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第302窟佛座方格紋圖飾的表里漫談

韓天騰

摘要：把敦煌第302窟北壁中央說法圖里的須彌座束腰的方格圖案與同類紋飾作比較，可發現結構的豐富變化是方格紋成為裝飾大類的主因。此方格結構也運用于漢代方磚、墓室及敦煌洞窟形制、藻井圖飾等象征空間，反映此平面圖案有象征天國空間的表里文化之意。

關鍵詞：回格四線圖；四神磚；墓室；洞窟

開鑿于開皇四年（584年）的隋朝302窟北壁中央彩繪一說法圖（圖1），中心的主尊結跏趺坐，兩側站脅侍菩薩，腳踩覆蓮，背景為娑羅雙樹與繽紛落花。主尊坐具為“工”字形的高臺大座，中間束腰裝飾為四個方格紋二方連續圖案，方格特征為兩“口”形方格同心平行層疊，大、小“口”之間有四斜線連接四角，小“口”方格內勾四葉花，指向四角，整體涂飾土紅、天藍、黑色及淺藍綠，無規律。綜觀敦煌壁畫里的佛座圖案，該式樣少見，僅302窟佛座束腰及盛唐23窟南壁的塔殿御路踏跺的陛石圖案可見，相似的則有隋代380窟、412窟。本文以回格四線圖暫指302窟佛座圖（圖2）。圖案在藻飾祈愿祝福、吉祥長生、富貴安康的儒家文化等思想的同時，或有其特定的時代意義，本文針對后者而溯源其裝飾語境及其背后蘊含的文化意義。

一、歸屬探討

在敦煌圖案類別中，方格紋與三角紋、菱格紋、回紋、方勝紋、方璧紋、龜甲紋等構成幾何類裝飾圖案，與中西合璧的自然形態類圖案相得益彰，分布于建筑、服飾、佛具器物、一般裝飾[1]等四大類藝術裝飾中，打造琳瑯滿目的七彩敦煌。關于方格紋，關友惠在《敦煌莫高窟早期圖案紋飾》一文中講到莫高窟早期諸窟中的幾何紋有四式六種，第一式即方格紋，用數條垂直線與平行線相交，組成網狀方格，格內或以兩色交錯填色，或以三色相間填色[2]，回格四線圖有數條垂直線與平行線相交而成，符合以上特征，歸屬方格紋無疑。通過格內填色的方位不同及數的變化，又可產生多種不同的形式[2]，可見方格紋是眾多幾何圖案的母體，故關友惠先生把其列為“幾何紋里四式六種”之首。

關于方格紋，烏密風學者曾說它由數條平行線與直線相交，以黑、白、灰相間隔平涂而成，紋樣簡單大方，很多紋樣如菱格紋、三角紋、回紋及方勝紋都是在方格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3]。同時，段文杰先生曾把菱格紋、方格紋、垂角紋、圓環連珠紋等稱為“規矩紋”[4]，由此，把回格四線圖歸類為“規矩紋”也是可行的。與此相似的是回紋，其有曲水萬字、四底斗、雙鑰匙頭、丁字、單鑰匙頭、工字、天字及香印式樣[5]特征，為方格內多橫豎水平線交叉組織而成，而方格紋多以對稱、對角交叉連接為主，故方格紋雖似回紋，但非回紋之屬。

二、圖飾之表

（一）相似座飾

與回格四線圖最接近的是隋唐第380窟西龕壁畫中的佛座，座上裝飾著紅、綠、藍、白色相間組合成的三角形—方形圖案，三角形—方形圖案各裝飾不同數量的小圓圈，前面疊畫婆蔽仙和鹿頭梵志（圖3）。段文杰先生稱該圖案頗為少見[6]。關友惠在《敦煌裝飾圖案》一書中也列舉了380窟西龕壁畫的佛座圖案。關先生分析其結構是“米”字格，把方塊等分為八個三角形，并分析這種幾何紋仿自犍陀羅雕刻，其構架為“回”字形四方連續，“回”字形方格內交叉畫對角線。四色相間涂飾，由于布色方位隨意，未能形成有序的節奏（圖4）[1]。兩者所論對象一致而附圖有差別，前者的圖案結構最接近回格四線圖，暫不贅述。又隋代，第412窟的釋迦佛彩塑，可見其“T”形佛座上漫漶不清的白色三角紋飾，構架應為方塊紋樣發展而來，三者都以方格為構架，按隋代國祚三十七年計算，造窟時間間隔不長，可見在隋代或唐初，此圖是座飾的風景線，隋380窟、412窟都出現此類圖案，可見該圖案在隋朝的影響之深。

