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技術權力看老年人群生活困境的產生

殷卉

摘要：老齡化正成為引起人類社會、經濟、政治變化的重大的全球性趨勢，是人類前所未有的課題。如何能幫助老年人提高生活品質、提升幸福感是政府組織需要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特別是當社會處于風險時期，如何幫助老年人解決特殊時期的生活困境，更是衡量政府組織社會風險治理水平的重要體現。本文從當下老年群體面臨的困境出發，從技術權力的視角探討其困境產生的根源。

關鍵詞：技術權力 ; 老年人群; ?生活困境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公共衛生安全問題成為了成為各行各業關注的重點。如何在面臨長期風險的同時維持正常的生活，其研究涉及到社會治理、人居環境、企業發展、傳媒產業、教育改革、消費行為等各個層面。雖然行為主體各異，組織期待也不盡然，但在策略選擇上卻不約而同的選擇了依靠技術力量，以數字化轉型為主導。

從2020年兩會期間的人大代表的提案中，也可以窺視到這一現象。例如：馬化騰結合產業互聯網在防控、復工復產復學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建議加快制定產業互聯網國家戰略，壯大數字經濟;建議發揮“互聯網+”優勢助力“后脫貧時期”鄉村振興，加大新基建在農村地區的部署和投入，讓廣大農民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紅利;百度董事長李彥宏提議開放人工智能平臺、加強人工智能應用;雷軍提議發展衛星互聯網“新基建”建立災害預警智能物聯網，丁磊提議加快支持數字文化產品出海、數字音樂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梢?，面對風險社會，組織更加期待借助數字新技術來應對風險和優化社會治理。

1、數字新技術與老年群體的生存困境

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總數約1.91億。聯合國預測，到21世紀中葉前，我國老齡化進程將不斷加速加深，預計到2035年， 65歲及以上人口規模將突破3億人。

與老齡化相伴而來的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主要特征的新一輪數字新技術革命，正以空前的力量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傳統的社會結構形態。國家高度重視數字信息技術發展，以搶抓數字機遇作為中國未來發展優勢的重大戰略。然而，數字新技術的發展在帶來機遇和紅利的同時也對日益增長的老年群體帶來了新數字鴻溝。

由于老年群體受技術、制度、文化與自身因素制約，他們較之于其他群體在信息技術擁有度、應用度上有著巨大差異，從而主動或被動地與數字信息化時代脫節，淪落為“數字難民”。特別是在此次公共衛生危機中，情況尤為凸顯。老年人由于對智能手機操作不熟練，對新技術不了解，在注冊健康碼、線上預約掛號以及在獲取防控相關信息方面陷入窘境。

除了日常生活中遭遇技術困境的表象之外，由技術落差、信息落差、知識落差導致的貧富落差和階層分化將隨著社會整體老齡化程度的加深而日益深化。從本質上看，老年數字鴻溝來源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科學技術進步發展不協調所產生的發展問題，也是老年群體技術權力喪失的體現。隨著新時代對新技術依賴的逐漸增強，老年人群技術權力的弱勢會越來越凸顯。如何保障老年人更好的享受數字紅利，是我國科學技術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

2、數字技術與技術權力

科學技術對人類社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它和權力之間的關系尤為復雜。就其原初性而言，技術僅是人類在日常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技巧和藝術，并沒有滲透到權力之中。隨著技術對人類社會的作用日益增大它很快滲透到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等諸多領域并被權力所肯定。

技術權力是指技術的社會功能，人們與技術交往愈加緊密，表現在具體的權力形態上，在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領域，呈現出多樣化的技術權力。

?？抡J為：“權力……是人們賦予某一個社會中的復雜的戰略形勢的名稱”。從這個角度，權力就是眾多力的關系集合體的表述，不僅是局限在政治上層建筑領域中的支配性力量，更是社會關系領域中的行為方式與行為力量。馬克思關于機器權力的探討，開啟了對技術力量異化為權力的批判。他認為技術既有肯定性的“解放”力量的意蘊，也有著否定性的“控制”力量的意蘊。此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的集權訴求”、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社會”、哈貝馬斯的“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芬伯格的“技術代碼”、勞斯的“知識權力”等論述中，都涉及技術權力問題。哈貝馬斯指出，科學技術開始規范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領域，影響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成為宰執世界的力量。馬爾庫塞也認為在技術環境中，文化、政治和經濟融合為一個無所不在的系統，這個系統吞沒或排斥了一切選擇的余地，技術合理性已經變成了政治合理性。從這個角度出發，技術與權力的緊密關聯，就不僅體現在技術的使用之中，更體現在技術的設計之中;技術的權力不僅與技術的使用論相關聯，更與技術的認識論相關聯。這里的技術“權力”不僅體現的是政治結構的支配性力量，也包括更寬泛意義上的認知方式與行為力量。

