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師對企業大客戶資源效應的信息識別

鄭軍 林鐘高 陳曉健 唐亮

關鍵詞：客戶集中度;持續經營審計意見;風險識別

摘要：擁有大客戶資源既可能表征企業的高質量發展，也可能傳遞企業的高經營風險信息。本文以2007—2018年 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從審計師發表持續經營審計意見（ GCO）的視角，研究了企業大客戶資源效應的信號傳遞價值。結果發現，較高的客戶集中度會降低企業持續經營能力，審計師將其評估為高風險審計事項，提高了發表 GCO 的概率。進一步分析發現當企業失去大客戶風險較低、大客戶財務困境風險較小或者企業自身議價能力較強時，大客戶集中度對審計師發表 GCO概率的正向影響有所減弱。此外本文還發現大客戶集中度引致的風險價值信息并非由于其監督動機不足所致。本文研究豐富了審計意見影響因素和客戶集中度經濟后果方面的相關文獻。

中圖分類號：F239.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2435（2022）01-0116-15

Auditors'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of Resource Effects of Big Customers—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Going Concern Opinions

ZHENG Jun1，LIN Zhong-gao2，CHEN Xiao-jian3，TANG Liang4（1. School of Acountancy，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Nanjing210023，China;2. School of Busines，Anhui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nshan Anhui 243032，China;3. Zhonghui CertifiedPublicAcountants，Hanzhou 310020，China;4. School of Busines，FuyangNormalUniversity，FuyangAnhui236037，China）

Key words：customer concentrations;going-concern opinions;risk identification

Abstract：A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firms' economic benefits，big customers may indicat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or high business risk. Using the Chinese listed firms from 2017 to 2018 as samples，form the perspective of GCO，the pa- per investigates the signal value of big customers from external auditor's perspective on issuing the going-concern opinions to the firms with higher customer concent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e higher customer concentration de- creases firms' going-concern ability，and such information content may be used by auditors as high-risk audit matter，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the probability of going-concern opinion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associa- tion between higher customer concentration and auditors' propensity to issue going-concern opinions is mitigated when the firms face low risk of losing main big customers，when big customers are financially strong，and when the firms have strong negotiation power. In addition，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value of risk information caused by highercustomer concentrations is not caused by big customers lack incentives to supervise.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udit opinions an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ustomer concentration.

一、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推進，以及生產與運營管理理論的不斷演進，供應鏈管理逐漸興起并得到推廣。大客戶作為企業的重要經濟資源，通過明確的合同安排，以大客戶需求為導向持續提高自身服務能力有助于實現價值創造，能顯著增進交易雙方的經濟收益。①近年來，依托大客戶資源促進企業發展的現象并不鮮見，如曾為中國移動提供飛信業務的神州泰岳、以及為蘋果公司提供玻璃屏幕的藍思科技等，這些有賴大客戶支持的企業都取得了迅猛發展。②但依賴大客戶也會影響了企業當前的各項決策及未來發展動力，一旦大客戶流失或者業務需求轉變、以及出現財務困境或破產清算等情況，會對企業經營活動帶來潛在風險。對于審計師而言，在向企業提供審計服務時，需要對企業的經營風險進行評估，并將風險水平作為審計意見決策的重要決定因素。這表明，審計師只有全面了解和評價大客戶對企業經濟活動及未來持續發展前景的影響，明確其優勢和劣勢，才能發表客觀、公允的審計意見。

實際上，長期以來我國的審計準則非常強調審計師需要謹慎地判斷企業對大客戶依賴引致的經營風險問題，通過對企業財務信息的鑒證和審核發表合適的審計意見來預警投資風險，有助于發揮信號傳遞功能。鑒于此，引發我們思考的一個重要研究問題是，既然審計準則都專門強調企業依賴大客戶可能引發潛在的風險，審計師在實際的執業決策過程中，究竟如何識別企業依賴大客戶的信息含量，進而通過發表恰當的審計意見來提醒投資者予以特別關注？從現有文獻來看，還未得出一致結論，如王雄元等和 Krishnan等發現大客戶集中度沒有導致審計師發表更多的非標意見;③④而方紅星和張勇以及鄭軍等發現大客戶集中度會使審計師發表更多的非標意見，⑤⑥Dhaliwal等也發現處于財務困境中的企業對大客戶依賴度越高，審計師發表 GCO 的概率越高。⑦究其原因，既有研究主要是從大客戶依賴整體層面（如大客戶集中度或分散程度）來考察其對審計師決策行為的影響，較少考慮到大客戶群體的異質性，并未對大客戶特征進行詳細區分進而準確評估其引致的差異化作用。鑒于此，本文試圖從審計師發表 GCO 的視角切入，研究企業大客戶資源傳遞給審計師的信號價值，以及大客戶和企業的異質性特征對審計師識別大客戶資源信號價值的附加作用。

