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日文學作品中的民族觀念研究

王思璇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民族危機日益加劇，艱難的國運亦對文運產生了影響，抗戰文學應運而生。作家們直面戰火中的中國，高舉民族的旗幟，書寫了現代文學中最為悲壯的一頁。其實，民族觀念不是古已有之的，徐迅指出：“歷史上中國從來不曾有過‘民族國家’的觀念。在中國文化中，中國就是‘天下’，是世界的中心，……鴉片戰爭的炮火迫使中國進入了基本上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充滿競爭的國際社會?！袊瞬疟黄纫阅吧膰矣^念取代了傳統的天下觀念，使中國人凝結為一個民族的整體?！痹跉v史大變局中，傳統的天下觀念不能適應時代思潮，而民族觀念則被逐步確立。換言之，民族觀念之所以被抗戰文學高舉緣于在抗戰過程中民族意識的覺醒。日本學者石島紀之認為：“通過抵抗日本的侵略，也促進了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思想水平，尤其是它在農村地區的滲透及中國國家、民族的統一?！彼?，伴隨著日軍侵華，民族觀念這一文藝主題也愈發突出。同時，民族觀念在抗戰文學中高舉與日軍侵略密切相關，這就要求我們有必要對日本侵華文學中的民族觀念進行梳理。

關于中日兩國民族觀念的發展及其在文學作品中的呈現，學界已有了一定研究，如陳廷湘對抗日戰爭時期各派的民族主義思想進行了系統分析；陳樹涵追溯了近代日本對外侵略過程中的民族優越思想；王富春則認為“強烈的民族意識是最終導致日本不斷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戰后又拒不認罪的深層次原因之一”；李怡指出陳銓及“戰國策派”知識分子的價值立場不屬于自由主義，而是以真誠的民族情懷為起點最終又擁有了服膺國民黨政權的國家觀念；王向遠對以“士兵三部曲”為代表的侵華文學歪曲抗戰事實，煽動日本國內民族情緒進行了批判；黃萬華詮釋了民族危機下戰時文學的生命力。學者們的研究各有側重，而本文旨在通過進一步分析比較抗戰時期中日文學中的民族觀念差異，以更好發掘我國抗戰文學的思想意義和時代價值。

一、抗戰時期中日文學作品中民族觀念的差異

（一）鄉土與人民：抗戰時期中國文學中民族觀念的核心元素

十四年抗戰文學依其展現順序，依次為淪陷區文學、國統區文學、解放區文學。淪陷區文學主要體現了作家對于故土淪喪的哀鳴與吶喊，國統區文學集中表現了作家民族意識的覺醒，解放區文學則重在謳歌人民抗爭。無論文學形式如何多樣與變化，抗戰文學活動都集中詮釋了民族觀念的文化建構意義。這就是抗戰文學展現了“中華民族從傳統走向現代、從自在走向自覺、從散漫走向團結、從沉淪走向復興的偉大轉折和精神豐碑”，高揚著愛國主義的主旋律。

1.淪陷區作家的吶喊：鄉土觀念的升華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迅速淪陷，生活在白山黑水的三千萬父老被日軍奴役、蹂躪，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皷|北作家群”中的蕭紅、蕭軍、舒群、端木蕻良、羅烽、白朗、李輝英先后發表《生死場》《八月的鄉村》《沒有祖國的孩子》《科爾沁旗草原》等代表性作品?！渡缊觥肥鞘捈t創作的中篇小說，主要描述了女性在男權世界里卑微而無助的生活和死亡。所謂的“場”，即是在那塊災難深重的黑土地上生活著的一個個悲苦的靈魂。胡風曾談及《生死場》中的“奮起”：“這些蟻子一樣的愚夫愚婦們就悲壯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戰爭底前線。蟻子似地為死而生的他們現在是巨人似地為生而死了。這寫的只是哈爾濱附近的一個偏僻的村莊，而且是覺醒底最初的階段，然而這里面是真實的受難的中國農民，是真實的野生的奮起?！奔幢闶青l村的普通農民也有勇氣直面侵略者，正是這些悲壯的奮起激活了作者的鄉土觀念?！栋嗽碌泥l村》是蕭軍所著的長篇小說，主要講述黨領導下農民支隊與侵略者進行血與火斗爭的故事，展現了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魯迅特為《八月的鄉村》作序：“我卻見過幾種說述關于東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說。這《八月的鄉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和活路?！绷魍龅谋瘧K是東北作家的心路，他們作為親歷者，目睹家園毀于戰火，自身如浮萍漂泊，“流亡是最悲慘的命運之一?！恢灰馕吨h離家庭和熟悉的地方，……而且意味著成為永遠的流浪人，……對于現在和未來滿懷悲苦”。周立波評《沒有祖國的孩子》時說：“他的人物很單純，很直率、勇敢，有著獨立的人格，倨傲的心情，……對于一切加于民族和自身的壓迫，不能忍耐，這和我們許多同胞對于異族的任何迫害和侮辱懷著奴性的容忍的特性又完全不同。爭取解放的中國民族，正需要這樣的人物?！睆娬{了失去鄉土、沒有祖國的群體，卻正是爭取民族解放的有生力量。

