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的倫理原則及其矛盾關系

吳禮權

人們以語言文字為交際工具與他人進行交流溝通時都希望自己的表達能夠有好的接受效果，從而實現預定的交際目標，這就需要借助修辭手段。但是，若為了實現預定交際目標而不顧事實(即不講“真”)，不存善意(即不講“善”)，極盡花言巧語之能事(即只講“美”，也就是言辭動聽)，則這樣的修辭行為就明顯違背了修辭所要遵循的“真善美”的倫理原則?！对娊洝ば⊙拧で裳浴吩唬骸扒裳匀缁?，顏之厚矣?！边@是上古先民痛斥搖唇鼓舌、讒言誤國的小人的話；《論語·學而》：“巧言令色，鮮矣仁?！边@是孔子痛斥那些花言巧語、獻媚討好之人的話。這些話，都是對先秦時代違背“真善美”倫理原則的修辭行為的批評。在與中國先秦時代相當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生活時代的西方，修辭學一度非常發達，堪稱當時西方的顯學，但卻被稱為詭辯術?？梢?，在西方上古時代也存在修辭行為失范的現象，所以人們才會對修辭實踐中違背“真善美”倫理原則的行為表達強烈的不滿之情，給修辭學貼了一個“詭辯術”的標簽。

應該說，自古以來，無論中外，在修辭活動中都會存在如何正確處理“真”“善”“美”三者關系的問題。修辭倫理問題是任何一個修辭者都必須正視的問題，更是修辭學領域不可回避的學術問題。為此，本文擬從三個方面對修辭所要遵循的“真善美”倫理原則及三者間的矛盾關系予以闡釋。

一、修辭立其誠：內容重于形式的要求

已故中國臺灣著名修辭學家沈謙教授曾經說過一個故事：在臺灣地區有一段時間，學者們非常熱衷于討論一個問題——中華民族是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其間大家達成了一個非常一致的結論：美食、美辭是中華民族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美辭，就是動聽的言辭與優美的文辭。他們認為，中華民族最擅長修辭，能言，妙語生花；善寫，妙筆生花。

中國人確實擅長修辭，中國人自古就重視修辭?！墩撜Z·憲問第十四》載孔子的言論：“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闭f的是鄭國外交公文先由裨諶起草，然后由世叔提出修改意見，再經外交家子羽進行修改，最后由東里子產(即公孫僑、公孫成子，鄭國最著名的政治家，曾為鄭卿與執政)加工潤色定稿?？鬃舆@里講鄭國外交公文的形成過程，表面上是贊賞鄭國外交家與政治家在修辭上精益求精的態度，實質上是在強調修辭的重要性。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也載有孔子有關強調修辭的話：“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這段文字的大致意思是：你有想法(或曰思想、意愿、志向)可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用文字將語言記錄下來。你不說，誰知道你的想法見解呢？但是，說得沒有文采，表達得不好，則不能流傳開去，不能產生好的效果。晉國為霸主，鄭國侵入陳國，如果不是鄭國子產對晉國的質問予以巧妙的回答，那么鄭國就有麻煩了。言辭一定要講究、謹慎呀！孔子說這段話的背景是，晉文公時代鄭國入侵小國陳國，當時，晉國是春秋時代的霸主，于是就出來干預，向鄭國問罪。鄭國雖也是當時的大國，但只能算是二流國家，如果外交上不能給晉國一個合理的說法，那么鄭國自己就有危險了。好在當時鄭國名卿子產是個善于辭令的外交家，巧妙地回答了晉國的質問，使鄭國免于晉國的討伐。[1]孔子針對此事說了上述這段話，目的在于強調修辭的重要性。

中國是一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國度，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國古代的影響力是盡人皆知的。正因為孔子的特殊地位和影響，他對修辭重要性的強調，無疑強化了中國人重視修辭的觀念。事實上，中國古人特別是封建士大夫、政治家與文人學士都特別講究修辭，重視語言表達特別是書面表達的經營。正因為如此，今天我們能讀到的諸如漢人賈誼的《過秦論》、晁錯的《論貴粟疏》、鄒陽的《獄中上梁王書》，三國時諸葛亮的《前出師表》《后出師表》，晉人李密的《陳情表》，唐人韓愈的《爭臣論》，宋人歐陽修的《朋黨論》、蘇洵的《辨奸論》等中國古代名臣寫給帝王的奏章書信，或是討論國家大政的政論文章，都是非常有文采的，堪稱中國古代政治修辭的范本，亦是中國千古傳誦的雄文。[1]

孔子雖然不斷強調修辭，但也是有原則的?！兑住での难浴份d：“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边@里的“修辭立其誠”，就是孔子首次提出的修辭原則。唐代學者孔穎達《周易正義》疏曰：“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修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內外相成，則有功業可居，故云居業也?！彪m然孔穎達認為孔子所講的“修辭”是“修理文教”，意即對人民加強道德文明教育的意思，并非是指在語言表達上講究技巧，也就是認為孔子所提出的“修辭立其誠”的原則，是從政治的角度將之作為君子居業的條件提出來的?？鬃由匠藦娬{“立德”和“立功”，還特別強調“立言”。既然孔子是強調“立言”的，那么他這里所說的“修辭”，應該也是包括修飾文辭在內的，出言措辭也是君子修身居業的一個重要方面。[1]可見，孔子提出的“修辭立其誠”原則，就是強調出言措辭當以內誠為原則，即修辭不能只追求巧飾于外而忘記“誠實”這一根本。

