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的模式創新與機制重構

張 旭 郝雨涵

(北京電影學院管理學院，北京 100088)

引 言

自2002年中國電影院線制改革啟動以來的近20年間，中國電影市場一直保持著年均30%左右的增長速度。2019年，中國電影總票房達642.66億元。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和蔓延，使得影院關門、影片撤檔，對電影發行放映業產生重大沖擊。2020年中國院線電影全年票房僅為204.17億元，按照2020年票房增長速度和2019年持平，不計其他營收，僅票房損失就超過了400億元。2020年4月3日，為積極應對疫情影響，國家電影局通過積極協調出臺政策措施，推動電影行業紓困發展。2021年3月2日，全國電影工作會議指出，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保持高水平、高質量發展還有待繼續努力。電影發行放映業的復興，既需要自身的組織模式創新，也需要外部的保障機制重構。因此，推動組織模式創新和保障機制重構，是后疫情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化危為機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由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邁進的題中應有之義。

目前，理論界對于后疫情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的發展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兩個領域：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對電影發行放映業的影響研究。劉藩研究認為，影院新片網絡首播模式落地難度大，政府應給予針對性大力度財政補助、稅收優惠和金融扶持。支菲娜總結了新冠肺炎疫情下促進電影行業蓄勢復蘇的“江蘇樣本”。司若在回溯SARS疫情沖擊的基礎上，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對電影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影院的淘汰和重生、積壓影片的困局與互聯網平臺的觀眾分流；建議盡快建立完片擔保、保險等的保障機制和版權價值開發模式。侯光明認為，在新冠肺炎疫情長期防控的背景下，中國電影產業的轉型升級，在電影發行層面需要積極探索以家庭和個人為核心的線上發行模式，在放映層面需要構建融合多種放映終端的標準體系。彭侃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電影業的長遠影響主要體現在：在線播出將成為更重要的發行渠道，在線視頻平臺的重要性將得到提升，電影市場集中度將進一步提高。張明浩和陳旭光認為，后疫情時代的電影宣發策略，應將“議程設置”式思維與互聯網、新媒介思維相結合。袁宏舟認為，“線上傳媒”與院線的合作共贏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電影行業的寶貴經驗，要探索制作既適應影院又適應“線上傳媒”的中等投資規模的影片，完善線上線下合作的彈性機制。易婧等認為，后疫情時代，多渠道融合發行趨勢將出現，以最大限度發揮各渠道效益，滿足觀眾觀影需求的同時，保證每部電影效用最大化。陳旭光認為，疫情防控常態后，“線上+線下”的電影上映發行模式會成為未來趨勢。徐磊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電影傳播的影響，微觀技術上體現在“線上+線下”傳播模式日漸主流，在宏觀環境上體現在行業的加速洗牌的新市場格局；在主體創新策略中強調，號召影片多方利益相關者，共建立體化傳播主體格局，帶動電影傳播從粗放式走向智能化。饒曙光和蘭健華認為共同體美學是引領中國電影產業走出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困境的一種有效方法，倡導推動電影產業構建起共同、整體和平衡利益觀。

第二，電影發行放映業的問題與發展的相關研究。韓曉黎回顧了改革開放40年來電影政策對發行放映機制改革的作用，提出新時代院線制深化改革的新思路。靳麗娜從政策目標及方案、管理體制、權力制衡、評價機制等方面對新一輪的電影發行放映改革政策的有效執行提出建議。韓曉黎和張小麗提出了深化電影院線改革與創新發展的思路與對策，包括堅持以規模經營發展為目的，相對提高市場集中度，堅持差異化的發展戰略和品牌化的經營戰略。尹鴻和許孝媛針對傳統的電影發行窗口面臨互聯網和新媒體的挑戰，認為影院的“優先地位”依然繼續存在，但建議影院需要強化觀眾體驗感、社交性和場景化。靳麗娜對我國分線發行的具體實踐進行了分析，提出實現分線與分眾的結合是未來分線發行的發展道路。張銳和張美倫梳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電影發行放映環節的演變歷程，提出構建包括場景價值、協同共創、技術賦能與制度調控四個因素的發行放映服務生態系統。姜申以春節檔為例，研究了流媒體和短視頻在電影宣發及播映方面的重要作用。

