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史視角與中古史研究的拓展
——張金龍教授訪談錄

張金龍， 任建芳

(首都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 北京 100089)

提起張金龍教授，繞不開的便是其成名作《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與九冊本的巨著《北魏政治史》，二者奠定了張老師在魏晉南北朝制度史與政治史研究中的堅實地位。時至今日，因之而來的贊譽與榮耀仍在繼續，但張老師對此卻看得很淡。2020年《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修訂本)》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再版，拿著這部沉甸甸的絳紅色力作，就會瞬間明白，對于一位真正的學者來說，立得住的著作本身便是對辛苦付出的最佳回報，其他的頭銜與名譽相比起來則顯得無關緊要了。

2021年，張老師的一大工作重心是中華書局點校本《南史》修訂工程的最后定稿，辦公室中堆積如山的版本?？辟Y料隱約顯露出十余年艱苦工作的一角，不過卻很少聽到張老師述說其間的不易。僅在一次交談中無意說道：“我從來沒有想過走捷徑?！狈路疬@么多年的修訂工作如這句話一般輕松，又恰與辦公室墻面上未經裝裱的自寫書法形成某種無聲的映照：“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歐陽修《讀書》)

此次訪談的形成要特別感謝陳其泰先生的建議與主題推薦。張老師一方面很感謝陳先生的盛情邀約，另一方面又覺得訪談的形式不很擅長?！氨绕鹳┵┒?，我似乎更擅長將所思所想撰寫成文字與大家交流?！笔聦嵣?，本次訪談也并非來自一次交流，而是幾個月以來的數次漫談，或在課后與辦公室，或在進餐與行走中，張老師的回答坦率又深邃，給人以無盡啟發。聽同門師姐說，張老師即便大年初一都是在辦公室修改論著中度過。我因此很好奇地問道：“您會有孤獨的時候嗎？”張老師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因為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边@些事自然是張老師全身心投入的學術研究。

一、史學研究的立足之基

任建芳(以下簡稱“任”)：《魏晉南北朝禁衛武官制度研究》是第一部對中國古代禁衛武官制度進行全面、系統研究的專著，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與稱贊。黎虎先生所撰序言與日本學者窪添慶文先生所撰書評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煞裾勔幌履珜懘酥木売杉皩δ鷮W術研究產生的影響？

張金龍(以下簡稱“張”)：40年前我在北京大學本科學習時期就追隨?？偙笙壬辛曋泄耪沃贫仁?，祝先生是我史學研究道路上的啟蒙恩師。我對魏晉南北朝史及官制史研究的興趣都與祝先生的教導有很大關系。1995年，進入北京師范大學跟隨黎虎先生攻讀博士學位之初，就確定以“魏晉南北朝武官制度研究”為博士論文選題。這一論題的選定要歸功于黎虎先生的支持。起初，我向黎虎師提交了三個論文候選題目，另外兩個題目涉及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地理和南北軍事關系。黎虎師考慮到我曾撰寫過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論文，因此決定讓我以“魏晉南北朝武官制度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這一決定對我后來的學術研究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我多年的研究即是圍繞相關問題而展開的。不過當初雖有明確的思路和文獻準備，但在動手寫作時卻因為時間與精力有限而不得不將大多數問題割舍，最終僅以其中最為重要的禁衛武官制度作為論文選題加以完成。后來在申請國家社科基金時本打算完成初衷，將武官制度的研究畫上句號，但也因為其他研究任務的影響而未能如愿?，F在20多年過去了，相關領域的研究已經是遍地開花，與我當初進入這一領域時的沉寂判然有別，這種變化是很令人欣喜的。當然就我自己來說，思考的很多問題仍然有不少尚未展開或有待深入，前幾年出版的《唐前“兵部”尚書研究》和《唐前太子衛率詹事制度研究》，以及即將出版的《將軍號制度變遷史研究》，都是在社科基金項目結項成果基礎上修改完善的，也都是在近二十年前就已完成初稿的基礎上撰寫的。此三書可以看作我對這一領域相關專題研究的延伸，也算是對這種遺憾的某種彌補吧。

