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德融入法治建設研究

王 焜

（焦作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法律與道德各有所長，也都有其局限性，它們相互作用，共同調控著社會的運行，推動著社會的發展，它們的辯證統一關系無論在傳統社會還是現代社會都是政治統治和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在當前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背景下，厘清社會公德與法治的辯證關系，進而探尋社會公德與法治融合的路徑與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傳統與現代視域下道德與法律的關系

法律與道德同屬社會規范，但是，它們的作用機制不同。法律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以法律規則為主要要素，多是以嚴謹的邏輯結構形式具體規定權利、義務及其法律后果的一種行為規范；而道德通常以社會成員的自律為基礎，以社會輿論為外在壓力機制，通過原則性的宏觀引導來保證實施的行為準則。二者相互獨立又相輔相成，共同調整社會關系。我國傳統社會奉行的是以德為本、以法為用，法律雖也受到重視，但只是被作為一種外在的工具，其功用主要在于樹立君主權威，維護統治秩序，并不具有至上性。而符合統治需要的封建傳統道德則成為了封建統治集團表達自身意志的工具，并被賦予至上性的地位，正所謂“德主刑輔”“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在現代法治社會，道德與法律的關系是：就規范層面而言，嚴格劃清法與道德的界限，引導二者發揮各自的功用；就具體的制度運作而言，以法為主，以德為輔，在依法治國的基礎上實施以德治國，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道德和法律結合的基礎在于其價值上的一致性和功能上的互補性。一方面，在價值上法律以道德判斷為基礎。我國封建社會以傳統倫理為基礎的禮是法律的道德基礎，只有符合封建倫理綱常的法律才能得到認同。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中，不僅包含了平等、自由、民主等這些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也包含著仁愛、孝慈、誠信、寬容、禮讓這些優秀文化傳統。同時，在一定情況下，道德和法律也會相互轉化，對于一些重要性凸顯的道德因素，國家則將其引入法律。相反，隨著社會的發展，一些道德準則也會退出法律范疇。另一方面，在功能上道德和法律互相補充。道德有助于為法律提供合理性依據，提升法律規范自身的品質，促進法律自身的完善。法律的強制力和權威性有助于增強人們培育和踐行公德的自覺性，加快道德水平的提升。

2.社會公德為法治建設提供思想基礎

我國古代的傳統道德是以“三綱五?！薄叭龔乃牡隆钡刃问襟w現出來，歸根結底，這是由特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我國封建社會在經濟形態上以自然經濟為基礎，這種經濟形態表現為：生產力相對落后，生產以家庭為基礎單位，產品交換不發達，人們權利意識低下，在人與人關系上體現為人身依附，等級制度和人治傳統正是在這種社會文明土壤上成長起來的。

在我國法律由傳統走向現代化的變革過程中，道德同樣發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明朝中后期，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為資本主義萌芽創造了條件，商品經濟的空前活躍刺激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剩余產品更加豐富，產品有了更廣闊的市場。傳統的家族人身依附關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人們的主體意識、權利意識開始萌生，社會基礎開始從身份向契約過渡。我國法由傳統走向現代化，開端自清末法制變革運動，西方列強的入侵加快了封建關系的解體，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封建文化和傳統道德也隨之被摧毀，平等、自由、民主、人權等思想開始在國內傳播開來，成為公認的道德準則，也逐漸通過立法成為了法律的基本原則。由于每個國家的國情和發展水平不同，法治的發展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呈現出不同的模式。但不可否認的是，道德在法治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都發揮出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確立以后，隨著人民當家做主地位的確立和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建立，平等思想、自由意識、權利意識逐漸在人們思想觀念中形成共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逐漸形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些公德逐漸成為立法的思想基礎，成為依法執法的有效保障，成為公民守法的重要推動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揮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必須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沒有道德滋養，法治文化就缺乏源頭活水，法律實施就缺乏堅實社會基礎?！盵1]良好的公德意識不僅是個人良好素質的表現，而且對良好人際關系的建立、社會秩序的維護、國家和社會的良性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社會主義公德，特別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立為我國法治建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深入推進的內在動力。

3.法治為社會公德建設提供推動力和保障力

3.1 法治促進社會公德建設成果的制度化

公德治理只有固化為行為規則，把泛泛的宣教變成硬性的規則，對遵守公德的行為進行鼓勵，對不遵守公德行為予以懲罰，才能使人們在利害關系的抉擇中主動選擇遵守公德，摒棄陋俗，促使人們養成良好的遵守公德習慣，在社會上形成良好的氛圍。具有綜合性和指導性法律原則往往成為了公德制度化的載體,《民法典》中確認的平等原則、自愿原則、公平原則、誠信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以及綠色原則都是公德制度化的具體表現。法律原則所具有的指導功能、評價功能以及裁判功能，本質上就是社會公德對法律運行發揮出的影響和調控的結果。

隨著依法治國的深入推進以及社會公德與法治建設融合的加強，社會公德制度化的范圍也在逐步擴大。近年來，不少城市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出臺了諸如交通文明、公共場所禁煙、鼓勵見義勇為、鼓勵無償獻血、市容市貌保護等方面的規范，推進社會公德入法入規，使得以往只局限于社會公德層面的不文明行為上升到了法律層面，產生了法律后果。利用法律制度的權威性和導向性，有利于實現社會治理中自律與他律的統一，促使道德更有效地發揮作用，也使得道德更加權威、更加理性、更有約束力。

