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方”進入“世界”

趙依

翻檢現當代文學史，文學地理與寫作主題相互關聯，存在眾多地方性寫作譜系，以地理空間歸納命名的作家作品系列不勝枚舉，已成為文學創作關鍵詞集合。誠然，以地方性知識塑造一地的文學時空體，承載地方特色與地方生活，關涉故鄉與他鄉、進城與回鄉等行動向度，是作家面對一個難解的中國時擇用的經久不衰的敘事策略。當文本系統觀照起地理空間的某些較小單位，以地方性書寫深入中國的局部，進而以地方的人文表情和文化肌理呈示一個不可替代的中國的總體性象征時，“地方”便變身為“世界”的對等物a。

一、“人學”：史傳背景、行動力量與新方位

正如石一楓慣用的語言風格，《漂洋過海來送你》b中戲謔且極富韻律的北京口語宛若直陳石一楓的寫作區塊——以北京人的身份從事創作或以北京生活為題材的作品，是石一楓綿延自廣義的京味文學傳統的創作特質和文學坐標。在長篇新作《漂洋過海來送你》中，同樣有雜糅平民氣與貴族氣的“頑主”形象，指認鮮明的市民精神，石一楓為那豆、黃耶魯等青年形象提供了在當下的日常生活和家族背景中獨自戰斗的人生旅途，并由此成長為獨立思考問題、獨立解決問題的自主之人;同樣懷揣啟蒙敘事的意圖，石一楓將人物成長的勇氣和信心根植于親緣關系下對精神力量的汲取與傳承——個人生活向著時代深處探尋，幾位青年經由父輩的故事，逐漸接近、理解并融入國家的浩蕩征途，進而決心投身更加質樸的精神世界和更有難度的生活挑戰。凡此同與不同，既是作家在自我創作譜系中存在的整體與秩序的方面，也指向其無限、可能、新生的方面，前者構成了某種強化形式，后者則對應于超越性維度，從而成為不斷生成的動力，鍛造某種普遍性和特殊性花開并蒂的景觀。

這不單是一例或一類作品的理念，當西方現代性話語在全球范圍意欲塑造不同程度的文化認同時，中國文學如何以獨特的書寫方式展開別樣的文化空間，是作家寫作的又一思考路徑。具體到《漂洋過海來送你》的豐富達成，石一楓將這部新作的故事緣起設置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喪葬傳統。作為小說里的重要事件，喪葬書寫承擔著不一而足的敘事功能，同時昭示出浩浩蕩蕩的文化流變史，也展示了時代發展的鮮明特質。當這項具有民族特色的風俗活動分化出行業領域和經營模式，喪葬禮俗厚重而持久的生命力開始在經濟發展大潮中存乎于具體的收益層面，遺體火化時便產生了可供親屬操作的可能：石一楓正是在小說中通過殯儀館里兩具遺體的加塞、加急，牽扯出三具遺體同時操作的千絲萬縷。

石一楓小說里的殯儀館，作為并置討論傳統與科技之辯的關鍵場域，與墓地開發配套發展，采用科技含量高的德國進口火化爐為賣點，卻只針對高端客戶銷售。正是在這一場域所關涉的更大背景，即市場機制和商品經濟條件下，小說中的殯儀館經營者不斷調整思路，重啟操作費力、燃燒快速的國產舊爐，不但生發出“豐儉由人”的詭異悖論，而且導致了三個換錯的骨灰盒，以及與之血肉相連的北京胡同平民、上層社會、海外勞工三種身份背景的家族故事。于是，圍繞作為敘事道具的三個材質、雕工、價位均有不同的骨灰盒，幾位青年在當代中國社會中的角色與責任在漸次鋪展的復雜回合中，通過一場物歸原主的事件得以呈現：以北京通達世界各地的人物地理位移為盛大儀式，在漂洋過海的差異化時空背景下深入歷史和家族，完成莊重而具史傳、抒情等文學傳統的還鄉與送靈。小說中有關青年成長的部分，石一楓從他熟悉的北京土著那豆一家的胡同生活切入，通過爺爺那年枝的去世和殯儀館里哭不出來的那豆，打撈深邃雋永的祖孫情：因為極度哀痛，那豆才在臨場時哭不出來——這與他小時候去烈士陵園祭奠時中斷的發言如出一轍;也因為極度哀痛，那豆的哭不出來成了他的未竟之事——他要換回爺爺的“盒兒”來完成自己內心與行動上的雙重祭奠。

