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人文啟蒙的跨文化實踐

摘要：“五四”作為中國啟蒙走向現代的關鍵時期而受到學界關注，以胡適、魯迅等人為代表的新文化派更是成為研究熱點，但另一方面，學衡派領袖梅光迪因主張保守主義的改革成為新文化派的眾矢之的，并未受到研究者的青睞。多年來，學界對于梅光迪的研究多是流于表面，并未深入探索其思想的根源。本文搜集近三十年學界對于梅光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以人物研究、關系研究和思想研究三個維度進行歸納分析，試圖對國內梅光迪研究現狀進行總結。在此基礎上，掌握學界對相關研究的全貌及可資利用的研究基礎，同時挖掘出目前研究尚不完善的地方，為后來者的梅光迪及保守主義啟蒙研究提供深入的路徑。

關鍵詞：梅光迪 胡適 保守主義 學衡派 研究現狀

在普遍的英雄史觀中，近代歷史長河里的梅光迪（1890—1945）與那些左右時代的人物比，始終算不上耀眼的明星，不論是在文藝界還是在思想界，梅光迪都不是大多數人的關注對象。1911年，梅光迪作為庚子賠款第三批留美學生赴美學習，與當時大多數留學生熱衷于學習更具實用性的理工類學科不同，他選擇了學習文學曲線救國。在當時，文學與思想相互交織，文學為思想啟蒙提供載體，思想為文學藝術增加深度。與魯迅、胡適這些名留青史的思想大家不同，梅光迪雖稱不上“民族的脊梁”，但他在近代中國走向啟蒙的道路上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梅光迪作為《學衡》雜志的發起人，主張中國啟蒙的“第三條道路”直至今日依舊值得我們仔細研究，他不僅作為文學研究者不應該被歷史所遺忘，作為近代思想啟蒙學人與中美跨文化使者等多重身份仍未得到重視，以目前國內對梅光迪的研究而言，這與梅光迪在歷史中的作用是不相符的。

截至2021年，以梅光迪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中進行主題搜索，有關梅光迪的論文資料就有超過200篇。限于文章篇幅，筆者從中挑選一些質量較高、主題集中，具有代表性的期刊論文進行參考閱讀，并試圖在閱讀過程中總結出目前學界對梅光迪的研究現狀。本文將目前梅光迪研究以人物、思想和人物關系三條線索進行分類，在充分閱讀和思考后試圖為目前梅光迪研究作簡單的小結。

一、人物論：歷史里的梅光迪

梅光迪，字迪生、覲莊，1890年生于安徽宣城，作為第三批庚子賠款留美學生，被認為是中國首位留美文學博士，也是《學衡》雜志的創辦人之一。關于他的人物論是國內梅光迪研究的一個重點，早期關于梅光迪的論文主要停留在對他的生平進行介紹，并沒有進行深入的分析。梅光迪作為近代徽皖文人的代表之一，主張實現國際人文主義，但關于他最早的論文卻將他打上地方代表的烙印。學者段懷清的《梅光迪的人文思想與人文批評》a從梅光迪的人文主義思想的生發與嬗變對梅光迪進行解讀。文章從梅光迪晚年擬定的寫作計劃開始談起，對梅光迪為中國近代啟蒙所做的貢獻予以否定，簡單地將其劃歸為五四運動中新文化派的對立面，并將梅光迪的復雜思想動向歸附為僅是其在美國接受白璧德新人文主義影響的后果，仍然不能跳出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對學衡派從政治層面上就開始批判的藩籬。但作者敏銳地捕捉到梅光迪在接受白璧德人文主義教育之后產生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結合的嘗試，盡管如此，文章的結論并未指出梅光迪對白璧德的接受，反而質疑梅光迪是對白璧德人文主義的誤讀?？偟膩碚f，段懷清從思想層面上對梅光迪著述進行解讀，并未深入分析梅光迪思想產生的具體路徑，但文章從思想層面對梅光迪進行解讀也存在里程碑式的價值。