任：制度史可以稱得上是一塊難啃的骨頭。您這么多年來始終不曾離開過對官制史的研究，可否談一下您的切身感受？

張：制度史的研究誠屬不易，也是極為重要的。錢大昕曾經說過：“予嘗論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輿地，次辨氏族，否則涉筆便誤?！贝嗽挿胖糜诂F在依然是一點都不過時的。典志各門中，天文、律歷、禮儀等志是專門之學，但是官制和地理卻是準確理解歷史的必備前提。拿沈約來說，他認為修《百官志》沒有那么難，因為“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于事為易”。這話當然是相較東晉南朝紛繁復雜的地方行政區劃而言，但是仍然說得過于輕松。比如《宋書·百官志上》記載：“中軍將軍，一人。漢武帝以公孫敖為之，時為雜號?！钡菚x武帝即位之初，“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這是中軍將軍沿革史上最重要的一環，而《宋志》卻毫無記載，與其“尋源討流”之說還是有很大距離的。因此鄭樵所言“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為之”，一定程度上說并非夸大其詞。我在修訂《南史》的過程中對李延壽刪削前史的不當之處也深有體會。李延壽作為修撰《隋志》的主要成員，說他不通南北朝官制是很難想象的，但是仍然會出現諸如刪除上文“左軍將軍”而使下文“降號冠軍”沒有著落等問題，從而使得行文出現前言不對后語的邏輯矛盾。當然，對于紛繁復雜的南北朝歷史，李延壽也不可能全部都有充分的研究與準確的認識，這也是導致《南史》《北史》疏失較多的原因。即便是“老于典故”幾乎無人可及的錢大昕，也會對南朝禁衛將軍與散號將軍之別有含混不明之處，可見準確理解古代官制之難。

再舉一個例子，《宋書·沈演之傳》記載，“(元嘉十七年)以演之為右衛將軍?！?，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太祖謂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錢大昕理解為似乎當時以侍中為宰相，但是這一理解并不準確，因為“宰相便坐”雖然意味著離宰相職位很近，但尚未成為宰相。陳寅恪將“侍中領衛”斷句為“侍中、領、衛”，認為“領”為領軍將軍，“衛”為左、右衛將軍，并且說領軍將軍為宰相。很顯然，這完全是誤讀。宋文帝所說“侍中領衛”是指沈演之以侍中領右衛將軍。元嘉初年，宋文帝心腹王華以侍中領左衛將軍參與朝政與此類似，體現了宋文帝對沈演之所寄予的厚望。宋文帝此語與領軍將軍、宰相都沒有關系。陳寅恪是公認的中古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和成就最為突出的一代宗師，但是對官制的理解也會出現這種錯謬之處，足以證明認識和研究官制之難。但是換句話說，正是因為很難，所以更需要去研究。如果沒有古代官制的基本素養，要準確理解二十四史的記載不大可能，說是盲人摸象亦不為過。至于錢大昕所說的輿地與氏族，當然也如官制一般重要。我在《魏晉南北朝文獻叢稿》中所收《〈魏書·地形志〉叢札——北魏州郡建置沿革雜考》及《〈南巡碑〉所見姓氏叢考》兩文，算是對輿地與氏族問題的一些考索，在此就不展開說明了。

