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廢墟與浪漫主義怪獸

方巖

一、“未來末日的影子”

一次反抗組織的刺殺行動，一份官方的秘密調查報告，一則流傳甚廣的創世神話，三個可以獨自成章且在文體上有所差別的故事，以倒敘的結構方式成就了李宏偉迄今為止最具故事性、戲劇性的一部長篇小說——《引路人》。

故事發生于未來，其時核能濫用導致的資源枯竭、環境惡化，引發了一系列社會、政治、經濟問題，世界面臨崩潰。一種新的社會治理方案在全球實施：新的人類社會管理組織“文明延續協會”取消了“國家”制度及其邊界，整個人類社會被重新劃分為“豐裕社會”與“匱乏社會”。自此，所謂“新文明時期”開啟。

資源快要耗盡，災害頻仍時，人類決定解散舊有管理體系，國家消失，由東西方文明延續協會兩個機構負責基本運轉，由此開啟人類的新文明時期。

…… ……

會長是文明延續協會的象征，是首席權利人，雖然這權力是協商性的。協會成立時，人類整體的生存與延續成為頭等大事，又鑒于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衡，《豐裕社會維持原則》以婚姻為立法根基，所有年滿三十五歲沒得到女性青睞沒步入婚姻的人，都會被送到沙漠組成匱乏社會，留下更多的資源，組成豐裕社會。a

這樣的背景假設作為今日世界常識的人類的現代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均全部失效，人類曾經抵達的文明巔峰已化為末日廢墟。如此設定使得小說像是一個帶有惡托邦色彩的科幻小說。但是李宏偉的小說在文體和文類上一直有著似是而非的不確定性。通常說來，典型的科幻往往有著明晰的知識鋪墊、理論假設作為支撐，即便是那些稱之為軟科幻的作品，其背后也潛伏著較為明確的人文社科理論作為敘事基礎。換而言之，知識、理論在這些文本中是敘事動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敘事的走向、結構和基本形態。而《引路人》這樣的作品除了表明故事發生于未來的某個時空外，其故事的進程、旨趣和構成要素再沒有與所謂的“科學”發生任何邏輯聯系。恰恰是我們熟知的各種現實狀況、因素的變形和組合造就了這個全新的故事。小說中提及的資源匱乏、環境污染、階層區隔等社會問題不正是遍布全球的當代世界基本癥候嗎？所以，小說中經常被提及的“舊文明時期”更接近于今日世界的基本狀況，而“新文明時期”無非是前述各種癥候惡化的結果。所以，不妨把《引路人》視為李宏偉對今日世界現狀進行推演和想象的結果。因此，“舊文明時期”與“新文明時期”之間的分野，其實是現實與虛構之間邊界曖昧的表征。這種曖昧來自作家行使“虛構”特權時欲蓋彌彰的說辭?；蛘哒f，在討論小說介入、描述當代世界的潛能時，在某些情境下，“虛構”一直就是必不可少的偽裝和托辭。同時，當與“舊文明時期”有關的話題不斷在“新文明時期”中被批判時，固然是在為末日場景追溯作為原罪的昔日繁華，卻產生了在廢墟之中懷想盛世的反諷意味。因為在舊時光與新世界之間，新與舊只存在時間的線性關系，在價值等級關系上卻是曖昧的。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新世界可能是舊時光的改頭換面，而舊時光也可能是絕望的新世界對往昔歲月的美好重構。

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涉及了類似的問題。在這部小說中，新的社會治理方案中的一項主要舉措亦與女性相關。通過對《圣經》原教旨主義式的解讀，“基列國”對有著“道德原罪”的女性進行了甄別和懲罰，有的被當作“有用的容器”成為權力階層繁衍后代的工具，有的則被流放“隔離營”承擔苦役?！案綦x營”之于“基列國”，正如“匱乏社會”之于“豐裕社會”。阿特伍德把蘊含于1980年代美國社會中的某些現象、趨勢進行推演和組合，編織出一個新的故事。于是，1980年代的美國歷史便成了惡托邦的基本背景。阿特伍德之所以要虛構這個在22世紀末被講述的1980年代的故事，是因為相對于對未來的遠憂，阿特伍德更擔心現實隱患隨時可能轉變為真實動蕩。對此，阿特伍德曾說：“只要有相應的土壤和環境，任何事都可能發生?！?b