進入21世紀，關于梅光迪的人物研究邁上新臺階。2007年《新文學史料》雜志曾辟梅光迪專題研究，刊登了樂黛云的《梅光迪與學衡派》b、段懷清的《梅光迪年譜簡編》和宋晞的《梅光迪教授》三篇文章，其中后兩篇是關于梅光迪的生平研究，十分具有學術價值和參考意義。段懷清的文章簡明扼要地將梅光迪的生平年譜進行爬梳，從1890年出生到1945年逝世，梅光迪人生歷程中的關鍵年份和重要經歷都一一進行羅列。作者資料來源豐富多樣，不僅從梅光迪日記中提取關鍵信息，還從梅光迪友人的資料如胡適日記、竺可楨家書中仔細挑選涉及梅光迪的材料引為旁證，資料翔實清晰，為梅光迪研究者提供了便利。遺憾的是，作者較為傾向于對梅光迪與胡適往來論爭材料的發掘，從而忽視了梅光迪漫長人生的其他側面。但總的來說，文章史料價值高，將隱沒在史料叢中的梅光迪生平年譜仔細整理，有助于梅光迪進入各領域學者的視野。宋晞的文章原載于1984年春的《中國文化綜合研究》，為梅光迪逝世30周年悼文。作者從梅光迪的家世、求學經歷、任教經歷、為人處世及學問研究這五個方面對梅光迪的人生進行全方位立體的介紹，找出貫穿梅光迪一生的主線索，將各種身份的梅光迪都呈現在讀者面前，有助于我們了解復雜多樣的梅光迪。作者憑借其豐富的史料搜集能力和深厚的學術功底，整理出梅光迪日記中的關鍵信息，特別是梅光迪任教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和哈佛大學時期的材料，以其在這段時期寫就的若干篇文章作為枝干并展開敘述，提供了珍貴的學術資料。

2011年，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還出版了中華梅氏文化研究會編的《梅光迪文存》c?！睹饭獾衔拇妗返倪m時出版為當時方興未艾的梅光迪研究提供可資利用的文獻工具，該書收錄了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

《孔子之回憶》《近代大一統思想之演變》《致胡適四十六通》等代表文章，同時整理了他與友人的往來書信，其史料珍貴價值不言而喻。此書為目前國內出版的最全的梅光迪全集，更加豐富了梅光迪的研究材料。雖然梅光迪為人性格散淡，多述而不作，沒有專著存世，但文章字字珠璣，這部梅光迪著作集的出版對全面認識梅光迪思想提供了可深入的路徑。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楊揚《海外新見梅光迪未刊史料》d一文為梅光迪人物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作者親自走訪哈佛大學檔案館、燕京圖書館、中國臺灣“國史館”等單位搜集梅光迪佚失的人物資料，特別是梅光迪在哈佛大學求學期間的學習資料尤為具有參考價值。這些材料都能很好地說明梅光迪在哈佛大學所接受的具體教育，而并不是籠統地歸結為梅光迪受白璧德“影響”，同時對考察當時中國留學生教育及20世紀初美國大學課程教育具有重要意義。此外，作者在中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民黨特藏檔案”發現的1938年梅光迪代表國立浙江大學參加“民國政府”參政大會的提案材料，展現了梅光迪參加政治活動的一面，為全面認識梅光迪的立體形象提供了史料佐證。文章還展示了若干篇并未收入《梅光迪文存》的文章，說明目前梅光迪研究尚存在可開拓的空間。但遺憾的是，作者僅就搜集到的史料進行展示，并未從學理及思想層面對新材料進行深入分析解讀，實為美中不足。

就上述中國大陸學界近30年來對梅光迪的人物研究成果來看，研究逐漸擺脫對學衡派和梅光迪的刻板印象，開始回歸理性，隨著關于梅光迪的新史料的發現，這方面研究的方向和角度也變得新穎，慢慢從文學及思想層面外的政治、教育等方面討論梅光迪，力圖還原歷史中真實全面的梅光迪形象。

二、思想逆流：新文化運動中的“反動派”

