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外體育鍛煉對青少年社會適應的影響

譚騰飛，黎曉丹

（1.湖南師范大學 體育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6；2. 廣東財經大學 人力資源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0）

社會適應是個體在與社會環境的交互作用中， 通過順應環境、調控自我或改變環境，最終達到與社會環境保持和諧、平衡的動態關系， 包括個體與社會的和諧狀態及個體自我的內在和諧狀態， 是個體在社會生活中心理和社會協調狀態的綜合反映，也是世界衛生組織（WTO）評價個體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1-3］。 根據我國青少年社會性發展的關鍵任務，學者們認為，青少年社會適應由自我肯定、自我煩擾、親社會傾向、人際疏離、行事效率、違規行為、積極應對、消極退縮共8個維度構成［2，4］。

長期以來， 體育不僅承擔著提高青少年體質健康水平的重任，也肩負了重要的心理建設功能，其中之一就是通過學校體育、課外體育鍛煉、運動競賽發展青少年社會適應。 《義務教育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2011 年版）》與《普通高中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2017 年版）》均把社會適應作為課程的重要培養目標之一［5-6］?！墩n程標準（2017 版）》提出了體育與健康課程核心素養，該素養由運動能力、健康行為、體育品德3 個方面構成。身心健康與積極適應外部環境是健康行為的綜合表現， 體育品德中的遵守規則、誠信自律、相互尊重、團隊合作、社會責任感等，亦是社會適應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內容。

青少年體育主要由有組織、 有計劃的學校體育及青少年自發或在家長督促、支持下的課外體育構成。 隨著我國政府對青少年體質健康水平的重視程度不斷上升，體育成績在中、小學生綜合素質測評及升學考試中所占的比重逐漸增加［7-8］。 為了提高整體學業水平，當前青少年通過自主性運動或參加課外體育培訓所獲得的運動量已超過學校體育帶來的運動量，課外體育鍛煉成為決定青少年體育運動總參與量的關鍵因素［9-10］?；诖?，本文將從校內外多個時間及空間維度上，分析課外體育鍛煉中的強度、時間、頻率、項群等對青少年社會適應的影響， 為更好地通過體育運動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依據與對策。

1 文獻綜述

體育運動及鍛煉影響社會適應的研究主要分為3 類。

第一類是對體育專業大學生與非體育專業大學生社會適應進行差異性分析。 研究結果普遍認為，體育專業或有運動訓練競賽經歷的大學生社會適應顯著好于普通大學生。 不同運動項群的體育專業大學生在社會適應各維度上存在顯著性差異。 如劉立新發現田徑專項體育專業大學生社會適應性的總均值及開放自信、客觀現實、情境調控3 個維度上的均值都顯著高于籃球和競技體操專項［11］。 李程秀發現民族傳統體育競賽組大學生在豁達寬容維度、田徑競賽組在客觀現實維度、球類競賽組在開放性維度、 難美項目競賽組在情境調控影響維度得分高，1～3 年的運動訓練和競賽經歷最有利于發展大學生社會適應［12］。

第二類研究是體育影響普通學生社會適應的差異性分析。 這些研究表明，參加集體或多人項目的學生社會適應顯著好于參加個人項目的學生； 參加球類運動的學生社會適應顯著好于經常參加難美及體能類運動的學生； 參加中等強度運動的大學生社會適應顯著好于參加其他強度運動的大學生；運動頻率、 單次運動時間及總持續時間與社會適應的正相關顯著［13-14］。 但該結果存在爭議，如馬衛東發現，每周運動5 次以上的大學生社會適應顯著高于從不運動的大學生，但與每周參加1～2 次和每周3 次以上但每次不足30min 大學生無顯著差異，他認為過多的運動并不能帶來更多的收益［15］。 孫雙明等發現，運動強度對大學生社會適應的影響具有性別、地域及家庭背景差異，主要表現在中、高強度的運動對男生的社會適應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女生的社會適應；中、高強度運動對來自區（縣）級城市和鄉鎮大學生的社會適應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來自省會城市大學生的社會適應僅受高等強度運動的影響；中、高強度運動對大學及以上、初高中文化程度父母的大學生社會適應能力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中、低強度運動對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父母大學生社會適應能力具有顯著正向影響［16］。