人物形象統攝于創作主題，有關歷史、現實與啟蒙的敘事，依托人物對骨灰盒錯換原因的探究逐步開啟。首先是行動與動作步驟，一行送葬的親友乘車前往位于河北的墓地，彌漫的灰白色煙霧和連日來的困乏，以及愣愣站著的農用車旁的婦女，造成有驚無險的未遂車禍。捧著骨灰盒的那豆，先是受慣性作用前撲，然后在失重和騰躍中兩臂收緊，進而死死抱住懷里的“盒兒”——異常的響動被覺察，骨灰盒里還有他物。其次是家族史和宏大背景綿延而至的復雜現實中的人之生活境況，石一楓對那豆這類北京人的真實處境有著精妙的描寫，“算上房子，擱美國大概都不是窮人，可他們也只配守著兩間半破房子受窮”，于是爺爺的墓地只能買在路途遙遠的河北;遺體從干部病房直接拉走的老太太沈樺，孫子黃耶魯急赴美國辦理入籍手續，即便有著優渥的生活條件，準備了紫檀雕花的骨灰盒，也只得在諸多“隱情”中憑借“鈔能力”選擇舊爐的加急火化;海外務工者田谷多在高空作業時遇上橫風不幸離世，施工隊從埃及回來又將啟程前往阿爾巴尼亞，工友何大梁也只好在國內略作停留時匆忙辦完田谷多的后事。而把事情都“拴在一塊兒”的關節，是操作舊爐的勞模李固元。

在李固元的形象塑造上，石一楓聯接了切近的歷史事件和災難敘事，探索著文學處理歷史的模式，而任何一種敘事，都只在它與當下生活發生關系時才能被激活。在汶川地震中，李固元鄭重地為每一具遺體擦拭清理、編號登記、告慰道別，也幫助持照片尋找家人下落的幸存者進行辨認，此后供養了無依無靠、腿落下殘疾的地震孤兒，也由此凝聚出一個小家庭來交還小人物的真實日常，其精神歸宿正是享受一家人之所以為一家人的樂趣和煩惱——為了外孫女上學而換房?？紤]到一家子工薪階層的收入實際，李固元不得不重回工作崗位，奔波于幼兒園和燕郊，患上了“美尼爾綜合癥”，進而在同步操作爺爺那年枝、老太太沈樺、貴州籍工人田谷多三具遺體火化的過程中犯了“暈”。這一“暈”，不僅是病癥的動作表征，還是生活條件的窘迫指認，更是一輩子愛崗敬業老工人的人生顛簸，李固元拋開殯儀館趨利避害的處理策略，開始了全面的事故自查……

一場對“仁義禮智信”的仗義回歸與一個關于彼此說服的故事同時展開，查清“盒兒”事故原因后，石一楓將糾錯任務交給了那豆，通過那豆的奔走相告、患難共情，以及對三位逝者及其家族歷史的互相關聯、互承脈絡，確認自身的主體性?！捌筮^海來送你”——北京胡同連線阿爾巴尼亞、首都機場與芝加哥和密歇根湖，多么充滿勇毅堅韌的行動力;當那豆對著天地拜了一拜，當老太太沈樺的骨灰歸國、彈片沉湖，當田谷多身體里的螺絲擰進家鄉的橋梁，所有人都有了墳、立了碑，這又是多么具有文學性的時刻，多么自省與啟蒙的時刻?？姑涝膶W作為新中國文學的第一章，一度憑借英雄主義的風采為一個站起來了的東方發言：大國的雄姿和衛國精神，顯示了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絕對不容忽視的分量。小說里描述爺爺爬上鼓樓徹夜看守紗布，次日俯瞰所見，除了醬油廠里飄蕩的波濤般的紗布，還有從附近醫院抽調的護士——其中之一就是當年的老太太沈樺——祖輩的這段匯入歷史長河里的同仇敵愾，意蘊當下青年一代的使命與共，他們終于體認了人心向背的強大力量，在有限的跨國旅程中開掘心靈的無限風景……調換了敘事的時代背景，石一楓從側面探索、觀照了烽火連天歲月里的軍民關系，并延續 “五四”以來文學的“人學”傳統，致以作家最深沉的緬懷和最至誠的敬畏。

