析“止”的哲學意義，但通過征引陶淵明的典故，熟悉其精神內蘊的讀者已經領悟到詩人的意旨所在，即借寫“止酒”而寫安貧樂道、歸田自樂，也正是胡仔所說，借“止酒”寫其余各種人生行為的“止”。

劉一止《家姪季高作詩止酒戲賦二首》在闡發哲理上，與上述擬和詩作有所差別，詩云：

淵明出從仕，務亦計秫田。一朝倦束帶，唾棄如飄煙。無酒每從人，茲事若可憐。醉來便逐客，卿去我欲眠。了知此賢胸，醒醉皆超然。胡為遽止酒，而作止酒篇。此身后萬物，不使一物偏。有偏即是累，在性皆非圓。我樽可亡酒，我琴故無弦。攜琴玩空樽，唯我樂也天。

淵明賦止酒，子酒未嘗止。今朝詩固云，從此真止矣。我觀他日詩，說酒特未已。必飲誠有累，必止亦非理。無如作病何，聊用忘憂耳。得失定相半，隨過無彼此。胡為我阿威，深拒堅壁壘。子言故多師，烏有興亡是。獨此止酒詩，字字如信史?？肿用翀A通，未究真止義。常觀諸世間，一一等幻戲。死生尚云爾，何乃較醒醉。操觚起相從，無為乏吾事。[58]

詩歌超越對“止”與“不止”的討論，認為止酒與否并不重要，詩人不認為陶淵明真正做到了“止酒”，稱其“說酒特未已”，但詩人并未因此否定陶淵明止酒的行為，而是說“了知此賢胸，醒醉皆超然”“必飲誠有累，必止亦無理”，從根本上泯滅了止與不止的區別。由此引出兩首詩的關鍵結論：“我樽可亡酒，我琴故無弦”“常觀諸世間，一一等幻戲”，世間萬事萬物本就是空幻的，正如有酒與無酒、有弦與無弦，這一論述實際上承襲了莊子齊死生、一萬物的思想，而與陶淵明立足實在生活、強調主體精神重要性的哲學觀有所差異。繼劉一止之后，清人李兆洛和陶詩中“何能一哀樂，懸解詢子祀”(《江陰人士頗喜藝菊，每過重陽輒為訪菊之游，亦時時有銜杯之樂，今年已立冬，此事寥寥，砌下數花憔悴相對，小飲悵然，用陶淵明止酒詩韻》)[59]，也是將“止酒”的哲學觀理解為莊子“齊一萬物”而后“懸解”的觀念。

從上述論析中不難看出，歷代擬和《止酒》詩對陶詩哲學觀的理解存在差異，有的詩作基本上同于胡仔“知止”的闡釋，有的詩作將其理解為莊子哲學觀，當然亦有詩作不重在哲學觀論辨，而是將“止酒”視為一種游戲化的題材，與疾病書寫結合，作調侃人生語。與“淵明止酒”典故的詩歌書寫一樣，各類擬和《止酒》詩也異彩紛呈，為陶詩添加了各種維度的詮釋。

五、余論

上文主要論述了《止酒》詩及其引申的典故、擬和作品在詩歌中的書寫歷程，但事實上，《止酒》詩在后世的影響絕非僅限于詩歌這一文本。辛棄疾曾作有《沁園春》“止酒”二首，其中，第二首《沁園春》有“記醉眠陶令，終全至樂；獨醒屈子，未免沉災”[60]的表述，可以推測其或多或少受到陶淵明《止酒》詩的影響。在這兩首詞中，作者以主賓問答的擬人手法，假借對酒的呵斥，抒發自己對現實的痛苦不滿，開啟了“止酒”書寫入詞之先河，后世仿擬作品數量眾多，周履靖、曹溶、王鵬運等人俱有效仿之作[61]。在詞體之外，劉克莊有《止酒賦》，以對答形式寫自己止酒原因，所謂“方其少也，則阮籍入林之始，王績逃鄉之初。及其老也，則陶公真止之后，涪翁剛制之余”[62]，飲酒與否成為劃分人生階段與生存狀態的一個標志。

“止酒”在后世，成為一種文化符號象征，與陶淵明的任真精神緊密相連，同時也成為各類文學作品書寫的題材與語匯?！吨咕啤吩娮罱浀涞慕庾x，是認為淵明“止酒”非浮于“止酒”行為本身，而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知止任真，不溺于物。這樣的闡釋與宋人對陶淵明理想人格塑造密切相連，同時，這一論述隨著被陶集版本廣泛選錄而經典化，又潛在地影響著后世讀者對陶淵明詩文的理解、對“淵明止酒”典故的賦形，以及擬和陶詩的創作，形成一個復雜的互滲過程。分析《止酒》詩在后代的闡釋歷程，即可窺見時代寫作范式及文化心理對讀者解讀一篇作品的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