梅光迪主辦《學衡》雜志的初衷就是與新文化運動針鋒相對，因此與新文化派文人也多有論戰，如魯迅、周作人等新文化派代表都曾撰文批評《學衡》，當中最著名的是魯迅在《晨報副鐫》中化名“風聲”發表《估〈學衡〉》一文。魯迅此文并非無名火起，他所針對的正是梅光迪在1922年發表在《學衡》創刊號的文章《評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在此文中對新文化派大加撻伐，言辭激烈，無疑在新文化派文人中樹敵無數。與新文化派相對應，以《學衡》雜志為活動中心的同人也形成了學衡派這一文人團體，因此關于《學衡》雜志的研究也成了梅光迪研究的熱點之一。關于《學衡》雜志的研究汗牛充棟，最具代表性的是曠新年《學衡派與新人文主義》e這篇論文。作者從《學衡》雜志與美國學者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義之間的關系出發，重審了學衡派這一與新文化運動對立的思想派別，揭示出學衡派的基本思路與觀點。他介紹了新人文主義思想形成的過程、白璧德的思想主張以及學衡派諸君對新人文主義思想的接受。在這種東西文化動態交流局面形成之后，《學衡》雜志的創辦使得新人文主義與新文化運動矛盾開始激化。作者接下來從學衡派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學衡派的文化思想以及學衡派的文學批評三個方面論述學衡派的思想主張，同時，作者還將學衡派的思想源流及文學批評主張進行了總結梳理，為后來進行學衡派思想研究的學者提供了可深入的路徑?！秾W衡》雜志作為梅光迪學術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進行相關研究所不能忽略的。學衡派不能僅視為是新文化運動的反面教材而存在，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層面中也有特殊的存在意義。

其次是茅家琦的《梅光迪與學衡雜志》f一文，作者用不偏不倚的眼光去回顧學衡派與新文化運動之間的復雜關系，總結了二者之間的主要論爭，包括對文學的定位及梅、胡二人關于文學革命的分歧問題。比如平民文學與藝術文學之爭，這是一個典型的關于文學功用問題的爭論。自梁啟超提出小說界革命后，就一直被各路文人墨客討論和質疑。作者還在文章中概括出梅光迪評判中西文化價值標準的不足，他認為梅光迪從阿諾德、白璧德的學說中預先看到了西方現代性的問題，作者的這種觀點很具前瞻性。但遺憾的是，目前尚未見從現代性問題出發探究梅光迪的論文，因此可考慮從這方面分析梅光迪的歷史意義。

樂黛云是學界最早認識到學衡派在中國現代化歷史中的重要性價值的學者之一，有不少后來者受她影響紛紛著墨于學衡派的研究當中，她早年的研究也成了后人必讀的文獻。她最早談到梅光迪和學衡派的是《世界文化對話中的現代保守主義》g這篇文章，她從法國大革命中形成的三股對社會變革的路徑談起，分別是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它們在同一框架內運行，試圖從不同途徑去解決同一個問題，同時推動社會動態地發展，同為中國現代化之路出謀劃策。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里，保守主義作為重要的一個分支以學衡派為典型代表，樂黛云的這篇文章從保守主義出發，切入到對學衡派問題的討論中，對梅光迪、吳宓、湯用彤等人的主張進行概括和介紹。學衡派主力大多為留美學生，以梅光迪為代表，服膺于白璧德之新人文主義學說，主張東西文明互鑒與溝通。樂黛云在文中從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之辯、中西文化的對比到白璧德新人文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等不同角度剖析學衡派的思想，同時也對他們的思想源流進行溯源探究，是早期學界對學衡派研究的高質量成果，十分具有啟發意義。樂黛云在文中也試圖重新為學衡派定性，揭掉這頂反動保守主義的帽子，為日后學界能繼續深入討論學衡派的問題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三、新人文主義的先行者