（二）遍飾的形式

方格紋在敦煌經歷了由簡約到復雜的演變過程。早期受西域的影響，北朝的圖案菱格紋多而方格紋少，此時的方格紋多為單色涂敷而相錯排列的方塊紋，素面方格居多。隋代開始與西域貿易、互市、交流，其結果是外來紋樣，如連珠紋，介入敦煌藝術，新的紋樣使佛座的方格式樣變得華麗，并在唐代達到高峰。從唐代經變畫可知，凈土信仰使得壁畫上出現了“極樂世界”，其殿堂樓閣之基、平臺水榭之界及歌舞露臺的寶磚無不裝飾著形式各異的方格紋。初唐、盛唐、中唐三個階段，唐代的方格裝飾有增無減。圖案的演變更替正如段文杰先生所說，早期（北朝）的火焰紋、忍冬紋、神怪紋、鳥獸組合紋、動植物組合紋等均已隨著時代的前進而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絲路”沿線的植物紋，如蓮花、葡萄、石榴及臆造的百花卷草、寶相花和團花等；規矩紋，如菱格紋、方格紋、垂角紋、圓環連珠紋等[4]，可見包括回格四線圖在內的方格紋在唐代圖案的裝飾比重。

從唐代壁畫可知，在外形都為正方或長方形的方框里，用點、線、面等元素遵循“米”字對稱結構進行虛實有無、具象抽象的加減創作，構成了唐代方格紋品類豐富、形式多樣的視覺盛宴。式樣豐富、品類不一的方格內或素飾，或中心置幾何圓點，或交叉成三角紋，或橫豎中軸等分方格，根據構成形態可分四種：A型為素面方格，B型為素格中心置圓點，C型為方格對角交叉呈四個三角形，D型則是在C型的交叉點置圓點（圖5），盛唐華麗繁縟的裝飾又衍生出豐富的式樣，如以自然團花代替幾何圓點，或以數環同心圓代替圓點，或在圓點或團花四個方向飾小白點構成一圓四點、一花四點，構成團花代圓、小花代點、點花組合及晚唐三角代點的形式不一而足。同時，依據裝飾對象的方圓曲直，紋飾呈現為環狀或條狀不等。其周邊窟室，如佛座、藻井、建筑、龕楣、華蓋、服飾、頭光、背光、臺基、砌岸、臺階、毯穗、寶冠、華蓋、頭光、象絡、項飾等皆可見（圖6），可以說風格紋的視覺美無處不在。

唐代眾多佛座都裝飾有方格紋，如榆林15窟前室北壁的北方天王，其寶座上沿為B型圖案，同款式樣在320窟北壁大勢至菩薩的圓臺佛座、217窟龕頂釋迦北側一菩薩的高臺佛座可見。從佛座的上下枋、束腰及梟混裝飾不同的方格紋樣可知，唐代佛座圖案追求方格紋樣的混合使用，甚至在疊澀的正側面都飾以不同方格紋，前者如31窟窟頂北披的文殊與普賢寶座，其上可見B、C型圖案混合裝飾。后者如晚唐196窟西壁，勞度叉所坐的三疊澀高壇大座裝飾有D、B型圖案，三疊澀座基正面包砌方格團花琉璃磚，側面包砌方格三角紋，三角紋交叉中心置一團花四白點圖案，正、側兩面均作二方連續，上下延展，層層疊疊，雜色相間，絢麗燦爛。方格紋根據佛座或建筑形態的轉折而俯仰向背，呈現華麗繁縟之形式，是唐代琉璃轉、寶相團花附會方格紋的體現（圖7）。

