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生態批評50年：演進、挑戰與前景

胡志紅

[摘 要]生態批評經過50年的發展，現已成為一個名副其實、具有廣泛影響的國際性多元文化批評運動。生態批評的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三波”，即第一波生態中心主義型生態批評、第二波環境公正生態批評和第三波跨越性生態批評。文章結合世界生態批評50年的發展狀況，對生態批評的研究議題、主要特征、面臨的挑戰及其前景作簡要梳理和探討，以期對國內生態批評的理論建構及其相關學術研究有所啟迪。

[關鍵詞]世界生態批評;生態中心主義型生態批評;環境公正生態批評;跨越性生態批評

生態批評是當代非人類中心主義生態思潮和日益惡化的全球生態危機催生的產物，大約在20世紀70年代前期誕生于英美學界，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結出累累碩果，在90年代中期發展成為一個頗具影響的批評學派或思潮，并逐漸波及英美以外的國家和地區。生態批評在其50年的演進歷程中，盡管飽受爭議、路途坎坷，但如今已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性多元文化批評運動，并憑借其成熟的思想基礎、創新性的理論建構、扎實的學術業績和廣泛的學術影響，不僅牢固確立了自己的學術地位、重新規劃了學術版圖，而且成為一支重要的文化力量，在以下方面發揮作用：診斷諸如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危機等全球性環境問題之文化根源，傳播生態理念，重塑人的生態意識，培育人的生態情懷，探尋應對全球環境危機文化策略，推動世界文化綠色轉型，等等。生態批評50年繁茂蕪雜、坎坷曲折的演變歷程大致可分為“三波”，即第一波“生態中心主義型生態批評”（1972—1997年）、第二波“環境公正生態批評”（1997—2000年）和第三波“跨越性生態批評”（2000年至今）。

本文將結合世界生態批評的發展狀況，對生態批評的研究議題、主要特征、面臨的挑戰、化解之策及其發展前景作簡要梳理和探討，以期對國內生態批評的理論建構及其相關學術研究有所啟迪。

一、生態批評演進理論概要

關于生態批評的演進歷程，1996年美國生態批評開拓者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Cheryll Glotfelty）在其著作《生態批評讀本：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的導言中提議，可參照美國著名女性主義理論家和文學評論家伊萊恩·肖瓦爾特（Elaine Showalter）對女性主義批評發展歷程的三個階段劃分模式，將生態文學批評的發展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主要研究文學再現自然的方式，旨在激發人的環境意識。在此階段，生態批評家質疑文學描寫自然的一類陳舊模式，即要么將自然描繪成伊甸園、阿卡狄亞般的世外桃源或處女地，要么將自然描繪成烏煙瘴氣的沼澤地或冷酷無情的荒野。他們認為，自然本身并非生態批評的唯一重心，其他自然存在，諸如邊疆、動物、城市、山川、河流、湖泊、沙漠、某些特別的地區、印第安人、技術、垃圾甚至人之身體等等，也被納入批評視野中。第二個階段重點發掘長期以來被忽視的自然書寫文類，對美國自然文學的歷史、發展、成就以及風格體裁等進行深入的研討。美國擁有悠久的非虛構自然創作的傳統，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版的描寫自然的作品選集就有20多部。自然文學作為一個文學流派，發軔于英國吉爾伯特·懷特（Gilbert White）的《塞爾伯恩博物志》（A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urne， 1789），經過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約翰 ·巴勒斯（John Burroughs）、瑪麗·奧斯?。∕ary Austin）、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和特麗·坦皮斯特·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等人的創作一直在美國延續，其中利奧波德和卡森后來成為直接推動生態批評興起的先驅。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1949）中提出的“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思想成為環境主義者的金科玉律?？ㄉ都澎o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堪稱自然文學傳統的一座豐碑，是人類生態意識覺醒的標志，開創了生態學的新紀元，并開啟了當代世界環境主義運動。第三個階段是理論建構。學者們試圖建構一種生態詩學，即運用生態學和激進生態哲學，如深層生態學和生態女性主義等理論，重審文學話語關于人的概念，檢視對物種的象征性文化建構，解構西方思想傳統中根深蒂固的精神/物質、心靈/身體、男人/女人及人/自然對立的二元論思維。①生態批評后來的發展證明，其理論建構內容要比格羅特費爾蒂所預測的豐富得多，其過程也要復雜得多，并且其所涉及的內容和過程也都融入到后來的發展過程中。

2005年，美國生態批評學者勞倫斯·比爾（Lawrence Buell）在其著作《環境批評的未來：環境危機與文學想象》（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中，對西方生態批評的發展歷程作了簡要的回顧，并將其大致劃分為兩個階段或兩次生態“波”：第一波生態批評主要以生態中心主義哲學尤其是深層生態學為基礎，探討文學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大體可歸為生態中心主義型生態批評;第二波可稱為環境公正生態批評。比爾對兩波生態批評的主要特征作了簡明扼要的描述，對其內容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討。由此可見，比爾劃分生態批評兩個階段的主要依據是其思想基礎或理論視野的轉變。②