二、地緣：北京胡同、世界工廠與全球化

為了實現用不可窮盡的現實主義力量表述當代文學的無限可能的目的，石一楓一方面把社會生活的特定形態濃縮進北京胡同文化，通過北京看世界，再從世界回歸本土，昭示人的多元困境和道德堅守的通途大道。人物塑造上的地域性和地緣關系，呈示以飛速發展的北京為縮略的國家發展進程，透過執拗的抒情精神與不依不饒的理想主義，石一楓書寫著“真實”的“存在”，一個必然與個體生活環環相扣的全球化的世界。另一方面，與新世紀以來各式各樣有關工人形象的文藝敘事同構，石一楓延續工人敘事話語的共時性建構，同時使《漂洋過海來送你》與其他作品之間共有可通約的歷時性邏輯：這類作品不斷涌現，依次展現了1949年后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高速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老工業區的由盛至衰和傳統工人的生活變遷，以及全球化進程中世界工廠的普遍化和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新工人”群體的產生壯大。

小說中的北京胡同生活作為微縮的總體時空景觀，有著與之相適的超越性，以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對文化生活的眷戀為主要內容，凝結著出離物質生活水平的人文氣息，并久久煥發世俗之外的浪漫情懷。所以，那豆爺爺深陷宮斗劇的話語模式，而那豆在追憶與爺爺的對話時，也常帶有對傳媒、時事及文化的關心和批評意味，其朝向不可不謂要緊與宏大。北京關聯的日常生活的不同側面——那豆與黃耶魯既共有和父輩的斷層，也展現出近似的城市精神與鄉愁：那豆并不追求過高的物質生活，不似父母那樣專注于攻克殯儀館的賠償難題;黃耶魯不完全附庸于父母成功學下的“入籍”庇護，反倒“隔輩兒親”般升華出不卑不亢、大氣兼容的處世觀。兩位青年共同確認了新一代青年的文化自信和大國自信，從而也倒逼父輩在經濟大潮中具體的價值追求和人生選擇，映照北京與世界的雙向互動地緣，也映現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格局氣象。那豆等青年雖屬世俗里的弱小，卻擁有強大的精神優勢，能夠牽引其洞穿歷史真相和現代生活。當陰晴得知黃耶魯父親的“龐氏騙局”，預備實施瘋狂、偏執的命運拖拽時;當紛繁的集會游行匯集于黃耶魯父親的豪宅，各色人等在對峙中盡心盡力地警惕、示威、監視和尋求表達，和解的可能性還來自時空交織中的地緣歷史，正如那豆和黃耶魯對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那段有關家族史的軍民魚水情的現實體悟與精神延續，現實的歷史化與歷史的現實化正是我們思考當下的應有路徑。

作為敘事的多聲部之一，《漂洋過海來送你》全文征用了北京胡同文化中“養鳥”的集體愛好，經由極聰明的八哥學舌，時而穿針引線，時而插科打諢，時而作念白烘托，文本的復調風格得以完成。結尾處宛若一個空鏡頭，胡同院子上空充盈沖淡閑遠的意境，既是石一楓敘事美學層面的追求，也是后工業化時代的特然卓立與永恒定格。八哥所再現的對話場景，伴隨著感傷、悠遠的情思，我們與那豆一樣，似乎抵達了理解和把握人生的又一視點——如此恬淡、如此柔和，曾經的悲痛吹拂，悄然的離去與深藏的夢想，我們與世界環環相扣，創造之手生生不息。

石一楓在尾聲的最后部分借用《阿甘正傳》經典的奔跑場景，暗示小說的又一前文本。阿甘奇跡般的個人奮斗歷程，跑過了長達三十年的當代美國歷史，從華萊士、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列農等諸多風云人物到反戰風潮、婦女運動、毒品問題、黑人民權斗爭、肯尼迪被刺、中美關系解凍、水門事件等一系列大事件，電影記述了當代美國史上最重要的一代青年在歷史視點和社會思潮上的轉變。石一楓在小說里用情用力塑造的那豆和與他青梅竹馬的陰晴，正是阿甘和珍妮愛情故事的中國化，不僅傾心演繹那豆對陰晴的繾綣暗戀，還深挖陰晴原生家庭的聚散因果，既感懷舊時的少年美好，也通過美德觀念的重新確立訣別過往，燃起中國青年一代的“中國夢”和前所未有的民族自信。于是小說中有了身在美國、心在北京的黃耶魯，即便殷實的家境使他度日無憂，他也處處批判美國生活的尷尬虛偽和水土不服，遭遇美國所謂“普世價值”的傾軋;以陰晴為代表的普通留學生，無法保障日常生活安全，直到同學遭遇搶劫案，一句“為什么是我？”，導致陰晴抑郁癥的爆發;陰晴的母親鄭老師，將美國“幻境”誤作人生成功之境，與陰大夫結成貌合神離的夫妻，最終迎來人生的徹底錯位……