三、圖飾之內

方格紋經歷了簡約到復雜的演變過程，與三角紋、漩渦紋、繩紋、網紋等幾何圖案一起最早出現于新石器時代的陶土器物裝飾上，歷經夏、商、周、秦器物的審美發展并在漢代成為“天圓地方”的符號構件，方格因此具有象征大地的語義。

回溯回格四線圖，發現漢代墓室四神柿蒂紋方磚與此相似，四神方磚的出現并非偶然。西漢末年，儒家的經學、道家的易學及陰陽五行思想已經形成完整的社會思想體系。東漢時期，陰陽術數與讖緯思想繼續盛行，并形成了道家宗教體系。同時，兩漢“以孝取士”的仕制，漢晉的“靈魂不滅”及“事死如事生”的觀念導致漢晉重視墓葬，墓室成為生人祈愿祖先靈魂通往神界或仙界的空間媒介，使得這種空間成為“象天法地”“天人合一”觀念的集中體現，其影響了墓室、車輿、傘蓋、方磚、占栻、明器、祭奠器、動物俑類、陶器、漆具、庖廚、車馬器等器物設計，其中，不管是平面的四神柿蒂紋方磚，還是象征宇宙空間的墓室、墓志等，它們在效法“象天法地”的精神上形成了獨特的造型語言。它們的結構空間式樣與回格四線圖無異，差異在于一者立體、一者平面而已。

漢代方磚有四神柿蒂紋、米字紋、繩紋、回紋與穿璧四神紋、云氣紋等模印圖案，與302窟回格四線圖有相似之處的是四神柿蒂紋方磚，其圖案骨骼也是回格四連線，不同之處在于四神磚的小格里刻畫四葉柿蒂紋，格外繪象征東、西、南、北四方位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302窟佛座圖案則畫四葉花，外圍無四神獸，相同之處在于兩者的四葉花尖都指向四角。朱存明認為柿蒂紋的四個蒂，顯然象征大地的四等分或四個方向[8]，象征天地之“四維”，以“四維”為四綱外延的八纮、十二干支、二十八宿構成漢代陰陽五行的宇宙圖式（圖8）。

1975年，下河清小淌溝墓群出土了回形四斜線的漢磚，磚呈方形，邊長35厘米，厚5厘米。磚面中心雙棱邊正方形框內站一狩獵者，頭戴豎尖頂圓帽，左手握刀上舉，四個等腰梯形區域內分別飾有豬、牛、羊、鹿四種動物的圖像[9]。此漢磚以狩獵的動物替代四神獸的位置，以人物代替中心的柿蒂紋，反映了四面八方狩獵都能滿載而歸的富饒追求，即該圖案適用于祈福求瑞的構圖，由此可以確定302窟的“回格四斜線”當為吉祥類圖案構圖之一。

漢墓頂有平頂、兩面坡頂、四面坡頂、券頂、穹隆頂、疊澀式頂等形式，四面坡頂即覆斗頂。從洛陽澗西周山的空心磚墓可知，西漢早期墓頂延續的是戰國時期的平頂土洞墓，漢墓中期已經開始出現弧頂，如洛陽燒溝漢墓，并在西漢晚期出現模仿券頂筑成梯形墓室頂的空心磚墓，梯形墓室頂即覆斗頂，與墓志一樣，也是回格四線圖空間結構，象征宇宙天國。

在漢代，墓室梯形斜坡的壁畫頂是作為天穹來看待的，如西漢中晚期的卜千秋墓，壁畫繪于平脊斜坡頂部和前后山墻上部，主題為升仙和辟邪；又西漢中晚期洛陽燒溝墓東61號，墓頂的畫面主題由升仙變為日月星辰，升仙辟邪題材更加突出[9]。這些幻想升天思想的圖像再現，不是繪于覆斗形斜壁上，就是繪于穹窿頂上，如洛陽北郊石油站壁畫墓墓葬形制與宜陽尹屯壁畫墓相似，同為穹窿頂，多耳室小磚墓。墓頂分成四等份，分別繪有乘車駕龍、乘車駕鹿、伏羲擎日、女媧擎月圖[9]。這種本土漢文化圖案延續至佛教在河西流行時的酒泉丁家閘五號墓，前室的壁畫上層表現的是日、月、龍、龜等天瑞，西王母、東王公、三青鳥、昆侖山、若木、羽人等神瑞。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亦在墓室的穹頂繪天象圖，這些幻想升天思想圖像再現的位置，不是在回格四線圖結構的覆斗斜坡，就是在半圓形天穹上，可見此結構象征宇宙之含義。正如學者沈偉棠在《圖像的兩端—汪小洋教授<漢墓壁畫的宗教思想與圖像表現>述評》一文中提到的“漢代繪畫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并不僅僅是圍繞著藝術審美主題，更多是圍繞著人生終極目標的思考而產生，也就是說漢代繪畫的藝術成就是在宗教美術的領域產生的，是與宗教行為相關的藝術成就”[10]。