本文主要的邊際貢獻在于：首先，從交易關系的穩定性和交易雙方談判能力動態轉換的視角考察大客戶傳遞給審計師的差異化信號價值，為我們深入理解企業依賴大客戶將如何影響審計師對審計風險的判斷及其報告等決策行為邏輯提供了新的視角;其次，從經營審計意見的角度考察了大客戶依賴所傳遞的高審計風險信號，驗證了審計準則一直非常強調和要求審計師高度重視企業對大客戶依賴引發的有關審計風險，為監管機構完善供應鏈信息披露政策和有效規范審計師的決策行為提供了政策依據。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回顧和研究假設提出;第三部分是研究設計;第四部分是實證結果與分析;第五部分是拓展性分析;最后是研究結論和啟示。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提出

（一） 文獻回顧

1.客戶集中度的相關研究

關于企業與大客戶間構建關系型交易的理論基礎，學界有較多規范性的探討研究?；诮灰壮杀纠碚?，Williamson指出，關系型交易是由定向專用性交易產生的長期契約關系①。在轉型經濟國家，由于存在外部市場不完善、法律體系不健全等問題，使得企業更傾向于與少數固定的大客戶建立交易型關系，以避免高昂的交易成本。②之后隨著對關系型交易研究的不斷深入，實證研究文獻亦在不斷提供針對企業依賴大客戶交易經濟后果的相關證據，總體而言相關研究結論可以分為以下兩類：一方面，大客戶適度集中對企業的持續經營發展和公司治理改善具有積極的影響。具體來說，企業存在大客戶有助于穩定供應鏈，促進資源整合和信息共享，有利于供應鏈資源整合;③能夠提高當期經濟收益以及增強收益穩定性④，改善信貸能力⑤，推動研發創新⑥;而且作為一種外部治理機制，大客戶能降低企業違規風險，⑦最終促進企業成長。⑧另一方面，相比于大客戶分散的企業，大客戶集中度較高的企業經營風險更大。 Dhaliwal等指出，一旦企業出現大客戶陷入財務困境、破產倒閉、變更供應商或者內部化生產等情況，會導致其銷售收入急劇下滑，經營風險增加。⑨同時，強勢大客戶也可能脅迫企業降低銷售價格、延長商業信用以及儲備超額存貨;⑩使得企業融資約束加劇和經營風險上升，進而會抑制企業創新行為;?由此會損害企業經營績效。?

在關系型交易對企業審計鑒證需求的影響方面，已有學者指出關系型交易需要以會計信息作為治理基礎?，相應地也就延伸出對審計認證的需求。?同時，另外一些學者從審計師的視角，考察了審計師的決策行為是否會受到企業與大客戶交易關系的影響。其中，從審計費用的視角，現有文獻發現大客戶特征可能會通過影響審計風險和審計成本，進而影響審計師的定價決策，但尚未達成一致意見。從審計意見視角，王雄元等發現審計師對大客戶集中度高的企業沒有出具更多非標意見，?而方紅星和張勇以及鄭軍等發現審計師對大客戶集中度高的企業出具了更多非標意見，①②這為我們更好地理解審計師是否能識別企業依賴大客戶引致的風險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這種將審計意見劃分為標準意見和非標意見的兩分法并沒有考慮審計師是否會評估大客戶依賴對企業持續經營能力影響的問題，致使外部投資者無法判斷同一非標意見類型下大客戶集中度高的企業持續經營能力是否存在顯著差異，進而難以通過審計意見準確掌握企業當前的經營狀況以及預測未來風險。