第三類為運動干預研究，Mikan 對40 名大一、大二在校大學生進行了24 周有氧健身操干預后發現實驗組學生在學習適應、生活適應、人際適應等維度均得到顯著提高，對照組在實驗前后無顯著差異［17］。 李玲對40 名有適應障礙的青少年進行了為期1 年的針對性運動干預， 發現干預后實驗組的外向性、合群性、沉穩性、人際關系、情緒性均得到顯著改善，并在各維度上達到與普通青少年無顯著性差異的水平［18］。 王穎對29 名實驗組的女子戒毒人員進行了24 周體育游戲干預后發現，實驗組社會適應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提高，干預后與沒有進行干預的對照組存在顯著性差異［19］。

綜上所述，過往研究整體認為，適當的體育運動對多類人群的社會適應均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被試以大學生為主，與青少年相關的文獻較少。 青少年時期是個體從童年轉向成年的過渡階段，在此期間，青少年要完成一系列關鍵的社會化發展，從完全依賴成人到擺脫成人、逐漸獨立，在生理、社會、心理上發生著復雜且迅速的變化， 其社會適應特征不同于已進入成年階段的大學生［20］。 以大學生為被試的研究難以準確體現體育運動對青少年社會適應的作用， 重視青少年群體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其次，過往研究采用的社會適應量表均為良性或中性適應指標，極少對消極或不良指標進行測量，難以反映青少年的適應不良行為。 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積極適應不是消極適應的反面， 積極適應不良并不意味存在嚴重的消極適應［21-22］。 基于此，本研究將從積極適應與消極適應兩方面繼續深入發掘課外體育鍛煉對青少年社會適應的影響。

2 研究對象與方法

2.1 研究對象

被試通過方便抽樣取自湖南和廣東的11 所初中和9 所高中，每所學校每個年級隨機整群抽取1 個班級（表1）。

表1 被試基本情況

2.2 研究方法

2.2.1 問卷調查法

發放《青少年課外體育鍛煉參與》問卷及《中學生社會適應狀況評估》問卷，采用無記名方式填寫，完成整個測試大約需要10～12min，當場發放當場收回。 共發放問卷3 061 份，回收3 017 份，回收率98.6%，剔除無效問卷后，有效問卷2 751份，有效率89.9%。

1）《青少年課外體育鍛煉參與》問卷

該問卷為自編問卷，由9 道題目構成，均為單選題。 第1題：近1 個月平均每周在校內進行課外體育鍛煉的頻率（以下簡稱：校內頻率）；第2 題：近1 個月每次在校內進行課外體育鍛煉的平均時間（以下簡稱：校內單次時間）；第3 題：周1 至周5，近1 個月平均每周在校外進行體育鍛煉的頻率（以下簡稱：校外頻率）；第4 題：周1 至周5，近1 個月每次進行校外體育鍛煉的平均時間（以下簡稱：校外單次時間）；第5 題：近1個月的周末及假日參加課外體育鍛煉頻率（以下簡稱：節假日頻率）；第6 題：近1 個月的周末及假日，每次參加課外體育鍛煉的平均時間（以下簡稱：節假日單次時間）；第7 題：在學校規定的體育運動以外，堅持進行課外體育鍛煉的持續時間（以下簡稱：總持續時間）；第8 題：近1 個月參加體育鍛煉時主要的身體感受（以下簡稱：運動強度）；第9 題：在課外體育鍛煉中，參與最多的運動項群。 第1～8 題為連續變量，采用李克特5 級計分，得分越多表明該題的參與程度越高。 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將1～7 題歸類為1 個1 級因子，該因子的驗證性因素分析（CFA）結果，χ2=149.57，p<0.001，df = 8，TLI=0.95、CFI=0.98，RMSEA=0.078，SRMR=0.02，擬合系數良好；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0.83，信度良好。 第8 題在EFA 中被篩除，但運動強度題是常用身體活動問卷中的經典題目， 仍可參與描述性統計、差異性檢驗及回歸分析。 運動項群為類別變量，可參與描述性統計及差異性檢驗。

2）《中學生社會適應狀態評估》問卷

采用鄒泓、 周暉等編制的 《中學生社會適應狀況評估問卷》［3］，包括自我肯定、自我煩擾、親社會傾向、社會疏離、行事效率、違規行為、積極應對、消極退縮8 個維度，共50 道題，采用李克特5 級計分，均為單選題。 積極適應維度得分越高、消極維度得分越低表明社會適應能力越好。 本研究中， 自我肯定、親社會傾向、行事效率、積極應對4 個積極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0、0.86、0.88、0.88；自我煩擾、人際疏離、違規行為、消極退縮4 個消極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89、0.76、0.84、0.82， 信度良好。 CFA 結果表明，χ2=6 861.46，p<0.001，df=1141，TLI=0.91，CFI=0.92，RMSEA=0.043，SRMR=0.04，擬合系數達到統計要求。

