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的城隍

紫禁城神武門西北隅有座“內城隍廟”，清雍正四年（1726）敕建[1]。與其他香火旺盛的城隍廟相比，這座宮闈之內的小廟并不惹人注目，學者鮮有考論[2]。城隍之名最早見于《周易》，為中原信仰文化中的“城市保護神”，其與城墻、護城河緊密相關，又和地方行政建制相互對應，不可隨意建立[3]。清朝定鼎京師，最初沿用元、明舊制，未改動國家祭祀城隍之制。內城隍廟的創建，是清廷對京師城隍廟格局的首次更革。那么，雍正帝為何肇建內城隍廟？它的創建對京師城隍祭祀體系產生了何種影響？

本文依據清宮內務府奏銷檔和陳設檔等滿、漢文檔案，考察了雍正帝敕建內城隍廟的背景，探究其選址原因，進而分析清廷如何調整京師城隍廟的布局和職能，以表達對北京城市空間的設計和理解。

一、肇建背景

雍正四年（1726）正月，京城還沉浸在新春佳節的喜慶中。初十一日，雍正帝面諭總管太監劉進忠等人，發布了敕建內城隍廟的首諭：“凡城內俱有城隍廟，紫禁城為內城，理應蓋造一座城隍廟。西北角樓弘昇住的房子不好，由欽天監衙門相看可也。倘看中再奏。倘可以，立即蓋造三間城隍廟可也。倘有建神位、畫神位之處，重新請旨。工竣后，派太監道士燃香、上供、守之，可也。欽此?！盵4]上諭發布時，剛剛易主的皇權還在宗室內斗與政治角力中動蕩，但此時提出肇建內城隍廟并非偶然，清廷已具備對京師城隍祭祀進行變革的主觀和客觀條件。

首先，在主觀上，滿洲統治者對城隍信仰的認知在不斷加深。清代肇興之初，并未改變明朝城隍祭祀舊制，順治八年（1651）議準，沿用明制，奉西單都城隍廟為國祀之所，每歲秋月遣官致祭[5]。對京師舊有城隍廟既未遷移，也無新建。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滿洲人對城隍神一無所知。在入主中原的過程中，滿洲貴族對城隍廟的作用已頗為重視。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城東阜建“七大廟”中即有城隍廟[6]。遷都盛京后，位于城中心的城隍廟為皇太極歷次親征出師、凱旋謁廟之處，典禮甚隆[7]。定鼎京師之初，順治帝選址薩滿祭祀的堂子，亦參考了盛京城隍廟“皇宮之東”的方位[8]?？梢哉f，雍正帝上諭中“凡城內俱有城隍廟”的上諭是對舊有祭祀制度的繼承，而“紫禁城理應有一座城隍廟”則是滿洲人對城隍信仰的創新和發展。

其次，在客觀上，雍正帝迫切需要以“事神”來強調統治正統性?！皣笫?，在祀與戎”[9]。在嗣位疑案中登基的雍正帝，將“事神”作為執政治國的重要措施：追封關羽三代先祖于白馬關帝廟、創建皇家覺生寺、增奉歷代帝王廟牌位、重修喇嘛教隆福寺、詣祭儒教孔廟、興建供奉英烈的賢良祠、昭忠寺等。雍正帝在位13年中為京師祠廟御制16通滿文碑，比其父在位60載的總數還多，范圍涵蓋漢傳佛教、藏傳佛教、道教、儒教、祠廟等性質的場所[10]。內城隍廟的創建，是雍正帝以“事神”來鞏固大統之位的一步棋，與他在位期間整體政策互為表里。

對內城隍廟的籌劃，雍正帝顯然已早有打算。雍正四年（1726）初的工作交辦并非“務虛會”，而是對工作細節的執行：選址在“西北角樓弘昇住的房子”，堪輿由“欽天監衙門相看”，規模要“蓋造三間”，祀神需“建神位、畫神位”，管理和祭祀“派太監道士燃香上供守之”。為了事情的穩妥，雍正帝還強調在選址和神位供奉上要“再奏”“重新請旨”，對內城隍廟肇建的重視可見一斑。

