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合迷思及世俗性起點

于愛成

摘要：所謂“灣區文學”（或“大灣區文學”），并不是一個本質意義上的文學流派，這樣的概念也不存在。但不妨將“灣區文學”，作為一個開放的體系，將其作為世俗性和現代性在文學上的必然反映。而以世俗性為核心的廣東性、嶺南性，也正是我們今天討論粵港澳文化復興、討論大灣區文化認同的基底和話語前提。

關鍵詞：灣區文學 文化身份 文化認同 文化世俗性

大都市群時代、大灣區時代的到來，必然會迎來都市文學寫作的高潮和主潮，這種灣區時代的新文學也必然對過去的城市文學寫作形成兼容，產生變革，在兼容共同地域性、時代性、城市性、國際性基礎上，在葆有城市文化的連續性、保持文學創作所必然要求的識別度、個性化的前提下，呈現都市群文學主題的某種共性特征。這時候，很多人呼喚大灣區文學時代的到來，“灣區文學”的概念也隨之而出了。

一

對“灣區文學”命名，我們首先需要警惕其中的“統合”性命名機制可能帶來的權力話語迷思。畢竟文學是過于個體化、個性化、多元性和豐富性強的精神表達。和其他省份的書寫者不同，大灣區或者說當代珠三角的書寫者，往往要面對這樣一個話題：自己與所生活的這個省份、這片區域、所在城市之間的關系，以及自己在這里能寫什么和怎么寫。通常認為，其他省份的寫作者與所生活的地方有著與生俱來的聯系，地域性、區域性關系先在地存在并得以確定而沒有糾結，但灣區的寫作者卻無法擺脫、無從逃避這樣的追問。

以廣州、深圳、東莞等灣區城市中占據主體的移民寫作者為例，我們會發現，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其實并不能說清，也并不會主動思考自己、自己的寫作與所在區域到底存在什么關系、是否已經建立起某種關系或如何建立起某種關系這類問題。他們只是遵照生存和發展的法則，以移民的身份來到這里并進行寫作，而并非在寫作的意義上，把自己與屬地進行關聯。身為“他者”，來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同時也是市場經濟率先啟動的區域，無論生存還是寫作，他者的身份始終存在，興奮感、新鮮感過后的撕裂感、焦慮感、不適感的普遍存在也不言而喻。

正如著名作家鄧一光所指出的，在深圳、東莞等地，幾乎很難找到一個從容不迫的書寫者，甚至找不到一個有理論準備和書寫謀略的城市書寫的潛伏者?！皩ΜF實生活的妥協和依賴，讓大多數寫作人委身于現實生存，委身于主要由城市體制代表的時代風尚，急匆匆、懵懂懂與××詩人、××小說家、××劇作家這樣一些符號畫上等號，并以獲取這樣的符號為榮，放棄對歷史、命運、時空的觀照和抒寫，不但沒有視野景深，也沒有文學想象力所要求的對現實真正的疏離與顛覆”[1]。在上述寫作中，寫作人自身隱身了，詩人、小說家、劇作家不見了，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個以××地域為統一命名的格式化寫作行為。

在全球化大潮中，還有多少寫作人的生活及寫作具有連續性？這個問題其實不言自明。珠三角地區或者說大灣區的寫作者尤其如此，他們沒有北京上海武漢南京西安等同行那樣的文化脈絡、文化積淀、傳統譜系和文化背景，也缺乏對成熟城市文化的總結能力和把握能力，因此，除了現代性焦慮和現代人精神困境的寫作，珠三角城市群乃至大灣區其實很難產生真正意義上的本土寫作。這里的作家遭遇著史無前例的對舊有經驗的糾纏和對新鮮經驗的茫然，進退失據，左右游移，在這種處境下，當下廣東的文學，尤其千呼萬喚的“灣區文學”難以迅速出現成熟的文學形象、產生成熟的文學經驗，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因此，廣東不是所有廣東作家和詩人的本土，灣區也不是所有9+2城市作家和詩人的本土，甚至也不會是任何一個作家和詩人的本土，廣東、灣區也遠沒有成為所有廣東、灣區作家和詩人認知世界中的精神家園。

當我們探討“灣區文學”話題的時候，也許首先需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真的有“灣區文學”存在嗎？如果有，它是什么？難道素材和內容與廣東、嶺南、珠江、灣區有關，就等同于廣東文學、灣區文學嗎？難道在這里生活，就一定會與以這個省份、這片區域、這座城市命名的文學書寫發生關聯嗎？

