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文學時代”的文學批評

李蔚超

一、兩次超越轉向：批評家劉大先的誕生

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領域，劉大先的特殊性值得探討。作為個案，觀察劉大先的批評實踐，可以察覺一位當代“文學批評家”的誕生、成長與文學場域、文學體制的關系，也可觀察時代的文學風尚如何轉化為批評話語，如何在批評家的實踐中萌生、發展、成熟從而變作一種熟練的尺度，當批評家成為行業權威時，或可影響一時的文學風氣。

二〇〇一年開始發表文章的劉大先，最初涉獵的領域是中外文藝理論和電影批評①，旋即便展示了作為批評者的敏感度和總體把握文化現象的能力，逐漸展開一系列文化觀察和雜文短評②。劉大先最早發表的文學研究類文章則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這便迥異于處理當代新作和文學現象的文學批評家的工作對象。二〇一二年，進入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二屆客座研究員之列的劉大先，開始在中國作家協會的文學體制的引導和塑造下，進入了當代文學批評場，這一次契機，可以視為文學批評家劉大先的第一次重要的超越轉向。從學院機構到當代文學創作和批評現場，從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到當代文學及文化研究，十年來，廣闊的文化現場更加適合劉大先的知識結構、理論訴求和個人稟賦，在文學批評界，劉大先如魚得水。

所謂的“青年批評家”、新一代文學批評家，往往是以最籠統、約定俗成的方式為文學批評家劃定身份，除去便利草率的代際標準———七〇后、八〇后、九〇后之外，“北館南社”③和各類期刊推出的批評家專輯和獎項都是比較重要的命名依據。置身其中，劉大先是具有治思想史、跨多學科能力的一員④。劉大先的學術背景、從業領域和工作方法差別于文學專業出身的同行，這使得他最初邁進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領域，展開對作家新作的批評和討論時，便顯出了不同的思想路徑和言說視角。對八〇年代樹立的文學向內轉、純文學美學標準，劉大先自始至終充滿反叛沖動，反叛的基因既來自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與機制批判理論，他們批評主宰美國學院的“新批評”將文學禁錮在經典與傳統之中，抹殺了革命新知的文學，繼承自這一脈絡的劉大先，將批判施加在中國特色現代主義式的“純文學”想象。事實上，劉大先成長的社會文化語境無法給予他八〇年代的幻境，不僅劉大先，“青年批評家們”都生活在“告別八〇年代”的文化現實中，敏銳而清醒的思考者必須要尋找新的話語方式，劉大先不過是其中更加有自覺意識的一員。他認同精英主義學者南帆的“文學不該在這個時刻退出公共領域”，也在南帆做出判斷之后的時代中，劉大先辨析出“純文學”不得不以藝術性為純粹自足的象征資本的窘境，若想繼續完成文化使命則必須超克八〇年代的想象、范式和形態，因以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為學術出發點⑤，劉大先在他擅長的歷史/文學的文學批評文章中，阿來《瞻對》、澤仁達娃《雪山的話語》等少數民族作家的文本是他的理論演武場，而非更加普遍的家族敘事長篇小說。

劉大先作風勤勉，學術方法體大思精，偏愛“宏大”的框架，他的文學批評生產力高于同代的批評同行。在中國，文學批評實踐除了寫之外，還需要不同場合的言說/演說，劉大先的論述視野宏闊，博覽群書的學識及其與生俱來的雄辯風格，讓他激情的語言更易使人信服，旺盛的精力和對一切文化現場的參與熱情，使得他出入各大學術會議、文學研討會，化身互聯網新業態的參與者，“活躍”如果是褒獎，劉大先無疑是當下最活躍的“流量”文學批評家。

所謂的活躍的“流量”批評家、“胃口”駁雜，體現在能夠獲得大量文體各異、領域迥別、媒介不同的作品討論、文化活動的“邀請卡”，同時，頻繁在各類場合露面，卻沒有過分損耗劉大先的學術口碑和專業評價，他是最早獲得文學批評的國家獎———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理論評論獎，與此同時，劉大先在學術專業領域也收獲了許多認可。一九九〇年代當代文學研究的學院派和作協體制、媒體倡導的批評派之間的鴻溝，劉大先似乎較為輕松地實現了左右逢源、出入自由。