黃興濤的《論現代中國的保守主義者梅光迪》h同樣精彩地從保守主義角度介紹梅光迪在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突出貢獻，對梅光迪的一生，尤其是“五四”前后的思想活動進行了切實的考察。他從胡適與梅光迪二人對文言與白話文學之爭論入手，揭示了梅光迪的“四大綱”主張在胡適形成“八不主義”的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也概括總結了梅光迪在《學衡》上發表的4篇文章對新文化運動的抨擊。黃興濤將這些抨擊歸結為梅光迪對傳統的維護，特別是對儒家文化傳統——孔孟精神的保護。梅光迪既不反對傳統的改造，也不反對吸收西方文化，只是認為這些都需要有評判的標準。與新文化派相比，梅的主張雖顯保守，但更為謹慎。黃興濤的文章在概括梅光迪“五四”時期的思想動向后，對梅光迪保守傾向進行批判，認為其在當時起到褊狹和消極的作用?？傮w來看，文章對梅光迪思想的總結是準確到位的，但黃興濤對梅思想的解析未能從跨文化交流的語境去分析，從而落入唯結果論的窠臼，僅是將梅光迪視為固守儒家文化的復古派。

沈衛威的文章《文化保守主義的語境錯位——以梅光迪為例》i從保守主義角度分析梅光迪的啟蒙主張，總結出以梅光迪為代表的學衡派從白璧德處學來了古希臘古典主義精神，為之披上保守主義的外衣，以企圖挽救危亡的中國。作者大致梳理了這種古典主義精神的西方源流，闡明了人文主義以文藝與崇高精神對抗現代社會對人類內心的侵蝕，而梅光迪等則將這種古典主義與儒家道統思想相結合，將西方人文主義精神引入中國。但不巧恰逢五四運動正盛，特殊的時代在這種激進與保守之間造成胡適、梅光迪二人的對壘，而學衡派的主張更是被人誤解為與林紓等國粹派混為一談，陷入“守舊”的困境。文章雖然對學衡派的影響來源及主張以簡潔的文字進行清晰地表達，揭示出梅光迪與復古主義的本質區別，但他并沒有分析這種保守主義主張背后的成因。而管雪蓮的《梅光迪的古典主義美學思想》j一文則另辟蹊徑，從文學美學思想進入梅光迪的古典主義世界。作者從著名的胡梅論爭開始談起，尤其詳細交代了兩人在1915年和1916年較為激烈的“文言—白話”討論，由此引出梅光迪在美學思想中的古典主義傾向。作者不僅勾勒出這種思想的生成路徑，還總括了梅光迪古典主義思想的幾點主張，從宏觀上將梅光迪的保守主義思想落實到文學主張中，將抽象的思想傾向具象化，表現出梅光迪相信歷史中長期而穩健的積累，并提倡從古代經驗中總結出溫和可靠的藝術法則和嚴謹的美學知識這一古典主義者形象。但遺憾的是文章只停留在對梅光迪古典主義美學思想表述上的總括，并沒有深究這種思想的具體由來。由此可見在梅光迪的保守主義美學傾向方面的研究仍有可深入的空間。

較之上文，同期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歷史學者王晴佳在一篇文章中也探討了梅光迪與西方保守主義的復雜聯系?！队^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學衡派對中西文化的理解和闡釋》k這一雄文從紛亂的20世紀美國學界開始，對白璧德與杜威的人文主義與實用主義之爭進行溯源，探討了這兩種貫穿西方歷史發展的精神之爭。而梅光迪對人文主義獨特的理解及將其與傳統儒家思想的結合使得這一西方思想進入中國后得到別樣的詮釋，這都與梅光迪早年所受的國學熏陶以及他的留學經歷息息相關。由此，以梅光迪為大旗的“學衡派”力圖融合中西、匯通古今，在“五四”時期各方勢力竭力拯救危亡的國家中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但遺憾的是，“學衡派”的這種努力并沒有得到同輩充分的理解和響應，反而因為利用傳統儒家思想作為跳板招致詬病，成為激進改革派——新文化運動的眾矢之的。王晴佳的文章多引用梅光迪的著述對梅光迪的保守主義主張進行還原，還從《學衡》雜志的選文標準等多方面印證了“學衡派”對人文主義的崇敬、對傳統歷史的重視以及融匯中西文化的想法。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客觀地辨析了“學衡派”傾向的這種保守主義與傳統的復古主義之間的區別，并提示讀者，在學衡派之后，德國學者伽達默爾同樣致力于區分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差別，挑戰科學主義的權威?？偟膩碚f，這是一篇很成熟的文章，它提示我們應將“學衡派”的問題進行更為成熟和審慎的思考，不能簡單地將其與復古主義混為一談，從而抹殺了“學衡派”在中國現代啟蒙中做出的貢獻。