穆木天在《北江岸上的歌者》中把土地比作母親，傾訴著浪跡天涯的羈旅愁苦：“為什么他們彈奏得那么悲凄！是不是為要使沒有家鄉的人流涕！……三年來帝國主義的鐵蹄，使得多少人奔走流離。黎明和薄暮中，這江上的煙霧呀，可曾引起他們的無言的鄉思！”李輝英在《松花江上》寫道：“這一把反抗暴力的摧殘的正義的火焰，依著白龍似的奔流著的松花江岸，在這一向平靜無事而現在在眾人憤怒中的村子燃燒起來?！痹谌褡蹇谷諔馉幍暮觊煴尘跋?，東北流亡左翼作家“首先揭示了廣袤的東北大地上覺醒抗爭的普遍性與廣泛性，生動再現了在災難降臨的變動時刻，廣大的人群紛紛從壓迫中覺醒，從掙扎中奮起，匯成一股被奴役人民不甘屈服的宏大歷史潮流”。緣于土地的失去、家園的破碎，東北流亡作家的筆觸開始從個人命運延伸到對民族命運的思考。胡安·諾格曾說：“民族主義感情屢屢通過對過去的崇拜而表現出來，而這個過去，自然要體現在一塊領土上。對于民族主義來說，領土就是承載民族過去的載體?！鳖I土對于民族就是如此重要，同時，領土的淪喪意味著鄉土觀念被激活，從而對文學創作又形成直接影響。狄迺曾論述道：“‘九一八’事變不但使文學的方式起了一些轉變，而且使寫作方式上也起了劃時代的變化?！彼^時代變化，就是抗戰文學拉開了大幕。

目睹日軍鐵蹄踏破白山黑水、東北父老備受凌辱，東北流亡作家的鄉土觀念急劇強化。從鄉土到國土、從家園到家國，作家們的民族觀念在鄉土觀念上揚的過程中亦逐步增強。

2.國統區作家的抗爭：民族意識的覺醒

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這是中國抗戰文化史上的大事。武漢作為當時中部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匯聚著社會各階層的人物，“有的已經破碎了家園，從敵人的炮火底下逃避出來，負起了悲苦的流亡的命運。有的正完畢了一天的緊張的工作，走向安靜的和平的寓居，也有的是剛剛從日班的影戲院出來，心目中還遺留著好萊塢大腿的殘影”。一時間各路文化精英也云集在此，侵華日軍的槍聲擊碎了文藝家的夢，他們“不再拘束于自己的狹小的天地里，不再從窗子里窺望藍天和白云，而是從他們的書房，亭子間，沙龍，咖啡店中解放出來，走向了戰斗的原野，走向了人民所在的場所；而是從他們生活習慣的都市，走向了農村城鎮；而是從租界，走向了內地……這是一個不小的改變，也是一個不小的開拓，使文學活動真正的放到了戰斗的生活領野中去”。作家們以筆做槍，投入時代洪流。姚雪垠在這時期創作了《白龍巷》，滿懷深情謳歌了為了民族而勇于犧牲的空軍戰士。武漢空戰令世人矚目，作家用手中的筆書寫中國空軍的英勇，意在進一步激發人民抗戰的勇氣和力量。把自己的生命交給國家幾乎成為那個時代有良知文人的共同呼聲。巴金寫道：“上海的炮聲應當是一個信號。這一次中國人民真正團結成一個整體了。我們把個人的一切完全交出來維護這個‘整體’的生存。這個‘整體’是一定會生存的。整體的存在，也就是我們個人的存在。我們為著我們民族的生存雖然奮斗到粉身碎骨，我們也決不會死亡，因為我們還活在我們民族的生命里面?！睆膫€人到整體，從小我到民族，作家的情感不斷升華。艾青更是用生命書寫《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我愛這土地》等情感真摯的詩篇?！巴恋亍薄爸袊钡仍娀囊庀笾苯映霈F在詩人筆下，這不但是個人情感的表達，更是民族意識的覺醒。