雖然《引路人》亦事關“土壤”和“環境”的描述和想象，李宏偉卻表現出其獨特、偏執的美學趣味。在虛構范疇內討論基于現實某種情狀的推演，或者說現實碎片的變形、重組，往往意味著這些內容與現實的具體性存在某種對應。正如阿特伍德那樣，她極其坦率地指出《使女的故事》與1980年代的美國歷史狀況之間的關系。面對虛構，將其內容還原至現實的某個具體層面，是常見的閱讀、思考路徑。但是李宏偉的寫作卻始終有著努力擺脫具體性干擾的內在掙扎狀態。在《引路人》和他的大部分作品中，國家、種族、事件、人物、組織、機構乃至地理空間等容易引發聯想、對應、還原等思維的具體性信息常常是缺失的、模糊的，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亦是抽象的、形式的。這來自一個有著強烈的現實憂思卻對“虛構”的潛能葆有極度熱誠和信任的作家的內在的緊張感。他固然了解虛構與現實之間種種曖昧的游戲，亦能警醒到：那些容易引發聯想、還原、對應思維的具體性對“虛構”其實是一種傷害，它們之于“虛構”亦是某種討巧，它們借助讀者“再創造”的慣常思維轉嫁了作家本應依憑虛構本身的力量所做出的建設性引導。換而言之，李宏偉在意的是虛構內部要素擴容、擴張的限度和可能性。在虛構過程中，李宏偉常常需要某個實體來執行具體功能，卻又最大限度地阻止這個實體被過于具體地對應于現實。比如，在小說中，他需要“文明延續協會”這樣的虛構實體來執行國家、社會的治理功能，卻又需要及時阻止類似的機構、組織被對應、聯想、還原至具體的現實所指。具體性固然可以在虛構之外引發豐富的聯想并指向紛繁的現象，卻始終無法解決虛構自身的問題，即虛構的力量首先來自其內部各種因素的張力反應。所以，不妨把李宏偉的“虛構”視為敘事實驗室：再豐富、再驚奇的具體性經驗也需要經過語言、文體、風格、結構等形式的各種試煉，如同不斷調整實驗參數對實驗樣本進行各種測試。這其實是一個滌蕩浮華表象、尋求具體性背后的支配法則及其意義的過程。所以，李宏偉的小說雖然從不缺乏精細的語言、充沛的細節、迷幻的情境以及動人的情節，卻始終彌漫著某種難以言傳的形而上的智識氛圍，相應的是，敘事者對敘述對象那種熱切關注卻又冷靜疏離的態度。在這種分裂卻冷峻、自洽的敘述腔調中，建構理想敘事原型與探究支配法則及其意義這兩種過程相互試錯、彼此交織，造就了一種抽象的具體與具體的抽象相交織的美學質感。這里無意暗示哲學專業教育背景使得李宏偉把虛構當作一場哲學追問，但是需要強調的是：與其急于分辨不同的思考/寫作形式的傳統邊界，倒不如在某種含混、曖昧去發現李宏偉如何試煉虛構的邊界和潛能，并重新定義虛構與現實的關系。

二、“潔凈的語言”

她一邊看一邊譯出——名稱：使者;方位：西線以北;目的：收割;限度：三十;流程：跟進。

……訓練結束以后，第一次收到專項命令……內容簡單，但指派任務難度不?。核仨毲巴骶€，向北深入，實施刺殺……

《引路人》故事始于一道刺殺命令的下達，刺殺行為及其引爆的后果作為例外狀態，反倒可以映襯出某種社會形態下國家管理、社會運行的基本邏輯。所以，李宏偉對支配法則和意義的執著尋覓，將貫穿于刺殺行動的始末。

“豐裕社會”生存部勘察員司徒綠接到刺殺指令的那一刻，便意味著社會和諧、秩序井然的面紗將被扯下，“豐裕社會”的真相開始現身。刺殺命令來自潛伏于“豐裕社會”內部的秘密反抗團體“團契”——成員全部為女性，它是女性權益與統治術之間政治沖突的產物。雖說“豐裕社會”的流放政策針對的是男性，但是對于被留下的女性而言，卻是以性別、身體、生殖功能的工具化、物化、政治化為代價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指令雖然用了疑似行會黑話的“收割”來指代“殺人”這樣的事情，卻營造了令人愉悅的正義感。在接受某種立場為政治正確的前提下，政治斗爭首先表現于語言的差異和沖突，其中的正義感首先來自共享某種內部語言的快感。

然而，“收割”行動開始后不久，司徒綠便從“男人皆惡”的亢奮的正義感中跌入“強烈的恐慌”：

“女性會長”“遇刺身亡”……司徒綠再度被迎面而來的信息打蒙。她知道協會對各種信息進行篩查，留下“純凈”“無害”的部分，但她以為那些隱藏的部分已被團契照亮……司徒綠心里涌起強烈的恐慌……

有時候，抽象的價值觀大概經不起具體經驗的正面撞擊。隨后的情節也將揭示：“團契”的語言習得自對手，慢慢升騰的反諷將使“團契”的形象從政治正確轉向政治陰謀。語言事關言行及其背后的思維。當一個抵抗組織的話語方式開始模仿對手的時候，其言行、思維及其彰顯的正義感、道德感在多大程度上異于對手，便成為巨大的疑問。