批評家劉大先的誕生并非偶然。

首先，這與中國文學批評場域的需求有關，對中國社會、文化的整體性的把握，對中國文學發展主潮的熟悉、理解和預言，是文學批評家的主要工作積累，據此對作品作出的裁判方可與更廣大的中國問題相關聯，這種對文學批評的需求來自于當代史中文學的政治屬性，并且在當下越來越被強調和召喚。劉大先與當代文學場的詢喚不謀而合，他修改了盧卡奇的總體性和現實主義理論，不再寄希望于文化的主體性建構作用，而是提倡用符合“時代賦形”的文體形態貢獻現實感。在以現代性作為元話語的人文學科下，劉大先緊緊把握時間的現代性內涵，他從時間拯救歷史，呼吁保護歷史，進而把握現實，主動迎對未來。這些宏大的判斷緊扣著新世紀以來中國重建文化主體性的內在訴求。其次，對于當代文學生產機制，劉大先曾做出判斷：“在現實的生產場域里，國家庇護主義不得不與文學的資本主義并存，甚至發生一定程度的媾和”⑥，誠如所言，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組織模式同樣受到商業運作和信息資本的影響，文學批評處于權威認證和商業包裝的復雜期許之下，并由此產生多重效力。劉大先盡管作為學院中的一員，一旦他邁入文學批評現場，他必然被安置在這些不同力量復雜作用的場域之中，而劉大先的應對自如，恰好印證了下面提及的文學批評實踐的新特質。第三，人工智能及新媒體時代的學者與學術研究的實踐方式產生了新的特點，一面是學術體制內的精雕細刻、皓首窮經，即所謂的一九九〇年代學院中發生的思想退隱而追求學術規范化、科學化趨勢，一面是迥異于傳統的書齋營生，在火車上用葷段子把歐洲各國的乘客逗得前仰后合，讓聽眾陶陶然接受演講理念的齊澤克才是新一代學術Icon，身居學院，卻需要迅速地對文化政治事件作出反應，以適應信息資本對知識和觀點的生產和傳播的速度。二者未必是截然對立的兩條路，但是劉大先的志向更趨近于后者，因為后者更具有實踐性、行動力和現實意義，或者說，他越來越遠離前者?！耙粋€敏銳的當代社會觀察者”，這是劉大先的命名，是一種標榜隱喻。

二〇二一年，劉大先最新出版的專著《從后文學到新人文》的緒論是為收集文章系統成書而作，這篇氣勢恢弘的文章可視作劉大先對于文學研究和批評實踐的整體性思考和闡釋，是歷經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向當代文學批評轉向后的體察和思考，并加之以理論概煉，與此同時，《緒論》及全書也是劉大先為晚近三十年文學繪制新變的歷史圖譜。在這篇宣言性的雄文里，劉大先宣稱：“是時候進行階段性的總結與發明了”⑦，這部著作或可視為劉大先的第二次超越轉向。

二、新左派理論精神與王道政治：以現代中國為立足點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

抽象的、涵蓋的理論對青年學人散發著迷人的智性誘惑，早年間，劉大先把青年黑格爾視為他的偶像和學術目標，在其隨后的學術生涯中，最新的理論成果構成了劉大先的閱讀書目，吸納了理論資源后的劉大先再次進行轉化性理論創造。以《八旗心象：旗人文學、情感與社會（一八四〇———一九四九）》一書為例，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情感結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等理論，啟發了劉大先將“心”與“象”這兩個中國古典文論的重要語詞合成了“八旗心象”。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心”是主觀的來源和歸所，“象”是客觀在主觀中的呈現，以“象”類物，是古人的模擬、描述外部認識世界的手段和方法。其意義大多是描述創作的構思階段，與外在的物相對而生。然而，劉大先在深諳道理的前提下，將八旗心象定義為創作后的作家心態：

“創作完成后的作品以及這種作品所流露出的心態、情緒與精神狀態，具有美學形象與社會心理隱喻的雙重含義。毫無疑問，在近現代轉型之中，心象不僅僅是心理表征，更是社會表征和政治行為，它具體化到旗人文學中從旗人生計到滿漢關系、從文化氛圍到價值觀念、從‘排滿’浪潮到身份凸顯、從遺民情緒到愛國激情的書寫當中。旗人文學顯示出日趨改變的意識觀念與情感結構，并且通過‘心象’的主觀方式參與到文化實踐當中，與外部社會、政治、體制和文化的整體結構變遷形成既有同構又有辯證的互動，顯示出文學在歷史中的能動力量?！?/p>

由文人個體的主觀世界的探索到人對外部世界的認識的概念延展，劉大先將心象由古典引渡為一個十足的現代概念，“考察旗人文學所表征的心理情緒和感受認知在歷史進程中潛滋暗長的位移”，顯現劉大先的理論訴求和根本目的，他并不在乎文學這種創造是如何在個體的發生學，如果說文學是由心而生之象，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心外：“‘旗人文學’何以成為一個學術問題，必須回到歷史語境之中，既立足于文學文本本身，也要同時不斷地觀照與之并行的歷史語境，后者事實上決定了前者的任何細枝末節的變化?！薄皾M人折射在文學作品中的自信與惶惑，構成了近現代中國文化轉型的獨特一脈：既有所有中國人共有的那種普遍性緊張，也有與帝國利益密切攸關的獨特情感?！雹?/p>

除去黑格爾、尼采之外，盧卡奇的總體性理論，海登·懷特的新歷史主義理論，以及法蘭克福派和伯明翰派的文化研究理論和方法，是劉大先熟練操作的二十世紀的歐美理論工具。早年的劉大先明顯受到了“新左派”理論精神的影響⑨，了解劉大先的學者以“起自草莽、一路搏殺”評價他⑩。起自草莽，源自血脈之中的“草根”趣味，他饒有趣味地在會議上談到消磨寫文章時間的“喊麥”“抖音”、脫口秀、熱搜，草莽出身，也使得他對于形形色色的“新左派”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血統倍感親切。