當我們談論“灣區文學”的時候，環境無疑是重要的，它指證生命的可能性，激發寫作的可能性，但我們還是需要提醒自己，寫作和閱讀都是個人的事情。只有在沖突的環境中，寫作才會被全然打開。因此我們可以說，寫作，與地域有關，與區域有關，但與地域符號無關，與區域符號無關，或者說無足夠的緊密關聯，其中的權力關系是需要警惕的。

可以說，所謂“灣區文學”（或“大灣區文學”），并不是一個本質意義上的文學流派，這樣的概念也不存在。但不妨將“灣區文學”作為一個開放的體系，作為審美現代性在文學上的必然反映。

無論文學題材、主題怎樣移易，作家始終以最具識別度、最具力量的個性化、不可通約、不可模仿的筆觸，用或悲傷憤怒、或令人欣慰、或直言不諱的感時憂世的作品，維護世界上最復雜、最重要的城市文化的連續性。

二

文學與文化認同（或者說身份認同）的關系，是一個長期未被關注的問題。

關于身份與認同，最有爭議、最重要的問題是：人們的社會身份或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變的、普遍的、本質論的，還是在實際的社會歷史過程中被人為的建構起來的，并且是為了某些特定目的和利益（政治的、民族的、意識形態的利益等）而人為的建構起來的？今天，大多數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都贊同社會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動的、是在歷史和現實語境中不斷變遷的觀點。例如，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提出，歐洲小說中“想象的地理和歷史”（例如殖民探險者和小說家們講述的故事）有助于“通過把附近和遙遠地區之間的差異加以戲劇化而強化對自身的感覺”，“它也成為殖民地人民用來確認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歷史存在的方式”。[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提出了目前已經耳熟能詳的“想象的共同體”的概念，認為“想象的共同體”構成了我們對身份、家園之想象的必要組成部分?？死锼沟偻拊敿氀芯窟^語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所起的作用，認為對語言之意義的意識，必定存在著一個明確的言說主體，而言說主體又受到立場的支配，因而言說活動（意指活動）總與相伴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及其危機有關[3]?；魻杽t認為，“……我們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經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實踐加以再現的事實，而應該把身份視做一種‘生產，它永不完結，永遠處于過程之中，而且總是在內部而非在外部構成的再現”[4]?？梢?，把身份看成是流動的、建構的和不斷形成的，重視差異、雜交、遷移和流離，挑戰和解構本質論的、普遍化的身份觀，已經成了當代文化研究的主流。5D617507-B894-4D4C-9DB0-A02CBC1AAE31

文化身份是一個被建構的過程，“廣東文化”的形成[5] 顯然也是如此。因此，并不存在一個本質化的、一成不變的灣區文化的存在。灣區文化只能形成于灣區城市群不同亞文化、不同歷史文化、不同區域文化、不同民俗民間文化、不同城市文化的交流、對話與博弈中。正如紐約文化、深圳文化的形成，也正如廣州文化的新變。灣區不同城市的文學，所能做的也許只是呈現（表現和再現）灣區的人事物、身心靈，呈現這個區域的恒久與變化，世相與民生，人心和人性，形象與映像，投影與倒影，經驗和想象……至此也就足夠。

在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群）的文學文本中，香港文學最商業化，廣州文學最世俗化，深圳、東莞文學最心靈化，其他城市的文學題材和風格則或偏于廣州，或偏于深圳。其體現的精神氣質，香港最是多元混雜，廣州最具煙火氣息，深圳、東莞最多個性抒發。就更根本性的文化支撐而言，則可以說香港更本土化，更認同一港之地“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百年小傳統而非單純民族國家敘事;廣州更嶺南化、傳統化，既是嶺南文化的正朔，也以共和國南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角色開啟嶺南改革開放的時代，實現嶺南文化重商性、世俗化的創造性轉化;深圳是“改革者大膽設計出來的一座城市”，它的經濟屬性是首要的，也是突出的，同時它的移民占90%以上的人口結構也實現了這里各地文化、民俗的融合，移民文化成為其突出特征。