2.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相關研究

既有研究指出，審計師的持續經營審計意見決策分為判斷持續經營能力和選擇具體審計意見類型兩個階段③，而在實際決策過程中，審計師是否在審計報告中提及以及如何提及企業的持續經營狀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是其面臨的最關鍵的困難，同時由于審計師進行判斷決策時存在較大異質性，這都導致審計師需要依賴自身的專業知識、經驗和能力對企業的持續經營能力進行綜合判斷。較長時間以來，審計師對持續經營的判斷主要側重于財務類證據。但實際對于因持續經營能力受限被發表 GCO 的企業而言，其財務狀況早已惡化;④因此需要考慮其他一些更容易識別的特征，如從公司治理機制、政治關聯以及戰略計劃轉型等特征進行觀察可能有助于改善審計師的判斷質量。⑤

目前有關客戶集中度如何影響審計師發表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研究較少，Dhaliwal等發現大客戶依賴度高的企業經營風險更大，審計師發表了更多的 GCO;⑥Krishnan等卻發現大客戶依賴度高的企業經營風險更小，審計師收取了更低的審計費用，并沒有發表更多 GCO。⑦可以發現，既有研究并未取得一致結論，可能在于其更多關注的是大客戶對企業經營發展和業績的整體平均效應如何影響審計師的風險認知和決策，可能忽視了不同特征的大客戶對企業生產和經營決策的差異化作用，未來研究需要對此進行拓展。

（二） 研究假設

理論上，大客戶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和未來發展研究可能存在“效率主義”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兩種不同的觀點，正是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向審計師提供了不同的信息含量，使審計師在審計意見決策時做出不同的反應。

基于“效率主義”行為假說，審計師可能會基于以下原因將大客戶資源識別為企業具有高質量發展潛力的信號，進而將其評估為低風險審計事項，從而降低發表 GCO 的概率。首先，基于供應鏈整合的視角，已有研究發現企業與大客戶構建的關系型聯系有利于整合供應鏈資源，企業通過與客戶共同設計研發新產品及協同市場開發，能提高存貨管理效率和應收賬款回收性，降低銷售費用、管理費用以及廣告支出等酌量性成本，而且隨著對大客戶依賴程度的增加，企業的資產周轉速度和資金回收速度更快;⑧收益更高以及收益的穩定性也更強，未來長期業績表現也更好。⑨其次，基于監督治理的視角，既有研究發現大客戶能夠對企業形成良好的外部監督機制;①要求企業提供更加穩健的會計信息，②抑制企業過度負債③，緩解管理層的代理問題。④這表明，大客戶關系帶來的資源整合和監督治理作用傳遞了企業高質量發展和代理成本較低的信號，使得審計師認為企業未來發展前景更好，將減少對未來持續經營能力的疑慮，從而會降低發表 GCO 的可能性。

基于“機會主義”行為假說，審計師可能會基于以下原因將大客戶資源識別為企業高經營風險的信號，進而將其評估為高風險審計事項，從而提高發表 GCO 的概率。首先，基于利益掠奪的視角，既有文獻發現強勢大客戶會憑借較高的議價能力（如威脅壓縮采購規模）要挾企業，不斷攫取企業收益;⑤而且一旦遭遇大客戶陷入財務困境、倒閉、變更供應商或者進行內部化生產等情況時，企業的銷售收入就會迅速大幅下滑，甚至引發經營危機。⑥更為嚴重的是，由于企業前期投資主要是針對大客戶的專有性投資，失去大客戶會造成專有性投資的重大貶值，可能會給企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⑦其次，基于關系維護的視角，為了減少大客戶流失，企業可能需要支付更多的招待費用來維護與大客戶的交易關系，⑧同時為了緩解大客戶對企業經營形成的壓力，管理層也會積極采取調整盈余的方式來營造低風險形象，倘若大客戶準確識別出企業的意圖會及時中斷交易關系，進而增加企業信息披露風險和經營風險。這表明，大客戶機會主義行為可能會導致企業當期財務報告和未來經營活動面臨著更大的不確定性，這種高不確定性會使得審計師認為企業未來持續盈利能力存在重大疑慮，從而會提高發表 GCO 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企業存在大客戶資源是把“雙刃劍”，既可能因為供應鏈資源整合和大客戶監督治理作用，傳遞企業高質量發展和代理成本較低的信號;也可能因為大客戶利益掠奪和提高企業關系維護成本，傳遞企業高信息風險和高經營風險的信號，這兩種截然相反的信號可能會導致審計師在考慮發表 GCO 時做出完全不同的決策，如圖1所示。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有待檢驗的對立性研究假說1a和1b：