抗戰文學的創作隊伍，尤其是“從淪陷區內移的廣大師生，有深刻的國破家碎的亡國之痛”，他們拿起手中的筆書寫對民族的熾熱情感，為喚起民眾而奔走呼號。這一時期，著名文化流派“戰國策派”遇時而生。作家們在悲痛中吶喊，在吶喊中前行，在前行中書寫。無論在武漢、重慶還是昆明，國統區的作家們為民族的情感、國家的獨立堅定地發出聲音。1942年，郭沫若撰寫的話劇《屈原》被搬上重慶的舞臺，一經演出，萬人空巷。尤其《雷電頌》一章，很快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各行業的代表在觀劇后無不贊嘆，國人抗戰士氣為之一振。

隨著全民族的抗戰的到來，吶喊聲后的文藝也無形發生變化，正如老舍所說：“這文藝也將自成一格，漸進而為真正的民族之聲，為全人類呼喚著和平與自由，并報告了爭取和平與自由的經驗與方法?！庇暨_夫也斷定：“中國的文藝，經此一番巨變之后，將截然地，與以前的文藝異趨，這是可以斷言的。以后的中國文藝，將一般地富于革命性，民族性，世界合作性，是毫無疑問的。從前的那些不正確，無實感，有造作性的革命文學，民族文學，必將絕跡于中國的創作界，也是毫無疑問的。所以經此一番抗戰之后，中國文藝才真正地決定了與社會合致，與民族同流的可能與必然?！?/p>

抗戰文學的革命性、民族性，其實也揭示了內在的民族觀念。當時的中國雖然沒有實現真正統一，意識形態也尚未整合，但作家們普遍意識到個人力量微不足道，只有國家強大才有個人安全，只有民族團結才有民族獨立。對于國統區的作家們而言，無論是劇本創作，還是小說寫作，抑或詩歌抒懷，都是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抗爭的表達。

3.解放區作家的戰斗：人民贊歌的吹響

中國共產黨不僅重視“槍桿子”，而且重視“筆桿子”。1936年11月，中共中央在陜北保安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毛澤東出席成立大會并講話：“你們文學家也要到前線上去鼓勵戰士，……發揚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937年11月，在日軍占領上海之際，中共中央召開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成立大會，張聞天作了題為《十年來文化運動的檢討及目前文化運動的任務》的報告，明確“適應抗戰”是當時文化界的核心任務。作為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張聞天的報告代表了中共高層對文藝的態度，即作品要體現民族的革命精神、要為抗日服務、要書寫國家觀念。早在1937 年8 月，八路軍便成立了“西北戰地服務團”，由丁玲、吳奚如分別擔任主任、副主任。9 月，西戰團從延安出發，東渡黃河，奔赴前線，寫下了不少抗日作品。由毛澤東命名的“抗戰文藝工作團”，先后派出六個組奔赴前線，撰寫作品謳歌人民抗戰的輝煌與苦難。解放區文學的創作隊伍不僅有專屬文藝團體，而且包括了部分領導干部，如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有《出太行》《悼左權將軍》等詩，表達了對解放區軍民抗擊日軍、英勇戰斗的謳歌。新四軍軍長陳毅寫下了《聞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等詩詞，執筆了《新四軍軍歌》，歌詞由“民族生存”寫到“抗戰建國”，這是共產黨人的豪情，也是對共產黨領導下人民奮起抗日的鼓舞。毛澤東寫下《論持久戰》明確戰爭的性質并分析人民抗戰勝利的原因，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明確了文藝要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方針，為解放區抗戰文學指明了方向，解放區文藝作品呈現出的人民抗戰圖景，彰顯出文學的人民性。

這一時期，先后涌現出《黃河大合唱》《游擊隊之歌》《八路軍進行曲》《到敵人后方去》《南泥灣》《歌唱二小放牛郎》《白楊禮贊》《荷花淀》《李家莊的變遷》《呂梁英雄傳》等經典作品。其中，《黃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詞，冼星海譜曲，慷慨激昂、氣勢如虹，在延安公演后，極大鼓舞了全國抗戰?！氨Ｐl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歌詞層層遞進，從家到國，情感不斷升華，這是人民的贊歌，也是時代的抒懷。