有必要就《漂洋過海來送你》的發表時間與創作背景進行分析。一來，“傳播”以嵌入的方式改變著文學生產的各個環節，“一種媒介經過長期使用之后，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它傳播的知識有何特征”c，文學作為重要的傳播內容，不同程度地回應著傳播的需求，在作品的形態、體例和意義上呈現新變，并深刻介入對現實的關懷，深化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二來，競爭是國際體系變遷的重要動力機制，中美戰略競爭關系濫觴于小布什執政時期、發展于奧巴馬總統任期、凸顯于特朗普執政后，正在成為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中的重要現象。d中美關系的時代變遷，在歷史性與世界性中賦予北京新的方位，為石一楓的文學坐標系提供縱深——這也是當前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大現實和現實主義寫作的題中之義，對此，中國作家必然要做出關鍵思考與重要回應。石一楓通過小說的縝密情節推敲出呼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故事典型性，透過那豆等時代新人展現太平洋東西兩岸的生活場景，經由多方共同的“人心所向”將故事推至高潮，既是敘事策略，更是文化策略，示意著中國對外行為的價值偏好——和平、發展、合作和共贏，這一理念貫穿故事始終。

《漂洋過海來送你》作為一部呈示困境也昭示希望的長篇小說，提供了觀察、觀照當下整體生活現實的窗口，既是情懷的、理想的，也是精神性的、總體性的，修復著共通的心緒和情感。正如本雅明在《經驗與貧乏》里提示的“經驗”的多重意義e，作為穩定性的、可以信賴的心理結構、文化傳統，“經驗”的真理性價值一度在二十世紀歷史及其文化建構中失效。文學，以長篇小說創作為代表，所致力于恢復的不是無數破碎性經驗的集合，而是關聯社會、歷史、時代等超越純粹個體的具有總體性特征的經驗，以個體性、真實性、日常性的經驗通達“他者”，思考經驗本身，進而重建有效的經驗。于是，石一楓在全球化的大時代敘事中設置“找尋”母題，一方面展示出小說人物所處的北京胡同、世界工廠及美國景觀，一方面通過人物個體的價值選擇、精神追求、文化觀念、情感脈絡，與成長母題互相映現，以對超越性和可能性的關注，架設重拾自我、發現本我真我的成長之路——通向長篇小說的歷久彌新。

三、景觀：城市發展、勞動價值與時空體

在那豆的不停追憶中，石一楓將那年枝的處世方法、價值選擇和對后代的人生引導一一彰顯。在解密骨灰盒錯換事件的過程里，那豆深切領悟了爺爺那代人在新中國建設中的奉獻精神——“從醬油廠的工人變成了股東，又從股東變回了工人”，造成那豆父母一代現實生活的逼仄，而隨之而來的全球化進程，又使那豆一代得以在宏大的歷史意識及全球視野中去理解、探尋與國家命運相生相伴的家族史，從而在民族血脈的傳承中凝結出強大的精神認同與文化認同。

這里必須展開討論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工人敘事話語。進入新世紀，諸多作家作品把工業生產作為創作主題，以“工廠政體”作為小說敘事的前提和基礎。但必須明確，工人階級主體性的生成不完全由客觀存在的經濟基礎所決定，文化對工人確立的自覺意識具有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f。文學實踐如何參與呈示這些勞動者們的真實訴求，參與建構社會文化、想象一個更加平等公平的未來，是石一楓近年創作暗含的主題。經由歷史意識追溯梳理，既有其認識論意義，也有方法論意義，也是在求索文學與現實的具體聯系。顯然，石一楓擇取文化的路徑，續寫由“革命中國”到“現代中國”的工人生活，與其說是討論當代工人們從哪里來、向哪里去，倒不如說是把傳統工人身份意識中的倫理、文化、經驗等進行通約。因此，李固元和那年枝的“勞?！鄙矸葑鳛榻⒃谒饺饲榻Y領域的精神坐標，被頻頻指涉，卻并非指向與其掛鉤的物質獎勵，榮譽實際提供著基于勞動倫理的召喚性力量與精神動力。