文學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風向標，香港、廣州、深圳、東莞等每個城市的作家，都寫出了他們在地的與屬地的、歷史的與現實的、經驗的與想象的文學，寫出了他們的文學中的城市。比如深圳，在特區發展和經濟運行、社會變革過程中，深圳的文學率先描寫了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新的觀念，為全國奉獻了移民文學、城市文學、打工文學、底層寫作、網絡文學、青春寫作等文學形態。很多文學形態，大多在全國率先出現。比如，深圳城市文學在描寫中國改革開放題材，展示、傳輸現代觀念上，像早期現代派作家劉西鴻、譚甫成、梁大平的作品，最早呈現了當代中國的想象和現代人的精神主體，打工作家最早表現了新時期中國的勞資關系和底層女性覺醒。深圳文學集中表現了時代精神和深圳社會生活本質，在全國各個時期的文學圖譜上，深圳文學以其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及時反映而獨樹一幟。深圳這座城市容納了形態多樣的文學寫作，形成了眾語喧嘩的都市文學景觀。

香港作家和廣州作家也同樣如此。比如，香港的大眾文學寫作、現代主義寫作，廣州作家的女性寫作和商業性市民性偏好，都切合了各自的經濟和文化特點。文學雖然不會直接引領一個城市的文化轉型，但會以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方式，緩慢起效。40多年來，我們見證了20世紀80年代文學轟動效應中啟蒙精神以文學方式的高揚，見證了港臺流行歌曲、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對一代人的形塑。放諸歷史，我們也知道古希臘文學、法國啟蒙主義文學、德國浪漫主義文學、美國廢奴文學、俄蘇現實主義文學、中國抗戰文學等等曾經起到的作用。長久看來，文學可有助于擴大國民心胸，提高審美感受力，與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共生互動，不可或缺。同時，在深層意義上，其能夠以無窮的想象力感染社會，陶冶情操，創造人類生存的詩意，重建廣闊的精神和心理空間。它蘊含著豐富的人類思想資源，豐富了當代思想的基礎，對于指引當代人的精神歸依，解決社會文化路向，療治時代精神病苦，重建人文精神和科學理性，塑造、彰顯和維系城市精神起到獨一無二的作用。

文學的作用，既不要高估也切莫低估。我們知道魯迅先生說過文學是民族精神的光亮，是溫暖人心的微火，也說過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文學就是文學，在當今這樣一個知識爆炸、獲取信息便捷、文學入門再無門檻、圖書獲取觸手可及的時代，我們更無法把文學的功用想得過高。文學的口號，或者動員令式的宏大無比的概念，顯然更不可能起到歷史上類似于國防文學、抗戰文學之類的動員作用。但文學又是可溶于水的鹽，是伴隨閃電而來的雷聲，是摹仿與印象，是表現與再現，是共情與移情，是言志與言情，是定型與變形，是救世與救心。文學的功用也并不是可有可無的。

只有在文本中，而不是在口號中，經驗與想象兩者共存。文學中的灣區和城市，哪些是經驗中的，哪些是被想象所賦予意義的，被賦予的是什么樣的意義，又是怎樣被賦予意義的，這些問題并不是寫作者能完全把控的事情?？梢钥隙ǖ氖?，文學中的灣區和城市，并不完全來自經驗敘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個被賦予意義的區域和共同體，也即“文本灣區”。正如深圳，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特區建立、城市崛起，，它表現為一種現代性意義的堆積，甚至表現出某種現代性修辭策略，并主要被表達為國家意義與現代化、城市化意義，以此構成了“文學中的深圳”這一強大的現代性身份?！盀硡^文學”同樣如此。

三

當然，我們也應該從中時段和長時段的角度，對粵港文化認同、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認同抱有足夠的信心。畢竟，從文化發生學上講，大灣區的傳統文化、民俗民間文化、學術文化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有一個廣東文化的背景或者說基石，都要植根于更寬泛意義上源遠流長的嶺南文化的厚土。在歷史長河中，由于廣東地處陸地南端，北枕五嶺，南臨大海，作為對外交流的口岸，特別是19世紀以來的門戶，讓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異域文化與本土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形成了兼容性的移民文化，開放性的海洋文化，遠儒性的非道統文化，消費性的市井文化，直到今天仍然澤被后人。如今，粵港澳三地的城市文化性格又以世俗性、現代性為核心。