敦煌石窟有中心柱窟、覆斗頂窟兩類，敦煌覆斗頂洞窟始于西魏249、285窟，并在隋唐成為主流窟形。覆斗窟的平面正投影結構也為回格四線圖，與漢墓頂壁畫神怪象征天國一樣，敦煌石窟也一樣。姜伯勤先生在研究敦煌285 窟時指出，在窟頂四披則是天頂與東、西、南、北四方天的結構[11]。這說明早期敦煌的覆斗窟是漢文化在河西的延續，及至隋唐成為主流形制。

覆斗窟在敦煌歷時久遠，內中的圖案風格、繪畫內容也因信仰、宗派主題的不同而演化出豐富多彩的式樣，但回格四線圖的覆斗結構不變，變化的是因朝代風格而異的條狀圖案，如敦煌西魏285窟為饕餮垂飾紋；隋代連珠紋，在隋代403窟、314窟、313窟、311窟、394窟、379窟皆有反映，這有力凸顯了回格四線圖的天國結構，并延續至之后的唐朝，如初唐的203窟、322窟、373窟、386窟等都出現了此類結構。盛唐開始，流行團花與半花圖案的條形裝飾，但連珠紋依然在用，并持續到西夏時期，如330窟、310窟頂。不管是條狀的白珠紋還是條狀的團花紋、卷草紋，其重在表現覆斗空間象征的輝煌天國。關友惠先生說過：“中心方井由大變小，向上深凸。方井四周邊飾層次多，由外向內次第遞減，由寬而窄，與覆斗窟頂形體非常契合協調，仰望藻井，頗有深遠之感?！盵12]

漢墓與敦煌洞窟形制都用到了回格四線圖結構，兩者的關系正如史葦湘先生所說，“四世紀前后的敦煌，完整地保存著漢晉文化和固有迷信……嘉峪關、丁家閘一類墓畫，應該是莫高窟北朝藝術的依據”。[13]即漢墓與敦煌的回格四線圖具有本土文化的圖式表征，故嘉峪關墓磚畫、敦煌十六國時期的墓磚畫以及酒泉丁家閘西涼墓畫，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增強了對地方傳統藝術的認識能力，打破了一切都要從犍陀羅中找根源的迷信[13]?；馗袼木€圖言外之意正在于此，即隋唐佛座的圖案有本土漢文化的因素在內。

基金項目

福建省社科規劃項目資助階段性研究成果“犍陀羅與敦煌的佛座圖像史研究”（項目編號：FJ2019B112）。

參考文獻

[1]關友惠.敦煌裝飾圖案[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145.

[2]關友惠.敦煌莫高窟早期圖案紋飾[J].敦煌學輯刊，1980（00）：101-107，125-126.

[3]烏密風.敦煌圖案的組織結構與紋樣[J].美苑，1983（3）：8-13，27.

[4]段文杰.中國敦煌壁畫全集5：敦煌初唐[M].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111.

[5]（宋）李誡，營造法式[M].方木魚，譯注.重慶：重慶出版社，2018：324-327.

[6]段文杰.中國敦煌壁畫全集4：敦煌隋[M].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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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汪小洋.漢墓壁畫的宗教信仰與圖像表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1]姜伯勤.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敦煌心史散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55-69.

[12]關友惠.敦煌石窟全集·圖案卷（下）[M].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3：45.

[13]史葦湘.敦煌佛教藝術產生的歷史依據[J].敦煌研究，1982（1）：129-151，20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