事實上，劉大先提出的“邊緣的崛起”就是一面繼承自“新左派”理論陣營的旗幟。以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為對象，他所看重的是“邊緣、邊地、邊民文化與文學”呈現的文化多元性，以及去中心化、反本質主義的“后”學品格，劉大先重視各民族文化中的口傳樣態，認為主流文人的審美觀點忽略了少數民族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民間口頭文學，“傳播、傳承于旗人民眾口耳間的薩滿教神話、英雄傳說、民間故事、民謠等民間形式的或漢語或滿語的口頭文學?！?1

理論給予研究者理解和概括世界的立足點，它之所以被稱之為工具，就在于為解讀者、觀察者提供了撬開整全的文本世界的工具，它之所以成為一種思維訓練而非知識，也在于為研究者塑造了一種思維模式，劉大先是很好的例子，他幾乎按捺不住表達對理論的熱愛，在他幾乎所有的文章中，劉大先會及時地引入理論。階級、性別、種族（根據學科和治學領域的需要，劉大先自覺地將種族置換為族群、民族等范疇）是“新左派”理論的重要立足點，劉大先在對文本的閱讀中，首先引起他關注的往往是這三種理論范疇燭照而出的細節。

劉大先將《現代中國與少數民族文學》視為自己的代表作，這部以他博士論文為基礎撰寫而成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著作，為該學科和劉大先日后的研究和批評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基本理論范式和鏡像關鍵詞（歷史與書寫，主體與認同，差異與表述，地理與想象，迷狂與信仰），在此書的緒論中，劉大先不再糾纏“現代性”的概念，而直接進入現代性的產物少數民族的建構歷史，這部書中處處可見?？录捌浜髮W的權力及建制等理論精神，其旨歸在于建立一種以現代中國為主體的少數民族研究?；貞π掠碌奈恼隆睹褡逦膶W研究的方法、立場和理論命題的生產》時，劉大先對比較有代表性的“自我本位主體性呈現”“返還本族群文化之根”的“少數民族文學中心論”提出質疑，指出忽略了所謂少數民族文學的“自我本位主體性”始終無法擺脫籠罩其上的國家主導性文學規劃和體制，即無論如何，少數民族文學主體都是在中國這個“大主體”之下的“亞主體”。

另一方面，在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所里，顯而易見，漢族學者劉大先是“少數”的多數代表。然而，作為“少數”的多數代表的劉大先為現代中國建構中“單一的族別文學歷史一度處于抑止與停滯的狀態”尋找歷史原因；作為文學批評者，劉大先的重要實踐就是就是為少數民族文學與漢語文學的“主體間性”關系鼓與呼：“獨白的時代已經結束，現在是眾聲喧嘩的時代，少數民族文學及其批評也要發出同樣響亮的聲音?！惫倘豢梢岳斫鉃椤斑汉取钡谋痉?，但是，在劉大先宏大的理論視閾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勢必是他理論建構的一個支撐點。因此，我們不得不注意，劉大先在這里使用哈貝馬斯交往理論具有悖反的風險，唯有圓滿克服風險，才能實現他的理論預想。

強調少數民族的主體性及其與漢語文學平等的主體地位，則可以對抗傳統的內部他者化的框架，不再劃分出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也就毋需反復呈現壓抑、驅逐及其反抗的對抗性。向“多元一體”提出挑戰，轉而倡導“多元共生”，那必須解決向心力的問題，或者說，如何讓多元文化在一個共同的、共識的疆域內的平行生長?！巴黄萍扔幸幏逗徒缦?，對被擠壓和放逐在邊緣的少數民族文學加以兼容，把被壓抑的能量釋放出來”則意味著必須厘清釋放出來的是何種及多少的能量，否則誤入歧途的族裔至上論可能會引出民族國家內部分裂主義。

千燈互照，萬象共天，文學共和，天下大同，這一系列富有傳統儒家文化印記的詞語，是劉大先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提出的概念，一方面繼承了費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著名觀點，一方面表現出古典儒家王道政治的內涵，國家、統治者施行清明的政治，民間、百姓順行完善的倫理道德。在左右斟酌平衡后，劉大先從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實踐中找到了理想方案：“新中國較好地解決了民族平等問題，進而使滿族的民族認同與新的國家認同之間獲得了‘重疊共識’相關，見證了特定族群與國家之間在結構性轉型中產生的張力，顯示了實現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歷史道路的必然性與有效性?！?2而在今天，如何發揮文化的認同作用，挽回二十世紀末全球性的文化認同危機，將彌散的原子化個體凝聚成共同體意識，塑造新的集體性倫理，是劉大先文學批評實踐的底部邏輯，因此，這也是劉大先孜孜以求地樂于在文學現場保持“活躍”的理由，在這里，蘊藏著生機勃勃的新的現象和新的可能性，經歷了口傳文化的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操作實踐，已經沒有什么文化形態不可以被劉大先納入到他的體系之下。

