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階級視域中的勞動革命女性形象書寫

關鍵詞：階級視域 勞動革命女性形象 葉紫

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隨著革命主體身份開始轉移到勞動階級群體上來，勞動女性被動員到革命實踐中開始成為婦女運動的主要方向?！吨袊伯a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1928年7月10）對過去的婦女運動進行總結，認為“黨過去的婦女運動多偏重于小資產階級的運動”，明確“黨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勞動婦女的群眾?！爆F代小說中也開始集中出現勞動革命女性形象。葉紫的《星》為我們呈現的梅春姐的形象，就將關注的視角聚焦到勞動女性投身革命的生命歷程。

一

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廣泛傳播，革命文學興起，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階級劃分開始成為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中的重要詞匯，并進而影響到這一時期現代小說對革命與女性關系的思考，同時也將女性解放和爭“階級平等權”的社會解放有力地扭結在一起。白薇曾回憶說：“前幾年鬧革命文學，作者大家的心血，都在為勞動者從九層地獄里呼冤;而那時對于埋在十八層地獄的婦女，似乎絕少人去注意她們加倍的悲慘?，F在是時代轟轟然開著倒車，五四以后抬起頭來的婦女，時代的黑手又把她們拖回到家庭，拖回墳墓去?！彪A級話語與女性性別話語在革命意識形態話語系統中的力量對比關系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勞動革命女性形象書寫中得到具體呈現。

對勞動革命女性形象的書寫主要集中在左翼作家群體當中，如葉紫、蔣光慈、蕭紅、蕭軍等作家的創作，他們較早接受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問題的看法，“五四”以來即受到熱烈討論的女性解放問題也開始將關注視角轉移到受壓迫最深、人數最多的勞動女性群體中來。葉紫的《星》中的梅春姐，草明的《傾跌》中的屈群英、蘇七等女性，彭慧的《我們在地獄》中的“我”，蕭紅的《生死場》中的王婆和眾多寡婦們，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中的李七嫂，蔣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毛姑等，皆展示了勞動女性發自生存本能的反抗性和革命性。以上幾篇寫工農勞動女性的小說，寫作的重心放在她們投身革命以前生活的苦痛和生存的艱難上，寫她們反抗意識的覺醒和對革命的美好期望。對她們而言，革命主要是對目前不幸命運的反抗。作者多采用寫實的筆法，描寫生活的壓迫和剝削是怎樣逼迫她們迸發出反抗的意識，筆墨集中在寫勞動女性命運的悲劇性和生活中的苦難處境。

葉紫的小說《星》中梅春姐的形象，即體現了階級話語與女性性別話語的復雜糾纏。葉紫的文學訴求深受魯迅的影響：“他們思想上秉承五四啟蒙傳統，內心依然躁動著對五四時期個性解放思想與國民性改造理念的熱望，共同延續了魯迅對現實的批判態度?！濒斞冈缭?0世紀初就提出了“白心”的概念，強調“聲發自心”，“誠于中而有言”。在革命文學論爭中，魯迅對階級“意識”內發性和自發性的強調，與后期創造社的批評家所強調的革命知識分子“從外部注入給民眾”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成了劇烈的對立和沖突。

二

葉紫的《星》共分為五章，小說一開始，梅春姐即因丈夫的夜不歸家、嫖賭成性承受著身心上的折磨和摧殘。除了丈夫陳德隆對其冷遇和非打即罵的折磨以外，梅春姐還身陷謠言和詆毀中。丈夫對其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使梅春姐在內心深處積淀起樸素的革命反抗意識。以麻面婆和四公公等為代表的謠言和詆毀，承載著傳統勢力對女性的倫理道德要求，也代表著與梅春姐的革命性相反的力量，在小說中有力地存在著。而且，這種傳統倫理觀念也沉積在梅春姐的內心深處，逐漸內化為她的行為標準和精神力量，在梅春姐苦難的心靈上又加上一重牢固的枷鎖。當丈夫陳德隆夜晚外宿在情婦的家中，當村中的謠言對梅春姐貞節的品質進行詆毀時，四公公等人的一句“梅春姐是個賢德的人”，使她的內心充滿驕傲。在丈夫在外尋找的浮浪的女人面前，盡管梅春姐的內心充滿著寂寞、空虛和悲苦，但因這樣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她忍受著種種打罵和詆毀，像千百年來的傳統女人一樣過著辛酸的日子。小說將勞動女性梅春姐的苦難境遇和其革命意識的萌發過程及其走上革命的歷程，放置在封建父權文化秩序和傳統女性積淀在內心深處的貞節觀念、對丈夫的依附性和深沉的母性等多重關系中進行審視。

