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袁世凱

蘭臺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在國民的一片歡呼中，接受勸進，宣布廢除共和，復辟帝制，改1916年為洪憲元年。

他只做了83天皇帝，然而正是這83天，毀掉了其一世英名。

李大釗曾言：“一世怪杰的袁世凱以符合民意而再起者，卒以偽造民意而亡?！?/p>

如果沒有在生命的最后關頭實行帝制，他很可能成為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人。

當然，袁世凱復辟帝制最終失敗了，他的失敗也證明了，辛亥之后，用“復辟帝制”作為手段進行集權是走不通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袁世凱確實是中國最后一個敢于實踐“皇帝夢”的野心家。

袁世凱是一個很矛盾的人。

從他對女人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一二。他在做直隸總督時，就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女子教育機構，讓女性能接受現代教育;他甚至還請女教師，給自己的女兒和夫人們上課。

是的，夫人們。袁世凱共有十位夫人，可以說，妻妾成群。袁世凱覺得，有本事的人，才會三妻四妾。

孫中山與其會面后，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袁世凱“思想甚亦新;不過做事手腕，稍涉于舊”。

這就是理解袁世凱，不得不正視的一個現實。

他雖然接受了一些現代思想的邊角料，但骨子里還是一個古代人。比如，古人迷信，袁世凱本人也很迷信。

從曾國藩開始，湘軍、淮軍領袖都愛用“相術”觀察人，分析人。袁世凱也不例外。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擔任大總統，有一天，其親信梁士詒向他舉薦頗有才干的吳鼎昌。

梁士詒的面子，袁世凱當然要給。他接見了吳鼎昌，兩人相談甚歡。就連吳鼎昌都認為袁世凱肯定會用自己。

沒想到，一連好幾天，會面結束后，袁世凱那邊毫無音訊。

梁士詒覺得奇怪，去問袁世凱。袁世凱表示：“吳某人已見過，談得也很好。但是，此人我不敢用?！?/p>

梁士詒追問，為什么？

袁世凱說：“此人嗓啞無音，腦后見腮，系反骨相，所以不敢用?！?/p>

梁士詒覺得這太荒唐，再三請求，最后袁世凱抹不過梁士詒面子，但又不想讓吳鼎昌這種有反骨的人留在自己身邊，于是就委派他擔任天津造幣廠監督一職。

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一書里提到，袁世凱之所以要稱帝，是因為袁世凱家族有一個魔咒，家里男丁壽命都不長，最長壽的袁甲三只活了57歲。袁家這個短壽的傳統給做了總統的袁世凱也帶來很大壓力。

在五十五、六歲的時候（與國民黨和日本斗爭最激烈之時），袁世凱就怕自己余日無多。這個時候“太子”袁克定正好利用了袁世凱的恐懼，告訴袁世凱，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袁氏家族傳統里的生死大關。

唐德剛認為，袁世凱顯然是聽信了袁克定的胡說八道，墮入圈套才決心稱帝。

這當然不是袁世凱稱帝的唯一因素，但也是眾多因素中的一個。它強化了袁世凱稱帝的野心。

而且，袁世凱“做事手腕，稍涉于舊”的表象，不只是迷信這一說，在政治問題上，他的底層思想其實并非共和，甚至也不是君主立憲，而是君主掌握絕對權力的開明專制。

1912年3月10日下午3點，袁世凱在北京的外務部迎賓館，向南而立，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的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他在就職儀式上說：“深愿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p>

可是，幾個月后，他仍沒弄清楚，自己參與其中的共和，到底是個什么東西。他曾鄭重地向23歲的青年秘書顧維鈞詢問：“中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共和國，像中國這樣的情況，實現共和意味著什么？”