劉大先的文章中分布著粘稠的理論密度，博覽群書落實在研究和文章中則體現為博采眾家之長，文章引證出處十分豐富，在學術文章的評價體系中，這代表著一個學者的知識儲備程度和博學水準。通過劉大先的引證，可以看出中國史學、社會學等學科領域對于晚清旗人的研究，比之文學界要深入得多。這既給予了劉大先龐大的學術空白領地，又給予他巨大的難度考驗。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成果，固然可以擴大文學研究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視野和思路，但是，原創性的文學研究的主體性和差異性在哪里？在我看來，如果說劉大先早期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西方理論的使用，與民族問題、晚清旗人及當代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的融合略為鑿圓而枘方，在《從后文學到新人文》這本近作中，在龐博的引證和鮮明的理論視角之外，劉大先逐漸形成了富有理論調性的語言風格，更為重要的是，他依然使用施密特、阿甘本的例外狀態和德勒茲的情動，但是將西學理論在地性轉化至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場域之中時，其圓融性和通約度已經超越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階段，這固然說明劉大先的自我超越，同時劉大先解讀的劉慈欣的科幻小說、非虛構寫作潮，也證明了中國當代問題與世界問題的通約性，以及中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典型性。如果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只是劉大先學術實踐的一個面向，是學術機制和他個人趣味的一次融合，那么由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過渡到后文學與新人文，才是劉大先真正的批評領地。

三、以現在拯救歷史：蕪雜的歷史現場與德性的歷史敘事

在劉大先的著作中，他與同時代人對話的意圖頗為明顯。他引用的對象除了歐陸理論之外，更多的是今人的學術著作。在談論晚清旗人的問題時，從其關于歷史的研究性敘述中都可以體會到劉大先的溢出研究對象時代的當代性問題意識，在談到晚清時到歐洲訪問的旗人斌椿，“對于那些在‘現代化’史觀下的歷史書寫者來說，斌椿訪問團是無裨于彼時中國應當‘走向世界’、追尋富國強兵之路的?！眲⒋笙葧鋈惶S到當代中國的時代和事件，如果正文的規范限制了他導致無法直抒胸臆，注釋中他會加上議論：“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鐘叔河，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現代化文化思潮中整理出版了一系列‘走向世界叢書’，重印了晚清海外游記、日記、詩文，對使團的評價大多遵循‘現代化’觀念?！?3斌椿的日記與詩文并非是對西方文化的輕視，而恰恰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傳統“天下”觀念的再現?！八τ^察西方的結果，是只看到了自己?！?/p>

曾宣稱治學批評講究“六經注我”的劉大先在許多情況下展示了他思維的雀躍。談到民初旗人小說家蔡友梅的小說“特意樹立庫緞眼的內弟古道熱腸、不驕不媚的剃頭鋪子老板苗大與之作對比”的人物塑造時，劉大先忽地興起了與《戰國策》中的記載做對比的念頭，劉大先沒有給出推理和闡釋的過程，而是直覺“清末民初，波譎云詭的外交與政治，內憂外患的戰爭，中西古今的文化碰撞，商業和大城市的發展，使得質樸淳厚的公序良俗受到極大沖擊，與戰國時候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4這種擺脫學術層層推理，暫時告別引證和論述嚴謹邏輯的學術慣例，與他的批評家思維有關，他需要作出判斷，無論是從歷史定位還是現實需求，古今中外為我、為今、為事所用。

二〇二二年《當代文學評論》組織了盧燕娟、周展安、朱羽、陳培浩、李靜探討當代文學的“當代性”及其研究范式，從不同角度延續和深化前輩學者陳曉明等近年來關于此問題的思考。在這次《當代文學評論》的討論中，周展安把錢穆“將唐史作為唐史來研究，仿佛唐以后沒有宋”概括為一種“同時代史意識”：“所謂‘同時代史意識’，是指研究某一段歷史的時候盡可能拒絕從這段歷史的流向和終局之處逆推歷史，而是將這段歷史當成是自己的同時代史，當成自己所置身的歷史，用著仿佛是第一次發現的、驚異的目光注視著自己的時代。從而，其和歷史的關系，就不是處在一個有距離的、旁觀者的位置上，也不是處在一個對此一段歷史之終局已經了然、有一個答案在手的位置上，而是對此一段歷史之流向抱著無窮的疑問，因此與這段歷史之間產生一種極具強度的張力關系。但也因此，這種‘同時代史意識’更能引導治史者沉入這段歷史內部、發現這段歷史的曲折幽微之處。這種‘同時代史意識’也可以說就是一種‘當代史意識’，即將每一段歷史，無論其長短，都當成是自己的當代來加以體認。對于‘當代’之未來走向誠然可以依據既有材料進行展望，但并不能以并未發生之‘未來’來逆推‘當代’?！敶牡谝灰x就是其未完成性。對自己的同時代的深刻沉浸，將自己的同時代作為仿佛是唯一的時代那樣來凝視和體認所獲得的意識，即是一種‘當代性’意識?！?5劉大先與周展安所論的“同時代史意識”有所不同，他在做百年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之時，除了新鮮詫異地進入那段歷史之外，他的當代史意識在于時時關注當代中國的文化問題，不再遵循線性時間觀念，而是將歷史與現在并置在一個平面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與二十世紀歐陸哲學關于“同時代”的創造有關系。