任：您在魏晉南北朝官制史研究的過程中，肯定對相關歷史文獻有相當程度的認識與理解，可否談一下您在這方面的研究？

張：研究談不上，我只能說一下我的個人體會。有關魏晉南北朝職官制度的原始文獻佚失很嚴重，可以說在唐代還有所保留，但到宋代時已全然不見蹤影。時至今日，研究此時期的基本文獻仍然還是要立足于《宋書·百官志》《南齊書·百官志》《魏書·官氏志》《晉書·職官志》《隋書·百官志》等正史官志。當然，各史中的《禮志》《禮儀志》《輿服志》等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另外《通典·職官典》《唐六典》本注所依據的史源有一部分出自正史官志以外的著述，因此也可以看作認識這一時期職官制度的基本文獻。唐宋類書尤其是《太平御覽》中引用的文獻有不少屬于比正史更為原始的第一手資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就文獻的可信度來說，由于《宋書·百官志》成書最早，修撰年代與所記載的歷史又甚近，而且撰修者曾親身經歷所記述的年代，又可以看到相關的原始記錄，因此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其他正史也可以作類似的綜合考察。另外需要注意到，諸志既是對被記述歷史面貌的真實反映，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撰修者的時代特征和其主觀認識，還可能受到歷史傳統的某種影響，所以在具體的史料征引時還是要具體看待與分析。此外，《文獻通考》、《北堂書鈔》、《冊府元龜》、孫逢吉《職官分紀》、萬斯同《補歷代史表》、紀昀等《歷代職官表》、洪飴孫《三國職官表》等也是官制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文獻史料。我對上述文獻的具體認識與判斷也反映在《魏晉南北朝文獻叢稿》中，如果感興趣可以細讀一下，相信會有進一步的體會。

任：您學術研究的一大特色即是征引翔實、考辨嚴謹?！犊脊耪撌贰肥悄?019年出版的一本學術論文集，通過書名就可以看出論述的主題與考古資料的運用有關?？煞窬痛苏勔幌履恼J識？

張：《考古論史》作為書名其實是臨時起意，不過我對于考古資料的重視卻是由來已久。1999年我在《歷史研究》發表的《北魏洛陽里坊制度探微》，即是充分利用出土的墓志資料，并結合文獻記載，詳細考證了洛陽里坊的名稱，以及洛陽鄉里制相關的系列問題?，F在看來，仍有其學術價值。如果不是全面地利用這些墓志資料，論述的可靠性無疑會大打折扣。在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中，由于傳世史籍文獻資料并不豐富，包括墓志、碑刻與文書、圖像在內的考古資料自然成為認識這一時期歷史的不可或缺的素材。就現有情況來說，相關的考古資料除吳簡外還是集中在北朝，因此在北朝的研究中也就更需注意對考古資料的利用。像文成帝《南巡碑》的發現、孝文帝《吊比干文》的碑陰題名便對認識北魏前中期官制、統治集團構成的實態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史料意義。當然，除補充史籍文獻之缺外，考古證史的意義也不可忽視。比如高歡家世族屬真偽的問題一直在學界廣受關注。史籍記載高歡祖上為渤海高氏，但現代有不少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高歡有意偽造家族世系以攀附漢人高門，其中高齊出于鮮卑說的論斷即認為孝文帝改姓前高湖及其子孫本姓應為“是樓”，但是考察《南巡碑》中的高氏人物就可發現，其姓氏在文成帝時期即為高氏，而非是樓氏，則高歡出于鮮卑的說法自可不攻而破。

也有一些考古資料需要通過傳世文獻的進一步佐證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比如1999年山西太原發掘的隋代虞弘夫婦合葬墓，因其石槨具有濃厚的異域風格及《虞弘墓志》的完整出土，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但是對虞弘的族屬問題，學界的看法卻相當混亂。其實通過對傳世史料的深入細致研讀，同時充分關照虞弘生活時代的歷史背景，是可以對其族屬及信仰問題作出合理推斷的。我對此也進行了專門的考證，最終認為虞弘家族的具體民族成分應為臣服于北魏和柔然的高車(敕勒、鐵勒)袁紇(韋紇)部。再比如我去年在《文史哲》發表了《忻州九原崗北朝壁畫墓墓主人蠡測》一文，便通過對已知北朝大墓規格及墓主人身份的比較分析，同時結合文獻記載及北朝后期政治軍事形勢，確定了該墓墓主人應屬于東魏北齊統治集團中的最高層級，再通過可能人選的生平事跡及史志所載墓所的排比分析，最終推斷墓主人最有可能是東魏政權的實際控制者高歡的妹夫厙狄干。如此一來，對考古資料的認識也就可以更進一步地闡釋歷史問題。