歷史地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伴隨著廣東經濟大省地位的確立，尋求文化話語權的努力在學界也進行得如火如荼。十多年間廣東學界曾就“嶺南文派”“嶺南之謎”“珠江大文化圈現象”“廣東影視現象”“朝陽文化論”“廣東流行文化”等論題進行過曠日持久的討論和辨析;與此同時，社科界、出版界等以“嶺南文庫”的出版為階段性學術成果，對廣東文化的現實和歷史也進行了積極有效的對接。這種正名和辯護當然是需要的，也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對文化支撐力提出的要求。5D617507-B894-4D4C-9DB0-A02CBC1AAE31

在對家底的清理和對新的成果的歸納總結中，一個長期以來不甚明了的廣東的文化形象慢慢清晰起來，“珠江大文化圈”的稱謂也第一次被提了出來，為廣東文化在全國確立了言說坐標。這次大規模的文化自覺，形成了日后人們談論廣東的文化的三點共識，即：從歷史角度看，廣東的文化發展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品格;從現實角度看，廣東的文化屬于“無歷史狀態”的文化，它年輕而有活力，屬于感性自然的原生型文化，屬于商人或者平民文化;從價值角度看，廣東的文化雖有自己獨特發展的歷史和品質，但由于長期以來以內地文化為正統，體現出一種盲從性，廣東的文化要想在新時期獲得新的提升和飛躍，必須尋找新的價值取向。

對廣東的文化的考證、梳理和正名，體現了一種“文化認同”，與此相關開展的對廣東的文化身份，在全國文化格局中的地位，與其他區域文化的比較研究等等，盡管是“套餐式”研究，但已經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文化對話基礎和機制。

作為一個復合體，廣東的文化有自身發展的歷史，目前關于廣東文化、嶺南文化、珠江文化的種種套餐式研究遠遠不夠。近40年來不絕于耳的對此類話題的討論，是廣東文化建構過程中的一個片段，而不是定論，不是結果，無法完整呈現廣東文化的流變性、發展性。包括當前對“嶺南文派”“粵派批評”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的命題的提出，也是這樣一種思路的延伸，是接著說、繼續說，而不是新話題。

從更長時段看，對嶺南文派、嶺南之謎、珠江文派、粵派批評等的討論，不算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近代以來，廣東學人對廣東成為中國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另外一個學術中心的呼吁一直不曾停歇。毫無疑問，對于嶺南文派、粵派批評等這類話題的提出是有意義的，說到底體現的正是一種文化自覺和理論自覺，或者說是一種近代以來綿延不斷的對于建立廣東（嶺南）文學流派、文化學派等的一種在批評理論領域的當代回應。

鑒于廣東文化不同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京派或海派文化的獨有特征，早在20世紀30年代，歐陽山就創辦過一個粵語文藝刊物《廣州文藝》，提倡粵語小說和歌謠體的通俗文學。歐陽山的《三家巷》、陳殘云的《香飄四季》和黃谷柳的《蝦球傳》，都是成功的“廣味”小說，其藝術成就完全可以和“京味”小說相媲美。吳有恒也堅持探索運用粵語來表現地方特色之路，他還率先提出了“嶺南文派”的倡導，在《應有個“嶺南文派”》中提出：“我是主張南腔北調的?！薄皬V東人講官話，非其所長，我寧可避其短。然而，也不僅僅是為了避短。我們有責任把我們這地方語言中精彩的東西介紹給全國?！彼淖髌吠ㄟ^精心加工提煉的地方俗語、民諺和歌謠，不同于北方方言詞法和句法的詞語和句子，繼續在“廣味”小說的美學道路上跋涉。而楊干華、劉西鴻等，在“廣味”小說的道路上也有探索。因此，“嶺南文派”盡管沒有形成大范圍的創作實踐，但應該說是存在一條文脈的。