第二章描寫了梅春姐與黃副會長之間情愛關系的進展，那“星一樣的鬼眼睛”，在與梅春姐初次相遇后，就像耗子與貓之間的關系一樣，捕獲梅春姐羞怯的內心。梅春姐內心樸素的反抗意識和黃副會長所傳播的婦女解放思想相遇，激發了梅春姐自覺的革命意識和革命行動，但與此同時，作家也將筆觸深入梅春姐的內心深處，描寫她在命運轉折關頭內心所受到的傳統道德觀念的束縛。小說中有這樣一個細節，當黃副會長和梅春姐在家附近的林子里發生情愛關系之后，黃副會長三天沒有出現。當梅春姐三天后見到黃副會長時，對她的內心形成強烈壓迫的幾種力量在梅春姐的話語中同時出現：

“我簡直不能出門！他們把我那一向都很清白的名譽，象用牛屎、糠頭灰糊壁一般的，糊得一塌糊涂了。他們還要去告訴我的丈夫！……”“并且，你……”她說，“你也不肯替我想一個辦法的，你三天都不來了！……”

這一段話語表白將“他們”（代表傳統道德倫理觀念的承載者的民眾）、丈夫和黃副會長同時放置在心靈的審判臺上進行審視，暗示著下文梅春姐的孤單處境和悲劇命運。小說突出描寫梅春姐在丈夫的冷遇中精神和情感上的孤獨、寂寞和辛酸，在受到鄉民們對其貞節的苛求時內心的惶惑和動搖，在遇到黃副會長時愛情的沖動和肉體的渴望。因為當時丈夫陳德隆外出當兵，處于缺席的存在，葉紫將敘述的重心集中在傳統倫理秩序的貞節道德觀念對梅春姐的嚴厲審視和謠言攻擊之中。作者借助剪發運動和梅春姐與黃副會長的情愛關系，冷靜地審視著鄉村傳統倫理秩序對革命的態度和對鄉村傳統女性走上革命、把握自己命運的態度。

第三章主要描寫了梅春姐和黃副會長幸福的同居生活和梅春姐在村子里宣傳男女平等及女性要追求自由的新思想，這一部分集中了葉紫對革命與女性解放之間關系的積極看法，體現出葉紫的政治立場和創作傾向。在小說的前三章，作者主要是站在“五四”啟蒙立場上，將女性作為與男性平等的生命個體，審視幾千年來延續下來的傳統道德倫理秩序和“妻子就應該受丈夫的打罵”的父權制文化秩序，審視著傳統道德倫理秩序和父權制文化對女性的壓迫及女性在這種壓迫中自發反抗的革命意識。小說的第四章則呈現出革命現代性的審視視野，審視著黃副會長向梅春姐所宣講的女性解放的虛妄。在這一部分的最后，梅春姐“一切的生活，都墜入了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淵中。而且還比一年前更加要烏暗，更加要悲哀些了”。作者冷靜地審視著當時的革命意識形態與革命實踐之間的距離，也使葉紫的左翼文學創作及革命女性形象書寫與蔣光慈等人的“革命加戀愛”的公式化書寫拉開了不小的距離。

第五章常未得到研究者的深入分析，這一部分從時間安排上，跳躍到黃副會長死后的第六年，小說整個故事延續了十年時間，也耗盡了梅春姐的青春。深沉的母愛使梅春姐未能像“木頭殼”等人一樣，擺脫被陳德隆折磨的悲慘生活，從而在外漂泊與革命，而是固守著貧賤和痛苦的生活。梅春姐和“木頭殼”的命運對比，再次將女性與革命之間關系的獨特性呈現出來，中國傳統女性的母性、妻性和依附性，使梅春姐在走上革命的途中，承受著更大的心靈上的考驗。

小說中有幾處細節可以進行對照性的閱讀，如小說的第二章，當黃副會長決心帶著梅春姐離開村子，到鎮上的會中去生活時，面對那個毫無溫情的家，“她胡亂地包成一個小包袱。她跑到牛欄去瞧了一瞧那條餓瘦的牛，又跑到雞籠去將雞招呼一下，廚房、菜園、家用品和農具——滿腔的酸淚與惜別的悲哀”。這份惜別的悲哀里，不是梅春姐對粗暴的丈夫的留戀，而是梅春姐骨子里那份傳統的對“家”的感情，這份“酸淚”里還有著對于不可知的未來的恐懼和茫然。在小說的第三章，當黃副會長和梅春姐從鎮上回來后，“她沒有再住從前的那所舊房子了。她是和黃同住在大廟旁邊的另一個新房子里的。她不曾再回來看過她的老家，她也不再懸念她家中的用品，雞、牛和農具”。這一部分對黃副會長和梅春姐的幸福生活的描寫充滿詩意，敘述者仍多從梅春姐的內心視角出發來描述，這里的“家中的用品，雞、牛和農具”代表著傳統女性的空間政治和性別認同，是傳統女性日常生活的寫照，而革命的梅春姐，在確立其革命主體身份時，也與傳統的價值認同和情感歸屬做了了斷。