解放區文學是吹響人民贊歌的抗戰文學。有了根據地，人民作家不再流亡；有了文藝方向，人民作家不會迷茫。作家的筆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服務。從白山黑水到長江兩岸，再到黃土高坡，作家們隨戰火不斷遷徙，他們品嘗鄉土淪陷之苦，體味民族覺醒之力，最后把目光聚焦于人民，正是人民群眾撐起了抗日的大后方，為抗戰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所以，只有謳歌民眾才能真正激活民力，才能收復淪陷的鄉土，才能保衛全中國。確切地說，抗戰文學中的民族觀念至此真正樹立。

綜上，經過東北作家群的吶喊、國統區作家的抗爭以及解放區作家的戰斗，民族觀念的高漲為抗戰文學注入無窮力量。陳銓于1942年在重慶《大公報》發表了《民族文學運動》一文，明確提出了“民族文學”的理論主張，即“要使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感覺他們是一個特殊的政治集團?！麄円獮樽鎳?，要為祖國死，他們要為祖國展開一幅浪漫、豐富、精彩、壯麗的人生圖畫。有了這樣的民族意識，偉大的民族文學運動才可以成功”。

（二）狹隘扭曲的“皇國”心態：抗戰時期日本文學中的民族觀念

1.日本侵華“國策”與“筆部隊”

在中國抗戰文學興起的同一時期，日本侵華文學也日益興盛。著名學者王向遠寫道：“‘侵華文學’，指的就是以侵華戰爭為背景、為題材，為侵華戰爭服務的日本文學?！鼻把?931年，日本法西斯文學創作被倡導；1932年，日本法西斯文學團體“國家主義文學同盟”成立；1936 年，國策文學團體“文藝懇談會”召開；1937年，“內閣情報部”成立，同年9月林房雄等作家開赴中國戰場；1938 年，國策文學正式登場；1940年，“大政翼贊會”成立；1941年，日本強征作家從軍；1942 年，“日本文學報國會”成立。這些事實表明日本文壇已被軍國主義控制。日本政府對文學界高度重視，菊池寬明確表示希望所有作家都從軍，并會事先給作家們在靖國神社辦好安置遺骨的手續。王向遠指出：“‘筆部隊’的成員們以筆為槍，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他們或把戰爭責任強加給中國，或為侵華戰爭強詞爭辯，或把日軍的殘暴行徑加以詩化和美化，……或歪曲描寫日占區的狀況，……或炫耀自己如何出生入死，夸耀自己的戰爭體驗……”火野葦平便是侵華作家的代表，他美化侵華日軍暴行的作品，在日本國內極為暢銷，被尊為“報國文學”的榜樣，火野葦平也一度成為“民族英雄”，日本文壇由此掀起一股“國策文學”的逆流?；鹨叭斊皆跁羞@樣寫道：“我和他們一同向死中飛去，他們都已老早超越了死線，單單是這一種行為，知道他已經是可以解決一切的了。我們在彈雨與泥濘的戰場，本來是極其單純的，而又是極其堅決的被結合在一起，真是毫無一點思考價值的那么簡單，這全然是我們這些兵們，漸漸的強化，活躍，為了守護祖國而向前進發，真是比什么都簡單而單純，也正是最崇高的事情啊?！被鹨叭斊姜M隘的民族觀念便是為殺害中國的軍民而毫不吝惜生命。張泉先生說：“法西斯侵略者的最終目的，是要消解占領區域內民眾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概念?！庇纱丝梢愿兄毡厩秩A文學的反動性與破壞力。日本侵華文學所表達的民族觀念是對其侵略行徑的美化，對民族強權的推崇，對中國文化的破壞和對利益的攫取。馬林諾夫斯基認為，“種族文化在某些時候是與包含著與侵略、征服甚至滅絕鄰人的傳統和價值觀相聯系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軍國主義思想統治著日本的文學藝術，影響著當時日本社會的心理文化，形成了宣揚反和平、反民主、反人類的東亞“圣戰”之逆流，產生了所謂“大亞細亞主義”。正如李大釗揭露的，“這‘大亞細亞主義’不是平和的主義，是侵略的主義；不是民族自決主義，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不是亞細亞的民主主義，是日本的軍國主義”。