疑問被證實不一定帶來釋然，也可能是深深的恐懼。一份報告清晰有力地確認了這一切。這份來自官方的秘密調查報告，不僅含有以批注形式提醒的關于報告內容的信息篩選、閱讀權限、審讀意見等，還在后面附上了處理意見、領導批復等文件。李宏偉出色地戲仿了官僚語言和行政文書的形式，體現了卓越的文體改寫能力。于是，一份枯燥的公文成為信息量豐富的文獻，進而被審定為“絕密”。因為它過于真實地反映了“豐裕社會”和“匱乏社會”的基本狀況：取消了“國家”建制的“新文明時期”，卻以更加嚴苛的方式保留了“舊文明時期”的“國家”運行所需要的官僚機構、暴力手段、文牘形式和語言等，只不過這些舊事物都被語言描述、塑造成其他事物的樣子，看上去邪惡而荒誕。比如，行使國家功能的機構被稱為“文明延續協會”;公職人員被稱為“會員”并設立科層等級和信息獲取權限;“凈化方案”被用以指代消弭異端言行的強制措施。類似種種并不指向具體的情境和事例，而是揭開了現代社會某種根深蒂固的文化癥候：知識和語言不是讓世界的復雜和曖昧變得清晰、透明或趨向可知，而是讓世界變得愈發幽暗、神秘，成為掩蓋真相和真理的技術手段。報告中有一處批注，協會禁止使用“統治”這個詞匯而用“管理”取代之，正如司徒綠接收到的刺殺指令里用“收割”來指代殺人。

① 指導員注：這一句的意思不明朗?！敖y治”不知道是否為報告者生造？查遍詞典都未見到收錄。假如“統治”與我們所用的管理相近，這句話將不可饒恕。

審查員注：新文明時期，“統治”概念及其所指就已經消亡，協會作為暫時機構，只是受委托，根據《豐裕社會維持原則》，根據大多數意愿進行管理?！敖y治”作為生僻字也早已經被從詞典清除。這里的要害不是這句話，而是報告者從何知道這一死詞？從他對這個詞語的運用來看，顯然完全掌握其含義與用法。建議依據整個事件的調查結果，判定這個詞語的污染源。如證實來自報告者的豐裕社會教育與經歷。則需再一次根據《原則》啟動“第三凈化方案”了。

對比原有詞匯與替代詞匯：前者代表了那種帶有意義、價值、情感傾向的詞匯，這本是語言在交流中的正常狀態;而后者則是宣稱中立、客觀態度的描述性技術詞匯或專業術語。當前者被視為“已經從詞典中清除”的“死詞”“生僻詞”“污染源”而禁止使用時，“技術統治”徹底壟斷一切的社會景觀便出現了，首先表現為齊格蒙·鮑曼所說的“語言世界的‘自我純凈和‘政治衛生”c。這里不是要談論某個類型的知識及其語言的具體功能，而是強調知識/語言與權力捆綁之后，對意義、價值多元的壓制和排斥，這最終導致關于“唯一”真相或真理的絕對尊崇。很多時候，“唯一”和“謊言”只是描述某種處于宰制地位的語言/知識的同義詞。一旦“謊言”成為“信仰”，便是人類用語言為自己挖掘深淵的時刻，在幻覺中迷離狂歡，以為將縱身自由的海洋。所以，也就不難理解，身處“匱乏社會”的人說何以會說：“在我們認識中，匱乏社會是豐裕社會的提升，是豐裕社會金字塔的最尖端。作為豐裕社會基石的種種規章要求，在這里當然得到更加嚴格的執行?！?/p>

加拿大政治學者約翰·拉爾斯頓·索爾在討論歐美社會的相關情況時曾說：“我們的語言一向被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公用語言——數量巨大、豐富多彩、變化多端，多少軟弱無力。然后是附著于權力和行動的法團主義語言?！眃“法團主義語言本身又分為三類：修辭、宣傳用語和專業術語——三種用于阻止交流的意識形態工具。很難描述將前兩者區分開來。修辭描繪的是意識形態的公開面孔。宣傳語言售賣修辭。兩者的目的都在于使謊言正?；??！眅單一的語言意味著定于一尊的價值和秩序，它可以隨意涂改任何在權力輻射范圍之內的事物及其意義。正像調查報告中披露的那樣，“匱乏社會”中所有的荒誕、殘忍和不倫的事情，都在“潔凈”“凈化”“互助公社”“互助機制”等中性且偏向明亮的詞匯的重新描述下，成為具有“社會的榮譽感”的歷史宏大事件。

由此反觀，也就不難理解，何以司徒綠會從正義滿懷漸漸陷入懷疑和自我懷疑。

“我覺得——團契長期對抗協會，可能被同化了，為自己認定的目標，不拘泥手段，因此對內同樣有選擇地提供信息，以便……以便保持團員的向心力?！边@番話說完，司徒綠才體認到，她身上電流般戰栗的是震驚，“我覺得——團契也可能不是刻意遮蔽信息，而是對信息分層設級，提高接觸的難度。很多信息未必適合所有的成員，需要知道的、應該知道的，經由機緣追索也罷，總會打通關卡，得到它們”。

從語言的純凈和政治的衛生這樣的角度來看“協會”對“團契”的“同化”，“團契”就是“豐裕社會”孕育出的私生子，亦可以說是由其種種癥候滋養的罌粟花。恰好，小說里提到一種被“濫用如水”的致幻藥品——玉髓。單一的語言制造宰制的幻覺，如同廉價的致幻藥品生產速食的癲狂，兩者和諧地構成一個病態社會的光鮮外表和潰爛內里。后者固然是前者壓抑的結果，但又何嘗不是某種絕望的無意識反抗。

