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助喪禮俗——賻贈

君懿

給逝者發放撫恤金，是國家對因公或因功逝世人員進行撫慰的一種重要方式。在古代，朝廷往往通過發放錢財的形式對皇親國戚、三公九卿以及前方戰死的將士給予撫慰，謂之“賻贈”。中國人自古就有“事死如事生”之說，人們對助喪禮俗格外注重。尤其是君王，為了昭示皇恩，大多利用賻贈這一助喪禮俗，以發揮體恤下情的功效。

賻贈，又名“贈赗”“賻赗”“賻禭”等，指的是朝廷或個人給予錢財，以幫助或撫恤喪家。賻贈的形式有很多種，如賻錢、賻絹、賻帛、賻谷等。據記載，以賻贈為代表的助喪禮俗肇起于三代，當時的人們認為先祖去世后其靈魂是永生不滅的，并能夠保佑氏族昌盛繁榮。為了得到祖先的庇佑，人們在埋葬逝者時，會在墓穴內放置數量豐厚的陪葬品。

西周時，等級制度森嚴，諸侯王在生活待遇方面頗受禮制束縛。對于諸侯王而言，賻贈禮俗是一種籠絡人心、凝聚家族力量的重要手段。據記載，西周時期的賻贈物品，依據名目可以分為“襚”“贈”“赗”“含”四類：“襚”指的是吊喪者饋送給逝者的衣物，“贈”指的是吊喪者饋送給逝者及其家屬的財物，“赗”指的是吊喪者饋送給喪家的車馬，“含”指的是吊喪者饋送給逝者的玉含。

春秋戰國之際，隨著周王室的衰微，各諸侯國之間的兼并戰爭不斷，原有的社會等級秩序發生變化，賻贈禮俗逐漸失去了原有的意涵。諸侯王開始僭越森嚴、繁縟的周禮，賻贈物品的種類和數量也愈加豐裕。特別是諸侯僭越天子禮儀的現象屢見不鮮，他們已不滿足于“襚”“贈”“赗”“含”等賻贈物品，開始將“鼎”“樽”“瓿”等青銅禮器列入賻贈物品的名冊之中。

西漢時，朝廷遵從禮制，規定三公九卿、藩王列侯逝世時，國家按例應賞賜大量的錢財以助喪事。漢代的賻贈禮俗分為官賻和私賻兩大類，賞賜的物品除了金、銀或銅錢，還囊括布、絹、麻、粟（谷）等。官賻，又名“法賻”，即漢代諸侯王、公卿、大臣等逝世后，由國家賞賜大量財貲，以助喪事。此外，賻贈禮俗還延展至民間，即人們常說的私賻。私賻指的是普通百姓去世后，吊唁者送給喪家助葬的錢財。西漢時，朝廷對諸侯及各級官吏所得的賻贈數額進行了明確的規定。隨著外戚干政和宦官擅權，西漢末年厚葬之風日熾，并一直延續至東漢時期。由于上層階級崇尚厚葬，賻贈禮俗的形式與內容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僅官賻的人群和范圍不斷擴大，賻贈的物品也愈發奢華。

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政局日益動蕩，常年戰亂使朝廷的財政能力羸弱不堪，政府已無力大規模實施賻贈。曹操與曹丕父子就力倡節儉，薄葬風氣十分流行，民間的賻贈之風也趨于衰退。東晉以后，朝廷對有功之臣，大多采取贈官賜謚的賻贈方式，如追贈官職、追封爵位、賜給謚號等，此法延襲后世。南朝時，隨著佛教的盛行，賻贈之風漸起，其范圍已擴展至僧侶，尤其是皇家寺院的高級僧侶。北魏和南梁兩代，凡皇家寺院或名氣較大的寺院住持圓寂，朝廷都施以賻贈，其物品包括袈裟、錢布等。

隋唐時期，中國的社會經濟進入鼎盛時期，賻贈禮俗也隨之興盛起來。為了更加規范賻贈禮俗，唐玄宗頒布《開元七年令》和《開元二十五年令》，對賻贈的形式、范圍等進行了嚴格的規定。遵照規定，官員賻贈以職事官品秩為依據進行發放，即“準品給賻”的發放原則。賻贈的范圍也更加多元化，不僅皇族、外戚、文武百官可以獲得國家的賻贈，宦官、陣亡將士、寺廟僧侶以及少數民族首領等均列入賻贈的范圍。此外，朝廷還規定，對于那些品秩較高、功勛卓著之人，其賻贈之例應就高而不就低，所有物品皆由朝廷的府庫撥付，一直撥付到服喪期滿為止。除了朝廷的賻贈之外，還增加了皇帝的賻贈，皇帝為了籠絡朝臣，也可以從大內府庫中撥付財物給臣僚。