孔子之后，很多古代學者都將“修辭”單純理解為語辭的考究潤飾，遂將“修辭立其誠”的內涵窄化、固定化了。如宋人文天祥在談到修辭與德業的關系時，就曾對孔子提出的“修辭立其誠”原則及其自身對“修辭”的認知作過如下闡釋：

修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修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修，以至于無一辭之不修，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綴，乃居業之義?！涎孕迾I，下言修辭；辭之修，即業之修也?！o之義有二：發于言則為言辭，發于文則為文辭。(《文文山集·卷十一·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文天祥不僅將修辭與德業聯系到一起，而且明確將“修辭立其誠”作為修辭的準則提出來，這既可以看成是對孔子所說“修辭立其誠”內涵的重新闡釋，也可以視為對孔子修辭思想的發展。至于他第一次明確將“修辭”解釋為“謹飭其辭”，即將“修辭”看成是一個動賓短語，將“修”解釋為“謹飭”，將“辭”釋為“言辭”與“文辭”，亦是對中國修辭學的一大貢獻，[1]對后世修辭學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文天祥之后，秉持“修辭立其誠”原則的學者有很多，如清人唐彪《讀書作文譜》載明人武卿的見解說：

說理之辭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反以隱，則寧質毋華可也。達意之辭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則寧拙毋巧可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理的文字不能不講修辭，但若因要讓人信服其所說的道理而修辭過當，讓原本簡單的道理被遮蔽而不清晰了，那還不如不講修辭，寧可質樸無華；傳情達意的文字，不能不講修辭，但是，若因要強化其意、以情動人而杜撰事實、為情造文，反而使所要傳達的真情實意被遮蔽而不彰，那還不如不講修辭，寧可守拙而不取巧。這一見解，不僅涉及“修辭立其誠”的“誠”的問題，而且涉及修辭中“真”“善”“美”三者之間的矛盾問題，關乎修辭“真善美”的倫理原則。

我們以語言文字為交際工具跟他人進行交流溝通時之所以要講究修辭，目的就是為了獲得盡可能好的交際效果，以實現預定的交際目標。但是，為了實現預定的交際目標而一味在語言文字上做文章，以形式的華巧優雅掩蓋內容的虛假與不堪，則會適得其反，因為這違背了修辭的倫理原則?！缎α謴V記》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江蘇武官最喜拋文，說話最要引經據典。升官陛見，貧無資斧，徒步北上。人問之曰：“何不乘車？”答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钡骄┍菀姇r，值淮水漲發，上問曰：“淮河水勢何如？”對曰：“蕩蕩懷山襄陵?！鄙蠁栐唬骸八畡萑绱?，百姓何如？”對曰：“百姓如喪考妣?！鄙洗笈?，馬上充發，叩道謝恩曰：“唯仁人放流之，此則小臣之罪也?！?程世爵《笑林廣記》)

上引文字說的是：一個江蘇武官喜歡炫才示雅，也就是特別喜歡講究修辭，說話最愛引經據典?；实壅倨溥M京給他升遷官職，可他湊不足乘車進京的盤纏，只好徒步北上。別人對此感到不解，就問他為什么不乘車。他回答說：“國君召見，做臣子的理應立即前往，不應該等到車馬備好才出發?！币驗闀r值淮河進入汛期，皇帝非常關心此事，故君臣見面后皇帝首先就問他淮河的水情怎么樣？他回答說：“大水漫過山岳，包圍了山陵?！被实垡宦?，非常震驚，立即追問道：“水勢這樣兇猛，那老百姓怎么樣了？”他回答說：“老百姓都像死了父母一樣悲痛?！被实勐犃舜笈?，不僅沒有升其官職，反而將其充軍發配。這位武官雖然感到很無奈，但也只能叩頭謝恩，最后又跟皇帝拽了一次文：“只有仁德的君王能夠流放蔽賢的小人?！?/p>

這個故事之所以在中國古代被當作笑話流傳，是因為這位江蘇武官講究修辭時沒有遵循“真善美”的修辭倫理原則。

武官奉命進京謁見皇帝，因貧困無資費而只得徒步北上，別人問他為何不乘車，他引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的話作答，意思是說他不是沒有錢乘車，而是要表達急切應詔奉命的誠意。很明顯，這不是事實，沒有做到“修辭立其誠”，違背了修辭要遵循的“真”的原則?；实坳P心淮河兩岸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問他淮河水情如何，他不據實回答，卻為了炫才示雅，引《尚書·堯典》“蕩蕩懷山襄陵”之辭以對。這不僅違背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而且顯得既不得體，也不嚴肅。因為《尚書》中“蕩蕩懷山襄陵”之辭，是記載堯帝時洪水泛濫的情形，本身有夸張失實之處?；实坳P心百姓疾苦而問淮河水勢，作為臣下理應據實回答，不應該在此重要而嚴肅的場合賣弄學問、炫才示雅，為引經據典而引經據典。因他對淮河水勢作了夸張失實的回答，不禁讓皇帝憂慮起百姓的處境，于是又問起老百姓的情況。作為問話者的皇帝，完全是出于真情誠意，是抱持非常嚴肅的態度，而這位武官卻再次為了炫才示雅，沒有直言稟報，而是引《尚書·舜典》“百姓如喪考妣”之辭予以回答。這明顯是非常不嚴肅的，是對皇帝的大不敬，因為《尚書·舜典》“百姓如喪考妣”之辭，是說舜帝死后，天下百姓非常悲傷，就像死了父母。這位武官引此典故，如果不是錯解《尚書》原意，就是借此惡意詛咒皇帝?；实圩匀桓敢庀嘈盼涔俨皇清e解《尚書》原意，而是在借機詛咒他，于是，勃然大怒?？梢?，武官的兩次引經據典都沒有達到預期的交際目的，不僅沒有讓皇帝對他刮目相看，反而認為他有失人臣之禮，出言措辭極不得體。