3.2 法治是社會公德發展的加速器

長期以來國內許多城市面對“中國式過馬路”、車輛不禮讓行人、公共場所吸煙、亂扔紙屑、火車霸座等不講公德行為進行了鋪天蓋地的宣傳治理，但是，收效甚微。近年來，不少城市將社會公德上升為地方性法規或地方政府規章，治理陳規陋習效果明顯。不少城市的市民已經自覺養成了禮讓斑馬線的習慣，市容市貌明顯改觀，行人和非機動車闖紅燈現象得到治理，人們參加社會志愿活動自覺性增強，培養良好的社會公德效果明顯。

法治不但能有效制止不文明行為，也能有效提升文明行為。比如，對于公民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的受助人損害，前些年出現了不少救人者攤上官司，承擔賠償責任的案例。為了鼓勵見義勇為行為，2017年出臺的《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四條規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痹谔峤蝗舜髸徸h的草案中，該條后面附加有“救助人因重大過失造成受助人不應有的重大損害的，承擔適當的民事責任”的規定，但是經審議刪去了“但書”規定，原因就在于考慮到“但書”規定不利于培育樂于助人、見義勇為的良好社會風尚，難以消除見義勇為者的后顧之憂?！睹穹ǖ洹肪S持了《民法總則》這一規定[2]。該條款對于自愿救助行為的免責，正是通過立法行為喚醒社會良知，端正社會風氣的具體體現。

法律對社會公德的促進作用不但體現在民法規則中，也體現在刑法規范里。自從《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危險駕駛罪，以往酒駕多發的情況在短期內得到了改觀,“飲酒不開車”已成為司機自覺遵守的鐵律。自從《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高空拋物罪，以往小區中多發的高空拋物的不文明行為得到了有效根治，居民也自覺養成了防止擱置物、懸掛物墜落的習慣，這些規定從法律視角重塑了人們的道德認知。

3.3 法治為社會公德提供強制力保障

法治不是寄希望每個人都能做到“君子慎獨”，而是用制度來約束每一個人。只有違反法律付出代價，才能督促人們遵守法律；只有法律制度有剛性，才能給予人們穩定的預期。如果見義勇為、救人危難時常面臨自身權益得不到保障，甚至被反咬一口，公德就會被人們出于本能排斥；如果不講公德的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懲治，更多人就會為了自身利益去仿效。因此，加強道德領域突出問題的立法，對社會公德的治理具有重要意義。中央和地方已經推出了許多有效措施，比如，許多地方出臺了對見義勇為行為獎勵與保護的地方性法規，對見義勇為行為進行獎勵與支持，對不良行為實施譴責與懲處，消除見義勇為人員的后顧之憂。比如，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通過在任職資格、準入資格、榮譽和授信、消費和出境等方面的限制來督促被執行人員自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推進誠信治理體系的完善。再如，通過推動行業職業道德向法律規范的轉化，引導各類行業人員以身作則，保障行業健康發展等。

4.社會公德與法治建設融合的實踐與路徑

4.1 社會公德與法治建設融合的實踐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作為實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總目標所要堅持的五項原則之一。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的《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提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結合起來，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注重把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的基本道德規范轉化為法律規范，用法律的權威來增強人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覺性”等要求。

在我國社會主義公德內容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居于核心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德，既是個人的德，也是一種大德，就是國家的德、社會的德”。因此，做好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結合的核心就在于做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法治建設的融合。2018年中共中央印發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2021年，中央宣傳部、中央政法委、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司法部印發《關于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法入規協調機制的意見（試行）》，旨在通過這些規范的實施，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融入法律規范、貫穿法治實踐，使法律契合全體人民的道德意愿，符合社會公序良俗，真正為人們所信仰、所遵守，實現良法善治。

4.2 社會公德與法治建設融合的路徑

⑴ 在立法層面，應科學研判，合理設置標準，在社會公德入法入規的過程中做到與社會大多數人的道德水平相適應，不能超出高限，強人所難，更不能混淆了法律與道德的界限[3]。應建立協調機制，加強對立法與法律解釋中有關社會公德內容的審查，明確相關部門工作職責，規范審查程序。

⑵ 在執法層面，應嚴格執法，社會公德入法入規只是社會公德與法治建設融合的第一步，只有嚴格執行，才能實際發揮出法律對社會公德的推動和保障作用。在行使自由裁量權過程中，應堅持行政合理性原則，堅持符合社會公德要求的價值取向，加強對執法人員的社會公德教育，積極落實理性執法和文明執法要求。

⑶ 在司法層面，審判活動中，特別是在疑難案件的審理中，應妥善適用平等、誠信、公序良俗等反映社會主義公德要求的法律原則，慎重進行價值取舍，要將判決的道德示范作用納入審理工作的考量因素。積極推選符合社會主義公德要求的指導案例，注重發揮指導案例的引領和示范作用。

⑷ 要克服“法律萬能論”思想，正確看待法的局限性，統籌發揮法律、道德、紀律、政策、宣傳教育等多種社會調控方式及功能，全面推進社會公德與法治建設的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