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的回歸

祁巖 楊勝男

摘要：貝婁在小說《貝拉羅莎暗道》中首次直面大屠殺與美國猶太人的生存境遇。小說的匿名敘述者“我”對猶太民族歷史經歷了從遺忘到信奉“記憶就是生命，忘卻就是死亡”的轉變，這標志著貝婁晚期創作主題的轉折——由“世界性”向“猶太性”的轉變，反映出作者對猶太移民美國化問題的深切關注與回歸猶太文化歷史的強烈愿望。

關鍵詞：《貝拉羅莎暗道》 匿名敘事 民族性

索爾·貝婁（SaulBellow，1915—2005）在1989年發表中篇小說《貝拉羅莎暗道》，文中的第一人稱匿名敘述者“我”對猶太民族歷史經歷了從遺忘到信奉“記憶就是生命”的轉變，這也標志著貝婁晚期創作主題的一個轉折點——由“世界性”向“猶太性”的轉變，反映出作者對猶太移民美國化問題的深切關注和回歸猶太文化歷史的強烈愿望。在小說的開篇，“我”對猶太民族的歷史處于一種遺忘的狀態，隨著故事的發展和身邊美國猶太人的出現，“我”逐漸意識到記憶的歷史意義，成為信奉“記憶就是生命，忘卻就是死亡”的猶太后裔，以此警醒世人銘

記民族歷史，維系民族身份，承擔歷史責任。

一、猶太移民美國化

自古以來，猶太民族就是一個飽受流浪之苦的民族，在經歷了三次大流散之后，流散已經成為猶太人的一種生存方式，猶太人無論在哪里都面臨著被當地文化同化的問題。身居美國的猶太移民亦是如此，他們不得不面臨“美國化”這一社會問題。美國社會一直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反猶主義傾向，社會各個階層充斥著對猶太人的歧視和壓迫，這就使得猶太人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受到不公平待遇。美國文化的實質是以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占主導地位的美國白人文化價值系統，“美國化”在美國歷史上主要指20世紀前半期發生在美國的一場“來自東歐和南歐移民的同化運動”a。這之后，“美國化”用來指少數族裔為了能夠融入美國社會并在美國社會中生存下去，逐漸放棄自己本民族的傳統，接受美國社會的文化價值，成為這套文化系統的追隨者，反而與自己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相脫離。在《貝拉羅莎暗道》中，年輕時期的匿名敘述者“我”就是猶太移民完成美國化的典型代表。匿名敘述者“我”出生在新澤西一個俄羅斯猶太家庭，作為第二代美國猶太人，“我”已完成“美國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在費城創辦了記憶力訓練學院，獲得成功和財富，進入美國富人階層，這讓“我”在新世界中找到了存在感，忽略了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二是“我”對于出生地新澤西的遺忘，這其實是對于自己猶太身份的否認。新澤西是眾多猶太人在移居美國后首先選擇的居住地，這里見證了歐洲猶太移民艱苦掙扎的貧困歲月。相比之下，“我”更愿意承認自己出生在繁華的費城?！拔摇笔桦x自己的故鄉，遠離猶太背景，切斷了猶太民族之根。三是“我”的猶太宗教意識變得淡薄，作為猶太后裔的“我”違背了猶太人禁止與異族通婚的傳統，不顧父親的反對，與費城的一位美國富家白人小姐結婚，導致了“我”與父親的關系惡化。四是面對猶太民族的大屠殺歷史和經歷過大屠殺的同胞哈里·方斯坦，起初“我”的態度是淡漠;面對給“我”講述大屠殺歷史的方斯坦夫婦，“我”一直在選擇逃避這段歷史記憶，認為對于這段歷史記憶最好的處理方式就是遺忘。這時的“我”已經遠離自己民族的歷史和宗教傳統，完全融入美國這個新世界中。

二、從遺忘到記憶

《貝拉羅莎暗道》采用倒敘的手法講述小說的第一人稱匿名敘述者“我”對于猶太民族的大屠殺歷史的態度轉變，即從遺忘到記憶，從淡漠到勇于承擔傳播民族記憶的責任。在小說的開篇，“我”對猶太民族的歷史處于一種遺忘的狀態。盡管方斯坦夫婦竭盡全力向“我”講述大屠殺歷史，可“我”一直處于一種淡漠的態度。隨著比利·羅斯、海曼·斯維德洛、方斯坦夫婦的兒子吉爾伯特和他的朋友以被美國化的猶太人形象出現之后，“我”開始思考在美國生活的猶太人應該如何面對猶太民族歷史的問題，民族意識逐漸蘇醒。

