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獨居者》生態倫理學解讀

王潞晟

內容摘要：愛德華·艾比的成名代表作《沙漠獨居者》發表于20世紀60年代，被視為美國新文藝復興的標志。他改變了新一代美國人對沙漠的傳統認知，對唯發展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更是促進了美國環保運動和深層普適生態思想的發展。艾比作為生態整體主義的擁簇者，自身卻難以擺脫追尋自然寧靜和回歸舒適文明的雙重選擇矛盾，但正是這種倫理選擇之困和尋求自然與文明平衡的思考讓艾比觸及深層生態思想，發掘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的環境倫理意識缺失以及工業文明發展導致的社會底層的倫理困境，環境正義運動和生態中心主義也由此蓬勃發展。

關鍵詞：生態倫理 愛德華·艾比 《沙漠獨居者》 文學倫理學批評

布魯斯·伯格曾指出“可悲的是，再過一兩代人，在世的人都不會對格倫峽谷（Glen Canyon）有個人記憶。它曾經是峽谷區中心跳動的生命線，它暗淡而高聳的側峰，它的美洲原住民遺跡和銳利的海岸將只存在于書籍、照片和日記中，就像特洛伊或信鴿一樣虛幻”（Berger，1994：61）?；蛟S是知道自己將成為親身游歷過科羅拉多河的格倫峽谷的幸運兒之一，伯格將自己的這段經歷寫成了散文。他的作品雖然不同于專業歷史學家撰寫的史書，但卻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一段“過去的歷史”。這種個人的記憶有其獨立的效度，不需要證據的佐證或資料的考據，但當其成為出版物進入公眾視野時，隨之而來的還有公眾的質疑，《沙漠獨居者》也同樣面臨了這樣的問題。在這部美國自然文學經典之作中，沙漠以極為崇高宏偉、富有生命力的姿態出現在人們眼前，一反其在大眾視野中常有的死寂、荒蕪之態，具有蠱惑人心般的神秘感，也是愛德華·艾比眼中重要的生態有機整體。

在工業迅猛發展的20世紀60年代，愛德華·艾比（Edward Abbey，1927-1989）只身前往美國西南部沙漠，并以日記散文的形式完成了具有重要生態倫理影響力的自然文學作品《沙漠獨居者》。他的自然觀點與當時的美國社會發展格格不入，卻為世人敲響了環保的警鐘。艾比是美國越戰后首先關注自然環境與人類關系的作家之一，其影響力在于他身體力行實踐“生態中心主義”思想，抵制“人類中心主義”，將環境倫理寫入作品，引領了美國六七十年代“環境正義”運動浪潮，他呼吁人類關注自然生物、保護自然權利，這一先進思想的提出超越了當時的生態倫理學和深層生態學。

愛德華·艾比環境倫理觀的形成自然受其成長環境的影響，但很大一部分依賴于艾比本人的思想轉變與倫理選擇。二戰后，美國經濟增長進入“黃金時代”，資本主義對工人階層的剝削與壓榨變本加厲，大自然與動植物的命運被迫臣服于人類的利益與貪欲，城市里充斥著人們貪婪的喧囂與病態的呻吟，艾比決心去沙漠尋找安寧，沉淀自己心中的浮躁，探尋神秘莫測的沙漠中千百年來讓人心神向往的秘密。正是在此期間，艾比目睹了現代化機械對沙漠生態系統的破壞，工人階級在利益驅使下的健康危機與人類的精神空虛，堅定了自己為荒野發聲、為環境正義而奮斗的意念，借此作品喚醒人們對荒野的熱愛和保護。

一.環境與利益：資本下的倫理選擇

沙漠之所以對艾比的生態中心主義思想能有如此大的影響，首先在于沙漠的崇高之美對艾比的震撼。朗吉努斯指出，生存之旨不在于肉身存續，而在于精神的升騰;天之生人，不做卑鄙之動物，而植于心中以熱情——渴求偉大與神圣（陳榕，2016），崇高能與靈魂相合、與心靈相契。

就像散文的開頭，艾比就直言“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Abbey，2011：1），為了逃離城市的喧囂，艾比投入了西部廣袤沙漠的熱烈懷抱，最終被沙漠荒無人煙卻又桀驁不馴的浩瀚所征服。城市的沉悶無聊、機械性的重復工作、毫無人性的壓榨、人們自私自利的嘴臉無不讓艾比深感嫌惡，相比之下，沙漠的野蠻自由和令人可怕的敬畏所激發的崇高之感讓艾比深深眷戀。在艾比的眼中，這片沙漠令人震撼的生命力并不源于大海那樣的波濤洶涌的寬廣與激蕩，也不源于森林和草原那樣的風光旖旎的綠色生機，而是源于那獨屬于沙漠自己的野蠻與令人可怕的敬畏所激發的崇高，因此，從見到沙漠的第一刻起，艾比就深深被沙漠的崇高之美所折服，并且產生了想要“占有”沙漠的瘋狂想法。