可見，目前已獲得比較豐富的研究成果，對于借助互聯網趨勢，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宣發模式已基本達成一致。但是，現有研究一般都沿襲了模塊分析思路，缺乏依據系統論的思想，尚未形成有關后疫情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發展的整體框架和系統認識。尤其對疫情后發行放映的模式創新與機制變革研究不足，缺乏化危為機的應對思路?；诖?，本文在梳理總結新冠肺炎疫情對于電影發行放映業的影響基礎上，研究設計后疫情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的組織模式創新和保障機制重構。

一、新冠肺炎疫情對于電影發行放映業的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屬于全球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目前看來，它對全球電影業乃至全球經濟社會都產生了重大沖擊，這種影響是系統性和長期性的。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對電影發行放映業造成重大影響,并隨著疫情的全球蔓延,對全球電影業造成了系統性沖擊。統計發現，2020年中國院線電影全年票房204.17億元，較2019年降低68.2%；而同年的美國院線電影全年票房21.03億美元，同比下降81.4%。雖然如今全球電影業出現穩步回升，尤其我國電影業在2021年春節檔以75.44億元的票房成績創造了全球單一市場單日票房等多項世界紀錄，但是隨著全球疫情防控的常態化發展，需要系統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對電影發行放映業的影響。如下將從供給側、需求端、治理層和國際化四個角度進行總結。

(一)供給側影響

在供給側方面，短期內表現為電影產業鏈各環節承受的強烈沖擊，而長期則體現為行業優化升級的迫切需要。一方面，從短期來看，新冠肺炎疫情的供給側影響是自電影產業鏈的下游向上游逐漸傳導的。由于電影院集中觀影的特點，疫情暴發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影院的大量關門停業。繼而，發行作為電影產業鏈的中間環節，則面臨的是待發影片的撤檔、延期、積壓，乃至轉為網絡發行。而制片環節則在短期內造成攝制工作的暫停，或是因疫情防控工作造成制片成本的陡增。這種短期沖擊在2020年上半年的電影業表現得尤為明顯。另一方面，從長期來看，隨著疫情防控的常態化，電影發行放映業面臨的風險在增加。由于供給側的影響存在時間滯后性，制片環節的短期沖擊會造成電影完片數量和質量的長期影響，而這又會反過來影響發行上映電影的數量和質量。同時，電影發行放映企業營業收入的斷崖式下降和經營成本的現實壓力，會導致企業利潤空間的壓縮，乃至虧損。這使得行業內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中小企業面臨破產風險，加劇企業間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此外，這種風險性也會影響到電影產業鏈的投融資環節，長期上會提升電影融資的難度，降低電影投資的信心。截至目前，這種長期影響已經初步顯現，亟須供給側的深入改革，推升電影發行放映業的轉型升級。

(二)需求端影響

在需求端方面，短期內表現為觀影需求的壓抑，而長期則體現為觀影習慣的變遷。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生理和安全這類低層次的需求得到基本滿足時，個體才會追求情感和審美這類高層次的需求。新冠肺炎疫情極大地威脅了每個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因而若疫情在未得到有效防控之前，從個體需求層次出發，觀眾很難有動力前往影院觀影。但是，觀影需求并未消除，只是迫于疫情背景下的觀影環境而暫時被壓抑。2020年中國內地影院重啟后的電影《八佰》獲得31.1億元的票房成績，以及2021年春節檔78億元的票房紀錄，都說明觀眾對于優質內容仍保有旺盛的觀影需求。然而，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態化發展，偶發散發病例成為大概率事件，觀眾的生活習慣、休閑習慣，以及觀影習慣也都在相應變化?；ヂ摼W時代的線上觀影為觀眾提供了便捷性，而短視頻、網絡直播等休閑形式也為觀眾的閑暇娛樂提供了多元選擇。院線觀影不僅面臨著線上觀影的替代風險，也面臨著多元娛樂的分流可能?？梢?，如何引導觀眾觀影需求，迎合觀影習慣變化趨勢，是后疫情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亟須解決的需求問題。