勞動倫理曾在充滿樂觀精神的解放敘事中擔綱重要的歷史角色?；仡櫋笆吣晡膶W”對勞動烏托邦的建構，勞動倫理中政治德行的一面，持續克服著利己性、世俗性、物質化的鄉土德行，并在建構和傳播過程中借助了科學、性別解放、國家計劃等現代性知識話語，使得“勞動”不再僅被視作傳統美德和農人本色，而是一種道德價值和美學價值。曾經，“前方戰斗激烈，部隊傷亡嚴重”，遭了暴雨的紗布必須在北京就地消毒風干，“剛參加工作的爺爺就跟著三個老師傅，一夜之間搬了二百多口五尺深的大缸”，“白花花的紗布掛到滿院兒的竹架子上”，爺爺就此留下病根兒，也成了一位級別不高的“勞?！?。與其說由一紙獎狀造就了職業的豐碑，倒不如說以其標注出的個人身體的竭力與延伸，共同鑄就了新中國的一座座國家豐碑。石一楓正是借用勞動的文化神性復魅勞動的價值，李固元憑借身體力行的勞動創造了自己的家庭日常和職業價值，他無法反叛“勞?！鄙矸菟镜淖陨韥砺泛途駳w宿，不計個人得失地追查事故真相，再三對那豆提供幫助;那豆一想起爺爺的“勞?！鄙矸莺彤斈隇閺S子毫無保留的付出，仿佛就擁有了無窮動力，作為工人家庭的后代，他必須順著這一身份意識與文化倫理在當下的語境中發揮作用。石一楓通過《漂洋過海來送你》提供著當下工人自我表述的精神傳統和文化資源，從而為重申勞動在當代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所能創造的社會氛圍與活力提供某種可能的范式。即便是日常生活敘事的鋪陳，爺爺那年枝和司爐工李固元也從未放棄過傳統工人的主人翁意識和強烈的尊嚴感，正因如此，在世界工廠的勞動模式中，并非親屬關系的何大梁與田谷多才得以建立如此深厚的工友情誼和內心道義，進而啟發了那豆對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制的切身思考，也促成那豆由點及面地追尋事件真相、改變事件結果的基本面。

無論是爺爺的腰疼還是李固元的頭暈，又或是老太太沈樺與工人田谷多骨灰里的身體附件，關聯的國企改制、抗美援朝、國際基礎設施援建等，照看當下的城市發展與城市精神，都構成文本潛在的敘事動力與結構張力。從章節劃分上，《漂洋過海來送你》僅設三塊，即“第一部分：來自太平洋西”“第二部分：前往太平洋東”“尾聲：上、中、下”，卻勾連了“歷史性的現實北京——與北京相連的世界——世界中的北京方位”的全新路徑，逸出《借命而生》中定位的“1988年”、《玫瑰開滿了麥子店》中沿著鐵路線漂流進城的敘事時空體。種種“逸出”，正是近年中國文學地理學的新氣象。例如，徐則臣可證的三重小說世界：《耶路撒冷》式“花街、運河——耶路撒冷——世界”，《王城如?！肥健笆澜纭袊本?，《北上》式“世界和歷史的中國——世界中的現實中國——運河與世界文化遺產”，經由歷史、現代以及當下和未來的時空交織來處理變動的世界存在。再如，雙雪濤、班宇、鄭執等新一代的東北作家以“下崗”主題和傳統工人“子一代”的視角為鮮明標識，把東北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學空間，書寫地方性懷舊中的普遍鄉愁，展現地方、中國與世界文明總體進程的聯系，實現普遍化的共情，乃至不時傳出“東北文藝復興”g之說。還有，以林白、東西、林森、朱山坡等作家為代表的“新南方寫作”，“在文學地理上是向嶺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粵港澳大灣，乃至東南亞華文文學”h，在區位上天然地四通八達、接連世界，呈現出某種異質性的流動美學。