?？?、本雅明與阿甘本對”當代”時刻的哲學內涵的思考自來有之———當代總是和歷史結合在一起的。?？碌淖V系學雖然探討的對象是過去，但其真正的目標是“現在”，?？略浾J真打量康德思考的“時刻”?？档略谠S多著作中提到了時間問題，而且，這些討論時間和歷史的大多數文章，都試圖確定歷史的合目的性和歷史終點，即時間總是通向終點的一個時間，但是，他尋找差別：今天相對于昨天，帶來了怎樣的差別？本雅明認為過去和現在是并置在一個空間范圍內的；而阿甘本則認為當代既是對過去的回溯，也是對時代主導性潮流的偏離。三種當代的共同特征就是不再將現在和歷史作為一個時間念珠串聯在一起，不再遵循線性時間觀念。對阿甘本來說，尤其重要的是，做一個當代人，就是要發現當代的隱晦和黑暗之所。16佩索阿是否也是法國批評家阿蘭·巴丟發現的隱晦和黑暗之所？所以巴丟提出了當代的哲學任務是成為佩索阿所代表的同時代的人，因為在更深的層面上是哲學還無法完全理解這位詩人的現代性。于是，后現代以來的“現在”擺脫了過去和未來的糾纏，擺脫了歷史合目的性的宰制，而成為思考的單一而純粹的核心。

如此一來，似乎可以解釋劉大先在歷史研究時略顯蹊蹺的選擇和苛責古人的傾向。在對晚清旗人女此人顧太清的研究時，劉大先簡直維護了全球六十年代革命遺產的性別平等的觀念，他不屑于對于“獨特的女性意識”加以細膩地心理學分析，而是嚴肅地對深閨中的貴族女詞人提出時代命題的考量，他反復申述“顧太清不惟國際時事，她的作品中也從未出現過對國內重要事件的反映?！敝钡剿龑懗隽诵≌f《紅樓夢影》，劉大先才找到了顧太清敏銳感知時代的影子，“作為敏感的女詞人，分明能給體會到時代大變局的到來，隱約能夠曲折悟會曹雪芹當年的悒郁情志，卻終究不能層進一步，而將這種情緒壓抑下來，最終止步于夢中的惘然，‘不知是真是假’?！笔苤朴诤笠娭鞯慕箲]，劉大先甚至對于龔自珍和顧太清的私情也要發出“其實不論史實，兩個人也完全不在一個思想層面之上”的議論。

事實上，顧太清作為晚清詞人，她所書寫的近體詩和詞的文體是否能承載劉大先試圖尋找到的現代意識，是一個值得考量的問題，旗人文化精英的憂愁，究竟是傳統儒家式的身世之感和天下危亡，還是即將到來的世界大變革的敏銳和憂懼？鮮明而銳利的當代意識，讓劉大先在處理歷史對象時難免無法壓抑苛刻古人的痕跡。劉大先借助“苦惱的敘述者”，分析旗人貴族彌漫不去的焦慮，稱顧太清作品大團圓的結局為“反向的形式呈現為自我欺騙式的重續家聲、欣欣向榮”，美滿的結局是“幻夢”，而這幻夢“未嘗是不諳世事已變的蒙昧，而是深一層無處排遣的恐慌與逃避”。這種分析，使我懷疑他在尋覓焦慮的時候，是否也在刻意制造和召喚焦慮。同樣的例子是在分析文康《兒女英雄傳》時，劉大先借近現代以來《紅樓夢》與《兒女英雄傳》的對比模式，指出文康之書是旗人族群意識的整體性浮出歷史地表。但他依然不忘對文康的否定評價：“世界的格局已變，但他依然抱殘守缺，以自欺欺人的幻想來對抗開始覺察出的傾頹命運?！?/p>