(三)治理層影響

在治理層方面，短期內需要政策的扶持與引導，而長期則需要線上線下一體化的系統部署。在疫情暴發后，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關于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重要講話，特別是對電影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批示。各級電影主管部門積極協調發改、財政等部門出臺扶持政策，而上海、江蘇、北京等省份則紛紛出臺多項政策措施，從專項補貼、金融貸款、租金減免等方面疏解企業困難，提振行業信心。而從長期來看，鑒于疫情防控帶來的網絡電影和線上發行的突破性發展，電影發行放映業的治理需要統籌線下和線上的一體化發展，在發行放映體制改革、發行放映渠道融合，發行放映模式創新等方面進行系統部署，實現院線電影和網絡電影、院線影院和網絡視頻平臺的共贏、存異、融合發展。

(四)國際化影響

在國際化方面，短期內表現為國際交流合作的受限，而長期則需要建立互利共贏的共同體意識。雖然中國電影業強勢復蘇領跑全球，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國外電影市場大量電影由院線發行轉為網絡發行，由全球發行轉為區域發行，對于國內電影發行放映業的直接影響就是進口片數量的大幅減少。這不僅削減了院線影院和發行企業的票房收入，也造成了部分偏愛國外視效大片的觀影需求流失。此外，疫情還直接為跨國制片、合拍片制作、國際電影節舉辦增加了難度。面向未來，電影發行放映業要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下，以互利共贏的共同體意識推進國際交流合作。

如今看來，新冠肺炎疫情對于電影發行放映業的影響已不是短期沖擊的“黑天鵝”，而是長期影響的“灰犀?！?。因而，化危為機，需要推動電影發行放映業的組織模式創新和保障機制的重構。

二、后疫情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的組織模式創新

后疫情時代，在時間上是疫情集中暴發后的時代，而在邏輯上是疫情的深刻反思的時期。電影發行放映業需要以新冠肺炎疫情為契機，通過自身的優化升級適應后疫情時代的供需條件，而其中的關鍵就是電影發行放映業的組織模式創新。在疫情沖擊最嚴重的放映端，需要推進院線整合模式和互聯網融合模式；而在電影發行業，要匹配放映端的改革，推進精準發行模式和共贏分賬模式。

(一)院線整合模式

院線整合模式，主要面向疫情沖擊最嚴重的放映業，強調通過多元途徑實現電影放映端的優化重組和質量提升。為了有效應對疫情帶來的沖擊，院線整合模式一方面有利于提升院線市場的行業集中度，以院線資源的集約化發展來提高抗風險能力，進而有針對性地應對院線市場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動院線影院的差異化經營，通過市場優勝劣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倒逼院線影院提升自身管理能力，明確市場定位和服務方向。

自2002年推動院線制改革以來，近20年來中國電影放映市場得到了規模上的長足發展。目前共有電影院線51條，截至2021年2月底，銀幕總數已達77769塊，是2002年的42倍。但是，在疫情暴發之前，院線市場中的產業集中度低、同質化經營、管理效率低下等問題即凸顯。而疫情則使分散經營、粗放經營的部分院線的問題加劇，亟須進行有效的資源整合。

