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父》：儒道兩種文化的隱性對決

馮立華

摘 要 本文從《漁父》的文本內核入手，抓住兩個人物的精煉對話，解讀對話背后的深層意蘊，以此折射出人物的性格特征，然后結合儒道兩家文化的內涵精髓，分析出兩種文化隱性對決的精神實質，從而挖掘出主客體問答文本的核心價值。

關鍵詞 文化內涵 人生操守 價值體系 對決

“漁父即儒、道中的隱者。他們乘扁舟漂游水上，自然，愜意，無拘無束?！盵1]從莊子的《漁父》開始，中國文學采用主客體問答的方式開創了影響深遠的“漁父”一脈。到了屈原，這種主客體問答的方式已經運用得爐火純青，漁父也被賦予特定的文化內涵——道家的忠實信徒。至此，由莊子借漁父之口批判儒家忠孝仁義觀念和禮樂制度的固化模式開始消解，而轉變成了屈原借漁父之口襯托儒家信仰者為了堅定的信仰舍生取義的新價值模式。研讀《漁父》，貌似是漁父在勸慰窮途末路的屈原要順應時勢，其實是屈原在用儒家的信仰駁斥漁父與世推移的觀點。在兩者的對話中，儒道兩種文化產生了隱性的對決，散發了無窮的魅力。

一、文化內涵的對決

儒家文化內涵如果簡練的說就是“仁”字，而道家文化內涵概括起來就是“道”字。至于由“仁”衍生出的“仁義”“仁孝”“仁政”等等，都是植根于“仁”字而言，是“仁”這棵大樹主干下的分支，不會影響到對儒家文化本質內涵的把握?！暗馈崩斫馄饋韯t相對虛化，道之本義是指道路、坦途，后來逐步引申為道理，用以表達事物的規律性。到了春秋后期，老子又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規律，成了道家文化的核心。至于他在《道德經》中所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盵2]46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盵2]6概括起來，指出了道的三重涵義，一是指道是先于天地的混成之物;二是指道是存在于萬物之中的普遍法則;三是指道是無形無象的存在。換言之，道家之“道”，是以道為世界本源，推崇按照自然規律行事，反對社會文明異化，守護人本價值，追求人與自身、與他人、與社會的和諧。

具體到文本，儒道兩種文化的內涵理解起來就相對容易。儒家的“仁”在這篇文章中表現為屈原想以自身的高潔和仁義，去改變“舉世皆濁”“眾人皆醉”的世俗，雖然因無法撼動惡刑重典、倫常崩解的社會現狀，最終落得“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不堪局面，但卻始終堅守“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價值信仰，不肯向世俗屈服、低頭。

道家的“道”在這篇文章中表現為因世而變，尊重自然規律，采取與世推移的和解方式，與社會和解，與他人和解，與自身和解，以期達到與天地萬物和光同塵，最終能夠在那個禮壞樂崩、弱肉強食的社會中安身立命，以待時機。

“《漁父》寫的是屈原和漁父的一次思想交鋒。漁父一番話的中心是勸說屈原在政治上不要固執己見，要“與世推移”，隨和一點，不要太清高了?！盵3]

屈原所處的戰國時代，刀光劍影，戰火紛飛，！民不聊生。在這種社會現實中，生存就是一件艱難的事，而他想借一己之力實現宏偉抱負，借此展現儒家文化內涵的魅力更是難上加難。

儒家的“仁”在那個亂世是不合時宜的，更不會有用武之地;而道家的和光同塵、與世推移的和解方式倒有著生存的土壤，可以避開亂世的紛擾，過上清靜自在的隱士生活。

漁父就是這樣一位高蹈遁世的道家思想的信徒，他認為那些高唱仁義道德，想憑一己之力想改變亂世的儒生，是庸人自擾。所以，當他看到蓬頭垢面、踽踽獨行的屈原行吟在澤畔時，便戲謔地問了一句：“子非三閶大夫與？何故至于斯？”。