2.2.2 數理統計法

使用SPSS21.0 軟件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相關性分析和線性回歸檢驗。

3 結果與分析

3.1 青少年社會適應在運動項群上的差異性檢驗

將當前青少年主要參與的運動項目分為4 個項群供青少年選擇，分別為：體能類（跑步、游泳、騎行、登山、力量練習等）、難美類（健美操、街舞、體育舞蹈、武術套路、體操等）、集體球類（籃球、排球、足球等）、小球類（乒乓球、羽毛球、網球等）。 描述統計發現，4 類項群參與人數存在較大差異（見表2），因此在每個項群中隨機抽取100 名被試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

表2 各項群參與人數與比例表

以4 類項群為自變量， 社會適應各維度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 結果發現，自我肯定、自我煩擾、人際疏離、行事效率、積極應對、消極退縮共6 個維度和積極適應、消極適應2 個因子的效應顯著。Turkey 事后檢驗發現，集體球類青少年在自我肯定維度得分顯著高于難美類青少年（p<0.01）。 在人際疏離維度，難美類青少年得分顯著高于體能類（p<0.05）和集體球類（p<0.001），小球類顯著高于集體球類（p<0.05）。體能類（p<0.05）和集體球類（p<0.05）青少年行事效率維度得分顯著高于難美類。 在積極應對維度，體能類青少年顯著高于難美類（p<0.01），集體球類青少年顯著高于難美類（p<0.001）和小球類（p<0.05）青少年。 難美類青少年消極退縮維度得分顯著高于體能類（p<0.01）和集體球類（p<0.001）。 在積極適應總因子得分上，體能類青少年顯著高于難美類（p<0.05），集體球類青少年顯著高于難美類（p<0.01）和小球類（p<0.05）青少年。在消極適應總因子得分上， 難美類青少年得分顯著高于體能類（p<0.01）、集體球類（p<0.001）、小球類（p<0.05）（見表3）。

表3 參與不同運動項群青少年社會適應差異性檢驗表

以上結果表明，集體球類運動對促進青少年積極應對、自我肯定、行事效率具有非常積極且顯著的作用，并能很好地改善人際疏離、積極退縮等適應不良。 而經常參加難美類運動的青少年在積極應對和行事效率2 個積極維度上得分顯著低于體能和集體球類， 在消極退縮和人際疏離2 個消極維度上得分顯著高于體能和集體球類。 整體而言，集體球類運動對全面發展青少年社會適應效果最好，其次是體能類；難美類和小球類運動無論對單個維度或對整體發展的促進效果均不如集體球類及體能類。 該結果與過往研究基本保持了一致。

集體球類運動屬于開放式團體對抗類項目， 參與者需頻繁地進行身體接觸、溝通合作、情境判斷及決策執行，運動情境復雜且多元化。 體能類運動屬于個人項目，但該類運動項目較多， 運動環境多元化程度較高， 尤其在開放性的戶外環境中，例如登山、騎行、戶外跑等，參與者需要不斷地觀察、閱讀環境，并根據環境的變化對下一步行動做出決策，以規避風險或獲得更好的運動體驗。 小球類運動盡管屬于開放式運動，但參與者只需進行情境判斷及決策執行， 溝通與合作僅出現在雙打活動中，也無法產生身體接觸，運動情境的復雜及多元化程度低于集體球類運動。 難美類運動是封閉性個人項目，參與者對固定成套動作反復練習以達到熟練， 幾乎不會產生身體接觸和情境判斷，溝通合作較少，運動情境單一。

社會適應是個體在與環境的交互中所達到的心理、行為環境上的動態平衡，環境是影響個體社會適應最重要的因素［2，4］。在體育運動中，良好的環境會產生額外的心理收益。 如Pasanen 等發現， 盡管任何環境下的運動都能促進一般心理健康，但是相比室內建筑環境， 在自然環境中進行運動對改善情緒與提高幸福感的效果更佳［23］。 Mitchell 也發現，經常在森林中進行體育活動的人其心理健康不良率為從不在森林進行體育活動的人的55.7%， 在自然環境中進行體育活動更有助于降低心理健康不良的風險， 在不同類型的環境中進行體育活動可能會促進不同類型的積極心理反應［24］。 不僅如此，良好的人際環境也具有同樣的效果。 Morris 等對20 名曾有過心理健康問題的成年人進行了深度訪談， 被訪談者認為戶外集體運動（例如“公園跑”），是一個公平、友好、沒有威脅的環境，能更好地體驗到成就感、歸屬感和集體感，更有助于促進他們的心理健康［25］。Bailey 甚至認為，良好的同伴關系、豐富具體的情境體驗才是體育運動影響兒童、青少年社會適應的關鍵因素［26］。 基于此， 本研究認為青少年社會適應在運動項群上的差異主要來源與不同的運動情境與環境，人際溝通與協作更多、情境更復雜、 環境更多元化的運動更有利于青少年社會適應的全面發展。