推動院線整合模式，需要將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相結合，注重院線整合中的形式和整合后的管理。院線整合過程中，可以通過院線間并購重組等手段進行資本整合，注重形成品牌效應和規模優勢；可以通過省級院線公司間的區域聯合進行空間整合，注重形成區位優勢和地方特色；也可以采取戰略聯盟的形式進行業務整合，注重在宣傳、票務和排片等領域的業務合作。院線整合更需要關注整合后的效果，要明確整合目標，以院線管理能力的提升促進院線發展質量的升級；要協調好各主體的利益分配，在資源互助、統一管理的同時，注意厘清各主體間的責任與義務，確保整合后的穩定與效率。

(二)互聯網融合模式

互聯網融合模式，主要是迎合互聯網流媒體平臺的發展趨勢，借助互聯網的線上優勢化解疫情帶來的線下沖擊，深化電影與互聯網的融合式發展，有序推進網絡院線和網絡營銷的發展。疫情期間傳統服務業遭受的巨大沖擊，為電影的院線放映形式敲響了警鐘；而其間數字經濟爆發出的巨大活力，使得電影發行放映業需要更加堅定地擁抱互聯網。

隨著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媒介終端的普及，流媒體平臺成為觀眾越發重要的觀影渠道。我國視頻網站付費會員數量連續三年保持穩定的增長速度，特別是2020年受疫情影響，人們休閑娛樂方式的線上化趨勢明顯，視頻網站付費會員數量激增。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愛奇藝和騰訊視頻付費會員數均超過一億?？梢?，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互聯網+電影”的時間進程，流媒體平臺越來越成為電影放映業的重要渠道，亟須統籌協調院線放映和網絡播映的融合發展，推動互聯網融合模式，需要充分發揮互聯網的媒介優勢，以媒介融合推動業態融合，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應對疫情帶來的線下沖擊。一方面，基于互聯網虛擬交互和互聯互通的特性，健全網絡院線的發展，以便在疫情暴發期為觀眾提供穩定的電影視聽內容，為電影企業提供可靠的收益回收渠道；另一方面，基于互聯網傳播便捷高效的特點，發揮網絡營銷的優勢，借助社交網絡、票務平臺、短視頻平臺、自媒體等線上媒介，更加明確地定位意向觀眾。

(三)精準發行模式

精準發行模式，是面對疫情對于電影發行業的影響，以高效精準為目標，在院線發行中積極探索分線發行規律，網絡發行中發揮大數據的優勢，使出品方的電影能夠最大化匹配受眾，使放映方的影院能夠凸顯差異化優勢。

我國電影發行領域，在院線制改革后借助數字拷貝和數字影廳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一部影片拷貝同時下發全國院線的全線發行模式。該模式在逐漸形成的過程中，對于提升影片票房、繁榮電影市場、滿足觀眾觀影需求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來，隨著影院銀幕和故事片產量的逐年提高，市場競爭的加劇使得這種“一刀切”的粗放發行模式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電影發行放映業的轉型升級。尤其互聯網時代，分眾化趨勢日漸明顯，觀眾的個性化觀影需求亟待得到滿足。而疫情的暴發則極大地降低了電影發行的容錯率。在單銀幕票房產出不斷下滑的當下，需要更有針對性的精準發行模式。

推動精準發行模式，需要強調效率優先，配合電影放映端的改革，迎合互聯網和數字化的趨勢，努力實現優質內容和廣泛受眾的最優匹配。一方面，在院線發行領域，積極探索分線發行模式，以分眾發行、錯檔發行、區域發行等模式，實現優質電影在類型上、檔期上、區域上與受眾實現精準匹配。首先，根據影片類型的不同，可以選取個別存在真實需求的院線或影院進行發行，滿足受眾的個性化觀影需求。例如，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自2016年10月成立至今，已有近3000家影院加盟，覆蓋超過3000塊銀幕，發行了如《海邊的曼徹斯特》《三塊廣告牌》等受眾范圍相對較小的藝術電影。同樣，不同類型的影片都可以形成細分且穩定的受眾群體。特定類型影片也可以借鑒藝聯所采用的影院加盟方式，在未來進行類型片發行，提高發行效率。其次，電影也可以采用錯檔發行的方式，引入膠片時代的首輪、次輪發行方式。在數字時代，將發行時段錯開，不僅可以使首輪院線或影院憑借首輪優質片源形成差異化優勢和品牌效應，還可以為眾多中小成本影院留足市場空間。此外，可以依據地域文化需求有針對性地選擇影片進行區域發行。不同地區間，觀眾影片選擇興趣存在差異。例如，2015年國慶檔票房黑馬《夏洛特煩惱》在沈陽、大連等北方城市更受觀眾喜愛，而在票倉廣州卻難以獲得較高票房回報?？梢?，發行方要根據影片特點，分析其主要受眾群體，相應調整不同地區的發行策略。這樣可以有效節約發行成本，在小范圍市場獲得市場反饋和口碑積累后，再循序漸進地進行大規模發行。