此前，面對一個難解的中國，作家擇取地理空間的較小單位，專注于以地方性書寫深入中國的局部，以期使“地方”升華為“中國”的總體性象征。近年的作品中，作家不約而同地將創作重心推向建立從“地方”到“世界”的通途，以中國的世界方位講述中國故事，形成中國文學地理學的新語境。一來，地理空間在小說中形成類似史詩品格的表現形式，不斷為真實的地標復魅，重啟一種現實主義的抒情美學，納入一地之知識、經驗、情感及其時代之變，凝結作家的理性直覺和腔調風骨。二來，圍繞小說人物的地方感知和生活經驗，作家在故事推進中關聯自身的生命體驗和生活記憶，從而以虛構的方法通達“他者”，進而對縱深的文化、歷史、社會等宏大背景展開介入，并將相關的意象符號引入文本，形成某種互文的面孔。再有，彼此聯結而互有指涉的文學地理，在作家各具所長的風格中流動、聚合，以人物的地方感知架設成長和傳奇的發生，圍繞人物的心理內核和精神性，生成由“地方”之特殊到“世界”之普遍的充分路徑，同時經由敘事層面的現代技法和源遠流長的文學傳統處理“事件”，映現小說的獨特創見及其通向的詩學意蘊，不斷尋繹著中國文學在世界這一文化交流的寬闊舞臺上的重要出演與豐饒景觀。

結語

將長篇小說《漂洋過海來送你》放置在近年中國文學地理學語境的嬗變中討論，是就石一楓綿延自廣義北京文學傳統的文學坐標進行的一次必要定位。同樣是一部以北京生活為題材的作品，《漂洋過海來送你》發端于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喪葬傳統，在敘事策略中具體地呈現了“人學”的脈絡、世界地緣和時空景觀等三重路徑，關聯北京與世界的雙向互動，回應中美關系的時代變遷，重申勞動在當代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示意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中國價值。小說指向的文化、歷史、社會等宏大背景，再次強調著長篇小說在重建總體性經驗、恢復經驗的有效性等方面的真理性意義。凡此種種，與中國文學地理學的新氣象同構，即中國作家正不約而同地逸出從“地方”到“中國”的地方性書寫范式，將創作重心推向建立從“地方”到“世界”的通途，以中國的世界方位講述中國故事，形成中國文學地理學的新語境，以中國文學厚重、深邃、別樣的文化空間，許諾人類文化在多元世界的生生不息。

【注釋】

a 柯文曾在分析中國近代史研究時指出，面對一個難以理解的中國，可以把中國從空間上分解為較小的、較易于掌握的單位，以區域、省份或是地方為中心，探究不同地方的差異，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國。參見[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78頁。李怡提出，地方不僅僅是中國的局部，它其實就是一個又一個不可替代的中國，是中國本身。參見李怡：《“地方路徑”如何通達“現代中國”——代主持人語》，《當代文壇》2020年第1期。

b首發《十月·長篇小說》（雙月號）2021年第5期。本文所引用的文本均來源于此，以下不贅。

c[加]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頁。

d吳心伯：《論中美戰略競爭》，《世界政治》2020年第5期。吳心伯指出，中美戰略競爭是在中國快速發展與美國試圖維持其霸權地位的大背景下產生的，競爭在利益目標上具有重大性、在時間上具有長期性、在范圍上具有全面性、在影響上具有全局性。

e“經驗貧乏——這并不意味著人們似乎渴望新經驗。不，他們試圖從經驗中解放出來，他們渴望一種能夠純潔明確表現他們的外在以及內在的貧乏環境，以便從中產生出真知的事物。他們也并非總是無知或無經驗?！保▍⒁奫德]本雅明：《經驗與貧乏》，王炳鈞、楊勁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頁。）

f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觀點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出現于20世紀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比正統馬克思主義經典更偏向于研究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也就是文化和藝術對社會的反作用。

g參見叢治辰：《何謂“東北”？何種“文藝”？何以“復興”？——雙雪濤、班宇、鄭執與當前審美趣味的復雜結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4期。文章從班宇《冬泳》圖書銷量暴增、董寶石與班宇在播客GQ Talk發布的對談等媒體數據，指出“東北文藝復興三杰”一說不脛而走的大致時間是2019年。

h張燕玲：《批評論壇·新南方寫作 主持語》，《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