這位武官兩次所引的《尚書》之辭，在表意上都違背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沒有講“真”，同時也沒有講“善”，因為皇帝認為自己被詛咒了。武官最后一句叩謝皇恩的話，雖是依照中國封建時代朝廷政治規矩而說的一句套話，但是這位武官連最后這句套話也沒有說好，再次違背了語用修辭所要遵循的“善”的原則。因為引自《大學》的“惟仁人放流之”意思是說“只有仁德的君王能夠流放蔽賢的小人”，很明顯，武官所引經典之句的原意跟自己實際要表達的意思不匹配，而且還有影射皇帝不仁德之嫌。從主觀上推測，我們認為這位武官也許并不是有意正話反說，要諷刺皇帝不仁德，但從客觀上看，則確確實實產生了反作用。正因如此，這個武官引經據典的修辭行為才成了笑話。

在很多情境下，引經據典(即修辭上的“引用”與“用典”)都不失為一種有效的修辭手段，能夠使說寫表達增添優雅的書卷氣，能夠提升審美情趣，但是，如果為修辭而修辭，為引經據典而引經據典，只注重追求形式“美”，講究表達的優雅而全然不顧事實(即信息或情意的真實)，效果必然適得其反。

由上述這位古代武官的故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深刻的教訓與啟示：為了提升說寫表達效果，講究修辭固然必要，但須遵循“修辭立其誠”這個基本原則，否則，在很多情況下，不管表達者的修辭智慧有多高，能力有多強，也不管表達者在語言文字表達上的經營有多努力，最終都難以實現預期的交際目標，也就是不能很好地讓接受者相信其所傳遞的信息，欣然接受其所要傳達的情與意，更大限度信服其所揭示的道理，認同其所推闡的思想觀點。

試看一個有關廣告的故事。

某唐人街上有個賣毛刷的小販，他制作的毛刷質量很差，因此沒有人去買他的毛刷。為此他絞盡腦汁寫了一個招牌：“包不脫毛”。

許多人看了招牌后買了他的毛刷子，可是只刷了幾次，毛便脫光了，紛紛來找商販，質問他：“你這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家伙，你招牌上寫得倒好，什么‘包不脫毛’！”

這個小販不慌不忙地指著招牌說：“你是從左往右念的嗎？你再從右往左念念……”

眾人目瞪口呆。(唐奇、巫蘭編《職業幽默》)

這個例子雖然只是一個幽默笑話，但卻提出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修辭要不要遵循“立其誠”的原則。這個故事中的小販雖然通過“回環”修辭手法，使其毛刷廣告具有多解性，為自己的虛假經營行為預留了免責的退路，但是他的修辭行為因為違背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使自己的人格陷入了破產的境地，這不能不影響到他的商業信譽與未來經營的前途。因此，從這則廣告修辭的最終效果看，它肯定是非常失敗的。

再來看一個有關廣告的段子。這是一個在網絡上某短視頻社區平臺傳播較為廣泛的短視頻，是諷刺房地產不良營銷行為的段子。

【視頻中一個男人正吸著雪茄，站在樓頂遠眺。突然一個年輕女子上來，請示男人】

女：陳總，我們樓下的廣告語怎么打？

男：樓下那幾個小樹苗種了沒有呀？

女：種了，種了。

男：森林氧吧，養生秘境。

女：我們還挖到了一個小水坑。

男：湖景洋房，水景園林。

女：我們旁邊還有沙縣小吃、網吧、理發店。

男：集餐飲、娛樂、休閑為一體。

女：我們旁邊還有銀行提款機。

男：坐擁城市金融中心。

女：我們旁邊還有幼兒園。

男：書香門第，尊榮學府。

女：可是，這次疫情我們只請到了一個保安。

男：私人管家，尊貴生活。

女：可是，我們旁邊還有一個墳場。

男：與先賢毗鄰，傾聽靈魂的聲音。

女：好！

這個短視頻雖然是藝術創作，但卻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如果一個房產公司真的像視頻中的“陳總”那樣打出其房產營銷廣告，消費者一定大為動心。這個“陳總”作為廣告詞的創作者，完全算得上是一個成功的修辭者，因為他的修辭確實有技巧，能夠讓消費者對未來居家生活的美好前景充滿希望。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總”的廣告修辭是“美”的，是成功的。但是，現實生活中每一個購房者都不會只聽廣告語或只看廣告詞，而是要現場考察房產的真實情況，包括其環境。如果消費者發現真實情況跟廣告宣傳的有較大出入，立即就會產生厭惡憤怒情緒。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總”作為廣告修辭者，他的修辭無疑是失敗的。他的修辭只在語言文字上努力經營，追求所謂的“美”，而全然不講“誠”，不講“真”，是對消費者的惡意誤導，不僅違背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即丟掉了“真”，同時也丟掉了人性的“善”，最終導致在“真”“善”“美”三方面全線崩坍。

由以上的理論闡述與古今三個例證的分析可見，修辭固然要在語言文字的形、音、義等形式上努力經營，要“極盡語言文字的可能性”[2]，努力提升語言文字的表達效果，但是堅持“修辭立其誠”的原則應該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說，語言形式要服從語言所要呈現的內容需要，內容重于形式的要求是不可退守的底線。