H1a：基于大客戶“效率主義”行為假說，在其他條件相同時，對于大客戶集中度高的企業，審計師出具 GCO 的可能性更低。

H1b：基于大客戶“機會主義”行為假說，在其他條件相同時，對于大客戶集中度高的企業，審計師出具 GCO 的可能性更高。

三、研究設計

（一）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7—2018年滬深兩市 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選擇以2007年為研究起點是因為2007年我國開始實行新審計準則，而且大部分公司從2007年開始披露前五名客戶名稱或客戶銷售金額等明細信息。在剔除金融保險行業、沒有披露前五大客戶銷售信息的公司和財務數據不全的樣本后，最終得到17922個有效樣本。前五大客戶交易比例和相關具體信息數據為手工收集，其余數據均取自 CSMAR數據庫。為了避免極端值的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按上下1%進行縮尾處理。本文所用數據處理軟件為 Sta- ta15.0。

（二） 模型設定與變量設計

為檢驗假設1，本文構造模型（1）如下：

GCO=β0+β1Customer+β2Control+∑Year+∑Ind+ε0模型（1）

其中，模型（1）中的因變量是企業當年被審計師是否出具 GCO，是取值為1，否則為0;Customer是大客戶集中度的衡量指標，借鑒Patatoukas的方法①，本文主要采用企業前五大客戶各自銷售比例的赫芬達爾指數（Ccust）來衡量，另外在穩健性測試中，也借鑒王雄元等的方法②，采用第一大客戶營業收入占營業收入比重（ Firstcust）和前五大客戶占營業收入比重（ Fivecust）來刻畫大客戶集中度。③相關控制變量參見下表1所示。

四、實證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

表2列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GCO 的均值為0.02，說明有2%的上市公司被審計師發表持續經營審計意見;前五大客戶銷售比例的赫芬達爾指數Ccust最高接近0.57，第一大客戶銷售比例Firstcust最高接近75%，前五大客戶銷售比例Fiecust最高接近96%，說明我國部分上市公司大客戶集中度較高。

（二） 多元回歸分析

1.大客戶集中度與持續經營審計意見

首先，我們檢驗了企業的大客戶集中度與審計師發表 GCO之間的關系。在表3的 （1）和 （2）列中，無論是否控制相關影響因素，大客戶集中度Ccust的系數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初步證明了大客戶“機會主義”行為假說成立，假設 H1b得到支持。

上文的回歸分析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首先，盡管我國監管機構鼓勵上市公司披露前五大客戶信息，但具體交易信息披露屬于自愿披露的范疇，而自愿披露往往存在樣本分布不隨機而產生樣本自選擇問題。本文采用 Heckman兩階段回歸來緩解企業客戶信息披露的自選擇問題，首先設立客戶信息是否明確披露Probit方程，根據已有研究，選擇企業規模（Size）、四大審計師（Big4）、研發投入（ RD）、無形資產比重（Intang）行業競爭程度（ HHI）、銷售增長率（Growth）、股權性質（State）、資產負債率（ Lev）等變量以及年度和行業作為第一階段控制變量;其次，根據客戶信息披露方程計算逆米爾比率（ IMR）并代入主回歸模型進行回歸。表3第（3）列報告了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發現Ccust的系數仍顯著為正，說明即使控制了樣本自選擇問題后，大客戶集中度與審計師發表 GCO之間的關系仍顯著為正。

其次，考慮到企業是否存在大客戶依賴可能并不是隨機的，而是受到某些因素的影響。因此，有大客戶和無大客戶兩組樣本或許天然有所差異。本文采用傾向得分法（PSM）來控制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參考Kalwani和Narayandas的做法①，采用單個客戶采購金額占企業營業收入10%及以上視為存在大客戶，是大客戶則Custdum取值為1，否則為0;借鑒 Kong 的方法，②在控制年度和行業的基礎上對是否存在大客戶進行回歸，估算各企業存在大客戶的概率得分，然后根據1：1配對原則和概率得分進行配對，最后根據匹配成功的新樣本進行檢驗。從表3第（4）列可以發現Ccust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即使控制了內生性問題后，上述結果依然穩健。

最后，考慮到上述結論可能存在遺漏變量等問題而容易受到內生性問題的困擾，并不足以得出明確的因果關系。因此本文采用工具變量法來緩解遺漏變量問題的影響，Dhaliwal等發現企業所在行業以往年度的大客戶集中度會對該企業是否具有大客戶依賴性產生影響，③因此本文將上一年度同行業其他企業大客戶集中度平均值（Ccustind）作為工具變量，表3第（6）列報告了第二階段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結果沒有異常變化。