“我”從小生長在美國，并且已經完全融入美國社會，沒有經歷過歐洲猶太人的苦難。與“我”形成鮮明對比的另一位主人公是波蘭猶太人方斯坦，因為他親歷了大屠殺，是大屠殺記憶的一分子。1938年，德國人沒收了方斯坦父親在維也納的大宗珠寶投資，之后他的父親去世了。方斯坦的姐姐和姐夫被捕，關進了集中營。方斯坦和他的母親僥幸逃出了波蘭，來到了意大利，由于墨索里尼采納了紐倫堡反猶太法令，使得他們在意大利的生活更加艱難，在這種膽戰心驚、條件惡劣的環境下，患有糖尿病的母親很快就去世了。之后，方斯坦在羅馬被捕，等候被押到城外的巖洞里執行槍決。歷經磨難的方斯坦被美國的猶太同胞所救，僥幸活了下來，他的經歷是殘酷的大屠殺歷史記憶的一部分。他不會忘記這段歷史，同時他也迫切希望自己的猶太同胞能夠牢記這段災難歷史。

面對從納粹手下死里逃生的方斯坦，同齡的“我”表現出了美國式的幼稚，感覺整個方斯坦的遭遇就像一部好萊塢式的連續劇，方斯坦對過去歷史的堅守讓

“我”不以為然，并頗具諷刺意味地勸他：“忘了吧。做個地道的美國人，好好做生意?！眀作為記憶專家的“我”卻勸告方斯坦選擇忘記，這表明在對待猶太民族歷史的認知上“我”與父親和方斯坦夫婦是完全不同的：父親和方斯坦夫婦是猶太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守護者，而“我”對自己的民族歷史表現得毫無興趣，甚至置若罔聞?！拔摇备静涣私庠谕涝讏龊头偈瑺t里到底發生了什么，認為反思大屠殺是一種徒勞。大屠殺是猶太民族遭受到的空前浩劫，是猶太身份認同的重要依據，“我”對于大屠殺歷史的冷漠和輕浮令人愕然。

面對大屠殺這一民族浩劫，“我”表現的態度總是心不在焉或極其不耐煩。每當方斯坦的妻子索萊拉向“我”講述方斯坦的大屠殺經歷的時候，“我”并不關注她講述的民族歷史，反而更關注她的外表，嘲諷索萊拉的“嫵媚全在于她背后那驚人的一層又一層的脂肪”c，“我”的膚淺還沒有讓“我”意識到索萊拉在“我”對猶太民族歷史的認識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當她向“我”講述猶太同胞在集中營被迫赤裸著身體被吊死在絞刑架上的困難經歷時，“我”的態度竟然是不想聽，不耐煩。

三十年后，72歲的“我”接到來自耶路撒冷的一個電話，是一位拉比讓“我”幫助尋找方斯坦，這件事成為“我”開啟與方斯坦夫婦聯系的動力，也開啟老年的“我”對自己在猶太歷史的問題上進行反思，開始正視猶太民族的大屠殺歷史記憶，思考作為一個猶太人對于歷史記憶的價值所在。在“我”尋找方斯坦夫婦的過程中，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在夢境里親身經歷了大屠殺，與這場民族災難的歷史記憶實現了交融?！拔伊⒖贪l現自己掉在一只洞里。......一開始我便在拼命往外爬。......可是我已經筋疲力盡，氣喘吁吁，即使我真的爬出洞口，我也已經過于疲勞而無法戰斗?！眃在夢里，“我”被告知“我”的人生建立在一個錯誤的認知之上，那就是拋棄了自己的民族歷史記憶。夢醒之后“我”意識到自己之前拒絕承認大屠殺歷史是錯誤的，此時此刻“我”認識到它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每個人都不應該遺忘，作為猶太人的“我”更不應該如此。