更為典型的例子是劉大先關于旗人作家儒丐的討論。盡管“遺民心態”不是劉大先所原創，但是他對于旗人文人的遺民情結的強調和發掘，則十分有效，闡釋了旗人的遺民情結的內涵既包含著旗人對于前清時代的回憶與復興民族文化的渴望，同時發展為對于君主立憲?；矢牧嫉拿运寂c幻想，通過劉大先的闡述，我們或許可以判斷，旗人為代表的滿族，作為曾經的統治階層和帝國之主，在現代化進程中最早地轉化為現代的民族意識。他有時將之稱為“滿洲意識”，與“偽滿洲國”政權相對應，根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論述十九世紀中葉出現的第三波民族主義浪潮，當君主不再擁有不言自明的合法性，于是王室紛紛貼上民族的標簽，標榜自己是民族的代表，收編民族主義原則，以期掌握對“民族想象”的話語權，在對比中，劉大先敏銳地察覺到偽滿洲國的政治敘事和歐洲十九世紀中葉的相似性，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滿洲意識形態的塑造最終走向失敗。在津津有味地引用了海登·懷特“歷史想象”“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的理論，劉大先將懷特、尼采對于歷史敘事的理論武器揮舞向儒丐的歷史演義《福昭創世記》。通過大段引述儒丐《福昭創世記》的原文，劉大先對虛構了滿洲開國皇帝為民族英雄而貶低李自成登農民起義領袖的演義展開了批評分析，對于儒丐主觀尊貶態度，劉大先并不認同，甚至不惜將胡適的話搬到此處調侃儒丐“歷史在他的虛構中真的成了一個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于是，從明代歷史演義追溯而下概括演義者的目的和心理，援引尼采分析人對歷史的三種態度，還順手苛責了儒丐在小說里忽略了女性角色“東哥個人的悲歡哀樂”而“注目的是努爾哈赤部的雄才大略”。到了收尾部分，劉大先終于按捺不住批評家的評述欲望，對儒丐小說中的歷史觀提出了可以稱之為嚴厲的批評：“穆儒丐的族群民族主義是不具備中國歷史傳統與現實處境的，他所表述的族群性民族主義帶有其特殊的政治與文化訴求，終究因為不符合時代大勢而趨向于湮沒，如同滔滔大潮中的一股微小的回流?！?7。至此，劉大先的語氣越發嚴厲，他引出弗朗索瓦·貝達里達《歷史的實踐與責任》，“警告”儒丐的“復仇”可能會引起后來者新的“復仇”?！拔膶W重述歷史，歷史也就是廣義的文學?！边@是劉大先的結論，是他反復申述的結論。在我看來，劉大先對于儒丐的虛構神話論的嚴厲態度絕非是批評家的好惡取舍，而是回應美國“新清史”學者的帶有意識形態傾向的歷史觀，以歐立德的《滿洲之路》為例，他便曾批評“漢化”一派的觀點，認為不可忽略了清朝與其他朝代不一樣的“他者感”和清朝統治者對滿族起源的神話的崇拜，這是劉大先“警告”儒丐的另外一重原因。

文學中的歷史觀以及文學與歷史的關系，是劉大先文學批評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論參數、關鍵詞和文本切入口。值得注意的是他獲得魯迅文學獎理論評論獎的文章《必須保衛歷史》中，處理了與儒丐《福昭創世記》相類似的“本事”和“敘述”的問題，而褒貶態度截然不同：“《春秋左氏傳》中成公四年、成公五年、成公八年里記敘的‘本事’是由于趙氏孤兒的母親趙莊姬與他的叔祖父通奸間接造成的趙氏滅門。但司馬遷在《史記·趙世家》記載的時候，卻隱匿了污穢的本事，而將罪魁禍首嫁接給權臣屠岸賈，突出的是程嬰和公孫杵臼的救孤義舉。紀君祥創作雜劇的時候則舍左傳‘本事’，而采用了史記‘故事’。千百年來人們記住的是經過史書和文學美化了的歷史形象，而并沒有誰會認為這種處理是反歷史的。因為在司馬遷和紀君祥那里，都意識到歷史并非某種饾饤瑣碎的‘拆爛污’，而是要貫通‘大義’，讓讀者感受到溫情與節義的價值彰顯。這是文學的德性，而不是現代歷史科學的理性。即便是史學，‘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入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嗤ā氖穼W與文學不僅是記言記事的筆法，更在于支撐著這種筆法的對于‘歷史性’的認識?！?8這時的劉大先，的的確確是以“同時代史意識”在討論司馬遷的史家筆法，他以中國古代歷史書寫是以倫理和道德的標尺代替現代歷史的理想與科學標準，所以中國的歷史是德性的、倫理的、審美的書寫。而少數民族文學書寫的德性標準，劉大先表達得很直接，就是一種超族群的歷史眼光，例如對蔡友梅的評價———“雖然描寫的多為旗人的故事，但要表達的是對晚清整個社會現實的看法，希望引起全體讀者的注意———他具備一個小說家應有的超越族群的胸襟和眼光?！睂糯骷疑星胰绱?，面對當代作家作品，劉大先的德性歷史標尺更加精確，在對阿來長篇小說《瞻對》的評價時，缺乏歷史書寫的能動性的小說被視為“中國考據學的松散版本”“已經固化的標本”。19

在新歷史主義史學的視域下，文學與歷史在敘事性上被視為一體兩面，這種文史通約的觀點與中國古代詩史傳統有近似性，劉大先的歷史研究頗有以文證史的目的。八十年代以來，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以及域外學者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為代表，開啟挖掘五四及中國現代性的豐富及復雜內涵，重寫文學史和重新衡定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潮流下，劉大先的晚清旗人文學研究和現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同樣屬于補缺正史敘事的作用。在現代性話語中，旗人文人屬于需被歷史超越的對象，因而留下了許多歷史的空白，劉大先的晚清少數民族文學首先完成了這樣的任務。