二、選址建造

內城隍廟建于紫禁城西北隅，對其建筑方位的考證，學界以往多依《易經》陰陽五行及堪輿風水學說，認為禁城西北角為五行乾位，又是內金水河入水處。內城隍廟建造于此，意在更好地鎮守禁城城池，守護“天門”[11]。然而從現存滿、漢文檔案來看，雍正帝將內城隍廟選址于“西北角”這個對紫禁城布局和風水都意義非常的方位，其起意卻頗為簡單務實。

上諭稱“西北角樓弘昇住的房子不好”，顯示內城隍廟的選址與弘昇相關。弘昇，康熙帝第五子恒親王允祺長子，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四月，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月封為世子，照貝子品級[12]。雍正帝稱“弘昇住的房子不好”究竟是指房屋本身，還是另有別意？西北角樓的房子此前作何用途？對此，不妨據內務府檔案作一推測。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滿16歲的弘昇阿哥已到婚配年齡。自幼在紫禁城撫育的弘昇，其婚房的選址受到康熙帝的重視[13]。七月，署理內務府事務大臣海英提供兩地備選：一為“紫禁城西北角巡查處”的房子，一為“咸安宮的空閑處”?？滴醯壑旃P圈出“西北角巡查處”為弘昇成婚使用，并交營造司筆帖式德壽辦理[14]。十月二十八日，弘昇阿哥搬家遷居于此[15]。至此，西北角的殿房先是作為“紫禁城巡查處”舊基，后被選為弘昇婚房，歷經短短三個月簡單整修后，弘昇一家又在此居住十余年。至內城隍廟選址，雍正帝所言房子“不好”，應是指房屋本身已經老舊，故讓弘昇另謀住處，令營造司在此重新修蓋。

浩大的重修工程長達四年，雍正八年（1730）正月，營造司員外郎福海自庫房提走大量高麗紙用于裱糊城隍廟山門和后殿隔扇、檻窗，可知工程已近收尾[16]。重修后內城隍廟殿房貼禁城西墻，為狹長的三進院落，布局周整，繚以圍墻。前殿三間為馬王殿，正殿五間為城隍殿，黃琉璃瓦覆頂，前設月臺及甬路，正殿以西有真武殿兩小間。此后，內城隍廟歷次修繕花費均由管廟太監上報，內務府總管勘察估算，再向皇帝奏報。

三、對京師城隍祭祀格局的影響

“城”為城墻，“隍”為無水的護城河[17]。城隍信仰盛行于唐代，至南宋已出現官方致祭。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將中央至地方的城隍神和城隍廟按等級分封爵位，正式將城隍神祭祀制度化[18]。及至清代，京師寺廟林立，祀神無數，至少有13座“城隍廟”先后存在于京城，地理位置上紫禁城1座、皇城1座，內城8座、外城2座、西郊1座[19]。作為清代京師城隍廟系統的組成部分，這些規模不一的城隍廟體現出功能、供奉人群、祭祀方式上的復雜性。

在眾多城隍廟中，內城隍廟與五年后敕建的皇城城隍廟（廟名為永佑廟）供奉的是兩位全新的城隍老爺[20]。它們在京師城隍祭祀體系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又如何改變元、明以來京師城隍祭祀的格局和體系呢？首先，京城出現了京都城隍、紫禁城城隍和皇城城隍三位“平級”的城隍神。元、明尊奉的“京都城隍”的管理范圍被縮小，從統領天下城市郊垌，變為禁城與皇城由新設的城隍神單獨管轄。其次，從禮制等級看，兩位新上任的城隍老爺地位不在“京都城隍”之下，《清會典》定例，其歲祭、祭品、遣官，均與都城隍廟同級，為國祀中的“群祀”[21]?？梢?，雍正帝經過“修廟”與“造神”，改變了元、明以來都城隍神“一家獨大”的格局，變為國家祭祀城隍的“三足鼎立”，將紫禁城與皇城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