方斯坦夫婦向“我”講述大屠殺的歷史真相，引導“我”的猶太歷史意識不斷覺醒，幫助“我”正視大屠殺歷史，探究大屠殺歷史對猶太民族的意義，增強

“我”的猶太歷史意識。大屠殺給猶太民族帶來了巨大的傷害，除幸存者之外，大屠殺歷史已經逐漸被美國猶太人淡忘，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與大屠殺事件沒有直接關聯，他們更需要融入美國的主流文化之中。與方斯坦夫婦堅守自己民族歷史的行為相反的是“我”周圍其他美國化的猶太人，他們都竭盡全力地要割裂與猶太相關的一切聯系，如比利·羅斯、斯維德洛、吉爾伯特及其朋友等。他們警醒“我”要追隨方斯坦夫婦的腳步，牢記大屠殺記憶，只有守住傳統，才能抵抗美國化的侵蝕。

在猶太同胞遭遇大屠殺迫害的時候，比利·羅斯，又稱為“貝拉羅莎”，在羅馬秘密地組建了一個救援猶太人的地下組織，然后將救助的同胞送到美國，方斯坦就是被成功救出的猶太人之一。方斯坦一直費盡心思地要當面感謝比利的救命之恩，但是比利卻不斷地拒絕與他有任何的聯系，并對過往的救援行為絕口不提。即使方斯坦的妻子拿著搜集到的比利的過往丑聞，來威脅他同自己的丈夫見面，比利依舊斷然拒絕。當索萊拉問他是否記得他在羅馬救人的事情，他說：“記得，忘記——跟我有什么關系呢？”e比利想過美國人的生活，他是美國娛樂界的大亨，實現了個人的成功，獲得了金錢、地位和榮譽。他與自己的過往切斷聯系，這說明他丟失了自己的民族信仰，摒棄了自己的民族身份，竭力要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另一位是方斯坦的近親海曼·斯維德洛。他曾是一位投資顧問，現在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長著一張古老的猶太人的臉，但他想盡辦法將猶太遺產排除掉，民族感情已經蕩然無存。他明確地告訴“我”：“你的歷史也成為你的選擇對象。要不要擁有一份歷史成為一種‘考慮’，全看你如何決定?！眆在斯維德洛看來，民族歷史只是一種選擇對象，不需要記憶和傳承，每個人都可以隨意進行選擇而不必為它負責。

生活在美國的第三代猶太移民又是如何對待這一歷史問題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方斯坦的兒子吉爾伯特和他的朋友。當“我”給方斯坦家打電話的時候，接電話的是吉爾伯特的朋友。他喜歡用美國式的存在主義和虛無主義的觀點回答“我”的問題。當“我”問他有關吉爾伯特對自己的猶太背景和他父親的身世的看法的時候，他卻略作沉吟回避了這個問題，這讓“我”判斷出他也是個猶太人。他雖然沒有否認這一事實，但是他唯一想要的活法是過上美國人的生活。他早已被美國同化，所以對他來說在美國是否是猶太人已經無關緊要。再看方斯坦夫婦的兒子吉爾伯特，他曾是方斯坦夫婦引以為傲的天才兒子，索萊拉夢想吉爾伯特能成為一位物理學家?？墒聦嵣纤€博遇到麻煩，方斯坦夫婦在趕往營救他的路上遭遇車禍雙雙身亡。方斯坦夫婦去世后，他已經成為他們美國財富的繼承人，但他沒有繼承父母捍衛猶太歷史的堅持。然后，他正在拉斯維加斯由一位年輕女士陪著，他用記憶方法訓練這位女士記住每次發牌中的每一副牌，然后再運用數學原理中的概率因素進行賭博獲利。作為美國的第三代猶太移民，他們沒有經歷過大屠殺，對前輩遭受的苦難知之甚少，對自己民族曾經的歷史和文化完全不了解。吉爾伯特也是一位記憶天才，卻完全忘記了父母所堅守的猶太民族的歷史記憶，也沒有繼承父母的猶太傳統，這是一個莫大的諷刺，更是第三代猶太人的悲哀。猶太民族曾經的苦難史給猶太人帶來了慘痛的代價，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美國文化的浸染，猶太后輩已經忘卻了這一切，猶太歷史沒有警醒后人，這是既可悲又可怕的。此時的“我”已經突破了內心的困境，“我”渴望同方斯坦夫婦一起追憶舊事，捍衛民族歷史，然而他們已經去世了?！拔摇弊罱K意識到方斯坦的歷史從未在“我”眼前消逝，“我”也絕沒忘記作為這場災難的幸存者意義何在。為了將猶太民族遭受的大屠殺歷史傳承下去，“我”決定做一名像方斯坦夫婦一樣的猶太歷史堅守者。隨著“我”對民族歷史記憶的轉變，“我”的民族意識不斷覺醒，直到“把我記得的一切有關貝拉羅莎關系網的事記錄下來，并且在著墨時用符合記憶技能訓練特點的華麗詞章加以修飾”g。至此，“我”肩負起傳承猶太歷史記憶的責任，完成民族身份認同的建構。