二、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內容與形式的矛盾

《史記·留侯世家》中有一個非常富有哲理意義的比喻：“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這個比喻，從結構形式上看，是“引喻”，也可稱為“暗喻”。本體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喻體是“良藥苦口利于病”，喻詞省略。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一大弱點，就是喜歡聽好話，聽順耳之言，而不愿聽真話，聽逆耳之言，就像一個人生了病，既想病好，卻又不愿吃對病情有利的苦藥一樣。

喜甜厭苦是人生理上的天然反應，對此大家都理解都接受，而對于人們不喜歡聽真話，喜歡聽阿諛逢迎的假話，即順耳之言，大家就覺得不可思議了。其實，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真話是將事實或真相不加掩飾赤裸裸地呈現在人們面前，這給人的感覺往往是不美的，甚至是殘酷的。人們為了免于心靈受到重創，情感受到沖擊，往往沒有勇氣直接面對，因而采取鴕鳥式的回避態度。正因為人性有此弱點，語言生活中就有一種修辭表達法——“諱飾”，即遇到對自己不利，或是對他人的情感情緒有刺激，引發他人不快的事，就千方百計予以回避。為此，還想出很多替換或美化的說法，于是，在人類語言生活中就出現了“塔布”現象，就是漢語修辭學中所說的“諱飾”。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漢語是擁有悠久歷史的語言，加上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重視修辭，也擅長修辭，因而在漢語詞匯中就積累了非常豐富的以“諱飾”修辭手法創造出來的委婉語。

比方說“死”，就有非常多的委婉語。如說帝王之死，有“山陵崩”“駕崩”“崩”“崩逝”“崩殂”“賓天”“大諱”“大行”“棄天下”“棄群臣”之類說法；士或做官人之死，叫“不祿”“棄祿”“祿命終”“撤瑟”等；文人或才子之死叫“玉樓赴召”“埋玉樹”“埋玉”“修文地下”等；年輕女子早死或少女夭折，叫“蕙損蘭摧”“玉碎香埋”“玉碎珠殘”“玉殞香消”等；一般人死，普通說法如“走了”“老了”“登仙”“仙逝”“歸西”“作古”“永辭”“永別”等。[3]78-79總之，“不同身份的人、不同死法的人、不同年齡的人的死都有一套固定的避諱說法?！盵3]78-79現代也有不少有關“死”的新委婉語，如共產黨人常說自己的死叫“見馬克思”，音樂家之死叫“生命畫上了休止符”，思想家之死叫“思想家停止了思想”，等等；針對一般人普遍的說法則有“心臟停止了跳動”等。此外，還有古今對自己死亡的謙稱或對他人死亡的貶稱說法，如“填溝壑”“伸腿”“蹺辮子”，等等。[3]78-79

對于不潔之物及其相關之事，中國人也是要諱飾的。如人的排泄行為，在漢語中就形成了很多委婉語，如“更衣”“如廁”“出恭”“方便”“解手”“凈手”，以及現在流行的“上洗手間”“上化妝間”“上盥洗室”等說法，皆是其類。至于女人的生理現象，則另有一套諱飾的委婉語，如“潮信”“程姬之病”“例假”“月脈”“月信”，上海人所說的“老鬼三”“老朋友”之類，也是其類。其他不潔之物，也各有其諱飾的委婉說法。如說“鼻涕”為“鼻龍”，說“眼淚”為“紅冰”“玉箸”(多指女子)，說“唾液”為“芳津”“口澤”“玉泉”，等等。[4]46

對于男女之事，漢語詞匯庫中的委婉語更多，如“春風一度”“搓粉團朱”“顛鸞倒鳳”“鳳友鸞交”“房室之事”“歡會”“合歡”“薦夢”“同席”“衽席之好”“握雨攜云”“巫山云雨”“枕席之歡”及“上床”“睡覺”等典雅或通俗的說法，都是其類。如果說到男女非正常之情，則有“暗度陳倉”“采花”“吃豆腐”“穿花蛺蝶”“盜香”“風花雪月”“拈花惹草”“竊玉偷香”“衽席不修”“私諧歡好”“偷漢”“偷人”“偷歡”“偷雞摸狗”“尋花問柳”“攀花折柳”，等等。甚至男女非正常之情發生的場所，也有專門的委婉語。如“風月場”“風月館”“青樓”“春院”“花街柳巷”“柳陌花叢”“門戶人家”“平康巷”“秦樓楚館”“曲院”“煙花柳巷”“煙月作坊”，等等。[4]47

從語言反映現實的角度來看，委婉語是對有關不吉、不潔、不雅、不利等消極事物及其行為的有意規避，甚至美化。從修辭角度來看，違背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從語言學的視角看，委婉語的創造是語言形式對語言所要呈現的內容的背離。不過，對于語言現象，我們不能局限于其表面，而應該透過現象看到其本質。語言形式對語言所要呈現內容的背離，有些時候是人類表達的需要，從修辭的角度來看，是表情達意的需要，是一種修辭技巧的呈現，那么勢必就會出現求“真”與求“善”、求“美”之間的矛盾。

上面列舉的諸多委婉語，之所以會產生并在漢語詞庫中長久存在，究其原因是表達的需要。作為一種修辭現象，也是一種普遍存在的語言現象。委婉語的創造或運用，從表達者的角度來看，確實有違“修辭立其誠”的原則，因為它放棄了求“真”的價值追求。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的是，違背“立誠”原則，放棄求“真”的價值追求，并非是表達者創造或運用委婉語的本意，而是其在語言表達中為了求“善”的必然選擇。從人類社會修辭實踐的歷史來看，大凡在語言表達中運用“諱飾”修辭手法或是運用委婉語表情達意，表達者一般都是出于要對接受者展現善意的目的，避免“實話實說”引發接受者的負面情感情緒，引發其內心的不快。很明顯，這是求“善”的表現，是為了人際關系的和諧。表達者是一個社會的人，為了求“善”而一定程度上放棄求“真”，有時候是表達者不得不作出的選擇。事實上任何人的語言表達都不可能做到“真”“善”“美”三者兼得，因此權衡得失而有所取舍、有所選擇，就成了語言表達特別是修辭活動中不可回避的問題。