這個問題在當今看來，已經算是常識問題?？稍趧倓偢鎰e帝制、1910年代的中國，確實是一個真問題。

英國作家道格拉斯·亞當斯曾經說過一段名言：“任何在我15到35歲之間誕生的科技都是將會改變世界的革命性產物;任何在我35歲之后誕生的科技都是違反自然規律要遭天譴的?！?/p>

對袁世凱來說，“共和”就是他“35歲之后誕生的科技”。

袁世凱因為長期在朝鮮與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交鋒，因此，他最了解的外國是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而當時的日本長時間處于一種開明專制狀態——思想上，允許民眾有一定自由權利和私有產權，但人民要絕對服從于君主命令及法律。

作為第一線外交人員，袁世凱是當時清朝最能感受到日本在明治維新后依靠開明專制而使得國力蒸蒸日上的人。

所以，在甲午戰爭后，袁世凱第一個上書軍機大臣鼓吹變法革新，認為“日本變法，雄稱東亞，緬、越守舊，漸就澌減，近世之效，彰彰甚明”，“然目今中國形勢，舍自強不足以圖存，舍變法不足以自強”。

可以說，在國家層面，袁世凱最反感的是日本，但從改革層面而言，袁世凱真正了解的，真正想效仿的也是明治維新后的日本。

袁世凱在晚清最后十年改革中，雖極力鼓吹君主立憲，但究? 其實質，也是為了在責任內閣中獲得總理職務，得以大權獨攬。

當時，御史趙炳麟就曾批評袁世凱鼓吹責任內閣的目的，是? 為了方便他個人獨攬大權：“中國現在一時難以成立下議院”，責任內閣沒有下議院監督，便成了“二三大臣專權”?！皟韧饨灾卸蟪?，不知有天子”，這不是君主立憲體制，而是“大臣專制政體也”。

這才是袁世凱最深層的想法，不是“君主立憲”，更遑論民主與共和——他既理解不了，也沒有理解的興趣。

原本就對共和體制不感冒也不理解的袁世凱，當了總統后，很快發現了一個很困惑的現象——自己作為總統，要召集總理和各部長們開會，總是很難準時召齊人。比如說好9點開會，結果10點都來不了。

一問才知道，通宵打麻將，起不來。袁世凱很生氣，但也沒有太多辦法。從臨時參議會開始，就在許多重大事件中暴露出不成熟，而第一屆責任內閣總理唐紹儀在許多事情上不僅抵制袁世凱作為大總統的合理命令，甚至在許多事情上唐紹儀考慮更多的是同盟會的利益。

正因為“議會政治”在民國嚴重水土不服，使得許多有識之士開始反思“議會政治”究竟適不適合中國。

而在日本“二十一條”事件后，全國都在要求中央振作，要求臥薪嘗膽，換言之，就是要求“救亡”。但在當時來看，要想恢復秩序與穩定，同樣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一個可以讓地方俯首帖耳的中央。

苦于權力受限的袁世凱，也是這么想的。

對長期浸淫于清朝官場，在傳統帝王思想中塑造其自己價值觀的袁世凱來說，能夠有效集權的最好經驗就是稱帝。

總而言之，袁世凱復辟帝制真正原因，總結歸納就是四個字“路徑依賴”。近代中國真正的主旋律是“救亡壓倒啟蒙”，而要想成功“救亡”，必須要有強有力之中央，袁世凱作為大總統權力雖然大，但是袁世凱接手的是一個非常弱勢的中央，袁世凱不僅不能完全控制南方地方派系掌握的省份，就連北洋系擔任督軍的省份，他也越來越掌握不住。

所以，真正了解日本明治維新開明專制內情的“清朝人”袁世凱，為了重塑中央權威，也為了給他個人“沖喜”，他最終選擇了稱帝這條路。

袁世凱可能從來沒有想到，復辟帝制不但讓他徹底失去了所有的權力合法性，也摧毀了他此前所有的政治威望與歷史聲譽。

同時，他也用自己的失敗，向世人宣告了，中國已經徹底走出帝制，再無回退的可能。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