三、民族性的回歸

《貝拉羅莎暗道》中的匿名敘述者“我”對待民族歷史所經歷的轉變也正是作者貝婁本人的轉變。貝婁在長達六十余年的文學創作中，憑借“對當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h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然而縱觀貝婁的文學作品，從早期的作品《受害者》《只爭朝夕》到中期的作品《赫索格》《賽姆勒先生的行星》《耶路撒冷去來》，再到晚年的作品《貝拉羅莎和暗道》和《拉維爾斯坦》，都間接和直接地對大屠殺進行描寫，可以說對大屠殺的關注貫穿了他整個創作生涯。對如何呈現大屠殺這一民族浩劫，對它持何態度涉及種族感情和歷史認知，是貝婁無法回避的重大問題。

貝婁對自己的猶太身份正如小說中的匿名敘述者一樣，也經歷了從遺忘到記憶的轉變過程。猶太文化對貝婁的影響是深遠的，他生長于一個俄裔猶太人家庭，從小接受的是猶太傳統文化教育，熟讀《塔木德》和《創世記》，他的母親更希望他長大之后成為一名拉比，猶太文化已經成為其生命中無法割舍的一部分。但貝婁卻拒絕接受“猶太作家”的稱謂，他認為自己的猶太出身只是他生活經歷的一部分。貝婁對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表現出矛盾心態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一是從歷史上看，美國政府對猶太移民和猶太知識分子先后頒布了《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約翰森-里德法》（Johnson-Reed Act）和《國家原出生地法》（National Origins Act）等一系列帶有歧視和排斥的政策與法令。此外，反猶主義在美國社會以各種若隱若現、若強若弱的形式存在，美國有些民眾對猶太人抱有偏見，認為他們富有侵略性，貪財并且追逐權力。二是拒絕接受“猶太作家”的稱謂進行寫作是一些作家的生存策略，他們擔心以“猶太作家”的身份進行寫作會點燃美國社會中長期潛伏的反猶主義。三是根據族裔來給作家貼標簽，如“猶太美國作家”或是“美國猶太作家”，往往會讓人聯想到作品中的猶太性而忽視了作品本身的價值。

貝婁的民族意識深深扎根于他的心靈。筆耕不輟的貝婁在中年時期實現了美國化，獲得了穩定充足的收入和較高的社會地位，1976年他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標志著他作為作家取得成功。此時的貝婁具有了自由表達民族情感的條件和能力，他發現自己無法掙脫歷經苦難的猶太民族所賦予他的一切，他要通過民族災難——大屠殺喚起民族意識，呼吁民族性的回歸。20世紀60年代貝婁的歐洲之行讓他對自己的民族歷史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別是他參觀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看到那些“用人皮做成的沙發、人皮做的燈罩，貝婁才真切地、感性地見到了猶太人的受難史和猶太人的悲劇命運，他感受到一種恐怖”i。這次歐洲之行讓貝婁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他充分地意識到那場浩劫的分量，再次陷入了有關猶太民族歷史文化的沉思。1967年，貝婁作為《每日新聞》雜志社的記者，訪問過以色列報道“六日戰爭”，那是他第一次親歷戰場，眼前的以色列處于被戰爭蹂躪的一片混亂之中。1975年，貝婁再次來到以色列，這一次他更近距離地了解了以色列，他看到暴力事件每天都會在這里發生：咖啡館被炸，汽車爆炸，好多當地的居民都在戰爭中喪生。這令貝婁感嘆道：“從‘二戰’時期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以色列六日戰爭，到歐洲各國仍然存在的反猶主義殘余，以及眼前在以色列見到的中東危機，難道猶太人聚集在以色列，就是要再給世界一次集中消滅他們的機會嗎？”j這一切讓貝婁開始反思猶太民族的歷史命運，并開始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識地呈現涉及猶太人以及發生在猶太人身上的納粹大屠殺這一歷史問題。