千萬別小瞧了這樣一句類似于問候般的話語，潛臺詞卻異常豐富。第一層意思表明漁父認識屈原，并且是在屈原仕途正順任三閶大夫之時認識的。第二層意思表達了漁父的驚訝之情，堂堂的三閭大夫怎么變成了現在這副模樣？現在的形容枯槁、顏色憔悴，與屈原任三閭大夫時峨冠博帶，玉樹臨風，氣度不凡判若兩人。第三層意思是宦途沉浮，世事難料。昔日指點江山、意氣風發的三閭大夫，今日卻成了離國棄家、千里流放的囚犯。真可謂“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令人可嘆，令人感傷。第四層意思是儒家的“仁”已經被這個亂世的現實擊得粉碎，屈原的政治理想在朝堂之上被碰得頭破血流，而作為道家信徒的漁父卻過著與世無爭、逍遙自在的生活。不言而喻，在這個亂世之中，儒家文化內涵的魅力遠遠比不上道家文化內涵的魅力。

一句簡單的問話，卻透射出兩種文化內涵的對決?！斑_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边@是由儒家文化內涵“仁”衍生出的人生信條，作為儒家文化的忠實信徒，屈原應該是堅定不移的踐行者?？蓺v史卻似乎與我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屈原只做到了“達則兼濟天下”，卻把“窮則獨善其身”拋之腦后。只愿回味過去的順暢與如意，卻不愿面對眼前的困境與痛苦。屈原似乎只能面對一帆風順的生活，略有坎坷便沉溺困境中而一蹶不振。而反觀漁父，堅守著道家的文化內涵“道”，內心無比強大，坦然面對生活的困苦打壓。寵辱不驚，聽任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坐看天上云卷云舒。這便是漁父面對不順時的坦然姿態，與屈原面對困境時的萎靡不振形成鮮明的對比。

在兩種文化內涵的隱性對決中，屈原明顯處于頹勢。這倒不是儒家文化內涵的魅力比不上道家文化內涵的魅力，而是因為屈原肢解了儒家文化的精髓，對“達則兼濟天下”的追求過于執著，因而失去了面對困境的釋然狀態。

二、人生操守的對決

眾所周知，屈原在《離騷》中以香草美人自喻，潔身自好，對理想矢志不渝，九死不悔。而在這篇文章中，屈原更是堅守自己的理想，不隨波逐流，不茍合，不妥協，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舍生取義的堅定信念固守著人生操守。而漁父呢？看似是為了襯托和對比屈原，好像是一位明哲保身、隨遇而安、知天達命的世俗之人，其實，他一直在用不同于屈原的另一種方式固守著人生操守。

如果說屈原的人生操守是顯性的，那么，漁父的人生操守就是隱性的。屈原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卻堅定自己是正確的，絕不妥協，漁父出于好意，奉勸他要與世推移，他卻振振有詞：“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的奉勸本無關乎人生操守的主題，無非是讓屈原認清形勢，不要一條道走到黑。既然社會黑暗，無法施展抱負，為什么不學習眾人的生存方式賴以自保，何以要自尋死路呢？留下有用之身，待政治清明、明君出現時再施展抱負，有何不可？

但有人也許會為屈原辯解，認為故國已滅，生有何趣，惟有一死才能緩解心中的苦悶，而屈原的沉江正是體現了他堅守人生操守，為我們樹立了千古人格的高標。其實，漁父的另外一層意思是，如果不能采用大多數人的自保方式，也可學他一樣，做一個高蹈遁世的隱者，一舟、一笠、一釣、一簍、一歌而已，逍遙自在，無拘無束，與天地同在，而精神長存，何樂而不為呢？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漁父與社會和解的方式并不為屈原所接受，相反他還認為漁父是一個沒有原則之人，隨波逐流，這也是很多人研讀文本時得出的結論，似乎成了亙古不變的言論。這就大錯特錯了，漁父雖然引導得很含蓄，但他的人生操守卻明白無誤地告訴了我們：尊重自然規律，不會因為外界的清明或渾濁而影響自己內心的平靜，以自我內心的強大與社會、他人和解，逍遙地活在水光山色中，自食其力，無憂無慮。這也許是兩者人生操守的最大不同。