其次，艾比環境倫理觀的形成，也是美國資本主義“驅使”下的選擇。當時的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在“唯發展主義論”的主導下毫無節制的發展，資本家犧牲自然利益積累資本財富，讓美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種族歧視也日益加劇，工人階級在生活與精神的雙重壓迫下心靈愈加空虛貧乏，許多人因為眼前的利益而選擇了“金錢”，放棄了“環境”。但艾比則截然相反，出生于美國北部印第安納州的艾比從小就愛上了自然和文學。一方面，艾比是受到了身為教師和管風琴師的母親的影響，對古典音樂和文學非常著迷;另一方面，艾比的父親是一位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激進分子，父親極端而矛盾的個性也影響到了艾比，艾比逐漸成長為一名保衛生態自然、批判唯發展主義的荒野保護者。艾比十幾歲的時候就獨自去往美國西南旅行，并愛上了那里的沙漠。在沙漠的對比下，城市就顯得那么令人厭惡。城市的嘈雜與利欲熏天、社會扭曲不公的歧視與病態思想、辦公室逼仄的工作空間都讓艾比感到窒息與煩悶。逃離都市喧囂成為了艾比的執著，選擇去美國拱門國家公園當管理員便是艾比逃離城市的第一步，也因此奠定了艾比生態中心主義的思想基調，是他與沙漠結下不解之緣的開始。進入公園之后，那片廣袤無垠且荒蕪寂靜的綿延沙漠讓艾比贊嘆不已，沙漠的崇高之美震撼了艾比的靈魂，平衡和諧的沙漠生態系統讓艾比見識到沙漠的生命力量之美，也由此堅定了艾比為荒野發聲、為沙漠尋求環境正義的信念。

二.生態整體與人類中心主義：工業文明下的倫理身份困境

艾比倫理選擇的外在表現便是“生態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唯發展主義論”的對抗，而“人類中心主義”和“唯發展主義”則是引發工人階級倫理身份困境的內在原因。

人類中心主義崇尚人的內在價值，將生態保護視為人類的間接道德義務（楊通進，1998）。這種以人類為本的自我中心思想嚴重破壞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平衡，人類將自己視為自然的主宰者，以凌駕于自然之上的態度視自然為謀取自身利益的來源，將動植物視為自己的任意支配物，破壞了自然環境與物種平衡，這種行徑卻被資本家以及大部分工人階級所漠視。比如一直生活在西部沙漠附近的印第安部落納瓦霍人，他們曾經依靠沙漠完好的生態系統放牧牛羊自力更生，在沙漠水系統受到大壩的截斷與破壞之后，沙漠成為了比以前更加干旱且毫無生命力的荒野，隨處可見的沙漠植物越來越稀少，牛羊放牧已經難以為繼，西部牛仔的神話也從此銷聲匿跡。已經無法依靠沙漠生存的納瓦霍人，不得不加入來沙漠開采鈾礦的工人之中，鈾礦輻射損耗著他們的生命健康，沉重的工作和機器的轟鳴聲讓他們的生活與以前截然不同，他們與沙漠自然的關系已經不復從前那般和諧和互相依賴，他們在一次次開采中不斷毀壞沙漠，微薄的酬勞也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失去了生活和精神的雙層屏障，壓力讓他們神經緊張而暴躁，身心極度失衡，家庭暴力日益嚴重。

同時，艾比清楚地意識到，“唯發展主義”也將美國社會環境推入一種水深火熱的境地。一般認為，首先對“增長癖文化”提出批判的是上一世紀的羅馬俱樂部，但其實，艾比對“唯發展主義文化”的批判要早上至少十年，而且其批判更為深刻且具有先鋒意義。艾比認為，“唯發展”是一種意識形態，并不是美國政府用以發展經濟而制定的方針或者策略手段，而其致命之處是忽視了發展的制約性。保證當代人、后來人的長久的健康的生活，保證未來人類基本的生存條件，是發展不可忽視、不可缺少的前提（王諾，2005）。

然而，當時的美國正處于享受由“破壞性發展”所帶來的利益急速擴張之中，猶如脫韁的野馬無法受控減速，“唯發展主義”將人們帶入了過度發展的誤區，資本家狂歡于資本的快速累積，美國社會卻因為貧富差距的無限拉大而致使種族歧視愈加嚴重，人們自私自利，白人無視黑人的種族特性而想要強行將黑人“同化”，而黑人則因為新教的迫害而自甘墮落或者抹殺自己的種族特性而自愿向白人靠攏。人與自然的關系在資本的利益角逐中分崩離析，自然被放在發展的對立面，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在平等的同屬于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而變成了人對自然的索取。在艾比看來，這些人并非地球生態中的“自然人”，而是資本主義奴役下的“傀儡人”。人的尊嚴包含著健康生存的尊嚴;人的生存權包含著環境權。當人被高度污染的環境所包圍，被各種各樣的致命病菌和致病物質所侵擾，這樣擔驚受怕地生活的人是么沒有尊嚴的;干凈、健康的生存權利是無法被快速發展的經濟所取代的，也是無法被富裕交換的（王諾，2005）。莎士比亞說，“在理性上人是多么高貴”;然而在生態危機的現實里我們卻經常發現：在嚴重污染的環境里人是多么卑微！