宋代的賻贈禮俗是在繼承唐代賻贈禮俗上發展起來的。宋代賻贈禮俗的受眾范圍更加廣泛，不僅包括皇室宗親、文武官員、將官士兵、少數民族首領，還包括官員家屬、名仕等特定人群。在官賻方面，宋廷主要以撫恤逝去的皇親國戚或大臣為主。宋太祖趙匡胤素以“文”治國，特別善用賻贈的方式籠絡親信。宋真宗以后，宋廷對皇室宗親的待遇頗為優渥，賻贈的數量及范圍持續擴增。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制定了《賻贈條例》，賻贈漸成常例。宋仁宗時期，隨著皇室宗親人數激增，出現了龐大的宗室開支，改革賻贈禮俗迫在眉睫。宋神宗時期，王安石主持“熙寧變法”，對賻贈禮俗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北宋末年，隨著國家財政日絀，朝廷不得不開源節流，以減輕負擔。南宋初期社會動蕩、財政匱乏，宋高宗于紹興六年（1136年）采納臣僚的建議，暫停發放所有臣僚、宗室的賻贈，待邊疆穩定、戰事平息之后恢復發放，這道詔令使皇室宗親更加無力支付昂貴的喪葬費用，導致宗室“多是臨時假貸”。

宋代周邊政權林立，因此對周邊少數民族首領的賻贈也是朝廷開展外交的重要策略。雖然宋廷與各政權之間的戰爭時有發生，但政治、經濟交流仍頻繁進行，尤其是在和平相處時期，宋廷的賻贈成為維系關系的重要手段。除了少數民族首領之外，朝廷也對鎮守邊疆地區的將士及親屬等施以賻贈，以顯恩德。

除了官賻之外，民間私賻也頗為流行。北宋時期，民間已開始流行在喪祭之時以焚燒紙錢或紙扎來代替實物。司馬光在《書儀·賻禭》中坦言，宋人多以送紙錢助喪，倘若生前物品皆以真物焚燼，何益于喪家？于是，人們多以紙錢、紙扎作為賻禭之物。此后，這一習俗漸成慣例，并傳襲后世。

明清時期，賻贈禮俗猶存，且廣泛流行于民間，明清小說之中就不乏賻贈的描寫片段。清代文人吳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鮑廷璽喪父娶妻”中寫道：鮑廷璽的父親鮑文卿過世后，其父生前好友向道臺就給予鮑廷璽一百兩銀子，作為喪家賻贈之物。

值得一提的是，民間對于賻贈的數量也頗為講究，規定凡吊唁之人所帶賻贈物品的數量應為“單數”，而喪家在賻贈回禮時須用“雙數”。就官賻而言，清代漢族官員的官賻與明代基本相同，大體延襲《明會典》所載。滿族官員受漢人習俗影響，也十分流行賻贈禮俗，只是在賻贈的物品方面保有本民族的喪俗，如賻贈紙扎的鷹、狗或其他東北地區常見的獵物等。直至宣統元年（1909年），禮部才將滿漢官員的賻贈之物劃歸統一，消除了賻贈之別。

清王朝覆滅，官賻隨之消亡，私賻則一直延續至民國時期。1920年3月，北京大學數學研究所教員龔文凱在家中病逝。龔文凱家世寒素，且有母親及妻女需要贍養。擔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不僅自己捐出薪資以助喪禮，還撰有“為龔文凱征募賻贈啟事”一文，倡議北大教職工為龔文凱募捐助喪。20世紀30年代，上海商務印書館將發放“賻贈金”作為職工福利的一種寫入“待遇同人章程”之中，規定“在職滿一年以上而死亡者，給付賻贈金一次支付”，其支付標準按在職時所實得薪水的百分之十支付。商務印書館的這一做法，很快被上海其他公私單位所效仿。

隨著時代的變化，私賻早已不存，但民間助喪的習俗卻亙古未變，一直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