自內城隍廟建立，清代京師城隍廟供奉體系逐漸呈現“封閉”與“開放”的雙重特點。紫禁城、皇城城隍廟是“封閉”的，首先體現在地域管理上。自明代以來，皇城以內為宮闈禁地，與市井隔絕，紫禁城更是人間天宮、戒備森嚴，其內的寺觀也一體封閉管理[22]。其次是祭祀與使用上的封閉。內城隍廟和皇城城隍廟，營造粘修交與內務府營造司辦理、祭期由內務府遣官行禮、官員選派由皇帝圈定、日常供奉灑掃由管廟太監看守，它們由皇室專管，亦專門服務于皇家，不問世事，亦不接受百姓祭拜。

同為城隍老爺，身處內、外城的“民間城隍廟”，則享受著開放的“人間煙火”。如宛平、大興縣城隍廟，被境內各種社會身份和階層共同供奉：地方衙署和各級官員首倡其事，擔當官方背書；地方縉紳召集善資、督董修建；道士負責朝夕焚香、處理廟務；商業行會負責捐資、供奉物品；內、外城的旗民信眾則是城隍神虔誠的信仰者、宗教活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23]。而清廷則通過皇帝、內務府、太常寺等機構的支持，將活躍于民間的城隍祭祀，變為國家祭祀的下層分支，最大限度上使官方和民間的祭祀達到和諧統一。

通過城隍祭祀體系，清朝滿洲統治者是如何表達對京師城市空間的理解呢？旗民分治于內、外城，是清代北京顯著的城市特點之一[24]。然而，反觀雍正帝“凡城皆有城隍廟”的上諭，他沒有在京師內城、外城這兩個顯而易見的城市空間里建立各自的城隍廟，沒有為旗人和漢人“安排”不同的城隍神分別治理。相反，他調整城隍神的等級與統屬，突出了皇家與民間的區分，從而加強了皇權與神權的進一步結合。從宗教意義上，內城隍廟的建立顯示出滿洲統治者打造北京城市空間的一種思路：除將“天子的城隍”高高提升并區別對待之外，對京城的子民——無論內城和外城、旗人和民人、滿人與漢人，均超越城墻和護城河的限制，作為京都城隍老爺管轄下平等的子民，不置區分，也從未分離。

*本項目為北京市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北京廟宇金石史料與多民族關系發展研究”（20LSC011）階段成果。

注釋及參考文獻：

[1]清代內務府檔案中亦稱為紫禁城城隍廟、禁城城隍廟。

[2][11]李福敏.清宮內城隍廟的建置與城隍祀典[C]//武斌.沈陽故宮博物院院刊（第十輯）.北京：現代出版社，2011：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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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雍正帝諭紫禁城內蓋造城隍廟事，檔號：內務府長編6015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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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關笑晶.清代北京旗人寺廟碑刻考述[C]//陸康，張巍.法國漢學（第十七輯） .北京：中華書局，2017：140-168.

[12]清世祖實錄·卷二九〇.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甲申.

[13][14][15]為弘升阿哥娶妻請旨事，內務府奏銷檔，膠片編號51，奏字141號，第456頁、第587-588頁、第483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

[16]營造司員外郎福海等咨文廣儲司給發城隍廟工程紙張事，內務府長編6018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

[17]許慎.說文解字.卷一四下[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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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資料匯編（內一至內五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2019.

[20]京城皇城城隍廟建立事，內務府長編08828，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藏。

[21]乾隆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一六一）內務府掌儀司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陳宗蕃.燕都叢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社. 1991： 33.

[23]同治十二年（1873）城隍廟捐資題名碑[C]//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石刻拓本匯編（第84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48.

[24]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194.

作者單位：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