此后，大致在2009—2017年間，美國著名生態批評學者斯科特·斯洛維克（Scott Slovic）基于比爾關于生態批評的“波”理論，將生態批評的發展劃分為“三波”或曰三個階段，甚至“四波”或曰四個階段，并指出了它們各自的主要特征。847EECDF-7C58-45A9-9CCA-CEB11C449658

由于第三波生態批評與第四波生態批評之間沒有質的區別，故本文在綜合比爾和斯洛維克的生態批評“波”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亞洲和拉美地區生態批評的發展現狀，大體將生態批評的發展歷程界定為三波，并根據第三波的突出特征暫且將其界定為“跨越性生態批評”。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跨越”既關注生態批評對更多學科邊界的跨越，也強調其對文化或文明邊界的跨越，從而彰顯生態批評的綜合性和全球性特征。就其內容來看，這里的“跨文化、跨文明”既指英美生態批評學者跨越其地理邊界并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學進行生態探討，也指歐美其他國家（如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及法國等）以及歐美以外國家（如亞洲的中國、印度、韓國和日本等國，以及拉美國家、非洲國家等）學界對英美生態批評的回應并試圖在比較中建構自己的生態批評理論及開展相關學術研究。當然，跨文化生態批評尤其是跨文明生態批評特別強調因文化模子的差異性或異質性而產生的生態內涵的多樣性和變異性，所以非西方生態批評如中國生態批評、印度生態批評等從一開始就試圖立足本土文化傳統，發掘自身的生態思想文化資源，在借鑒、對話、修正、批評甚至否定西方生態批評的過程中開展生態批評學術研究并建構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生態批評理論。至于生態批評學者們為何偏愛用“波”（wave）而不是用“階段”（stage）來描繪生態批評的發展，主要是因為“波”意象意味著新一波生態批評與其前一波之間絕非涇渭分明，或者說后一波的興起絕非表明前一波戛然而止或就此宣告結束，而主要是因為生態批評的主導思想基礎發生了激變或地理空間發生了大的延伸，即前一波雖然已經開始衰退，但依然在自我修正并在與新一波開展對話、協調的過程中繼續往前發展、深化。關于斯洛維克對生態批評發展階段的劃分，下文將作更多介紹。

二、第一波生態中心主義型生態批評（1972—1997年）

1978年，美國生態批評學者威廉·魯克爾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文學與生態學：一次生態批評實踐》（“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態批評”（ecocriticism）這個術語，并用它來描述其學術實踐。在該文中，魯克爾特明確主張文學研究要自覺地“發掘文學的生態內涵”，釋放文學（詩歌）所蘊藏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再生的生態能量，并以此支撐生命和人類共同體。具而言之，就是整合文學與生態學，發現文學在生物圈運作的方式，強調批評家“必須培育生態學視野，并將這種視野轉化為社會、經濟、政治及個體行動的綱領”，“必須讓生態學視野滲透到我們時代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技術觀念中，并對它們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因為“沒有生態學視野，人類將會消亡”。他甚至疾呼文藝理論家必須建構一個生態詩學體系，借此將生態學概念應用到文學閱讀、教學、寫作及批評話語之中。①由此可見，魯克爾特已明確地提出了文學批評生態學轉向的主張，并自覺地踐行了生態批評學術實踐。然而，學術界并未將1978年界定為生態批評的起點，因為具有自覺生態學意識的文學批評活動實際上早就開始了。

1972年，美國比較文學學者約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在其專著《生存的喜?。何膶W生態學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中，不僅提出了“文學生態學”術語，而且將其視為文學研究的新方向，主張透過生態學視野，運用跨學科的方法，研究文學著作中的生物學主題及其相互關系。尤其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是，米克運用文學生態學方法，結合具體的文學經典，深刻檢視了西方經典文學文類，諸如悲劇、喜劇、田園文學傳統及流浪漢小說等的生態學內涵，不僅頗具啟發性，而且對后來的生態批評學術產生了深遠影響。②1973年，英國著名文化批評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專著《鄉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透過生態中心主義視野分析了自古希臘以來西方田園文學傳統的演變及其文化意義，重點探討了英國文學再現的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對立互動關系，學界將該著看成是英國具有自覺生態意識的生態批評學術的開端。①2001年，美國學者戴維·麥澤爾（David Mazel）在其編著《早期生態批評一世紀》（A Century of Early Ecocriticism）中認為，利奧·馬克斯（Leo Marx）于1964年出版的專著《花園中的機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是對美國文學和文化中田園主義所作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是推動美國生態批評發展的“奠基之作”，甚至將生態批評產生的時間往前推了100年，即認為亨利·西奧多·塔克曼（Henry Theodore Tuckerman）在1864年出版的著作《美國和她的評論者》（America and Her Commentators）是生態批評的開端。②當然，關于生態批評的源頭問題還有其他多種說法，可謂眾說紛紜。盡管如此，學界大多贊同將《生存的喜劇》視為生態批評的開山之作，也贊同將1972年視為生態批評學術的開局之年。此后20多年來，生態批評的發展可謂步履蹣跚，但其學術能量也在漸漸積累，終于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迅速演變成一場頗具聲勢的英美生態批評運動，甚至形成了一個贏得學界廣泛認可的批評學派，其影響逐漸波及英美疆界以外的國家和地區。中國學界也開始受其影響，盡管這種影響在當時看起來還非常微弱。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些標志性學術事件，比如：1992年國際性生態批評學術組織“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在美國成立，該學會每兩年舉行一次年會，在近20個國家和地區都有分會;1993年美國生態批評學者帕特里克·默菲（Patrick D. Murphy）創辦了第一家生態批評刊物——《文學與環境的跨學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該刊自1995年正式成為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的會刊，每年發行2期，從2009年起每年發行4期，是世界生態批評學者進行學術交流和學術資源共享的重要平臺，大多數學者認為該刊的問世標志著生態批評學派的正式確立。這一時期還出版了大量有學術影響的成果，比如：1995年勞倫斯·比爾出版專著《環境想象：梭羅、自然書寫和美國文化的形成》（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③1996年格羅特費爾蒂和弗羅姆（Harold Fromm）共同主編出版第一本生態批評文集《生態批評讀本：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④斯科特·斯洛維克、卡洛琳·麥茜特（Carolyn Merchant）、喬納森·貝特（Jonathan Bate）和卡爾·克魯伯（Karl Kroeber）等也都出版了他們的生態批評著作，并積極推動生態批評運動的發展和壯大。這些學術事件和學術成果標志著生態中心主義思想取向的生態批評學派正式形成。847EECDF-7C58-45A9-9CCA-CEB11C449658