2.日本皇權思想與侵華文學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迅速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天皇權力的強化，使其對國民思想的影響日益增強。根深蒂固的天皇神話，使“皇國”觀念深植日本民眾心中。從歷史的角度看，日本人較早產生了民族主義思想，這種思想主要體現在“皇國”觀念上。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日本公布以“君權神授”和“主權在皇”為立憲原則的《大日本帝國憲法》。隨著憲法的確立，日本人的“皇國”觀念被逐步強化，日本也走上極端妄想的“皇國”之路。大和民族“最優”的種族觀念逐步滲透進國民思想意識之中，為發動侵略擴張的軍事行動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在中日戰爭中，戰敗的將官多數向天皇致敬而后自殺。同時，對廣大日本士兵而言，天皇如同大神一般供奉于他們的心間。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只要天皇一聲令下，日本人就會‘揮舞竹槍’，戰斗至死。同樣，只要敕令一下，日本人也會老老實實承認戰敗，接受占領?！绷钊嗽尞惖谋澈髮崉t是日本神權天皇制對百姓的思想荼毒。受民族優越論思想的影響，侵華作家們在作品中不斷強調戰勝中國獲取利益才是對天皇忠誠的思想。侵華戰爭中，日本知識分子對戰爭的態度可以歸結為“對國家忠誠”?，F代日本學者中村元曾指出：“事實上，直到昭和二十年（1945年），天皇崇拜一直是日本最強有力的信仰形式；甚至于在戰敗以后的今天，天皇作為日本國民統一的象征，仍然有他自己的地位。日本人喜歡把天皇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人看作日本國民的集中代表?！挥性谖覀內毡?，從神話時代以來，國土與皇室就是不可分離的?！?/p>

抗戰中期，雜志《日本短歌》新年號的編后記中明確表示，期待短歌這一詩歌形式與“皇國”迅速發展一起，迎來新的進步，向“皇紀二千六百年”（1940年）獻禮。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文學者愛國大會”在“大政翼贊會”大會議室舉辦。高濱虛子宣讀了天皇的戰爭宣言；高村光太郎朗誦了《攻擊他們》，鼓吹日本屹立于東亞之巔，代代相承經歷數千年的磨煉，作為必勝之軍，必緊握必殺之劍?！叭毡疚膶W報國會”成立時更是用綱領性文件宣揚“皇國”思想，妄圖集結全日本文學者之力量，確立實現“皇國”傳統和理想的日本文學、助力宣揚“皇道文化”。正是在“皇國”思想的蠱惑下，日本侵華文學高呼：“國民信仰諸神直系相傳，國民處在民族血統中心的天皇統治下，……為了國家之獨立、名譽和使命，舍棄生命戰斗的國民士兵，呼喚著天皇的名字赴死?！鼻秩A文學的鼓吹一方面歪曲事實，遮蔽了戰爭的侵略性；另一方面荼毒人心，使更多日本士兵死于戰爭。日本玉川大學教授若槻泰雄指出：“在戰時的報刊雜志上，經常能看到勇敢的將士在生命即將結束時，高呼‘天皇陛下萬歲’的報道?！?/p>

誠然，長期的宣傳教育使日本國民堅信天皇的權威，認同擴張侵略亦是“大東亞共榮”的必經之路，但依舊有部分學者進行了反思。若槻泰雄回憶說：“我還在日本人的學校里受到了侵略戰爭的各種基礎教育，并曾深信不疑。什么‘日本是萬邦無比的神國’，‘天皇陛下雖為人身，但其本質是神’，因而，‘對外國人來講，能置身日本天皇陛下的統治之下，是極為幸福的’，‘同中國人進行的戰爭，是為了讓中國人得到幸福的圣戰’，……整個日本的每一個國民都被強行灌輸這種思想?！谑呛?，日本國民都處于一種集體精神錯亂的狀態，投入到了缺乏自知之明的侵略戰爭中?！敝形陌媲把?)宮崎滔天晚年在他的著作中感嘆：“回顧我們民族，傲慢已極，自是井底之蛙，卻對東方無理至極。若因果報應乃天地自然之公理，則我國必有亡國之運，國民必嘗其悲慘?！?/p>