“通過‘漁父才極形象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全面的更為真實的屈原?！盵4]身為儒者的屈原，向往“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境界，從不缺少勇往無前的勇氣和氣魄。即便他粉身碎骨，也無怨無悔。只是會偶爾像孔子一樣感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但這也許只是稍縱即逝的脆弱，很快就會被自己的執著所擊敗，這也是屈原為什么會自沉汨羅江而殺身成仁的原因。而身為道家信徒的漁父，眼界更加開闊，不再拘限于家國仕途，而是著眼于自然宇宙。堅信天生萬物自然有其生存的道理，故爾才能做到任你風吹雨打，我自閑庭信步，不急不躁，從容不迫。

所以，當他聽了屈原的鏗鏘誓詞后，卻“莞爾而笑”，不再勸說，也不再堅持讓屈原接受自己的觀點，最后唱了一首《滄浪歌》，便飄然而去。這完全是一種超然姿態，不慍不怒，心平氣和，不強人所難。

如果用儒家的觀點來闡釋這種超然的姿態，那便是“己所不欲，勿使于人”。漁父在堅守自己人生操守的同時，卻不強求別人一定接受自己的觀點，這是難能可貴的。屈原在人生信念破滅之后，選擇了以舍生取義的方式來堅守自己的人生操守，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兩種人生操守的碰撞，不是你死我活，你勝我敗的激烈沖突，而是兩種人格的突顯，兩種文化的張揚，兩種精神的流淌。

三、價值體系的對決

儒道兩家價值體系的建構，是建立在不同的人生原點上?？v觀孔子的一生，滿腔的政治抱負，卻無處施展，在諸國之間顛沛流離，卻處處碰壁，傷心失落之余才退而著書立說。但不管怎么說，儒家的終極目的是人世。而老子的一生，卻與孔子截然相反。無意出仕，卻做了周朝的“守藏室之官”，年邁之時，去官歸隱，倒騎青牛，西出函谷，蒙關尹厚情，留《道德經》五千言，然后絕塵而去。通讀整部《道德經》，出世始終是它的主旨。

作為儒家的忠實信徒，屈原的價值追求無疑是人世，遇明君，做賢相，施抱負，成偉業，名垂千古。魯國大夫叔孫豹說：“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盵5]儒生都把“三立”作為自己不朽的追求，屈原也概莫能外。

屈原的前半生可謂一帆風順，出將入相，外主邦交，內制憲令，風光一時無二，離“三立”的追求只在咫尺之間?？珊镁安婚L，屈原先是遭到上官大夫靳尚的詆毀，緊接著又遭到楚懷王的寵姬鄭袖的誹謗，最致命的一擊是子蘭不停地給他“上眼藥”，最終被懷王流放。屈原雖被流放，但政治理想并未泯滅，一直懷揣著被楚懷王招回的夢想，但結果是楚國被滅，他的政治理想也徹底破滅。

作為楚國的王族，屈原出身高貴，他不可能摧眉折腰出仕其他國家，況且楚懷王一直是他心目中明君，現在明君已經客死他鄉，故國也已經滅亡，人世的理想蕩然無存，屈原最后一絲的希望被掐滅了，價值體系中的人世思想成了壓死他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生遭遇坎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希望破滅。此時的屈原希望已經破滅，正處在萬丈深淵的邊緣。毀滅一個人的肉體遠比毀滅一個人的靈魂容易的多，家國的破滅已經徹底毀滅了屈原的靈魂，所以漁父勸慰的話并不能把屈原從萬丈深淵的邊緣拉回來。

漁父所謂“圣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歆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這番話，其實質是告訴屈原人世的路已經被堵死，何不先放棄，行出世思想，待時而動。