不過仍有一點需要注意，考古與論史實際上是一體兩面，或者是古代歷史研究的兩種不同表達，它們都是為了探究和考索歷史真實。不管是利用什么資料，都要以研究對象的需要為前提，不可一概而論。很多學術大師的論著，全都是以傳世文獻作為基本史料，而且都是我們常見的史料，但卻絲毫不影響他們論著的巨大學術價值。

二、北魏政治與民族融合之思考

任：您的九冊本《北魏政治史》毫無疑問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巨著。以往的多冊本專題論著大多是多位學者合作完成的，而您卻是以一己之力高質量地撰寫而成，其間的艱辛不可想象?？煞裾勔幌履淖珜懢売梢约皩Ρ蔽阂怀瘹v史的整體認識？

張：在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北魏歷史始終是我關注的主要領域。我早期出版的《北魏政治史研究》與《北魏政治與制度論稿》就對北魏政治、制度等方面作了較多考論。本書的撰寫緣自對《北魏政治史研究》一書的修訂。修訂之初就深感有必要對北魏歷史進程做一番全面系統、深入翔實的研究，不過由愿望變為現實確實絕非易事，其間所耗費的心血精力一言難盡。也正是由于本書的撰寫，我從事多年且胸有成竹的武官制度研究不得不中斷，相關課題的擱置也成為難以釋懷的一個心結。不過本書能以現在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也遠超當初的預想，算是彌補了一些遺憾吧。

北魏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長期統治中原的非漢民族政權。它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甚至在世界歷史上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北魏王朝從4世紀晚期在代北建立政權，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不僅在華北站穩了腳跟，而且最終兼并了其他政權，統一了中國北方大部地區，并且將這種統一局面維持了近一個世紀，這種成就可以說是空前的，因此對北魏的研究無論怎么深入都不為過。而要全方位、多角度地闡述北魏歷史進程，就要在史學敘述中力求完整、不留空白。本書雖然是以政治史為研究對象，但凡是與北魏歷史進程有關的事項諸如戰爭、外交、法律、經濟政策、民眾叛亂等內容也都在論述之列。之前不曾為學界所注意的許多重大問題，或者雖細微但又不可或缺的問題，在本書中也都有明確的交代，最終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更加準確明晰地呈現這一非凡王朝的基本面貌。

任：北魏的民族融合是以拓跋鮮卑為主體的大量的非漢民族在血緣上融入漢族，同時也是在文化上融入漢族的過程，您對于這一民族融合的進程有何認識？

任：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孝文帝全盤接受中華傳統文化，使鮮卑民族與中華民族融為一體，是中國古代一位尤為杰出的帝王。您對孝文帝及其改革有何認識？

張：孝文帝確實是一位極有魄力的帝王。自遷都后，他從語言、姓氏、籍貫、服飾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漢化改革，可以說將北魏境內以拓跋鮮卑為主體的非漢族群改造為漢族。這在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后的。其中任何一項改革都非常不易，都值得大書特書。官制改革是政治制度改革中最核心的內容。孝文帝時期前、后《職員令》確立的九品正從上下等級制度，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延續了1 500年之久。經濟制度方面，孝文帝太和八年(484)至十年(486)頒布的俸祿制、均田制、三長制更是具有重大的貢獻。均田制、三長制、新稅制三位一體，為解決北魏中葉社會問題找到了突破口，成為中古時期社會大變革的起點。因此，除了本書的兩冊專述孝文帝時代，我即將出版的《北魏社會經濟制度研究》對孝文帝的經濟改革也作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希望能夠對孝文帝的改革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孝文帝能作出如此巨大的貢獻，離不開統治階級各階層的有力支持。這與孝文帝的用人政策有很大關系。完善九品中正制、確立門閥制度，懲治貪官、整肅吏治，創立考績法、考黜官吏，同時禮賢下士、重用一大批有才干的官員，創立了一套系統性的選舉用人制度，這些都為孝文帝改革的順利進行在組織上提供了可靠保證。再者，孝文帝的改革是在他一貫的政治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即“憲章舊典，隨時之宜”，它的基礎就是儒家經典、歷史經驗和現實狀況的結合?？梢哉f，孝文帝的政治思想指導了社會改革，改革的不斷深入又促進了他政治思想的深化。