《孟子·告子上》言：“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泵献訉︳~與熊掌、生與義、生與死有自己取舍的原則，同樣，在語言表達中，特別是在修辭活動中，表達者對于修辭所要追求的“真”“善”“美”的目標，也會根據特定的題旨情境和表達需要，作出自己的選擇。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承認修辭所追求的“真”“善”“美”三個目標之間是有矛盾的，修辭者要直面矛盾的存在，然后根據表達的需要作出取舍選擇。如果選擇了求“真”，就有可能放棄對“美”和“善”的價值目標的追求；如果選擇了“美”和“善”，就有可能放棄對“真”的價值目標的追求。所以老子的名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可謂精辟地揭示了修辭所追求的“真”“善”“美”價值目標之間的矛盾，提醒我們在語言表達中必須正確把握修辭的“真善美”倫理原則。

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論斷，雖然揭示了修辭所追求的“真”“善”“美”三個價值目標之間的矛盾，但是結論并不完全準確。在現實語言生活中，“信言”(真實之言，符合客觀實際的，不加修飾或粉飾、美化的大實話)固然“不美”(沒有華巧的語言形式，感覺上不順耳、不中聽)，但未必都“不善”(不包含善意)?！懊姥浴?假話或不實之辭，不符合客觀實際而順耳、中聽之言)固然“不信”(沒有真實性，沒有展現真情實感)，但未必都“不善”(不具有善意)。從邏輯上來說，也是從客觀實際來說，修辭所追求的“真”“善”“美”三個價值目標之間有矛盾排斥關系，但也有兼容相得關系。下面以言語交際中的稱謂為例，來觀照三者之間真實的倫理關系。

稱謂是日常語言生活中的尋?，F象，所以稱謂問題很少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其實，稱謂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修辭行為，值得修辭學者的關注。在言語交際與人際溝通中，稱謂并不是一件非常隨便的事，在有些情境下，稱謂可能就是言語交際與人際溝通成功的關鍵因子。稱謂得當，會贏得對方的好感，使接下來的交流溝通變得順利；反之，則可能導致言語交際與人際溝通變得困難重重。比如，現實生活中，一般稱呼行政官員時，多是去“副”稱“正”雖然語言形式不符合客觀實際，違背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但卻體現了修辭所要追求的“善”和“美”的價值目標，而且，這種對“真”的違背，并無其他負面影響。反之，稱呼中帶上“副”，雖然語言形式符合客觀實際，遵循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但“善”和“美”方面卻要失分，而且這種失分往往會使人際交往效果打上折扣。

很多事例告訴我們，稱謂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是一個非常值得深究的修辭行為，是應該予以關注的學術問題。筆者曾在所著《言語交際與人際溝通》一書中專門設立一個章節論述稱謂修辭問題，并且在上課時也跟學生講到很多現實生活中的事例，讓學生明白，稱謂是修辭行為，在言語交際與人際溝通中須予以重視。

回到修辭所追求的“真”“善”“美”三個價值目標之間的矛盾視角來看，稱謂去“副”稱“正”這種實用主義的“修辭學”，從修辭倫理角度來看，是有違“修辭立其誠”原則的，不是修辭追求“真”的價值目標的表現，是應該予以否定的修辭行為；從修辭實踐來看，這種修辭行為事實上是基于表達者“與人為善”的心理，出發點是為了表達善意，使對方體驗情感的愉悅，是一種追求“善”的價值目標的表現。從言語交際與人際溝通的視角看，它有融洽人際關系，有助于提升交際效果的作用，這一修辭行為本身并無“傷天害理”的社會效果，因此并不存在有違社會道德倫理的問題。因此，稱謂修辭就必須既要講“真”，也要講“善”、講“美”。

以上我們是從理論上對修辭所追求的“真”“善”“美”三個價值目標之間的矛盾關系所作的分析，結論是，這三個價值目標之間雖然存在矛盾，但也可以尋求一定的平衡。諸多日常語言生活例證也表明：修辭活動中，內容與形式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老子揭示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修辭倫理問題，也是符合客觀現實的。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修辭所追求的“真”“善”“美”三個價值目標之間的矛盾不是絕對的，三者之間在倫理上是可以尋求某種平衡的。只要表達者的修辭在動機上不存惡意，不是有意誤導他人，不是為了損人利己，而是純粹為了提升接受效果而在語言文字上努力經營(即追求“美”)，那么一定情境下一定程度上違背“修辭立其誠”的原則，放棄“真”的價值目標追求，從修辭倫理角度來說，也是可以接受的。

三、事信言文，辭事相稱：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

修辭在“真”“善”“美”三個價值目標方面的追求是存在矛盾的，這是不爭的事實，故自古以來就有很多先賢與學者試圖解決這個矛盾，并給出很多辦法，希望在修辭活動中能夠實現“真”“善”“美”三個價值目標之間的某種平衡，從而達到修辭的最高境界：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