而在觸及這些真相之前，司徒綠正義感的動搖正是從對語言的不信任開始，即前面引文提到的那種“被打蒙”和“強烈的恐慌”。充滿正義感、使命感的司徒綠，無疑是某種單一語言以及意義塑造的結果。所以，她在歧義信息、異質事物及其意義的面前難免感到“恐慌”和“打蒙”。作為由被篩選的信息、被灌輸的信仰以及虛幻的熱情所形塑的組織工具，她的任務本是消除那些歧義和異質，卻在與之糾纏、搏斗的過程中面臨被說服、糾正的可能。于是，刺殺的過程，亦成為司徒綠對“團契”及其單一語言規訓的反思過程。不妨把刺殺行動視為“成長小說”的某種變形，而學習對復雜、多元的語言、信息及其語義關系的思考、分析和判斷，是“成長小說”的應有之義。

三、“王國成了廢墟”

盡管司徒綠只是一場政治布局中路線和作用都已經提前被規劃好的棋子和工具，如同女性只是“豐裕社會”的工具，但是工具人司徒綠依然可以激發豐富的意義層次。司徒綠的成長與語言的塑造功能之間隱喻關系的生成，并非是靜態展現的結果，而是通過一系列行為來動態建構的。如果把“豐裕社會”的核心分區和“匱乏社會”的腹地視為單一語言強勢覆蓋的中心區域，那么連接兩者之間的漫長旅途其實便是遠離權力中心的冒險之旅。于是，在這趟旅途中，權力/語言影響力逐步衰減乃至難以覆蓋的那些風景、人物、事件將逐漸顯露，它們將構成某種抵抗或糾偏的力量。在沉默而具體的真實風景與抽象而空洞的單一語言對抗的過程中，得以窺見真相的裂縫被撕扯得愈發猙獰。所以，司徒綠的一路奔襲，不僅是復雜語義關系生成過程的隱喻;而且推動著文本內部的敘述進程和結構形成：正是因為司徒綠不斷地運動，那些風景、人物、事件才得以出現、并彼此關聯，從而編織成充沛的故事形態。因此，憑借看似單調的形式功能，司徒綠又成了文本內部結構的“引路人”。

“引路人”司徒綠還把“公路小說”的因素引入了“成長小說”：追捕、逃亡、飛車、槍戰……李宏偉的小說從未出現過如此戲劇性的情節和場景。長途奔襲帶來的是時空的大幅度擴張，“豐裕社會”的種種頹敗景象得以被發現：廢棄的工廠、污染的湖、棄船里死因不明的尸首、廢棄的城鎮和自我流放于制度之外的人，還有隨處可見的被鐵絲網圍起的輻射之地……皆是“未來、末日影子的廢墟”。急速運動與頹敗場景的密集疊加，營造了一種詭異的歷史氛圍，像是關于人類盛世迅速崩塌過程的蒙太奇展示。通常這些場景都處于待發現的蟄伏狀態。它們會在動作行為停頓時、事件發展間歇中閃現，仿佛在等待司徒綠從緊張的動態中分神時的驚鴻一瞥：那是頹敗的風景欲言又止的美學時刻。

鋼鐵廠就像個巨大的獨立王國，現在這個王國成了廢墟，但還保留著遺骸……

…… ……

鋼鐵廠又像史前巨獸的家園。不要說冷卻塔這樣龐大得超過幾棟樓的食草動物——當它在地震作用下，轟然倒塌，主要由磚與混凝土組成的部件散落開足有幾百米;就是那些純由鋼筋鐵骨構成的高爐、焦爐等肉食動物，當它們翻滾在地，鋼鐵的身軀撕扯著破裂、扭曲著散開，那巨獸遺體般的現場，更加動人心魄。

…… ……

小允的表情，那單純的思念，眼神中對鋼鐵廠與世界悄無聲息的安慰，讓司徒綠心疼。她相信，如果每一張畫都存下來，如果最終將它們歸并在一起，這鋼鐵廠一定會在某個清晨，當月亮在晨曦中隱匿身形時，聽從少年的一聲口哨、一個手勢，猛然收攏地上四散的身體站起來，抖抖身上的皮毛、甩去時間的殘渣，拿出百分之百的精神，邁開大步跑起來。

沉默的風景散發鬼魅的氣息：“王國成了廢墟”，這大概便是今日世界在未來可能的樣子?；蛟S還能在“遺骸”中辨識出昔日盛世的氣象，可是那些蛛絲馬跡分明是在提醒未來景觀是歷史幽靈持續建構的結果。所以，有些一閃而過或云淡風輕的風景其實是歷史的罪和惡在肆無忌憚地飄蕩。