3.2 課外體育鍛煉程度對青少年社會適應的影響

3.2.1 相關性檢驗

課外體育鍛煉程度由8 道題目構成， 首先將這8 道選題與社會適應各維度及因子進行Pearson 相關性檢驗， 結果發現，除違規行為與8 道選題的相關性均不顯著外，其余7 個維度及2 個因子與8 道題的相關性均達到顯著（p<0.001）（見表4），可以進行下一步的回歸檢驗，違規行為維度不再參與后續的回歸檢驗。 青少年社會適應各維度在運動項群上的差異性檢驗發現，違規行為維度在各項群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 結合相關性檢驗結果，本研究認為，任何形式與參與程度的課外體育鍛煉既不存在提高青少年違規行為的風險， 也沒有降低違規行為的效果。

表4 課外體育鍛煉程度和社會適應各維度及因子相關系數匯總表

3.2.2 線性回歸檢驗

接下來以8 道題為自變量，7 個社會適應維度 （違規行為除外）和2 個總因子為因變量，分別進行線性回歸檢驗，以分析課外體育鍛煉對青少年社會適應的影響。 結果發現，8 道題對相關性顯著的7 個維度及2 個因子的解釋力均達到顯著（p<0.001）。 在4 個積極維度上，解釋力從高至低依次為行事效率>積極應對>自我肯定>親社會傾向。 在3 個消極維度上，解釋力從高至低依次為人際疏離>消極退縮>自我煩擾。 在2個總因子上， 課外體育鍛煉對積極適應解釋力高于對消極適應的解釋力（見表5）。

表5 課外體育鍛煉影響青少年社會適應的解釋力匯總表

該結果表明，在促進青少年積極適應上，課外體育鍛煉對提高行事效率作用最大，其次是積極應對、自我肯定和親社會傾向。 在改善青少年消極適應上，課外體育鍛煉對改善人際疏離的不良癥狀效果最大，其次是消極退縮和自我煩惱。 整體而言， 課外體育鍛煉對青少年積極社會適應的促進高于對消極適應的改善。

匯總8 道題對社會適應7 個維度和2 個因子的預測系數后發現，自我肯定維度上，總持續時間（β=0.11）、節假日頻率（β=0.09）、校外頻率（β=0.08）、校內單次時間（β=0.07）的正向預測系數顯著；運動強度的負向預測系數顯著（β=-0.12）。 自我煩擾維度上， 節假日單次時間的負向預測系數顯著 （β=-0.06），運動強度的正向預測系數顯著（β=0.14）。

親社會傾向維度上，節假日頻率（β=0.07）和總持續時間（β=0.05）的正向預測系數顯著，運動強度的負向預測系數顯著（β=-0.06）。 人際疏離維度上，校內頻率（β=-0.06）、校內單次 時 間（β=-0.06）、校 外 頻 率（β=-0.09）、節 假 日 頻 率（β=-0.11）、總持續時間（β=-0.08）的正向預測系數顯著，運動強度（β=0.08）的正向預測系數顯著。

行事效率維度上，校內單次時間（β=0.07）、校外頻率（β=0.14）、節假日頻率（β=0.11）、總持續時間（β=0.08）的正向預測預測系數顯著；運動強度（β=0.12）的負向預測系數顯著。

在積極應對維度上，校內頻率（β=0.05）、校內單次時間（β=0.07）、校外頻率（β=0.11）、節假日頻率（β=0.09）、總持續時間（β=0.08）的正向預測系數顯著；運動強度（β=-0.10）的負向預測系數顯著。 在消極退縮維度上，校內頻率（β=-0.07）、總持續時間（β=-0.10）的負向預測系數顯著；運動強度（β=0.11）的正向預測系數顯著。