最早對這一問題進行思考并提出解決方案的應該是孔子，著名的“文質彬彬”論就是針對這個問題的?！墩撜Z·雍也》載：“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笨鬃舆@番話大致的意思是：過于質樸而文雅不足，則難免顯得有些粗鄙；過于文雅而不夠質樸，則難免讓人覺得有些浮華。文雅與質樸都恰到好處，相得益彰，這才算得上是君子。從歷史的情境看，孔子講這番話意在強調君子修身，但是，君子修身是包括言行兩個方面，所以孔子說這番話自然就包括語言方面，涉及君子在修辭上的表現。

從現代語言學的觀點看，孔子所說的“文”與“質”的關系，就是語言的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或“能指”與“所指”的關系。因此，孔子的“文質彬彬”論，從語言表達的視角來看，有強調內容與形式和諧統一之意；從修辭的角度來說，就是強調既要重視表達的技巧與效果，又要注重表達內容的真實性，強調兩者完美的結合。

孔子提出“文質彬彬”論后，有許多人繼承并予以深入闡發?！墩撜Z·顏淵》載：“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奔映墒切l國的大夫，他不認同孔子的“文質彬彬”說，認為君子只要言行質樸就可以了，不必在言行上追求什么文雅。子貢給棘子成打了個比方，說如果虎豹與犬羊的皮都把上面的毛去了，兩者就沒有貴賤之分了，以此強調了君子必須具備“文質彬彬”的特質，也就是要在言行兩個方面都要表現出文雅的氣質。

子貢之后，戰國時代的荀子也認同孔子“文質彬彬”說?！盾髯印し窍唷费裕骸胺踩四缓醚云渌?，而君子為甚。故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于鐘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傭俗?！痹谲髯涌磥?，君子與鄙夫(即小人)之間的區別就在于是否好“文”，也就是講不講修辭。所謂“好其實不恤其文”，就是只會實話實說而不會妙語生花。很明顯，荀子也是強調君子要重視修辭的。

比孔子稍晚，但比荀子要早的墨子，雖然跟孔子的觀點不同，但他也沒有只強調“質”而否定“文”，而是主張“先質后文”?！俄n非子·外儲說左上》載：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于鄭者，為木蘭之柜，熏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p>

這個故事中的田鳩，就是田俅子，亦稱田系、田襄子，為墨家第四代巨子。他游說楚王遵行墨家的學說，楚王表示，墨家學說是天下顯學，有實用價值，但墨家學說在表述時不像其他各家學說那樣有文采，能夠打動人。田鳩就給楚王講了兩個故事：一個是秦伯嫁女的故事，一個是鄭人買櫝還珠的故事，以這兩個故事為喻，說明了墨家學說重“傳先王之道”，而非言辭文采，以免諸侯各國之君只欣賞其文采而忘了其治國安邦的實用價值(即“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梢?，墨家并不排斥修辭，而是在以語言為工具宣傳學說時，重在其思想內容的傳遞，而將在語言表達上的經營技巧置于次要地位而已。而這恰恰體現了墨家實用主義的思想。

除了墨家弟子的比喻將墨子“先質后文”說作了生動的說明外，墨子本人對其“先質后文”的修辭觀也作了清楚的說明。如《墨子·修身》有曰：

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

墨子這里所說的“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意思是說，以語言為工具表達思想，不在于詳實周密，而在于機智，即善于抓住問題的本質；不在于多么有文采，而在于表意的明確、清楚，所要講的道理要講清楚、說明白?？梢?，墨子事實上并不反對“文”(即講修辭)，只是從實用主義目的出發而分輕重緩急而已。這一點，我們從清人孫詒讓《墨子閑詁》所載墨子佚文中也可以看出：

食必常飽，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麗；居必常安，然后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后文，此圣人之務。

墨子這里是以比喻的方式來說明思想與思想呈現形式之間的關系，本身就很注重表達技巧，是講修辭、重視修辭的表現。他以這個比喻來說明其“先質后文”的修辭思想，是再生動形象不過了。

春秋戰國之后，經過秦代短暫的過渡，歷史的篇章就翻到了兩漢時代。漢代特別是漢武帝時代，由于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統治政策，儒家思想一家獨大。在修辭思想上，也是儒家的修辭觀占絕對上風。如西漢大思想家“群儒道”董仲舒，大文學家、語言學家揚雄，東漢大思想家王充與王符，都繼承了孔子的“文質彬彬”說，只是在表述上有所不同而已。

魏晉南北朝時代，雖是儒家思想受到嚴重沖擊而呈現出衰落趨勢的時期，但仍然有力主孔子“文質彬彬”說的著名學者。其中，北朝以北周的顏之推為代表，南朝以梁文論家劉勰為代表。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文章第九》中有曰：

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本棄末，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疏樸，未為密致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并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這里，顏之推以人騎馬、穿衣為喻，生動地闡發了他的“辭事兩備，并須兩存”的修辭觀。他認為“為文章”應該“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即雕飾為文要有節度，不可逸縱，否則，徒有“文”而無“質”，就會“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為文章”也就失去了意義。因為“文”僅是華麗的冠冕，而“質”則是文章的“心腎”“筋骨”“皮膚”，自然“為文”者是應該將“質”(包括“理致”“氣調”“事義”)放在首位的。認為“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的“浮艷”作風是“重文輕質”“趨末棄本”的表現。指出“古人之文”的“緝綴疏樸，未為密致”與“今世之文”的“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是各自走向了“重質”與“重文”的兩個極端，都是失之偏頗的不可取之行為。由此提出了“宜以古之制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并須兩存，不可偏棄”的主張，即“文質彬彬”的修辭觀。[5]74

劉勰對于其所堅持的“文質彬彬”修辭觀的表述跟顏之推一樣，也是通過比喻的方式予以生動呈現。在《文心雕龍·情采》中，劉勰這樣寫道：

圣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⒈獰o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