這本是一番好意，卻觸及了屈原的底線，上升到價值體系的高度。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儒家本身就排斥道家的出世思想，自然對漁父給出的建議不肯接納，他寧死也不會背叛儒家的價值體系。

儒道兩家的價值體系又一次產生了交鋒，孰對孰錯，倒不能片面論之。兩人都是各自文化的忠實追隨者，自然不愿被對方的價值體系壓倒。這就是屈原寧肯選擇死，也要保全儒家文化價值體系的根本原因。

屈原的執著使他不愿聽從漁父的善意規勸，最終走上了不歸路，這是儒道兩家價值體系交鋒后的悲劇。

我們固然可以為屈原的執著叫好，表達我們的敬仰之情，但屈原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他文學上的成就并沒有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我們做一個猜想，如果他聽從漁父的建議，拋棄人世思想，而像漁父一般過上高蹈遁世的隱士生活，是不是能為中國文學史創造更輝煌更有成就的作品？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所以，我們說屈原的舍生取義保全了他的名節，卻給中國文學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殊不知，儒道之間，本來有相通相融的地方，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尚且還向道家的創始人老子問學，說明儒道之間不該有不可調和的地方。后世的很多儒生，清醒的認識到了這一點兒，身兼儒釋道三家的精華，在出世和人世之間轉換得心應手，游刃有余，蘇軾就是這方面的佼佼者。但不可否認的是，儒道兩種文化價值體系對決后對屈原的死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不良效果。

四、生命追求的對決

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說：“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盵6]263正是因為儒家把操守和道義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所以才有屈原舍生取義，自沉汨羅江的舉動。魯迅先生對這類人極力贊美，在《中國人失掉自信了嗎》一文中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盵7]

而道家對生命的追求與儒家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道家對舍生取義的做法持否定的態度，老子在《道德經》中明確地指出：“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盵2]82從本質上否定舍生取義，自然就不贊同這種做法。

道家一向把生命看得很高貴，與宇宙同在，與天地同壽，追求與社會、與他人、與自我的和解，這些都充分表明了道家對生命是珍惜的，不會輕易毀掉自己的身體。所以，在面臨坎坷與不幸時，他們主張變換生活方式，保存有用之身。什么功名利祿都是身外之物，都是過眼煙云，惟有生命才是最本真的存在。

莊子擊缶而歌的故事廣為流傳，在他和惠子的對話中，生動地解釋了該如何看待生與死的問題。生老病死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這是一種自然規律，任何人都無法違備。因而，坦然面對生死是沒有爭議的。

可莊子為什么會在妻子死后擊缶而歌，不僅沒有表現出悲傷反而表現出喜悅？這顯然有悖人情世故，難怪惠子會疑惑，進而指責莊子無情無義。即便是我們，在沒有看完莊子的解釋后也會有相同的看法。

莊子那番話說得好呀，對于生與死的看法也很透徹，見識更是遠遠高于常人。一個人從來沒有人為的摧殘自己的肉體，而是順應自然規律壽終正寢，這難道不是一種幸福嗎？莊子無疑是豁達的，不虧是一位超脫的思想家，他在妻子死去的那一刻也有傷感的痛苦，但很快他就釋然了，他用哲學家的思維來看待這個問題，他覺得妻子不曾出生不曾具備形體不曾具備元氣，生命的起點最終歸于死亡，這是知曉天命的最高境界。

由此可見，道家也是看淡生死的，但道家對個體生命的尊重是超越儒家的。所以，當屈原說出“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時，漁父對他的這種做法不予認可，很顯然，他明白儒家舍生取義的做法，更明白這是儒生執著的追求，不可能憑自己幾句話就能改變這種追求，因而只是莞爾一笑，鼓槳而去。

舍生取義是儒家對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信念的執著追求，所以，他們在生命的追求上，義要重于生命。而道家從根本上就否定了舍生取義，也就無關乎義重于生命的說法。所謂生命追求的對決，只是站在尊重生命的立場上，做更有用的事情，而不是做無謂的犧牲。