司徒綠順著老人的目光，看到遠處兩座巨大的煙囪，其中一個正冒青煙。

這家名為“玉熱療養院”的地方，其實是對罹患重癥而無法救治或救治成本過高的病人強制進行安樂死的機構。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煙囪何以是一道令人驚悚的風景。據說這項政策還會推廣至“喪失勞動能力或超過一定年齡的人，無論有病與否?！边@種情況卻可以獲得冷靜的理性解釋：“他活下去毫無價值，他能做的唯一貢獻，是以死為世界節約資源……反正只要他有所信，就可能帶著信念，快樂地死去。至少死得安心?！爆F代理性中關于身體、生命處置的物化、技術化功利思維已是常識，大部分時候，難以讓現代人產生包含道德檢視和共情張力的危機意識。但是，這些思維在遭遇阿特伍德所說的“環境”和“土壤”時，即那些構成現代生存境遇的基本要素及其可能的變化，那些我們自以為已經擺脫的歷史夢魘會再次呼嘯而來。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曾描述過一段真實發生過的歷史片段，與之非常相像：

在創建者的秘密會議中，他們稱呼自己為“安樂死所”，然而在范圍更廣泛的場合下，他們使用欺騙性更強、更使人迷惑的“機構護理”或“轉移病人”等慈善基金會的稱呼——或者使用溫和的“T4”的代號（源自柏林的提爾加藤大街，是整個屠殺行動協調辦公室坐落的地點）。f

盡管小說已經假設目前我們所知的現代生活方式和社會管理制度已經失效，但是“文明延續協會”所推行的人類自救制度無疑還是建立在精心設計的現代性技術統治思維之上，如鮑曼所總結的那樣：“現代‘園藝國家觀，將它所統治的社會看做是設計、培植和噴殺雜草等園藝活動的對象?！眊只需要一個合情合理的“土壤”或“環境”變量出現，比如資源緊缺，以理性和技術抽空道德關切與生命意義的資源節約計劃注定會出現。在這樣的事情未變成切身體驗之前，它會一直被默認為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合理手段。就像小說里提到的一個計劃：

我的左手是“行者計劃”，計算模型下，大概率的光明前景在等著。只不過要先穿過深重、絕望的黑暗，將現有絕大多數人流放至死亡的領地。

這句話又被一個人翻譯為：

為此，必須拋棄絕大多數人，讓他們進一步作出犧牲。因為要發展……甚至有人提出并得到不少附和——以大規模的屠戮，讓現有的百分之九十的人盡速死掉，以節約資源。

前者是以科學運算作為保障的人類拯救計劃，而后者則是在語言的慣性下稍作修飾的真相陳述。兩相對比，則不難發現：所謂“發展”無非是關于權力和秩序的語言修辭;在這樣的前提下，“犧牲”與“屠戮”是關于一種技術手段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前者是服務于“光明前景”的道德美化，后者才是語言和技術的發明者、使用者所試圖掩蓋的真相。鮑曼基于歷史經驗作出的理論寓言在這里也就成了再次實現的預言：文明持續協會治下的人類社會，“總的來說，就是視為一個需要設計和用武力保持其設計形狀的花園（一種園藝形態，將植物劃分為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應當被刈除的雜草）”。h這便有了需要培育的“豐裕社會”和作為雜草的“匱乏社會”的區分。這樣的區分使用了生理年齡和婚配狀態等“自然”標準，雖說看上去多少有著道德和人性的意味，但是依然逃不過技術手段的操縱。

“江教授，你告訴我，是不是協會控制了男女嬰的出生比例，讓女人越來越少？”

江教授停住腳步，站在那里，許久許久都沒說出那個字。

提問者就是那份“絕密級”調查報告的作者趙一，他后來成為“文明延續協會”的會長。而保持著意味深長的沉默的江教授其實是潛伏于“匱乏社會”的協會會長，正是他事后將調查報告定性為“絕密級”，并批示待趙一年滿35歲之后將其流放至“匱乏社會”。彼時的趙一只知道江教授的公開身份是“匱乏社會”的精神領袖，并受命監視他。這樣的對話場景透露著邪惡的氣息：只有看見語言背后真相、發現技術背后秘密的人，才能洞察這個社會的運行規則，而那些發明語言密碼和將技術偽裝成社會需求或自然原理的人，會通過語言迷宮的制度化和技術控制的隱秘化來杜絕前者出現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區分出來的“匱乏制度”其實就是個謊言：利用語言和技術制造了一個懲罰式社區，即一群被定義為無用的人被流放于被廢棄的自然，其實只是為了反證支撐“豐裕社會”運行的制度設計的合理性合法性。區分的目的在于制造他者、定義自身，區分原則的逐級向下細分，也只是語言更新、技術升級的程序化操作而已。正如協會在人類社會內部區分出“匱乏社會”這種雜草之后，可以繼續在“豐裕社會”內部區分出那些病變為“雜草”的“豐裕社會”良民，而以資源緊張為理由的總體原則從未改變。因為，每一次原則逐步細化、下沉及其觸發的刈除雜草行為，其實都在論證、鞏固、強化初始權力和秩序的政治正確性，直到語言尋不到修辭對象、技術發現不了實施目標，整個社會崩塌為廢墟。

通往廢墟的死亡之路，未必相同?！兑啡恕分羞€出現了一個奇異的社區：西線?！罢麄€西線都是放縱之地，一塊恣肆妄為的兩邊都不統轄的飛地?！蹦切┛辞逭嫦喽譄o心或無力反抗的人來到這里縱情聲色，直到耗盡最后的精力和財物。