貝婁從早年創作的小說《晃來晃去的人》（1944）開始，在其多部作品中多次間接或直接地提到過大屠殺。大屠殺的夢魘在他的心中一直揮之不去，但是他從未深刻思考大屠殺這一問題。1987年，當評論家批評美國女作家辛西婭·歐芝克在中篇小說《斯德哥爾摩的彌賽亞》（Messiah of Stockholm）中沒有直面描寫大屠殺問題的時候，貝婁寫信給歐芝克，道出了以貝婁為代表的猶太裔美國作家的困惑和矛盾：一是上文提到的三個主要原因使得猶太裔作家錯過了對歐洲猶太人的毀滅的書寫;二是在這些作家力爭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時候，他們更多地被新世界的新文化所吸引。貝婁曾深刻地反思：“什么都關心，只是不關心在波蘭發生的恐怖事件。我是極其緩慢地意識到自己這種難以言表的逃避態度，甚至不知道該怎么樣開始將它納入到自己的內心世界?！眐雖然他沒有親身經歷過大屠殺，但他認識到有責任把這場給猶太人帶來歷史災難的大屠殺寫到自己的作品中。

《波士托尼亞》雜志的基恩·博茨福德在對貝婁的訪談中曾問他剛過三十歲正準備寫《奧金·馬奇歷險記》的時候是否已經是個成熟的人，貝婁回答說他認為自己那時候并不成熟，因為“有許多東西我還未能吸收，許多東西從我身邊溜走了，大屠殺就是其中之一”l。那時的貝婁已經意識到他對大屠殺還不夠了解，而且他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美國生活上。此外，他認為自己還沒有做好思考猶太人歷史的精神準備，更沒有必要去承擔描寫猶太人命運的職責和義務。在訪談的最后，貝婁說：“我竟然沒有注意到一些大事（大屠殺）的重要意義。......直到《貝拉羅莎暗道》以前，我一直沒有做到。所以，活到現在這個年紀，我早該履行幾項被忽視了的使命了?！眒貝婁的愧疚直到1989年在《貝拉羅莎暗道》中呈現大屠殺的民族記憶才得到些許平復。

四、結語

作為猶太作家，貝婁為美國猶太人歷史意識的缺失和割裂狀態深感憂慮。雖沒有親歷大屠殺的災難，但猶太的民族傳統、歷史命運、集體無意識都根植在其靈魂深處?！敦惱_莎暗道》標志著貝婁的創作向民族性回歸，凸顯了貝婁作為美國猶太作家的文化立場和價值取向：大屠殺記憶是猶太民族身份認同的重要依據，只有牢記民族歷史才能維系民族身份，獲得文化生命的歸屬。

a Kurtz，Seymour.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1681.

bcdefg索爾·貝婁：《索爾·貝婁全集》第十二卷《偷竊，真情，貝拉羅莎暗道》，宋兆霖主編，殷惟本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頁，第196頁，第246頁，第219頁，第242頁，第259頁。

h索爾·貝婁：《索爾·貝婁全集》（第一卷），宋兆霖主編，宋兆霖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ij周南翼：《二十世紀文學泰斗：貝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62頁，第254頁。

k Atals，James.Bellow：A Biography [M].New York：Random House，2000：547.

lm索爾·貝婁：《索爾·貝婁全集》（第十四卷），宋兆霖主編，李自修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頁，第388頁。

參考文獻：

[1]劉洪一.走向文化詩學——美國猶太小說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喬國強.論索爾·貝婁的中篇小說《貝拉羅薩暗道》[J].外語研究，2010（6）.

[3]尤廣杰.析《貝拉羅莎暗道》中貝婁的猶太關懷[J].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2012（6）.

[4]武躍速，蔣承勇.記憶對忘卻的人性審判——論貝婁《貝拉羅莎暗道》中的道德哲學[J].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1（9）.

[5] Bloom，Harold.Saul Bellow[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6.

[6] Cronin，Gloria L.，and Ben Siegel（eds.）.Conversations with Saul Bellow [C].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7] Dutton，Robert R.Saul Bellow[M].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2. [8] Miller，Ruth.Saul Bellow：A Biography of the Imagination [M].New York：St.Matin’s Press，1991.

作者：祁巖，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在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語小說與跨文化研究;楊勝男，哈爾濱師范大學西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

編輯：趙斌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