另一方面，在網絡發行方面，需要充分發揮大數據對電影宣發的支持作用。隨著票房實時統計能力的提升以及影院精細化管理的升級，通過分析更及時、更詳細的放映數據，能夠幫助電影在發行過程中進行動態決策，制定出符合影片特質的發行策略，并依據實時情況及時調整。同時，大數據技術進一步提升了電影發行的精準化程度。隨著網絡售票平臺的發展，發行方能夠通過大數據的分析與挖掘，不斷獲取發行影片和競爭對手在不同城市和地區的觀眾畫像，把握影片潛在觀眾的觀影偏好。此外，互聯網社區的形成也使觀眾眾籌點播觀影成為可能。例如，以眾籌點映為商業模式的大象點映，就是從觀眾的市場需求入手，通過找到精準受眾，從而實現影片的精準化發行。

(四)共贏分賬模式

共贏分賬模式，是聚焦電影發行中利益分配這一核心環節，強調后疫情時代共贏互利的共同體理念，院線發行中健全多元分賬模式以共享存量收益，網絡發行中探索新型分賬模式以增加流量收益。

長期以來，票房的多方分賬與電影的窗口期是院線電影發行放映業的傳統規制。穩定合理的分賬比例和規范有序的窗口發行，是保障電影發行放映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以《囧媽》為代表的許多院線電影選擇放棄影院窗口，轉而進行流媒體平臺首映，遭到了大量院線企業的反對。而作為影院復工后首部華語商業大片的《八佰》采取了保底與分賬相結合的方式，雖然旨在打擊電影市場中的偷漏瞞報行為，但是也引起了大量中小影院的非議。新冠肺炎疫情讓整個電影市場的“蛋糕”變小，也很大程度上使得票房分賬這一“分蛋糕”的過程變得矛盾重重。因此，電影發行放映業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共克時艱”，不僅需要共同做大電影市場的“蛋糕”，也需要健全多方的分賬模式，實現電影制片、發行和放映各環節的共贏發展。

推動院線電影的共贏分賬模式，需要以分賬發行為主體，保底、買斷等多種發行方式共同發展，統籌電影產業鏈的制片、發行、放映環節協調發展。一方面，需要強化共同體理念，以科學合理的分賬發行方式，共同推動電影產業整體的進一步發展。嘗試院線票房收入的動態分賬改革，上映初期分賬比例側重電影出品方和發行方，而隨著上映時間延長逐漸側重院線影院的票房收益，以動態權衡內容方和渠道方的利益，既激發優質電影內容的創作，也調動影院延長排片的積極性。當然，動態分賬方式的前提條件，需要規劃好各媒介渠道的窗口期約定，也需要打擊不法影院的偷漏瞞報行為。此外，建議試點票房審計，形成對電影發行的第三方獨立監管的長效機制，以保障電影發行收入、電影發行成本的透明化。另一方面，需要圍繞電影項目的實際需求，有針對性地嘗試保底、買斷、代理等發行方式，實現多元發行方式的共同發展。例如，電影《戰狼2》采取了出品方與發行方之間的保底發行方式，使出品方在上映前已收回大部分成本，也調動了發行方的積極性，攜手助力影片獲得56.9億的票房成績；而電影《八佰》在采取分賬發行的同時，對于部分影院采取了發行方與放映方之間的保底發行方式，保障發行方在疫情后的上映初期回收一定收益，也客觀上倒逼部分中小影院規范經營、提升自身競爭力?；诶娣峙涞撵`活多樣的票房分賬方式，有利于深化電影發行放映業的市場化進程，解決不同電影的差異化的市場發行問題。