大多數的放縱和大多數人的放縱，都只通往一個去處，死亡。

…… ……

死亡。你看看這些年輕人，除了死亡，還有什么別的資本？除了死亡，他們也得不到更多快感。他們費盡周折，來到這里，帶著全部的身家，甚至父輩的家當，買下酒精、煙草、毒品，買下最便捷的刺激物，躺在帳篷里，躺在陽光下。盡情享用，享用完畢就去死亡，這就是在抵押死亡、享受死亡。

如果說，“豐裕社會”中被指定人生注定是一種按部就班的技術性、計劃性死亡，那么“匱乏社會”的人則是已經被制度宣判為非人的行尸走肉。面對殊途同歸的被動性死亡，“抵押死亡、享受死亡”反倒成為有著自由選擇維度的向死而生。不管這選擇的空間有多么狹窄，至少在主宰自身實現肉身歡愉的時刻，他們完成了與死亡、恐懼和痛苦的平等對話和交換，甚至是超越。所以，面對“豐裕社會”和“匱乏社會”的夾擊，作為縱情狂歡之地的“西線”竟反諷般地成為生機勃勃的“死亡之地”。死亡固然是一切的終結，然而死亡或如何死亡卻構成了審視如何生活及其背后社會制度的鏡像。

無疑，死亡亦是開啟敘事的一個維度，如阿特伍德所說那樣：“所有的敘事性寫作（甚或所有的寫作），其深層動機都是源于對死亡的恐懼和癡迷——作家們都渴望冒險去地府，然后從死者的手里帶回某些東西或某個人?！眎當然，她的意思是說，那些彌足珍貴的記憶和精神經由寫作保存下來，使得它們能夠參與我們當下的精神生活：“死者可能保管著寶藏，但這些寶藏必須帶回人間，使其再次進入時間——進入到觀眾、讀者的世界，進入到變化發展中的世界，否則他們毫無意義?！眏與死者交換，需要獻祭生者的“生命、犧牲、食物和死亡”k。但不妨將阿特伍德的觀點再引申一下：有一類作家會像鮑曼那樣的思想家一樣思考，總在擔憂在過往的歷史中那些我們以為已經消失實則是在沉睡的惡魔隨時可能在當下和未來蘇醒。所以，他們有著強烈的生存危機感，他們的寫作就是要在周遭世界的“生命、犧牲、食物和死亡”中辨認出歷史的惡魔和創傷，以提醒可能降臨的末日。

在這些場景中，李宏偉寫作的一些美學特征充分體現出來。他偏愛工筆般的靜態描摹，冷酷的思辨語言交織其中。他雖有著敏銳的觀察能力和批判意識，卻從不正面沖鋒。赤身肉搏、電光石火固然能體現出英雄的豪邁。但是在龐然大物呼嘯而來的颶風中，所有的星火都逃不過瞬間寂滅、了無痕跡。所以，他更愿意模擬一個平行宇宙，排除枝蔓、雜音和迷霧，把龐然大物具化為具體可感的巨獸，靜觀凝視，以發現那些不易覺察的潰爛之處，一遍遍預演巨獸崩潰的各種場景。換而言之，李宏偉處理經驗的典型方式是：把今日世界的某些狀況在整體上挪移至未來時空中進行推演，讓蘊含其中的帶有表征性的癥候在錯置的時空中顯現、膨脹。由此，他對今日世界的總體性理解，便轉變成帶有寓言或預言意味的故事?？梢哉f，他的寫作更依賴于智識推演和命題思辨，而非傾心于情節編織、事件發生和人物行動。

這在其第一部長篇小說《平行蝕》中已初見端倪，他以夢囈般的語言，描摹了一群青春記憶從歷史斷裂處開始生長的年輕人的精神肖像，而那些創傷及其發生的過程被遠遠地推移到幕后。在寂寥的廣場上一遍遍宣講故事本身，并不能阻擋遺忘的速度，飄散的魂魄只有流徙于精神的森林中才有重新扎根、野蠻生長的可能。到了第二部長篇小說《國王與抒情詩》的時候，他以戲仿科幻和懸疑這兩種類型小說的形式開場，讓人以為這將是一部奇觀和傳奇不斷上演的小說。然而這部小說所表現出的氣勢磅礴并不來自事件的鋪排和人物的劇烈行動，而是小說主角持續不斷地抵抗“無物之陣”的同化、控制所掀起的內心風暴。最終，這種精神奔涌化為關于“尋找”和“召喚”——有著充沛情感、豐富智識的人類抒情史詩——的象征性行為。這些抒情的碎片彌散于“無物之陣”的空間，感應著風暴中心向心力的召喚，以期生成渾厚恢弘的精神巨像與龐然大物對峙。李宏偉對于智識和思辨的迷戀在他的第三部長篇小說《灰衣簡史》中繼續深化。本以為這位21世紀的梅菲斯特會像他的浪漫主義原型那般，帶領讀者縱橫時空，借以展示當代世界光怪陸離的社會景觀。然而，李宏偉還是最大程度地省略了欲望實現的戲劇性過程，把敘述導向關于欲望及其多種面相的辨認、評價和溯源等，他甚至重述了創世紀的故事，在一切的源頭，與“神”展開了一場注定沒有答案、也無法終結的質疑和問詢。