在第五章，當梅春姐與黃副會長的孩子得了傷寒死后，雖然梅春姐與丈夫陳德隆還有兩個孩子，但出于對丈夫的憎惡，她割斷了那份出自母愛的牽絆，“她沒有留戀，沒有悲哀，而且還沒有目的地走著”。這暗示了梅春姐再次掙脫了身為女性所固有的母性的羈絆，走上主動把握自我命運的革命之路。雖然這路的風向標在小說整體的悲劇氛圍中顯得有點虛妄，但一個與傳統的情感、精神和生活境遇告別的革命女性，也出現在作者和讀者的期待中。

聯系上述文本，我們不難發現，在勞動女性、階級與革命的議題中，仍然存在著“沉默的大多數”。這“沉默的大多數”積淀著幾千年的歷史慣性，成為父權制倫理秩序的實施者，成為女性走上革命道路、擺脫人生困境的絆腳石，與敘述語境中所代表的男女平等、愛情自由、幸福等語義相反，成為當時革命意識形態需要啟蒙的對象。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在小說的第四章，當革命失敗，黃副會長死去時，是麻面婆、柳大娘、四公公等人出面，站在道德立場上，勸說陳德隆收留困境中的梅春姐?！八鼡碛衼碜悦耖g的倫理道德信仰審美等文化傳統，雖然與封建文化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不但具有濃厚的自由色彩，而且帶有強烈的自在的原始形態?！痹谶@個民間世界中生活的鄉民，無論是梅春姐的丈夫，還是麻面婆、柳大娘、四公公等有著傳統、保守的道德觀念的老輩，他們身上積淀著歷史的力量，如果將梅春姐所處的鄉村民間世界簡化為比革命落后的封建父權制力量，也就簡化了勞動女性和革命之間的張力關系。

三

綜觀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左翼小說，在《生死場》中，蕭紅也沒有放棄站在啟蒙立場上對勞動階級內部的父權制力量進行批判，王婆、金枝等女性在承受民族的淪喪、階級的貧困時，還承受著父權制力量的精神摧殘，如金枝對愛情的追求和婚后的凄慘及被強奸的命運，王婆與丈夫趙老三的緊張關系。與“五四”時期的作家不同的是，蕭紅不再用“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等口號來為筆下的女性提供出路，她以女性特有的細膩和感同身受的痛苦體驗，和筆下的人物一起呼吸，并在民族災難面前，試圖表現出女性發自生存本能的民族意識和革命意識，并不忘借助金枝的形象提醒讀者，女性解放在這里是缺席的存在。

與葉紫、蕭紅不同，“在創造社、太陽社理論家的觀念中，‘無產階級文學的實質不在于是由誰創作，傳達的是誰的聲音，而在于是否體現了‘無產階級意識”。而這樣的“無產階級意識”首先是“全無產階級意識”，是一種整體意識，而非“個個的無產者底意識”;其次，是“目的意識性”，而非“自然生長性”意識f，這與魯迅等人站在思想啟蒙的文學訴求立場下注重生命個體和意識的自發性與內發性的立場不同。蔣光慈在《咆哮了的土地》等作品中對勞動女性與革命關系的處理表現出簡單化的傾向。在塑造毛姑這一投身革命的女性形象時，其革命意識的萌發過程在小說中隱而不顯，只是隨著革命浪潮的來臨，在愛情力量的推動下，作為“整體階級”中的一分子，被作者“從外部注入”“無產階級意識”，而投身到反抗地主階級的革命斗爭中。

由此可見，葉紫、蕭紅等作家與蔣光慈、胡也頻等作家出于對階級意識的認識和對無產階級文學的想象存在差異，在塑造勞動革命女性形象時呈現出不同的書寫范式。借助葉紫的《星》中梅春姐形象的再解讀，我們不難發現，由于文學訴求和階級意識的不同，在階級視域中描寫勞動女性投身革命的生命歷程時，葉紫將勞動女性放置到階級議題中進行思考女性、階級與革命的關系時，仍不忘站在啟蒙者的立場，對勞動階級內部的父權制文化進行批判，注重勞動女性革命意識的自發性。

作者： 喬春雷，文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藝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