任：您在本書中對于學界已經做過較多討論的問題，不僅都有征引，而且基于自己的理解作了重新闡釋。您認為如何才能在史學研究中提出自己獨立的見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張：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非一家一姓所私有，所以我一直堅信真理愈辯愈明?，F代史學已經過百余年的發展，在前人從未涉及的學術領域或許可以自說自話，而在絕大多數的學術領域則必須與已有的研究展開對話，既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要進行商榷和討論，這樣才能不斷深化對相關歷史問題的認識。

至于說如何提出自己的見解，我認為關鍵就在充分、全面、準確解讀史料的基礎上抓住事件的本質。舉個例子，我1985年在《中國史研究》發表了一篇文章《“馮氏改革”說商榷》，就是對學界認為太和十四年(490)前的改革與孝文帝無關，而是馮太后獨立決策的觀點提出質疑。事實上，如果對相關史料進行充分的整理與分析，就會發現孝文帝從太和五年(481)以后就開始獨立聽政，從太和七年(483)起，所有的改革措施包括最重要的俸祿制、均田制、三長制都是由孝文帝主持制定的，馮太后只是起了輔助作用，孝文帝是名副其實的最高統治者，而不是傀儡皇帝。再比如北魏拓跋珪時期離散部落問題，學界的認識也多有不同。離散部落不僅意味著某一部落被征服或被消滅，關鍵是令其離開原居住地并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部酋是否還保持對其部民的控制權，這是判斷部落是否被離散的根本要素。抓住這一本質，就能區分何為真正意義上的離散部落。再舉一個例子，有學者認為文成帝時期真正的掌權者是常太后及其家族成員，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常太后參與決策的記載，就會發現這些決策都與后宮事務有關，除此之外，見不到常太后參與其他軍政事務的記載，這說明常太后對北魏朝政的影響并沒有超過后宮范圍。此外，像關于崔浩被誅、獻文帝禪位、孝文帝遷都原因等，都可以在充分解讀史料的基礎上抓住事件本質，從而提出更加符合歷史事實的解釋。

任：現在史學研究的發展可以說是百花齊放，新理論、新方法層出不窮。您如何看待這些新理論、新方法？您認為在史學研究中應采取什么態度？

張：對于新理論、新方法，我本人采取不排斥但也不是一味提倡的態度，一切都應該以是否有利于學術問題的探討和解決為原則。比如，我在分析拓跋鮮卑早期發展史時，也會參照摩爾根有關人類家族制度演變的學說，借以說明拓跋鮮卑由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聯盟到早期國家的發展史。又比如，我曾撰寫過一篇論文《北魏孝文帝時期統治階級結構試探》，就是利用計量史學方法探討統治階級結構與孝文帝改革成功的關系。對于傳統方法和新方法，我認同某位著名史學家的看法，新方法一定要符合中國歷史的情勢，而不應為了迎合潮流和引起某種轟動效應而削足適履。

歷史學的基礎是歷史事實，盡管“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說不無道理，歷史研究也難以完全達到“無我”的境界，但歷史事實仍然是可以被認識的。擺事實，講道理；事實不清，道理不明。毫無疑問，全面占有和準確理解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否則就如同海市蜃樓般虛無縹緲，不管說得多么天花亂墜，也只能是信口開河，而難以稱作史學。

三、南朝軍制與政治盛衰的研究

任：《治亂興亡——軍權與南朝政權演進》是您在南朝政治史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陳其泰先生稱它“是目前為止有關南朝歷史的最為系統全面的專著之一”?？煞裾勔幌履淖珜懢売梢约澳鷮姍嗯c政治關系的認識？