近代以來，日本皇權下滋生的民族意識融合了“忠君愛國”的歷史傳統，在這一意識形態和利益的驅動下，日本必然產生對外擴張思想和侵略行動?！叭毡救说拿褡逵^是一把兩刃刀，一面可以抵抗外族侵略，另一面則又侵略別的國家?！?/p>

二、激勵與戕害：中日戰時文學對中國民眾的影響

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體，本質上是一種公共觀念。中日之間關于“公共”的理解有著根本分歧：近代之后，中國人所理解的最大的“公共”是中華民族，而日本人所理解的最大的“公共”則是天皇。由此產生的民族觀念也是不同的：從孫中山把民族主義納入三民主義探索反帝反封建的救國道路，到中國共產黨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再到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勇毅奮斗，均體現出中國的民族觀念是一種健全的、包容的觀念，是民族獨立、平等、進步、發展的精神支撐；而當時日本的民族觀念極度狹隘，在日本社會意識中，天皇就是大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所在。由此觀之，中日兩國文學在抗戰時期體現出的民族觀念之所以存在較大差異有著深刻原因：中國抗戰文學強調民族觀念是為了開啟民智，促進民權獨立、民族覺醒；日本侵華文學強調民族觀念則是為了美化侵略，宣揚皇權至上。

（一）中國抗戰文學激勵中國民眾的愛國熱情

抗戰時期的中國，已經進入民國時代。歷經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的洗禮，民智已漸開，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更為當時的中國指明了人民解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方向。在這樣的現實下，抗戰文學的民族觀念早已擺脫了封建君主制度下的狹隘觀念?？箲饡r期的中國作家既是戰火的親歷者，又是自發的反抗者。無論是在淪陷區的東北、北平、上海、武漢，還是在國統區的重慶、昆明，抑或是在解放區的延安，中國作家不分黨派、不分地域、不分種族，只為一個中國吶喊，只為中華民族奮斗。隨著國土的淪陷，一個個小家庭走向破碎，一條條生命凋零戰火，國破如此，人民何安？沒有民族獨立，何來國家強盛？家與國的辯證關系、民族與國家的統一關系從未如此明白。從東北流亡到西南暫安，作家們用自己的血淚呼喚大眾的民族意識。歷經十四年苦戰，中國人民最終以巨大的代價贏得勝利，建設新中國成為國人之期盼，這是對民族觀念最有力的生動闡釋。一部部抗戰作品也成為時代記憶，成為后世學習的典范。歷史業已證明，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只要是有良心、有正義感的國民，沒有一個不該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所有，統統交給國家”。這一時期，涌現出大量的抗戰作品。如茅盾的散文《白楊禮贊》，夏衍的話劇《法西斯細菌》《愁城記》，郭沫若的《屈原》《虎符》，陽翰笙的《李秀成之死》等，巴金的“抗戰三部曲”《火》展示了大后方的創作實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產生了深遠影響，孫犁、丁玲、周立波、馬烽、西戎、胡正、孫謙等都創作出了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佳作。甚至遠在西南邊陲的愛國詩人如馮至、穆旦等，在極端困難的情境下仍然堅持著現代主義詩歌的創作實踐。

中國抗戰文學宣揚的民族觀念背后折射的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戰斗力，正如徐中玉先生所言：“在國家民族范圍之內，人們生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與進步，就是愛國主義熾熱的保證。因為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國民才能發展其良知良能，盡其最大的努力以貢獻于國家民族。也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才能‘感覺’到愛國的必要，愛國才不是一個懸空的理想，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道德，真能鼓舞群倫，使人生死以之的道德?！边@種愛國主義的民族觀念可以賦予人們戰勝困難和敵人的信心，凝聚民族復興的磅礴力量。