這里，劉勰將“質”(即文章的思想內容)比作“性虛”之水和“體實”之木，將“文”(即語言形式及其表現技巧)比作水之“淪漪”和木之“花萼”，鮮明形象地強調了“質”的重要性，說明了“文附質”的道理。同時，劉勰也強調了“文”對“質”的反作用，認為文章若僅有“質”而無“文”，就如同虎皮豹皮沒有毛色花紋而與低賤的狗皮羊皮一樣；犀、兕(雌性犀牛)之皮雖很有用，也很名貴，但還少不了要靠漆上朱紅來顯示色彩，由此，他又講清了“質待文”的道理。這樣，劉勰就將“文”與“質”相互依存、不可割裂的辯證關系闡釋清楚了，將先秦以來儒家的“文質彬彬”修辭觀推到了一個新的理論高度。[5]74-75

到了唐代，大文豪韓愈又對孔子“文質彬彬”說作了新的闡釋與發展，提出了“辭事相稱，善并美具”的新說。這一新說見于《進撰平淮西碑文表》，其中有言：

竊惟自古神圣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后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于《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于《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向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

唐代自“安史之亂”以后，就陷入了藩鎮割據、尾大不掉的局面，政治非?；靵y，社會動蕩不安。韓愈在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主張恢復中央集權。在唐憲宗元和九年(814)至元和十二年(817)唐代中央政府取得平定淮西藩鎮叛亂的勝利之后，韓愈非常激動，于是，在受命撰寫《平淮西碑文》時給唐憲宗上了一個奏表，表達了他對朝廷重視收復淮西而刻石紀功的決策的衷心擁護之情。在奏表中，韓愈有感而發，就“辭”與“事”的關系，提出了“辭事相稱，善并美具”的觀點，認為對于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問題要講清楚、說明白，思想內容與形式技巧都要重視。認為，如若“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事俱亡，善惡惟一”。這一觀點提出后，韓愈又在他后來的另一篇文章《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中予以了強調：

……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護，勁氣沮金石。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

認為文章的形式(即“言辭”)與內容(即“事”)要相稱(即“相侔”)，這樣才能形式上有“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的效果，內容上又有“其事信，其理切”的效應。這種觀點，和他在《進撰平淮西碑文表》中提出的“辭事相稱，善并美具”的修辭觀完全相同，鮮明地體現了他對內容與形式關系問題的“中和主義”的哲學思想，寄托了他對修辭力圖臻至思想與形式完美統一的理想，與先秦以來儒家所主張的“文質彬彬”論是一脈相承的。

除了韓愈以外，唐代堅持“文質彬彬”論，主張修辭要思想與形式完美結合的，還有一位高僧，就是桂林淳大師。他在其所著《詩評》中對此有過論述，只不過他將孔子所說的“質”和韓愈所說的“事”換成了“意”，將孔子所說的“文”與韓愈所說的“辭”換成了“言”，并以詩的創作為例，說道：

詩之有言，為意之殼。如人間果實，厥狀未壞者，外殼而內肉也。如鉛中金，石中玉，水中鹽，色中膠，皆不可見，意在其中。使天下人不知詩者，視至灰劫，但見其言，不見其意，斯為妙也。

認為言為形式，意為內容，言與意的關系應與鉛中金、水中鹽、色中膠一樣，是融為一體的。這種關于內容與形式關系的修辭思想，跟唐代及以前各代各家的修辭思想都有不同，似乎融合了道家的思想于其中，但又似乎不全然，好像還另蘊佛家的禪機。[5]114不過，從本質上看，還是跟孔子、韓愈等人一樣，都是強調修辭要追求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

時至宋代，跟韓愈一樣提倡儒學與古文，主張“文以載道”的宋代文壇領袖歐陽修，就“文”與“質”的關系(即語言表達中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問題，又提出了新的說法。他在《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中有言：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本又鶎W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現于后世?！对姟贰稌贰兑住贰洞呵铩?，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系于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圣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p>

在歐陽修看來，修辭要“事信言文”，即在內容真實的基礎上講究語言表達藝術與技巧。如果只有“事信”而無“言文”，或者只有“言文”而無“事信”，都會“言之難行”，“百不傳一”，難于“表現于后世”的。只有“善載事而尤文者”，即內容真實與文辭優美完美結合，才能“其傳尤遠”。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他“從儒家道統觀念出發，首先強調作者的道統修養，指出文人不要溺文而輕道，應該重視‘道勝’，這是寫好文章的根本”[6]。很明顯，這種修辭觀跟唐代古文運動領袖韓愈等人“文以載道”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歐陽修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不僅繼承了唐代韓愈等人“文以載道”的合理思想，而且對其理論又有所發展，主張在“重道”的同時要重視“言文”(即修辭)，也就是他在《答祖擇之書》中所言：“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笨梢?，在歐陽修看來，“重道”(即文章所要表達的思想，所要宣揚的儒家之道)的目的在于使文章立言不朽，而要立言不朽，就必須重視“言文”(即表達的技巧，要有“美”的特質，給人以美的享受)。從中國修辭學史的視角來看，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說是最典型的主張內容與形式二者兼顧、“真”與“美”二者兼具的觀點，既反映了其辯證統一的二元哲學觀，又上承先秦時代儒家“文質彬彬”論的“中庸”修辭哲學思想之余緒，可謂是將修辭必須堅持內容與形式完美統一的修辭倫理觀表達得最清楚的一位古代學者。

修辭是否真能做到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呢？我們認為，確實不容易做到，但經過努力也還是有實現的可能的。來看幾個例子。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李白《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云》)