2.進一步驗證。首先，本文進一步采用第一大客戶營業收入占本企業營業收入比重Firstcust和前五大客戶占營業收入比重Fivecust來刻畫大客戶集中度，發現結果沒有異常變化。其次，由于無法尋找大客戶經營戰略改變的直接數據，為檢驗本文假設中提出的如果大客戶流失會導致企業經營風險增加，借鑒 Dhaliwal等的方法，①采用企業發生大客戶流失的子樣本進行檢驗，發現結果沒有異常變化。再次，考慮到企業被審計師發表 GCO 向外界傳遞了不利信號，會影響企業融資能力進而加速企業惡化，因此謹慎的大客戶可能會選擇終止交易關系，而這會反過來會進一步增大企業經營風險，審計師發表 GCO 的概率也會增加。因此本文選取第一次被發表 GCO 的樣本重新進行回歸，發現結果沒有異常變化。

另外，我們還進行如下穩健性測試：第一，考慮到企業可能會選擇支付更高的審計費用來購買審計意見，進一步控制異常審計收費后，發現結果不變;第二，考慮到一些地方政府可能通過實施頻繁的資產重組支持本地 ST企業“摘帽”，因此 ST公司與其他正常公司不同，進一步剔除 ST 的樣本進行回歸，發現結果不變。第三，既有研究發現大客戶集中度和與企業業績呈現出 U 型關系，②這可能表明大客戶的“效率主義”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之間可能存在轉化的閾值，為此本文進一步在回歸模型中增加了大客戶集中度的平方項，發現其未通過顯著性測試，即大客戶集中度與審計師出具 GCO 的概率不存在U 型關系。

五、基于大客戶特征和企業特征的異質性分析

（一） 基于大客戶特征的異質性分析

大客戶“機會主義”行為引致風險的第一項來源是大客戶有可能選擇更換供應商，或者自行研發上游產品，從而導致企業面臨銷售收入銳減的風險。針對這種企業可能面臨被大客戶替換的風險，本文采用兩種方式進行刻畫：其一，與關聯方大客戶不同，非關聯大客戶與企業之間僅通過買賣合同建立起交易關系，雙方都有較大的自主選擇權，因此企業面臨是否被大客戶替換的不確定性更大;而關聯方大客戶與企業之間還存在股權控制等更深層次的聯系，單方面終止合約的概率較低。③其二，如果企業具有穩定合作的大客戶，則長期合作關系會使得企業面臨的大客戶更換的風險相對較小。因此可以預期，如果是由于大客戶“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經營風險增加導致審計師發表更多的 GCO，則在有關聯大客戶和大客戶穩定性較高的情況下被發表 GCO 的可能較低。借鑒王丹等的方法來識別企業是否具有關聯大客戶以及對關聯大客戶的銷售比例（ Rcust），有無穩定大客戶以及對穩定大客戶的銷售比例（Scust）重新回歸。④結果如表4所示，從第（1）和 （2）列可以發現Ccust的系數僅在無關聯大客戶的情況下顯著為正，有關聯大客戶時Ccust的系數不顯著，這表明當存在關聯大客戶時，審計師并未因企業客戶集中度較高而發表更多的 GCO，而第（3）列中Ccust×Rcust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關聯客戶購買比例越大，大客戶集中度對審計師發表 GCO 的正向影響會減弱。從第（4）和 （5）列可以發現，Ccust的系數僅在無穩定大客戶的情況下顯著為正，有穩定大客戶時Ccust的系數不顯著，這表明當大客戶穩定性較高時，審計師并未因企業客戶集中度較高而發表更多的 GCO，而第（6）列中Ccust×Scust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穩定客戶購買比例越大，大客戶集中度對審計師發表 GCO 的正向影響會降低。