而在網絡電影領域，新冠肺炎疫情客觀上使得在線觀影熱度顯著上升，網絡觀影人次大幅度增長。2020年，“優愛騰”視頻平臺共上線影片270部，同比增長81%,共有77部電影分賬票房過千萬元。流媒體平臺已不僅是院線電影窗口發行的收益補充，更逐漸形成網絡電影的“新賽道”。2014年以來，以愛奇藝、優酷、騰訊視頻為主的網絡視頻平臺就開始探索網絡電影分賬模式。網絡電影出現的初期，平臺為了快速吸引流量，分賬模式為單價與有效觀影時長的乘積，同時在點播分成的基礎上，引入廣告分成和營銷分成，注重網絡電影的引流價值。隨著網絡電影市場發展，平臺需要積累高質量內容來帶動會員用戶數的增長，因而開始對網絡電影進行等級劃分，等級越高的影片點播分成單價越高。平臺也開始與高等級影片探索保底分賬、版權預購等合作模式。面向未來的發展，網絡電影需要走出一條減量提質的道路。因而，吸引更多的網絡觀眾，應對日漸激烈的市場競爭，都需要網絡視頻平臺能夠不斷完善分賬規制，為網絡電影良性發展提供空間。

推動網絡電影共贏分賬模式，需要不斷健全付費點播(Premium video on demand,PVOD)模式，以高收益吸引高質量內容，以高質量內容吸引更多的網絡電影觀眾。2021年春節期間，《少林寺之得寶傳奇》《發財日記》等影片均采取了付費點播模式。隨著網絡視頻平臺的用戶流量增速放緩和優質內容成本預算的提升，付費點播模式能夠為優質內容釋放出更大的價值空間，有利于激勵更多高質量電影的創作。網絡視頻平臺，一方面需要重視頭部作品的引領價值，為真正優質的作品提供切實的利潤空間。這不僅能為優質內容形成收益反饋，激勵其源源不斷地創作更優質的網絡電影，同時也可以形成示范效應，帶動更多網絡電影企業提升內容質量。另一方面，網絡視頻平臺需要繼續以優質內容和創新服務回饋用戶，從而不斷吸引網絡視聽的新增用戶，實現網絡電影制片、發行和放映的良性循環。

三、后疫情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的保障機制重構

電影發行放映業合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保障組織模式創新方略的實施，提升未來行業抗風險能力，需要對保障機制進行重構與健全。從政策引導、市場監督、公共服務、人才培養四方面入手，可以有效保障電影發行放映業的健康高效發展。

(一)政策引導機制

政策引導機制側重于強調電影發行放映業的頂層設計，通過政策手段幫助電影發行放映業渡過疫情影響下的困難階段，同時助力電影發行放映業的改革創新。建議國家電影局和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加強對新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發展的戰略規劃，對于院線電影和網絡電影發展形成統一戰略布局，研討設計促進電影發行放映業發展的總目標與階段性目標，研究出臺院線改革和院網融合的具體實施細則，有序推動電影市場發展。同時，建議加強電影主管部門與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國家部委的溝通，積極運用財稅政策疏解電影發行放映企業在后疫情時代的資金難題。此外，選取電影發行放映業改革創新效果良好的省市地區，建立電影發行放映業改革創新示范區，積極將地方政府的改革經驗進行有效推廣。