比較的方式是劉大先的主要方法。劉大先在大的歷史敘述之外，將旗人文人的創作、活動加以對比，作為歷史主潮之外的補充或填充，不同層面的細節，構成了更加飽滿的歷史空間和“蕪雜現場”?！啊睹诽m芳》始作于五四運動前夕，這個時候全國的新文化思潮———尤其在北京———已經風起云涌，但儒丐顯然沒有受到多少影響。因此，小說的意義主要并不體現在其思想形態方面，而是體現在其對于清末民初北京戲劇界風情民俗的展示上面”，“這些風俗舊制因為種種權力機制的原因，為正史所不載；而在戲劇與民俗研究者那里，又由于各種原因一直沒有得到敞亮的顯現”，此外小說的細節描寫與歷史的補遺關系被劉大先以各種命名方式反復出現：“保留了歷史幽暗處的瑣碎細節”，“看到一種必然性在偶然性中的顯影”，“歷史的豐富褶皺”，“心靈的幽微閃現”，“歷史的豐富面向”，“正史補闕拾遺之用”，“隱匿在正史的邊角處”等等。晚清歷史以旗人文學與現代文學經典文學對比，以京旗文人和外省入京的漢族精英這兩種不同的文化身份做出對比。儒丐與郁達夫“相似的言語卻顯示了共同面臨的帝國主義背景和民族主義情緒”，區別在于一個是滿洲民族主義立場，另一個是中華民族的普遍意義。比較階層身份的不同。旗人武俠作家王度廬一生漂泊，從來都是一個平民的身份。劉大先甚至要強調，王度廬與老舍的區別在于，老舍的平民意識在現實身份發生變化后，擁有了話語權力，作品身份也會發生變化?！暗讓优c邊緣的生存本身就令人筋疲力盡，使得王度廬與那些處于領導時代潮流地位的啟蒙者和革命青年，有著明顯的差異?！边@種歷史細節的清理，同樣包含著對新清史學派的回應。清朝的“八旗制度”在歐立德和路樂看來，正是清朝對多民族的帝國統治的一個反映，而劉大先的晚清八旗敘事，恰好揭示了到清朝中晚期后的凋敝的八旗制度對底層旗人的生活的影響，以及他們和其他民族的中國人一樣卷入到大歷史之下的現實、情感狀態和他們的文化實踐，即種種歷史的豐富面向。

四、“后文學”之后：尋找與開創新人文話語

劉大先是一個代表。這一代中國青年學者，或者說這一時代的中國學者，走出了對西方理論的崇拜和輕信，以中國立場為出發點的借鑒、對話、共融成為了自覺的選擇和努力的方向。也恰恰是經過知識考古學的理論訓練，劉大先警惕任何知識話語的權力，質疑任何因約定俗成而僵化的慣性方法，并隨時向更廣闊的現實和未來敞開學術空間。

準備這篇文章的過程中，劉大先正在四川綿陽市北川縣掛職縣委常委，在與我為數不多的聯系中，劉大先在參與處理企業破產重組、招商引資等民生事宜。在發來語音的環境音里，在微信文字的上下文里，劉大先顯得興致勃勃、情緒飽滿，他虛心受教于他要處理的事宜，并積極縱身其中。他向往著廣闊的世界，他嘗試尋找一種更高遠、更廣闊的生命辯證邏輯，他不得不讓我想到百余年前劉大先的皖籍同鄉們，他們將傳統與現實，鄉土與現代社會，中國與世界敏銳果敢地與個人生命融合起來?！芭c”的二元性在劉大先的諸多著作中十分普遍，這是他較為習慣的分節、論述、推進的方式，也是他構建一個宏大的體系和空間的基本解構形態，但是在劉大先的理論世界中，“與”的兩端與其說是對立的二元，不如說是互為鏡像，互為補充，互相生成，互相聯通的要素。

幾年前，劉大先曾困惑語氣地和我談起同行對他的批評，當然，嚴肅對待批評本身是他自反式的推敲、超越自我的必然過程———堅持左派色彩的理論立場和宏大敘事，便意味著手持道德化的利刃，斧斫世界和自己，而任何個人性都因德性政治、宏大敘事、集體性倫理被對立起來而顯得可疑與似偽。直到二〇一八年魯迅文學獎頒獎典禮上，在我看來，劉大先找到了自我解釋的路，他在魯迅文章里的看似矛盾對立的篇章，尋找到了同一性，完成了“與”的平衡與聯通，“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保ā缎‰s感》）與“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保ā哆@也是生活》）劉大先說：“這是兩個截然不同，卻又并行不悖的魯迅：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既是現實的，又是理想的；既看透世間的冰冷與殘酷，又沒有放棄對于理解和關愛的追求?！边@是劉大先尋找到的左派精神的二重辯證法，也是他的文學批評實踐的辯證法———將自己的批評與理論建基于歷史的洞察和現實的實踐之中，并指向于未來的行動。