其次，大客戶的“機會主義”行為引致的第二類風險在于，當大客戶面臨財務困境或破產風險時將會使企業面臨危機。針對大客戶財務困境或破產風險，本文采用兩種方式進行刻畫：其一，既有研究指出，與不具有政府背景的大客戶相比，具有政府背景的大客戶背靠國家信用與財政力量，通常具有產品需求穩定和財務風險較低的優勢，有力確保了企業未來收入的實現與經營的安全，有助于緩解企業面臨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其二，與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的實力一般更加雄厚、資金更加充裕，因為當前我國企業 IPO有較高的準入標準，上市后又面臨著嚴格的監管環境和信息披露規定，同時上市公司也擁有更完善的內部控制和更高質量的財務報表信息，獲得貸款的能力更強，破產風險更低。因此可以預期，如果是由于大客戶“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經營風險增加導致審計師發表更多的 GCO，則有政府背景的大客戶和有上市公司大客戶的情況下會相對較弱。本文根據企業披露的前五大客戶信息對具有政府背景（包含各級黨、政、軍部門、政府事業單位以及國有企業）大客戶和上市公司大客戶進行直接識別，按具有政府背景大客戶的銷售比例（Gcust）和上市公司大客戶的銷售比例（ Pcust）進行識別。結果如表5所示，第（1）和 （2）列發現Ccust的系數僅在無政府背景客戶的情況下顯著為正，有政府背景大客戶時Ccust的系數不顯著，這表明當存在具有政府背景大客戶時，審計師并未因企業客戶集中度較高而發表更多的 GCO，而第（3）列中Ccust×Gcust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政府背景客戶購買比例越大，大客戶集中度對審計師發表 GCO 的正向影響會減弱。第（4）和 （5）列發現Ccust的系數僅在無上市公司大客戶的情況下顯著為正，有上市公司大客戶時Ccust的系數不顯著，這表明當存在上市公司大客戶時，審計師并未因企業客戶集中度較高而發表更多的 GCO，而第（6）列中Ccust×Pcust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上市公司客戶購買比例越大，大客戶集中度對審計師發表 GCO 的正向影響會降低。

（二） 基于企業特征的異質性分析

為了說明大客戶這種“機會主義”行為對審計師風險認知的影響，本文接下來又進一步區分企業自身對風險抵御能力的強弱進行檢驗。如果是由于大客戶的利益攫取增加企業經營風險而導致審計師發表更多的 GCO，則當企業自身議價能力較強時，能夠控制產品價格并影響收款條件，抵御大客戶利益攫取的能力也相應較強，來自大客戶的壓力便會減弱甚至消除，審計師發表 GCO 的可能性將相對較弱。本文從產權性質、市場地位和所處行業市場競爭程度三個方面來衡量企業自身的議價能力。理論上，對于國有企業、市場地位高和所處行業集中度較高的企業而言，自身議價能力較高，抵御大客戶利益攫取行為的能力較強。同理，較強的議價能力會減少企業刻意迎合單一大客戶的產品需求，反而會增加企業與外部市場消費者進行信息、資源交流的機會，能增強企業獲取消費者需求信息的能力，進而提升在供應鏈的領導位，增加與大客戶合作的黏性，改善合作環境。①如果是由于大客戶“機會主義”行為增加經營風險導致審計師發表更多的 GCO，這種正向影響會相對較弱。企業市場地位采用當期營業收入占所在行業該年度營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來衡量，②行業集中度采用企業所處行業的赫芬達爾指數來衡量。③結果如表6所示，從第（1）和 （2）列可以發現Ccust的系數僅在非國有企業組中顯著為正，國有企業組中Ccust的系數不顯著，兩組系數差異顯著，這表明國有企業議價能力較高時，審計師并未因其客戶集中度較高而發表更多的 GCO;從第（3）和 （4）列可以發現Ccust的系數僅在企業市場地位低的情況下顯著為正，企業市場地位高時Ccust的系數不顯著，兩組系數差異顯著，這表明市場地位較高時，審計師并未因其客戶集中度較高而發表更多的 GCO;從第（5）和 （6）列可以發現，Ccust的系數僅在行業集中度低的情況下顯著為正，企業所處行業集中度高時Ccust的系數不顯著，兩組系數差異顯著，這表明行業集中度高時，審計師并未因其客戶集中度較高而發表更多的 GCO。這些結果表明當企業自身議價能力越高時，客戶集中度與審計師發表 GCO之間的正相關關系明顯減弱。