張：有關軍權與政治關系的探討其實要從我1995年在《中國史研究》發表的《領軍將軍與北魏政治》一文開始。我在南京大學的博士后出站報告《禁衛軍權與南朝政治》就是本書的雛形。本來是設想要從中央、地方和南北戰爭三個方面對南朝政治與軍權的關系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但終因精力有限、諸事紛擾而未能如愿。好在有關南北戰爭的研究內容在《北魏政治史》中都有探討，晉宋鼎革之際的歷史轉變在新近出版的《宋武帝傳》中有專門論述，也可起到互為補充之效。

而之所以探討軍權與政治的關系，是因為縱觀南朝四代的興亡治亂，皆與軍權息息相關。無論是朝代更迭、政權興替，還是君位傳承、政變易主，獲勝的一方都是以強有力的軍權作為后盾，而失敗的一方自然也是因為不能有效地掌控和駕馭軍權。君主要穩定政權、鞏固統治，也必須在充分掌握和駕馭軍權的基礎上才能夠實現。本書以南朝為個案考察軍權與政權演進的關系，主要是考慮南朝時期改朝換代異常頻繁，政局紛繁多變，政治現象錯綜復雜，是認識軍權與君主專制政治關系的典型時代。從軍權與政治關系入手，也是深入理解南朝歷史的最佳途徑。

任：那您在本書中是如何具體展開軍權與政權關系的敘述的？您認為在相關研究中，尤其需要注意什么方面才不致對歷史的闡釋有嚴重的偏差？

張：就我個人的體會而言，我認為有兩點尤需注意。其一，在南朝軍權與政權關系的演進中，既要注意常態，也要注意變態。所謂常態是指軍權對于政權的重要性而言。以禁衛軍權為例，稱其為古代專制帝國最重要的支柱也不為過。因此能否有效控制禁衛軍權以及以何種方式進行控制就對某一時期政治的發展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劉?？刂屏藮|晉的禁衛軍權，蕭道成控制了劉宋的禁衛軍權，因此他們都可以順利地實現政權更替。統治集團的內部斗爭亦概莫能外，宋文帝與彭城王義康的斗爭、齊明帝與前廢帝郁林王的斗爭都反映出是否掌控禁衛軍權對斗爭成敗的重要性。所謂變態是指盡管軍權對政權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但是也并非總是決定性的因素。比如劉宋太子劉劭依靠禁衛軍權以政變的方式奪得皇位，但在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中，不僅涉及對軍政權力的控制，也與統治集團內部的力量對比有密切關系，劉劭得不到統治集團大多數成員的支持和認可，其皇位自然不可能長久。劉宋前廢帝劉子業的覆滅也可證明，僅依靠左右親信禁衛武官和宿衛兵等一小撮人實施殘暴統治，雖可逞一時之威，但終究難保長久。

其二，對史料文獻既不要輕易懷疑，但也不要過分輕信，如果史料的記載違背常識，那其可靠性就值得懷疑。比如，關于推翻東昏侯建立梁朝之功，《南齊書》記載首義之功應歸于梁武帝蕭衍，但這其實是對史實的篡改，首義之功事實上應歸于蕭穎胄。因為最先打出反抗旗號、發出討伐東昏侯檄文的是蕭穎胄，在此期間，蕭穎胄的政治地位也一直高于蕭衍。更為重要的是，蕭穎胄起兵的時間早于蕭衍。這再清楚不過地反映了蕭穎胄和蕭衍二人在這次起義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赌淆R書》的這一記載顯然是勝利者、當權者刻意掩蓋歷史事實的書寫。再如《陳書》記載梁朝末年陳霸先在與北齊交戰勝利的背景下訂立盟約，向北齊送交質子，但是戰爭勝利者向失敗者送交質子顯然不合常理，事情的真相很有可能是陳霸先主動請和而訂立盟約、送交質子?！蛾悤匪涊d的陳霸先在此役中占據主動很可能并非歷史事實，不排除是對當時戰斗的實際情形所作的曲筆。勝利者對歷史事實的粉飾并不少見，在具體的史料解讀與辨別中尤需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