（二）日本侵華文學戕害中國民眾的民族情感

明治維新后日本的大和民族主義瘋狂抬頭。1938 年，倉田百三在《日本主義文化宣言》中聲稱：“日本之國體無與倫比。其在品位、純潔、血統的協同性和堅守誓言等方面，斷然居于萬邦之上?！痹诨蚊褡逯髁x的指引下，日本作家被送到中國戰場去完成軍部的政治任務。據火野葦平記述：“這回事變勃發以來，關于戰爭的文章，竟多如洪水般的發表了。又有很多高超的人們，來到戰場，寫出來了很多出眾的文章。還有以感動的文詞，綴成了在戰場里血涌肉躍的壯烈武勇傳，忠勇以至鬼神感泣的美談，有趣味的故事?！北徽髡俚娜毡咀骷也粌H不去辨析，反而乘勢為軍部搖旗吶喊。例如“作為法西斯主義文學家，保田與重郎主要不是從政治經濟的角度看待日本的侵華戰爭，而是從他‘浪漫主義’的‘美學理念’出發，把日本的侵華戰爭視為他所理想的‘日本浪漫精神’的實現，極力把日本的侵華戰爭加以‘文學化’和‘美學化’，鼓吹所謂‘作為藝術的戰爭’，把侵華戰爭本身看成是日本人的根本的‘精神文化’?！币虼?，王向遠特別指出：“他們所制作的‘從軍記’，或是用概念化的、皮毛的描寫代替深刻的戰場體驗，或是用淺薄的抒情、無聊的瑣事、道聽途說的故事連綴成篇，或故意夸張戰爭體驗，炫耀自己的‘勇敢’，或赤裸裸地為軍國主義作侵華戰爭的叫囂和宣傳?！比毡厩秩A文學，處心積慮為其民族利己主義開脫，肆意掩蓋罪惡本質，對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極大傷害。

日本戰時的詩歌也是戕害中國民眾的武器。1937年10月，金子光晴曾寫下助戰詩句，鼓吹為了所謂的必須勝利，即便如颯颯風中的小草也需要動員起來。1941年2月，日本青年詩人聯盟成立。該聯盟舉辦了“愛國詩晚會”，開展“愛國詩運動”，并編輯了《現代愛國詩集》《興亞詩集》《大東亞戰爭決戰詩集》等詩集。他們用所謂“愛國”的旗號來為日軍侵華粉飾。這些詩歌對日本民眾而言，或許能起到凝聚人心之效；但對于中國民眾而言，則是赤裸裸的戕害。同時，日本教科書公然把日本稱為神國，強調其是亞洲大陸和太平洋的中流砥柱，認為只有日本才最合適領導“大東亞”，而中國則由于廣大而無法實現國家統一，從古至今一直處于戰亂兵燹的水深火熱之中，日本所作所為正是為了拯救中國人脫離苦海。

總之，侵略文學無論是對日軍暴行的美化，還是對“圣戰”的鼓吹，都是對侵略戰爭的粉飾，都掩蓋不了日本侵華的罪行。

三、結語

張中良先生多次呼吁重新認識抗戰文學的歷史地位，揭示抗戰文學的歷史價值和時代意義。他特別指出：“抗戰文學既有抗戰，也有文學，抗戰是中華民族驚天地泣鬼神的絕地反抗，文學是廣袤深邃流光溢彩的審美世界?！痹趯徝朗澜缋锔兄^地反抗的精神，無疑是對抗戰文學的最好注解，抗戰文學蘊含著深沉的民族情感并激活了人民大眾心目中的民族觀念。從小家庭的破碎到大好山河的淪陷，從民族救亡的吶喊到建設新中國的奮斗，民族觀念一直在不斷充盈著抗戰文學作品。無論小說、詩歌、戲劇，還是報告文學，各種文體都被抗戰救國的熱情灌注，在十四年的崢嶸歲月里書寫了一曲曲壯歌。無論當時的讀者，還是今日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都被強大的民族情感所震撼，被英雄無畏舍己救國的信念所洗禮。周揚著重強調了抗戰文學的教育價值，即“用民族民主革命的精神去教育讀者，提高他們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梢?，抗戰文學背后彰顯的民族觀念，在無形之中推動了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進步?？箲鹞膶W的魅力在于讓讀者從作品中獲取力量，不斷覺醒，從而為拯救破碎山河奮力抗爭、殊死戰斗。而這魅力背后則是抗戰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因為“它底方法的正確性與優越性，保證了模鑄中國的典型，描寫中國的性格，豐富中國文學的形式，創造中國文學的風格，革新中國文學的姿態”。所以，雖然時過境遷，但抗戰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原則是值得高度重視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在新的歷史時期，文藝工作者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學做人民的孺子牛。從抗戰時期到新時代，歷史見證了民族觀念的時代傳承。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繼續前進，必然給中華民族的民族觀念注入新時代的價值，必將產生強大的精神力量。文學藝術要為此抒寫、抒情、抒懷，吹響前進號角，展現時代風貌，引領時代風氣，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發揮積極作用，用新時代文藝的燦爛促成民族偉業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