在積極適應總因子上， 校內單次時間（β=0.07）、校外頻率（β=0.11）、節假日頻率（β=0.11）、總持續時間（β=0.10）的正向預測系數顯著，運動強度（β=-0.12）的負向預測系數顯著。 在消極適應總因子上，校內頻率（β=-0.05）、節假日頻率（β=-0.06）、總持續時間（β=-0.09）的負向預測系數顯著；運動強度（β=0.14）的正向預測系數顯著。

匯總各題的預測系數發現， 總持續時間對違規行為以外的其他所有維度和2 個總因子的預測系數均達到顯著， 可以在促進積極適應各維度發展的同時改善3 種適應不良 （不包括違規行為）。 周末及節假日頻率對4 個積極維度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亦能顯著改善人際疏離。 校內單次時間和周1～周5 校外頻率均對自我肯定、行事效率、積極應對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并顯著改善人際疏離。 校內頻率能顯著改善消極退縮和人際疏離， 并顯著促進積極應對的發展。 在影響范圍上， 總持續時間>周末節假日頻率>校內單次時間=周1～周5校外頻率>校內頻率。 校外（包括周1～周5 及節假日）單次鍛煉時間則對任何維度均無顯著的影響。

相比之下，運動強度顯著負向預測所有積極適應維度，顯著正向預測3 個消極適應維度（不包括違規行為），大范圍地削弱了青少年社會適應，作用恰恰相反。 該結果與過往研究有較大反差，原因主要在于被試間的差異。 運動強度上升會增大參與者的心理壓力［27］，而壓力是抑制個體社會適應積極發展的重要因素［28-29］。 過往研究主要以大學生作為被試，與青少年相比，大學生心智更加成熟、穩定［20］，運動強度上升給大學生帶來的心理壓力對青少年社會適應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加強烈。

運動強度是競技體育領域中用于提升運動員表現的經典訓練手段，也是我國體育教育領域用于提高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30］。 中、高強度的運動有助于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內快速、高效地提高青少年身體素質［6，31-32］。 然而本研究結果表明， 運動強度上升的代價是社會適應水平被整體削弱。 近年來，有學者對學校體育過于重視運動強度現狀進行了反思與質疑［33-35］，一些研究也發現，不同強度及形式的運動分別作用于身心健康的不同維度［36-37］。 因此，在課外體育鍛煉中， 指導者及青少年本人應充分考慮自身承受能力， 循序漸進、科學鍛煉，避免為了追求身體器質層面的快速提高，盲目加大運動強度，忽略了超負荷運動帶來的負面效應［38-39］。

以上結果表明，積極利用空余時間，長期、高頻率地參與課外體育鍛煉， 能在最大范圍內促進青少年積極適應發展并降低各種適應不良癥狀， 但盲目提高運動強度的效果恰恰相反。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運動項群及參與程度兩個方面分析了課外體育鍛煉對青少年社會適應的影響。

1）在運動類型上，集體球類運動對全面發展青少年社會適應效果最好，其次是體能類。 難美類和小球類運動無論對社會適應單個維度或對整體促進效果均不如前兩者。 課外鍛煉中，頻繁的人際溝通與協作，復雜、多元化的鍛煉情境或環境是不同類型運動發展青少年社會適應的關鍵因素。 在進行人際溝通與協作較少、鍛煉情境或環境單一的運動時，組織者或指導者需適量安排開放性的團隊運動或游戲， 以產生額外的社會適應收益。

表6 課外體育鍛煉影響青少年社會適應預測系數匯總表

2）課外體育鍛煉程度整體上有助于青少年社會適應的積極發展，對積極適應的促進略高于對適應不良的改善。 在促進積極適應方面，提高行事效率作用最大，其次是積極應對、自我肯定和親社會傾向；在改善適應不良上，對降低人際疏離效果最大，其次是消極退縮和自我煩惱，但任何形式及參與程度的課外體育鍛煉均不能顯著影響違規行為維度。

3）在積極影響范圍上，總持續時間>周末節假日頻率>校內單次時間=周1～周5 校外頻率>校內頻率。 校外（包括周1～周5 及節假日）單次鍛煉時間對任何維度均無顯著預測。 運動強度顯著負向預測4 個積極適應維度并顯著正向預測3 個消極適應維度，全面削弱青少年社會適應的發展。 在課外體育鍛煉中，指導者及青少年本人應充分考慮自身承受能力，循序漸進、科學鍛煉，避免為了追求身體器質層面的快速提高，盲目加大運動強度。

綜上所述，積極利用空余時間，長期、高頻率地參加集體球類及開放環境下的戶外體能運動， 能夠使課外體育鍛煉促進青少年社會適應發展的效果最大化， 但盲目提高運動強度的效果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