由此可見，關于“學衡派”的保守主義定性問題在學界中曾引起過激烈的爭論，進入21世紀后，隨著新材料的出現以及對學衡派了解的深入，學界才對學衡派的主張和立場有清晰的認識。從早期將梅光迪等保守主義主張與復古國粹派的故步自封畫上等號，到后來辨析二者之間的區別，這些突破都得益于對人文主義主張認識的深入。如果僅著眼于胡適與梅光迪之間的論爭，很容易陷入先入為主的困境，將梅光迪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阻礙則粗暴地將他的思想打上“反動、落后”的印記，從而過早地否定梅光迪。但若以梅光迪主張為思考的出發點，深入探究其主張及回溯其思想淵源，則能更深入地還原這場論爭背后的真正意義，進而更好地理解“五四”啟蒙對構建現代中國的作用。

通過上文先行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對梅光迪的研究仍存在可深入的空間和可能。首先，梅光迪被過度放大了作為《學衡》雜志發起人的角色，這一光環將其擁有多重身份的情況或多或少地進行了掩蓋。這使得復雜立體的梅光迪之認識并未得到客觀地建構，梅光迪作為新舊交替時期的留學生、新式教育倡導者、保守主義傾向的文人等身份都未得到重視。其次，對梅光迪所主張的人文主義及保守主義觀點認識不夠深刻，未能從歷史的源頭回溯梅光迪所持觀念的由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梅光迪的錯誤認識和誤讀，將他與復古的國粹派混為一談。另外，部分研究也忽視了梅光迪在“五四”近代啟蒙道路上做出的貢獻，而僅是將他作為胡適的論敵，并沒有探究背后的思想復雜性與歷史現場。因此，如果要真正深入了解梅光迪對近代中國人文啟蒙的作用，必須重新認識“五四”復雜的社會背景和盤根錯節的思想互動，尤其是東西方之間的思想往來，同時深入發掘梅光迪多重身份后的中美聯動。只有這樣，才能還原歷史中真實的梅光迪形象，認識他在現代進程中發揮的角色，從而重新敘述“五四”啟蒙發生的過程與意義。

a段懷清：《梅光迪的人文思想與人文批評》，《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第13頁。

b樂黛云：《梅光迪與學衡派》，《新文學史料》2007年第1期，第32頁。（本文有關該書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c梅鐵山主編、梅杰執行主編：《梅光迪文存》，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版。

d楊揚：《海外新見梅光迪未刊史料》，《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第56頁。

e曠新年：《學衡派與新人文主義》，《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6期，第90頁。

f茅家琦：《梅光迪與學衡雜志》，《民國檔案》1989年第1期，第82頁。

g樂黛云：《世界文化對話中的現代保守主義》，《中國文化》1989年第1期，第132頁。

h黃興濤：《論現代中國的保守主義者梅光迪》，《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第97頁。

i沈衛威：《文化保守主義的語境錯位——以梅光迪為例》，《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第10頁。

j管雪蓮：《梅光迪的古典主義美學思想》，《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第107頁。

k王晴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學衡派對中西文化的理解和闡釋》，《江海學刊》2014年第4期，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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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樂黛云.世界文化對話中的現代保守主義[J].中國文化，1989（1）.

[8]曠新年.學衡派與新人文主義[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

作者：謝鎮宇，北京外國語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跨文化。

編輯：趙斌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