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稼人”

詹藝

“莊稼人”作為群像主體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創業史》的講述模式，以及在這樣的講述模式背后所顯影的敘述者及作家的面貌。

在《創業史》展開的“生活故事”里，“莊稼人”取代“農民”成為了敘述者更常用的統括敘述對象的總體性稱謂，而概念語詞的選擇或許在某種意義上已然暗示了敘述者的態度及其構擬“小世界”的方式。

在小說中，無論是作為英雄形象出現的梁生寶，還是異化的黨員干部郭振山，抑或是反面人物中農郭世富，他們都被賦予了“莊稼人”這樣一個共同的身份。而身份的獲得既有敘述者的認定，如形容郭世富“這個穿一身干凈的黑市布棉衣的莊稼人”;又有“莊稼人”的自我指認，如“梁生寶有時又想：‘咱莊稼人，本本分分，托人在什么村里瞅個對象，這樣更實際些’”;還有“莊稼人”彼此之間的互認，而這種互認是可以超越農民內部的成分劃分的，如高增福評價郭振山說：“可惜！可惜！郭主任是有能耐的好莊稼人??！”除了塑造個體身份之外，“莊稼人”同時構成了小說人頭攢動的群像背景：“一群莊稼人嚴嚴實實地把生寶擠在中間”，“莊稼人絡繹不絕地涌向黃堡”，強調了抽象的群體共性：“莊稼人為了一點好奇心，有時候可以跑幾十里路哩！”相較“農民”等概念，“莊稼人”一詞發出的是一種文本深層的情感體悟與認同——“??！莊稼人多么可親??！”

需要注意的是，“莊稼人”的身份并不直接成為敘述者價值評判的標準。在小說中，“莊稼人”的某些落后思想也時常被歸入社會主義的對立面，例如寫郭振山內心的動搖：“是共產黨員郭振山戰勝呢？還是莊稼人郭振山戰勝呢？”以及改霞對郭振山的改觀：“代表主任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莊稼人，卻不是她一直迷信的那樣一個好共產黨員?！?/p>

《創業史》中“莊稼人”群像的鮮活飽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說對人物心理的刻畫和描寫。這不僅指向郭振山、梁三老漢等本身具有曖昧性的人物，甚至還指向“社會主義新人”梁生寶。盡管在20世紀60年代關于梁生寶英雄形象的藝術價值問題曾引發了巨大的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小說中，敘述者在給定梁生寶“學好”的本性的同時，仍舊試圖呈現出一個動態的心理過程，并時常將他置于自我掙扎和論辯的情境當中。尤其在小說第二十九章，梁生寶在是否要收白占魁進組的問題上陷入困境：“到底是多數人的意見對呢？還是他推獨輪車回家的時候想得對呢？”這種心理描寫一方面有助于建構人物的立體性，另一方面，也正是通過這種設問、回答、試錯和碰壁，社會主義理念得以在個體層面生成并完成其真理性的論證。于是，通過生動鮮活的個體的塑造，《創業史》最終抵達了由“莊稼人”構成的群像圖景，并由此出發為一個全新世界的誕生孕育了理想主體。

“莊稼人”很大程度上也影響著小說的講述行為：“莊稼人”如何說，以及如何對“莊稼人”說。

“如何講述”作為情節要素內置于《創業史》文本當中。小說第十六章中楊書記就為“如何講述”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范本：“楊書記因為1949年以來經常在農村跑，他雖是陜北口音，卻用當地莊稼人的語言講話。這使他到處都容易和莊稼人親近?！痹谶@里，敘述者借助梁生寶的視角為我們構建了“說”與“聽”的交互模式。說者不應該只輸出自己的話語，更應該關注聽者如何說。在很大程度上，聽者“說”的方式同時決定了其“聽”的方式，在故事發生地蛤蟆灘這個具體的“小世界”中即是強調“用當地莊稼人的語言講話”的重要性。當然，此處的“說”與“聽”并不僅限于會話情節當中，它更指向一種信息的傳輸與接受，也即如何讓“莊稼人”真正理解并認同社會主義。

一方面，對“莊稼人”而言，生活故事引申出的道理比單純理論宣教更易懂。在小說第二十六章，韓培生與梁生祿的談話正是對這一方式的實踐：“接受了和禿頂老漢談話失敗的經驗教訓，韓培生這回試著從生活談起?！彼紫认蛄荷撛儐柶湫值苌鷺s的情況，之后又與梁生祿探討野草的品種，最后才迂回到互助組問題，并得到梁生祿“老韓，你放心！咱一心不二！”非常誠懇卻又非?；\統的保證。

生活故事同時構成了講述政治的有效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小說中的黨員干部所承擔的正是這樣一種“翻譯”的工作，將抽象的社會主義理念轉化為具象可感的生活經驗，從而完成兩個世界的接榫。正如楊書記通過辯證法向梁生寶講互助合作和小農經濟的關系，以及梁生寶家庭內部的矛盾，梁生寶不由得感嘆：“多么深的道理，可是多么好懂??！”

另一方面，“莊稼人”的聽說模式高度依賴于事實的視覺呈現?！霸诨ブ献鬟@方面，還要作出榜樣來，叫群眾看一看哩。有一部分先進群眾，講道理，可以接受;可是大部分莊稼人要看事實哩！這個和土改不同，你說得天花亂墜，他要看是不是多打糧食，是不是增加收入?！毙≌f中不止一次出現的農諺“耳聽為虛，眼見為實”構成了他們特定的信息接收模式：“莊稼人都是務實的人嘛，不保險可不敢。嘿！耳聽為虛，眼見為實——這是莊稼人的口頭話。莊稼人眼見過小家小戶小光景，沒見過社會主義嘛！”在這里，“說”的一方首先要進入“聽”的人——大部分“莊稼人”的思維邏輯當中去。

小說試圖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讓社會主義的抽象概念在農民世界中真正地生根發芽?；蛟S《創業史》所關涉的，正是一個與“大歷史”同步展開的“小世界”，在一個進入成熟狀態的社會主義作家那里，社會生產與文學生產之間高度的關聯性被建立起來。

所謂成熟狀態，指向的是柳青在知識分子、共產黨員、作家、農村干部、農民幾種復雜的身份關系之間取得了一種難得的平衡。他在創作的過程中不斷自我追問：“為了發展生產，組織互助組，其中的領導力量是什么？如果是共產黨，那么這個黨靠什么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這些追問不但是有效的，而且是必要的。在這里，社會主義理念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經過合理有效的論證得到的結論。小說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通過塑造具體“莊稼人”形象，呈現了農民主體與社會主義理念相互統合的過程。

《創業史》通過“莊稼人”主體的塑造及其獨有的敘述方式，展開了特定歷史時期下的社會主義農村圖景。在《創業史》中，不只是主人公，而是一系列生動而具體的“莊稼人”，將并不遙遠的想象與并不失真的當下糅合在一起，構成了這個“小世界”的可能性。而距故事講述已有六十余年的今天，即使社會環境迥然不同，它仍舊是鮮活具體的，并展現出那一歷史時刻仍舊生動的過去、當下與未來。

責任編輯：馬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