（三） 基于大客戶監督治理動機的進一步分析

上述有關大客戶特征和企業特征異質性的檢驗盡管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大客戶的“機會主義”行為可能傳遞了企業未來持續經營能力受限的高風險信息，進而審計師會發表更多的 GCO，但并不能排除大客戶監督企業和參與治理動機不足帶來的影響，因此不能完全論證本文所述大客戶的“機會主義”行為就是影響審計師發表更多 GCO 的主要原因。盡管大客戶具有監督企業的動機，但過高的監督成本會抑制大客戶的監督意愿，特別是當大客戶數量較多時，可能會出現監督激勵不足導致的“搭便車”問題。為了排除上述替代性解釋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本文接下來通過區分大客戶監督治理動機和能力的強弱進行檢驗。如果是由于大客戶監督動機和能力不足帶來企業經營風險增加而導致審計師發表更多的 GCO，則當大客戶監督動機和能力較強時，更有可能監督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以保證產品質量，如通過提出更嚴苛的產品質量標準與售后服務要求，確保企業持續經營，可能會降低企業陷入困境的概率，進而導致審計師發表GCO的可能性下降。具體而言，本文主要采用企業產品是否具有耐用性、是否存在唯一大客戶及其交易比例來考察大客戶監督治理動機和能力的強弱。首先，當企業生產的產品獨特性較高時，大客戶可能需要大量維修、裝配及改良升級等后續專項服務，如果企業出現經營或財務危機，大客戶所需的后續服務將難以得到保障，此時其的監督動機會更強。其次，與企業存在多個大客戶相比，當企業存在唯一（也是最大的）大客戶時，由于存在“搭便車”的機會更少，大客戶此時監督動機會更強，并且當采購的產品占比較大時，監督動機會更強。下表7報告了相關結果，從第（1）和 （2）列可以發現Ccust的系數僅在非耐用品行業顯著為正，在耐用品行業中不顯著，兩組系數差異顯著，表明當大客戶監督動機較強時，審計師沒有發表更多的 GCO。另外從第（3）和 （4）列可以發現，Ccust的系數在存在多個大客戶和唯一大客戶的情況下都顯著為正，兩組系數差異不顯著，表明即使當大客戶“搭便車”的機會更少時，大客戶可能具有更強的監督動機，但同樣也可能具有更強的利益攫取動機，較高的大客戶集中度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審計師發表 GCO 的概率。進一步從第（5）和 （6）列可以發現Firstcust的系數在存在唯一大客戶的情況下顯著為正，而在存在多個大客戶的情況下不顯著，兩組系數差異顯著，這表明隨著唯一大客戶的采購比例增加，其對企業的利益攫取行為難以受到其他大客戶的約束，可能導致企業經營風險增加，因此審計師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發表 GCO 的概率。上述結果表明大客戶監督和治理動機不足并不能有效解釋前文結果。

六、研究結論、啟示

大客戶是企業的重要經濟資源，現有研究針對大客戶影響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和未來發展可能存在“效率主義”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兩種不同的觀點，而作為信息中介的審計師，高質量的審計鑒證作為一種有效的監督機制，具有信號傳遞的作用①，如何識別企業大客戶資源所傳遞出來的信息含量，進而發表恰當的審計意見，成為利益相關者決策的重要依賴②。本文使用2007—2018年 A股上市公司數據，立足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視角，檢驗審計師如何識別大客戶資源的信息含量并針對其做出何種審計意見決策，以及大客戶和企業的異質性特征對審計師識別大客戶資源信號價值的附加作用。研究發現，大客戶集中度越高，企業未來經營活動面臨的不確定性更大，審計師發表 GCO 的概率越高。進一步分析發現當企業失去大客戶風險較低，大客戶財務困境風險較小或者企業自身議價能力較強時，大客戶集中度對審計師發表 GCO概率的正向影響有所減弱。此外，本文還發現大客戶集中度引致的風險價值信息并非由于其監督動機較弱所致。

本文的政策啟示如下：第一，面對全球價值鏈重構與產業轉型升級的雙重挑戰，我國企業需要高度重視核心客戶關系投資，提高供應鏈的協同效應，但同時要關注大客戶憑借較強的議價能力來掠奪企業利潤，因此需要進一步優化客戶結構，增加客戶穩定性和提高企業自身的議價能力，通過生產替代性小的產品增加核心客戶的轉換成本，通過從供應鏈間單純的博弈關系轉向構建互利互惠的合作關系，有效降低企業經營風險。第二，監管部門需要積極引導和規范企業披露客戶交易明細等非財務信息，以增強資本市場上信息的公開透明度，同時可以通過審計準則專門強調和引導審計師在審計執業過程中關注此類特別風險，借此提高審計師的風險識別能力以發表恰當的審計意見，緩解企業和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約束企業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

責任編輯：孔慶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