兩者在生命追求上的不同，也就決定了他們處事方式的不同。

五、處事方式的對決

儒家的處事方式之上高懸著仁義道德四個字，這四個字像一道緊箍咒，牢牢地束縛著儒生的行事規范，自然也約束著他們的處事方式。從這一點兒出發，再結合《漁父》中屈原的言語來觀察，不難發現，屈原的處事方式剛性有余，柔性不足。而反觀漁父的處事方式，顯然與他不同，明顯的帶有道家的辯證與圓潤，遇柔則柔，遇剛則剛，以柔克剛，剛柔并濟。

屈原的這種剛性建立在維護儒家信仰的基礎之上，故國破滅，前途渺茫，想救民于倒懸卻無能為力。向滅國之國屈服顯然不是屈原的個性，像漁父一樣做一個與世無爭的隱者，也不符合屈原處事方式。在這種左右為難的狀況下，浸染在儒家文化氛圍中的身心油然生出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堅定信念。剛性再一次占據了主陣地，也把屈原置于了死地。我們可以想象，在屈原說了一番義正辭嚴的話語后，漁父揚長而去，只留下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獨自立于江潭之畔。他也許沉思了良久，也許痛苦了良久，最終仍舊踽踽獨行，消失在天際。但這番話已經為他的死奠下了伏筆，也是他發出痛苦的吶喊之后，最后的絕筆。

漁父勸解的話，本想讓他剛性少一點兒，柔性多一點兒，不要把自己置于絕境。卻沒想到屈原即便身處絕境，仍舊只進不退，寧死不屈。

漁父剛柔并濟的處事方式，對處在困境的屈原本是一種精神引導，卻不料觸犯了屈原的逆鱗。他認為漁父的勸慰是讓他放棄自己的信仰，認同道家剛柔并濟的處事方式，過上與世無爭的隱士生活，這是他萬萬不能接受的。所謂士可殺不可辱，屈原把漁父對他的勸慰當成了對他窮途末路的嘲諷，誓死也不會接受他的建議。

這也不能怪屈原，這是因為儒道兩家對同一事物的看法迥然不同，處理方式也自然不同。

就比如漁父最后歌唱的《滄浪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比宓纼杉覍ζ鋬热莸睦斫獯笙鄰酵?，得出的觀點也不相同，處事方式更是南轅北轍。

這首《滄浪歌》出現的時間較早，早在先秦之時就廣為傳唱，據《孟子·離婁上》記載，孔子聽到這首《滄浪歌》后，感嘆地說：“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清斯濁斯譬喻人之善惡禍福，皆由自取?！盵6]189孟子在孔子感嘆的基礎之上，也說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盵6]190由此可見，儒家從這首民歌中看到的是修身養性的重要性，而漁父唱出這首民歌的用意在于強調和光同塵的同時，告誡屈原不要過于執著，否則只能自尋煩惱。

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不同，處事方式不會相同，最終的結果也不盡相同。處事方式的對決，反映出對文化信仰的追求，對價值體系的執著，而一旦上升到兩種文化的層次，兩者就有了不肯認輸的果敢與決絕。

在兩種文化的隱性對決中，我們看到了屈原的舍生取義，九死不悔，也看到了漁父的淡泊名利，超逸放達。如果說屈原是一位行到水窮處仍執著信仰孜孜追求的儒者，那么，漁父就是坐看云起時淡泊明志來去自如的道家高人。兩者在文化內涵，人生操守，價值體系，生命追求，處事方式五個方面的對決，其實質是兩種文化信仰的激烈碰撞。這種激烈的碰撞卻給我們展現了兩種截然不同卻都精彩紛呈的人生，為中華歷史文化長河增添了濃抹重彩的一筆。

[本文系江蘇省教育學會“十三五”教育科研規劃課題“以核心素養為導向的高中語文課堂教學改革研究”（課題編號：1989J2S278）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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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聯：江蘇昆山市周市高級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