可以說，一直以來，李宏偉的目光總是繞過事件、行動的獵奇和喧囂，而試圖探索這些表象背后的神秘驅動力量，并在自設律法的宇宙中不斷地演繹它們的張力關系及其可能的前景。盛世、末日，抑或毀滅、重生，都是關于現實秘而不宣的寓言或留待未來證實的預言。

四、“超級英雄”

司徒綠終于與刺殺目標相遇。諸多疑團有待揭開，于是最后一擊被無限延宕。首先解密的便是，她的收割對象竟是“文明延續協會”會長趙一，恰恰是他本人指派“團契”派遣新人來刺殺自己。趙一清楚，司徒綠作為新人，在真相密集沖擊下所引起的持久“震驚”會與其單純的信仰、忠誠合力為更加強烈的仇恨，從而會更為激烈地觸發最后一擊。這依然是傲慢的權力與自信的制度沾沾自喜、志得意滿地展現自身的過程。發明語言、掌控技術的人無疑最清楚效力發生的方向、過程和邊界。當司徒綠看到“團契”領袖的臉出現在會長發起的視頻會議中時，“團契”的秘密也隨之解開。所謂敵人或反抗，本就是語言和技術區分、生產的結果，廢棄與利用之間辯證關系的運作并不復雜。

種種疑云的飄散，是在君王與刺客的辯論過程中發生的。兩種人類拯救方案的極端對立，重新提出了政治決斷的道德問題：簡單說來，到底是以拋棄道德追問的方式篩選一小部分群體、集中資源以換取人類重啟的可能性，還是匯聚人類的個體，共同參與自身命運的選擇？前者無疑是“精英統治”思維的極端形式，而后者則是“普遍民主”永遠無法抵達的烏托邦夢想。在光譜兩端之間灑落著種種至今還在現實政治領域和政治學討論中聚訟紛紜的觀念、命題和實踐。這樣超級龐大的問題自然無法在“虛構”領域中被討論，但是卻可以在抽象的君王與具體的刺客的對峙中造就一個極富沖擊力的戲劇性場景，進而揭示出我們在政治與道德層面長期“嗜睡”的病癥：我們身處的日常世界一直深陷于與政治決斷相關的種種道德困境、歷史危機的圍困之中，所有的政治都與每一個個體息息相關;只是大部分時候，我們渾然不知，也無力、無法參與。我們自身生存境遇的基本狀況，其實一直是“在別處”被“他者”討論、設計、試錯、實施的結果。我們對規訓和塑造的過程無知無覺，不僅接受了所有結果，而且又把這一切理解為生命的“自然”和“人生”的命運。

因此，面對君王的那一刻，“刺客”成為司徒綠“成長”過程中里程碑式的形象：司徒綠清醒地看到，那些束縛著每個個體的粗壯而堅韌的繩索，如何在語言、技術、機構及其運作過程生長、纏繞，并連同它們的發明者、制造者、操作者一起隱身的過程。

所以，司徒綠最終放棄最后一擊，是她的徹底覺醒的英雄時刻。按照趙一的設想：這場刺殺行動連同司徒綠所受到的種種“震驚”會被傳播出去——事實上，一直有人在通過視頻圍觀兩人的對峙和辯論——這個社會的真實困境會被整個世界知曉，從而能夠讓每個人都能參與到上述兩種方案的選擇中。趙一華麗雄辯的說辭掩蓋了一個問題：君主放棄政治決斷，與把權力讓渡給人民從來都是兩個層面的事情。按照施米特的界定，政治決斷屬于主權問題。在趙一宣稱放棄政治決斷的那一刻，便意味著“文明延續協會”合法性的喪失，至少形式上是如此。但是這里依然存在著政治陷阱：倘若司徒綠真的發出最后一擊，那便意味著她依然背負著那些繩索，在按照既定規劃行使工具人的角色，而此后的“文明延續協會”將以另外的形式和修辭掌控著人類自決后的世界。事實上，趙一一直在以所謂“共同體命運自決”這種幌子來掩飾權力的始終在場及其一如既往的任性。

“所有人都參與進來，不是一人一票似的參與，每個人的能量當然不一樣，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這個選擇的意義，但是沒關系，他們的能量會被釋放出來，各種能量達成一致、形成平衡，他們指向的結果是最好的選擇?！?/p>

…… ……

“呼喚所有人的參與，呼喚他們的能量，呼喚偶然性的揳入。說不定有更適宜的方案，有更具智慧的人，被偶然性篩選出來。同時，不管哪個選擇，不管人類將來決定走哪條路，都必須被偶然性先行檢驗、甄別?！?/p>

在這種舞臺劇抒情式的說辭中，他既假設了群氓的出現可能導致的混亂，又通過強調個體差異來暗示可能的強力對局勢的掌控，于是，偶然性、不確定可能帶來的滅頂之災都被似是而非的“最好”給掩蓋了。說到底，在權力暴虐間歇的“賢者時間”里，一切浮夸、空洞的豁達只是為了等待攫取權力的欲望重新蘇醒。