3、技術權力弱化與數字鴻溝

“知溝理論”（Knowledge Gap Theory）是關于大眾傳播與信息社會中的階層分化理論。1970年，美國傳播學家蒂奇納等人在一系列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這樣一種理論假說：“由于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地獲得信息，因此，大眾媒介傳送的信息越多，這兩者之間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研究表明，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知溝”帶來的知識不對稱，除了一般的外在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內在因素的障礙所致。主要包括：時間障礙、空間障礙、技術障礙、語言障礙、知識結構障礙等。其中，技術障礙是指由于我們無法聯入大量存在的知識網絡，無法解讀和共享目前許多以各種形式存在的知識，如計算機和網絡中普遍存在的已加載重重密碼、權限和口令的知識信息，無法利用知識管理技術超越時空的限制與其他主體之間進行交流和互動造成的“知識鴻溝”。而知識鴻溝最終會影響到社會分層、社會權力與社會信任?？梢?，同中輕年人群比較，造成老年人群生活困境的本質原因是內在因素障礙引發的“知溝”，特別是技術因素。

數字鴻溝與知溝假說一脈相承，知溝著重于在大眾傳播中形成的知識差距，數字鴻溝特指在數字傳播時代，不同群體使用媒介的能力不同以及媒介內容獲取行為不同而形成的信息獲取差異。依據不同的形成原因Riccardini和Fazion將數字鴻溝分為接入溝和使用溝。接入鴻溝主要體現在接入端的不平等，使用溝的主要集中在不同群體使用網絡的目的以及網絡活動的內容方面。

老年人的數字鴻溝遠遠超越了簡單的接入問題，他們在互聯網使用的范圍和強度上與中青年人都有顯著的差異。在使用溝層面上，數字時代的來臨，老年群體在智慧出行、健康醫療、生活服務、休閑娛樂等方面都出現不同的使用溝問題及表現。在日常出行中，由于智能手機使用不熟練，老年人打不到車、買不到票的狀況比比皆是。

中青年人能夠系統地將數字技術應用于生活的多場景并受益時，老年人只會使用簡單的應用程式，也并不能將數字新技術作為表達意見的工具。而今，信息技術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權力變量，由數字鴻溝導致的知溝的產生將會重塑社會階層化機制，勢必也會帶來權力的異化。

數字化和老齡化疊加而產生的老年人數字鴻溝議題，其重點是要切實解決老年群體在運用智能技術時遇到的痛點、難點問題。2020年11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實施方案》，指出到 2021 年底前，圍繞老年人出行、醫療、消費、文娛、辦事等高頻事項和服務場景，推動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務更加普遍，傳統服務方式更加完善;到 2022 年底前，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務水平顯著提升、便捷性不斷提高，線上線下服務更加高效協同，解決老年人面臨的“數字鴻溝”問題的長效機制基本建立。為加深對老年群體數字鴻溝而導致的生活困境有更深層的理解，我們可以從賦權理論出發，彌合技術權力弱化造成的知溝。所羅門·阿希認為：“賦權”就是協助受到社會壓迫甚至被邊緣化的群體對抗來自社會的不公平對待，同時減低個人的無能感的專業活動。賦權可以被看成是動機性概念或關系性概念，可以從個體心理與社會關系兩個角度對賦權進行界定。從個體心理動機角度看，賦權是通過提升強烈的個人效能意識，以增強個體達成目標的動機。如果從社會情境與社會關系角度來看，賦權可以在對話、傳播中得以實現，從而使整個老年群體的社會權力結構更趨公正。

總之，對老年群體技術權利弱化而導致數字鴻溝問題的關照和解決，一方面考驗著政府的主角擔當，如何強化政府的職能借用社會力量善待數字化時代的弱勢群體;另一方面也是對科技的“社會溫度”的測量，它拷問著數字時代的科學技術如何向善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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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武漢研究院開放性課題IWHS20202080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