這首詩中李白抒發了自己政治抱負難以實現、仕途不得意的幽憤之情，引發了千古以降無數不得意文人深切的情感共鳴。從修辭的視角來看，這首詩之所以能夠打動人心，成為千古名篇，跟其修辭上基本實現了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有關。

詩的開頭兩句“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屬于寬式對偶，同時運用了擬人修辭手法，將時間擬人化、人格化，明顯有修辭上求“美”的傾向。但所表達的內容是真實的，時間確實是不可停留的，時間的流逝確實會讓人心志煩亂?？梢?，這兩句在修辭上臻至了“真”與“美”的完美結合，是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

第三、四兩句“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是寫景敘事，符合人之常情，可謂內容屬實，達到了“真”的境界；第五、六兩句“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是追憶歷史，表達對南朝齊詩人謝眺文學成就的崇敬之情，情真意切，亦屬寫實，達到了情感上的“真”。情感的“真”，也是修辭所要追求的一種“真”，并不違背修辭追求“真善美”統一的倫理原則。在現實生活中，表達者有時“為了出語驚人，遣詞造句夸張鋪排，遠超過客觀事實”，是想“藉以滿足讀者的好奇心理。此乃人之常情”。[7]126這也就是孔子為什么要說“情欲信，辭欲巧”(禮記·表記)的原因?！拔膶W講究‘真善美’中的‘真’并非指客觀事實的真，也可以兼指主觀感覺的真?！盵7]126“文學訴諸主觀的感覺，講究的是情理的真，而非客觀事實的真?！盵7]127

第七、八兩句“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是抒情，運用了夸張修辭手法。雖然內容上不符合現實世界的“真”，卻真切地呈現了情感世界的“真”，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虛情假意。

第九、十兩句“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則是對自然現象與人情的寫實，完全符合邏輯與事理，也達到了修辭上的“真”，同時也達到了修辭上的“美”，因為這兩句都運用了句內“頂真”的修辭手法，表達效果超越了尋常敘事。

第十一、十二兩句“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是抒情，雖然不是眼下的現實，卻是詩人發自內心的決心與決定，是可能實現的現實，所以也可以說是一種情感的“真”。

正因為整首詩基本上臻至了“真”與“美”完美結合的境界，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所以才會產生深切感人的力量，成為千古傳誦的名篇，尤其為追求審美情趣的中國文人所激賞。

再來看一首詩。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斠钥?，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曹操《短歌行》)

《短歌行》是東漢末年政治家兼詩人曹操的名篇，是抒發作者渴望得到英才以助自己建功立業的真摯之情。限于篇幅，這里我們不對全詩作修辭分析，只就其中與本文內容有關的幾句詩略作分析?！叭松鷰缀?？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這三句的意思是說人生短暫，且苦多樂少，但作者沒有這樣直言，而是運用了“設問”和“比喻”修辭手法，通過一問一答，既生動形象地揭示了“生命短暫，人生苦多”的人情真理，又通過“設問”的形式加強了語氣，強化了讀者的印象，引發讀者產生共鳴，可謂達到了“真”與“美”的完美結合?！翱斠钥?，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這四句的意思是說，有感于生命短暫、人生苦多，建功立業的理想難以實現，心中感到苦悶，只好借酒澆愁。

這四句表達的思想內容是符合現實的，也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是修辭的“真”。但是，在表達這一思想內容時，詩人也沒有直言，而運用了“設問”與“借代”修辭手法，不說“無以解憂”，而以“激問”的方法從反面表意，強調了憂愁難解的程度；不說“只有喝酒”，而是以“杜康”代酒，引人聯想想象，增加詩思表達的優雅。這是在追求修辭的“美”?？梢哉f，這四句詩也臻至了“真”與“美”完美結合的境界，符合內容與形式完美統一的要求?！扒嗲嘧玉?，悠悠我心”，是引用《詩經·鄭風·子衿》之句，屬于修辭上的“引用”。引用的目的，一是借以表達詩人求賢若渴的心情，二是借以引發讀者的聯想想象，增添詩作表達的優雅情趣，是一種修辭上“美”的追求。整體上看，詩人借《詩經》之句表達求賢若渴之情，既表現了情感的真，也展現了修辭上的美，是“真”與“美”的完美統一，是思想與形式的完美統一。

最后，我們來看一個現代的例子。

煙酒之于人生，猶如標點之于文章。[7]5

這是中國臺灣地區煙酒專賣局所做的一則廣告。煙對健康是有害的，因此從法律與倫理的角度都是不允許作宣傳的。酒喝多了也傷身，所以，也不該過度宣傳。僅從修辭角度來看，臺灣地區的這則煙酒廣告，在修辭上臻至了“真”“善”“美”的完美統一，內容與形式達到了和諧的統一。因為這則廣告語沒有明確宣示煙酒對人體健康的好處，這是廣告語創作者性“善”的表現，也是語言反映現實求“真”的表現。但是，在“美”的追求上，廣告語創作者則下了一番功夫，有一番巧思，那就是運用“比喻”修辭法，將“煙酒之于人生”的作用，比喻為“標點之于文章”的作用，讓人由此及彼產生聯想，自己體會到廣告語創作者所要表達的真意：文章有標點，才不會讓人讀起來覺得沉悶；人生有煙酒作調劑，才不至于太單調乏味。由于喻體選擇得巧妙，比得新穎，讓人不禁為其表達智慧而感到由衷敬佩，對其所要宣達的主旨留下深刻印象?？梢?，修辭力求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追求“真”“善”“美”三個價值目標的完美統一，不是不可能，而是要看修辭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