仿佛所有的行動只為取消、否定行動。司徒綠在最后關頭放棄刺殺，是在即將抵達終點之前對權力的阻止和秩序的中斷。在關鍵時刻，小小的不服從可以引發讓龐然大物坍塌的蝴蝶效應。權力的失控和計劃的脫軌將引爆種種被壓抑的力量，一切將重新變得未知。但無論如何，一場近在眼前的權力和秩序的變裝秀被司徒綠阻止了。這曖昧而凝重的結局，無疑是司徒綠理性上關于未來的絕望與情感上關于現實的不甘心之間沖突和交織的結果。就像羅杰·加洛蒂對卡夫卡的評價：“這是一個令人窒息的世界、不人道的世界、異化的世界，然而它有著對異化的強烈意識，也有著一種不可摧毀的希望;使我們透過這個被神奇和幽默弄得支離破碎的世界的裂縫，瞥見了一線光明，也許是一條出路?！眑“裂縫”與“光明”，“也許”和“出路”這樣的詞匯組合在一起，本身就是個強顏歡笑的悲觀結論。

如果注意到在這場辯論中被反復提及的“月球隱士”，那么，《引路人》的底色將顯得愈發暗黑。這個故事并不復雜，漂浮于宇宙的“月球隱士”收留了地球上的一個小男孩，這個孩子將在地球毀滅以后重啟人類生活。據說這個故事的最初版本來自叔叔對趙一的講述，后來成為流傳于整個社會的超級英雄故事，或者說創世神話。這則神話的恐怖之處在于，它像極了前述那個大規?！叭祟悳缃^計劃”被浪漫主義美學重新包裝后的神話形態。反之，一個包含著毀滅與重生的浪漫主義美學觀的超級英雄故事被現代語言和技術重新演繹以后，竟顯得如此驚悚。童年記憶被改寫成救世之道，艱難時世、歷史創傷、病態人格共同造就的“月球隱士”，無論是冷血救世主，還是浪漫主義怪獸，抑或是毀滅之旅的“引路人”，都會讓人驚懼不已。

在峻急的生死存亡的時刻，這樣一個超級英雄故事居然被拿來與事關人類社會前途的政治決斷進行對比，這樣的對話本身就是極端絕望導致的極端荒誕的舉動，它使得“毀滅”這樣的話題都輕盈得像是一場漫不經心的玩笑。幾乎所有的超級英雄故事都是現代生存危機的產物;是人類對于各種社會癥候深深的絕望和恐懼，被大眾文化修辭、改寫的結果。倘若不是對種種社會癥候及其解決方案極端不信任，經過無神論和科學知識重新構造的現代人，怎么會編織出那種無視一切物理定律和自然規律的現代神話？這些超級英雄代表的正是那種將世界格式化、重新制定宇宙法則的秩序和力量。這種話語一方面源自人類用希望偽裝起來的極端絕望，另一方面未嘗不是人類生存欲望背后殘暴、戾氣的集體無意識的體現。將毀滅視同重建的人類自我拯救的幻想，其實一直回蕩在并不久遠的浪漫主義美學思潮及其潛隱、易容的政治實踐之中。

所以，在“月球隱士”成為話題的那一刻，關于未來的一切都隱藏在未知的黑暗中……再次借用羅杰·加洛蒂對卡夫卡的評價：“他的作品表現了他對世界的態度。它既不是對世界原封不動的模仿，也不是烏托邦的幻想。它既不想解釋世界，也不想改變世界。他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這個世界?！眒這句話同樣也適用于評價李宏偉的寫作，只是“超越”這個詞匯太曖昧了，太像一個閃爍其詞的政治決斷了。

值得一提的是，施米特在九十年前就曾經設想過一個后來出現在《引路人》里的基本假設：“如果一個‘世界國家能夠把全世界和全人類都包括在內……這樣一個囊括了全世界的經濟和技術組織所具有的令人驚恐的權力會落在哪些人的手中?！碧孤实卣f，施米特并不關心具體的“哪些人”，因為他很清楚，果真如此的話，他所有關于“政治”的判斷和推演都將統統失效，所以，他給出了一個抽象而反諷的答案：“所有這些猜想都將導致一種對信仰的人類學表白?！眓或許可以說，人類本身就是一則虛妄的神話。所以，《引路人》的最后一句顯得意味深長：

那一刻，月光如水，干凈整個大地。

請在這里剎住審美慣性，抑制抒情，正視寫實的力量：這或許是“月球隱士”投向地球最后的睥睨，那時候，地球無比空無、潔凈，一貧如洗。

2022年2月3日下午四點半遠景路

【注釋】

a李宏偉：《引路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本文凡未注明出處的引文皆引自該書。

b[加]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陳小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年版。

cfgh[英]齊格蒙·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史建華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頁、90頁、17頁、25頁。

de[加]約翰·拉爾斯頓·索爾：《無意識的文明》，邵文實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73頁、91頁。

ijk[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與逝者協商》，趙俊海、李成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67頁、190頁、174頁。

lm[法]羅杰·加洛蒂：《論無邊的現實主義》，吳岳添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頁、106頁。

n[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劉宗坤、朱雁冰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0-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