當然，新時期以來，“嶺南文派”的概念有了發展，顯然已不是“廣味”可以涵蓋的，它實際上體現的是一種現代精神、商業倫理和開放意識的貫注，是最早對世俗性、現代性和平民性的對應和演繹?？陀^來看，僅就新時期文學30年和新世紀文學十多年來，廣東文學界標志性的名家、大師，跟北京、上海乃至陜西、河南、湖北來比，確實存在影響力偏弱的問題。這個問題須從兩個方面看。我們現在所說的名家大師，其實范疇大抵不離20世紀80年代啟蒙時代沉淀下來的那一撥人，基本截止到80年代末的“先鋒文學”。啟蒙和先鋒，作為一種評價當代文學的普遍標準，也是文學經典化的基本標準。這樣一來，整體上相對平和、少劍走偏鋒的廣東文學，在那個時代就不會太受待見，沉淀下來的作家，也就相對有限。所以，如果從已經完成的經典化的標準來看，廣東文壇確實缺少像莫言、陳忠實、賈平凹、王安憶、格非、余華等“咖位”比較重的名家大師。這點無可諱言。盡管隨著近年來廣東吸引了部分已經享譽國內文壇的著名作家入粵，如鄧一光、楊爭光、鮑十、魏威等，但尚未完全改變廣東文壇在國內文學版圖中的傳統認識。

但是，這是評價標準——主要是啟蒙、形式和鄉土標準導致的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看，如果從現代性經驗的傳遞這個角度看，我們則會看到廣東文學其實憑借陳國凱、孔捷生、劉西鴻、譚甫成、梁大平、石濤等書寫的最早的現代性焦慮，劉斯奮對知識分子小說文雅傳統的堅守，林賢治、筱敏等對學者散文、思想隨筆的卓越貢獻，張欣、張梅對都市人生人性的精細捕捉、描摹，呂雷、廖琪、楊克、王小妮、徐敬亞、呂貴品、范若丁、肖建國、喬雪竹、吳啟泰、南翔、郭小東、彭名燕、李蘭妮、楊黎光、陳啟文、熊育群、盛可以、東蕩子、王十月、鄭小瓊、王威廉、黃禮孩、塞壬、吳君、孫向學、蔡東、畢亮、厚圃、陳再見等對廣東既定文學形象的不斷刷新，蕭殷、饒芃子、胡經之、黃樹森、黃偉宗、黃修己、蔣述卓、陳劍暉、林崗、謝有順等在文學理論與批評方面的建樹等，都已構成文學粵軍的基本面貌，使得文學粵軍在當代中國已經成為無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嶺南文派或者說廣東文學風格流派得以形成，一是體現了區位優勢，靠近香港，相對來講能夠較容易接受全球文化影響和現代思潮影響;二是體現了移民文化優勢，帶來了豐富的文化多樣性，也帶來了更多思維方式的可能性;三是體現了經濟發達、商業文明繁榮的優勢，文學和學術從業人員有更好的生活條件;四是轉型期社會發展帶來前沿性問題的優勢，有利于形成超前的問題意識;五是有文化兼容并蓄的優勢，多種文化在此匯聚、碰撞、交融，減少了對地域、家族、師承等關系的依賴性，民主意識更易形成。

以世俗性、現代性為核心的廣東性、嶺南性，仍是我們今天討論粵港澳文化復興、討論大灣區文化認同的基底和話語前提。

有了這樣的前提，我們就可以說，所謂“灣區文學”，包括當前部分學者倡導的“新南方寫作”，以及嶺南文派的升級再造，就不是一個本質意義[6] 上的區域文學流派，這樣的概念也不存在。但不妨將“灣區文學”作為一個開放的體系，將其作為審美現代性在文學上的必然反映。它具有“一統多元”“和而不同”的特質?！耙唤y多元”——即在嶺南文化“一統”之下，審美現代性呈現精英性和世俗性兼容的特點，體現一種價值多元和形式多樣;“和而不同”——即用市民文學、城市文學之“和”去包容各種頗具差異性的相關文學形態（風格流派）之“不同”。唯此，才能呈現“灣區文學”的真正形態，呈現“灣區文學”的內在氣質稟賦，也才能真正走向現代性、多元性、開放性的文學未來。

（作者單位：深圳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注釋：

[1] 鄧一光：《當我們談論深圳文學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么？》，《山花》，2014年，第3期。

[2] [美] 愛德華·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25頁。

[3] [法] 克里斯蒂娃：《從同一性到他者》，載閻嘉主編《文學理論精粹讀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345頁。

[4] [英] 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載羅剛、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頁。

[5]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晩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

[6] 作者注：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又譯本質論，是卡爾·波普爾在1935年提出的術語，其內涵與同唯名論對立的唯實論大體相當。文學領域中的本質主義從柏拉圖誕生起就一直存在。文學本質主義是以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各種文學本質論為基礎，將文學本質論推崇為一種形而上學“真理”的觀念。5D617507-B894-4D4C-9DB0-A02CBC1AAE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