正因如此，艾比才向美國社會、向世界發出抗議，疾呼生態防衛與“環境正義”的必要性，既是為了生態整體利益，也是為了保護人們古老的精神家園。

三.環境正義：倫理意識缺失下的產物

艾比的寫作動機和倫理選擇的深層決定因素正是艾比深刻的生態中心主義意識和“環境正義”思想。

艾比筆下的沙漠“是無聲的。它被動的承受，完全奉行卻從不宣揚。沙漠躺在那里，像陳舊磨損的骨架，好像全無價值，喚不起人的任何感情……但是盡管簡單澄明，卻又蒙著一層神圣而又神秘的面紗。沙漠的沉默像是一種難以捉摸的暗示：某些不可知的東西終將被揭曉”（白春蘇，2010）。

艾比正是想要喚醒人們去正視沙漠環境的破壞行為和身體力行地保護自然環境，在艾比做美國拱門國家公園的管理員的初期，就見證了旅游業發展對沙漠生態的擾亂。大批機械設施、大型水壩工程、以及無線延伸的公路占據了沙漠的外圍，并逐步向沙漠內腹深入，國家機構絲毫不顧慮沙漠的生態承受能力，無視沙漠的生態整體性，肆意侵擾沙漠空間和其中的動植物，完全被旅游業帶來的巨大收益蒙蔽了雙眼。

生態中心論的代表人物阿恩·納斯（Arne Naess）指出人類只是生態大家庭中的普通公民，生態平衡是生命與無生命的大統一，而不是爭奪主宰權的戰役（曹明德，2002）。因此，沙漠也不應成為旅游業與鈾礦開采之下的資本主義犧牲品，政府機構更不能借發展的目的毒殺沙漠中的土狼、山獅，致使豪豬與野兔泛濫成災，讓沙漠原本就貧瘠不堪的植被遭遇毀滅的危機。

過度繁殖加劇了沙漠的貧瘠，野兔的數量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數目。在一次巡視途中，艾比撿起石塊擲向一只野兔將其“殘忍”的殺死，但艾比的心中卻沒有絲毫的愧疚，甚至感到得意的欣喜。此時在艾比內心深處，自己就是沙漠中一匹“孤狼”，他想象自己躲避獵人的追捕和毒殺，作為生物鏈中必需的捕食者理所當然的獵殺了一只野兔，自然而然流露出作為孤狼的得意與欣喜（Abbey，2011：19）。

另一方面，艾比是最早一批為自然權利和“環境公正”發聲的作者，并引領了美國上世紀末的“環境正義”運動?！碍h境正義”即在環境保護中，弱勢群體的權利與義務不對等、甚至被剝奪的現象（王韜洋，2002）。

艾比在文中曾多次提到過，美國政府的“唯發展主義”是建立在剝奪印第安部落的生存環境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自然環境資源的基礎之上的?！碍h境正義”是為了對抗不公正，但是那時環境倫理中的環境正義概念是缺失的，當時的人們并沒有深刻意識到這種倫理關系的失衡。在艾比之后，許多環保人士與環境倫理論家相繼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美國“環境正義”運動也由此拉開了帷幕。

可以說，“環境正義”要求我們關注社會現實，重視種族、資本壟斷等問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幫助弱勢群體、矯正不正義（王韜洋，2002）。這要求我們在實踐上秉持“生態中心平等”和“自我實現”兩個基本道德原則：一切生命體與無生命體都有價值平等、自我實現的權利（Open University Course Team and Wye College Course Team， 1997），因此便有了“輕踏地球”（Tread Lightly on the Earth）的道德箴言。

綜上所述，艾比的生態思想是“先進的”，他處于自己時代的保護環境的先列。艾比對生態“倫理不正義”和唯發展主義的批判敲響了無數人的道德警鐘，他所引領和倡導的環境正義運動的蓬勃發展也不斷助力著正確生態價值觀的形成，激勵了一批又一批的環境愛好者，為此后生態倫理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參考文獻

[1]Berger， Bruce. There Was a River [M].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4.

[2]陳榕.西方文論關鍵詞：崇高[J].外國文學，2016（06）：93-111.

[3]Edward Abbey. Desert Solitaire[M].New York：Rosetta Books， 2011.

[4]楊通進.人類中心論與環境倫理學 [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8（06）：57-62+130.

[5]王諾.唯發展主義批判[J].讀書，2005（07）：64-68.

[6]白春蘇.《沙漠獨居者》的生態審美探析[J].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0 （02）：34-38.

[7]曹明德.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倫理觀的轉變——兼論道德共同體范圍的擴展[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03）：41-46.

[8]王韜洋.“環境正義”——當代環境倫理發展的現實趨勢[J].浙江學刊，2002 （05）：173-176.

[9]Open University Course Team and Wye College Course Team. T861 Environmental Ethics [M].United Kingdom by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