文學固然重要。但是文學是實踐主體的改造行動和改造過程，而不是永恒的終結。文學變成了一個彈性的場域，中國儒家出世入世倫理，以及革命和文學的二重辯證法，都是以文學為外在的表征和內在的場域，在這里，每一個文學實踐者都可以走進來，走出去。正如前文所述，在清理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經驗和理論準備之后，十余年的文化現場的觀察和批評實踐，讓劉大先更加雄心勃勃地開始了整理、創造和行動的批評未來。

注：

①2001年，劉大先開始發表文章，最早發表的兩篇文章是《色彩、動靜、遠近的和諧———張志和<漁歌子>賞析》[J]《語文月刊》，2001（03），《我看<大話西游>———謹愿以此文終結對于周星馳的討論》[J].大眾電影，2001（09）。

②劉大先《誰在盜用時代的名義》[J].中國青年，2002（21），《網絡文學再反思：表象與真相》[J].廊坊師范學院學報，2002（02）等等，從2004年起，劉大先在《藝術廣角》雜志開始了連載電影批評專欄，這是當代文化場中典型的批評活動。

③張元柯，《“80后”批評家群形成過程中的“北館南社”》[J]，《大家》2014（02）。

④劉大先：“通過‘六經注我’式的綜合，將文藝學、現代文學、少數民族文學乃至思想史的內容提煉為一套解釋系統，來對一種邊緣的文學文化現象進行知識考古、現狀描述和理論前瞻。這是一種所謂的‘跨學科’嘗試，面對的是實際的“問題”，而不是為了學位而強為之文的高頭講章?！敝苄旅?、劉大先：《批評何為、文學共和與重建集體性———劉大先訪談錄》，《長江文藝評論》2016（11）。

⑤對于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學術目的，劉大先十分明確，他要打開族裔研究暗藏的自我鼓吹的心態，使之3成為更大現代中國公共議題。周新民、劉大先：《批評何為、文學共和與重建集體性———劉大先訪談錄》：“我所做的少數民族文學批評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側面—————既不能無視現實中存在的多樣性文學與文化生態現狀，同時也要擺脫偏狹的差異性認同，而要將多元化與一體性之間的互動與博弈揭示出來，從中尋找到平衡點，進而為現實中的邊疆、民族、地緣政治、身份認同、跨文化傳播與交流等問題提供一定的參考。如此一來，一個貌似邊緣、冷僻的學科就具有了普遍的意義，它已經不再局限于某個二級學科的內部知識循環或自娛自樂，而是公共性的議題?！薄堕L江文藝評論》2016（11）。

⑥劉大先，《從后文學到新人文》，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6頁。

⑦劉大先，《從后文學到新人文》，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9頁。

⑧劉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學、情感與社會（1840-194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9月，178頁。

⑨20世紀50年代后期，在英國等歐洲國家出現的由人文知識分組成的知識共同體，面對戰后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重重危機，他們表現出對資產階級權力及其建制機構的尖銳批判態度，1960年米爾斯在一封公開信里進行了主張的理論闡釋，從而使“新左派”名稱逐漸廣為流傳。米爾斯認為新左派的意識形態不同于傳統左派關注勞工運動，而是關注異化、權威主義、消費主義、富裕病等個人化問題。在文學批評領域，法蘭克福學派影響深遠，他們支持人文學科領域形成反傳統、反主流文化的趨勢，以及倡導文化多元主義。這些理論精神在中國當代知識界影響深遠，90年代以來根據理論的現實適用性，學者和批評者各取所需，也出現了理論實踐復雜凌亂、膚淺庸俗化的現象。劉大先將邊緣納入中心視野，對文化多元形態的挖掘，都是對法蘭克福學派為核心的“新左派”主體精神的繼承。

⑩孟慶澍，《理論的行囊，或在批評的路上———劉大先與他的學術之旅》，《南方文壇》2013（03），是該刊物“今日批評家”欄目中的劉大先批評家論。

11劉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學、情感與社會（1840-194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9月，112頁。

12劉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學、情感與社會（1840-194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9月，180頁。

13劉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學、情感與社會（1840-194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9月，第40頁。

14劉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學、情感與社會（1840-194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9月，第134頁。

15周展安，《“當代性”的綻出與當代文學研究的“反歷史化”契機》，2022年01。

16汪民安，《?？?、本雅明與阿甘本：什么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6期。

17劉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學、情感與社會（1840-194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9月，第222頁。

18劉大先，《必須保衛歷史》，《文藝報》2017年04月05日。

19劉大先：“《瞻對》所持的歷史觀念是極其刻板的，不過是19世紀蘭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學甚至更早的中國考據學的松散版本，而常常夾雜在史料敘述中的作者現身“借古諷今”式的點評也流于一個歷史癖式的業余層面—————歷史觀決定了“歷史”本身的靜止狀態：它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只是在作者的筆下再次逆向追溯，將它像一個已經固化的標本一樣從“歷史”的水面之下打撈上來?！?，《從時間拯救歷史———文學記憶的多樣性與道德超越》，《揚子江評論》2014年第3期。

（責任編輯：宋小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