(二)市場監督機制

市場監督機制，側重于強化電影發行放映業的規范運行，注重對電影發行放映業市場秩序的維護和電影版權的保護，通過有效的監督管理促進電影發行放映行業告別粗放發展階段，實現高質量發展。維護電影發行放映行業市場秩序，需要完善電影票房監管體系，打擊票房偷漏瞞違法行為。加快形成以全國電影市場專項治理辦公室為主導，行業協會、院線公司、社會監督相結合的多方聯動的“立體”式監管布局。定期制定影院監管調查名單，開展誠信經營評級，對存在違法記錄的影院進行降低評級、定期復查的處理，對嚴重違法和重復違法的影院加大復查頻率和處罰力度。電影的版權保護在流媒體平臺快速發展的當下更為重要，需要防止電影盜版資源的流出，嚴厲打擊盜版資源傳播，真正保障電影發行放映業各主體的核心利益。

(三)公共服務機制

公共服務機制，主要聚焦現階段電影發行放映業在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電影文化發展不充分問題，通過有效舉措發揮電影在助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中強調，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要求，需要著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诖?，在電影強國建設中，電影發行放映業也要注重電影的公共服務功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因而，后疫情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需要立足新起點，面向新時代，推進電影城鄉公共服務體系一體化建設，研究電影惠民工程的措施與方法。而就共同富裕的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強調要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更加注重向農村、基層、欠發達地區傾斜。共同富裕不僅是物質層面的共同富裕，還需要全面打造共同富裕的文化高地。因而，應該發揮電影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突出作用，依托“人民院線”有針對性開展電影的公益放映，建立健全優秀電影的互聯網公益展映平臺，構建線上線下相結合的電影公共服務體系。

(四)人才培養機制

人才培養機制，側重于發揮產學研合作的優勢，為后疫情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提供高素質的人才儲備和高水平的智力支持。面向后疫情時代行業轉型升級的趨勢，需要著重培養電影領域的內容創作人才、科技創新人才、經營管理人才和理論研究人才這四類專業人才，同時需要注重復合型人才培養。在人才培養過程中，需要積極實施產學研合作。影視專業類高等院校要在新文科的背景下科學制定專業質量標準，探索規范的專業課程體系，不斷引進和培養名師隊伍。影視企業應當注重人力資源培訓和員工職業生涯管理，優化從業人員職業發展路徑；同時，要充分挖掘高等院校、電影企業和科研機構的合作潛力，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嘗試在師資交流、實踐教學、科研成果轉化等方面著力培養人才。

四、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面向后疫情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的復興與發展目標，在梳理歸納新冠肺炎疫情對于電影發行放映業影響的基礎上，從電影發行放映業的組織模式創新與保障機制重構兩個角度深入研究，形成研究結論如下：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對于電影發行放映業的影響主要包括供給側、需求端、治理層和國際化四個角度，短期內的確產生極大沖擊,但是從長期看,電影發行放映業也可能以此為契機大力推動改革、促進行業優化升級。第二，后疫情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的組織模式創新，在放映業需要推進院線整合模式和互聯網融合模式，而在發行業需要推進精準發行模式和共贏分賬模式。第三，后疫情時代電影發行放映業的保障機制重構，主要包括政策引導、市場監督、公共服務、人才培養四個方面。

本文的研究價值主要體現在如下兩方面。第一，在研究視角上，注重從時間(短期和長期)和主體(供給側、需求端、治理層和國際化)兩個維度，系統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對于電影發行放映業的影響，同時注重將互聯網流媒體發展的“老問題”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新風險”相結合。第二，在研究內容上，嘗試按照化危為機的理念，從內部組織模式創新和外部保障機制重構兩方面提出應對思路，試圖為電影發行放映業應對突發重大事件提供治理思路和策略參考。

目前，電影發行放映業在后疫情時代的復興發展任重道遠，需要學界和業界的共同努力。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有關模式與機制的協同性方面缺乏系統性分析，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不斷精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