總體上看，第一波生態批評主要是以生態中心主義哲學尤其是其激進派別——深層生態學為思想基礎，在形而上層面探尋生態危機產生的思想根源，并在鎖定人類中心主義是導致生態危機終極元兇的大前提下探討文學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探尋應對危機的文化策略。這里的“環境”基本上是一個恒定的、物理的、純粹的物質存在，或曰“純自然”。在學術實踐中，批評家們往往偏愛那些凸顯自然中心地位和單向度地思考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作品。由于深受每況愈下的現實生態形勢的催逼及其所引發的普遍環境焦慮的影響，生態批評圈可謂群情激憤，學者們主張采取激進的方式，促使文化變革，構建生態中心主義型人類文化，希冀以此對抗或消解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文化傳統，急速調整人與自然間的關系，進而扭轉生態形勢，引導人們最終走出生態困局。由此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在這樣一種歷史語境下運作的生態批評必然表現出不少偏激之處，并浸染著濃郁的生態烏托邦色彩，甚至透露出不少學究式的天真，因而其學理性難以經得起冷靜、縝密的推敲。

大而言之，第一波生態批評主要表現出以下特征：（1）在文類選擇上，以非虛構自然書寫作品作為其主要研究對象，尤以梭羅開創的傳記體生態文學傳統作為其研究重心，其中梭羅的《瓦爾登湖》、奧斯汀的《少雨的土地》、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及阿比（Edward Albee）的《孤獨的沙漠》等都是該傳統的文本典范。①此外，生態（或曰自然）詩歌尤其是英美浪漫主義詩歌和荒野小說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內容。（2）生態批評家群體大多為白人男性，所研討的作家大多也是白人男性作家，即使有少數女性作家及其作品進入生態批評視野，大多也只考慮其生態內涵，其“性別”因素往往被過濾掉。換言之，就是淡化甚至忽視性別特征與自然之間的復雜糾葛，因而幾乎不考慮因性別差異而導致的環境經驗的差異性和獨特性。（3）比較文學學科意義上的跨文化、跨文明視野幾乎缺位，甚至美國國內有色族作家及其作品進入生態批評視野的也不多見，即便有極個別有色族作家的作品“有幸”入圍，被關注的也是經白人主流文化過濾的生態中心主義取向的內涵，種族與自然之間的糾葛往往被忽視，環境經驗的多種族性或者說因種族、文化的差異而導致的環境經驗的多元性幾乎沒有被納入生態批評的討論之中。（4）跨學科性遠未充分展開。盡管跨學科是生態批評的基本特征，但第一波生態批評所跨越的學科顯然不多，甚至可以說其跨學科性嚴重偏弱。（5）在探討建構文學生態中心主義詩學的過程中，生態批評學者偏愛那些矮化或邊緣化甚至一般地排斥“人類”的文學作品。（6）在探討生態退化的深層文化根源時，專注于抽象、籠而統之地追查導致危機的文化原因，往往將生態問題非語境化、非政治化、非歷史化，其結果是將“所有人”都推向生態的對立面。（7）經典的顛覆也是第一波生態批評的重要議題，即主要透過生態學或深層生態學的視野重審和解構經典，但往往矯枉過正，貶低經典的人文維度，從而失去了發掘生態問題的動力之源。

上述第一波生態批評的主要特征可簡要描述為：白人男性批評家探討白人男性作家的非虛構生態作品的生態內涵。由此可窺見它的一些明顯不足，諸如文類偏見、性別偏見、種族偏見、非語境化、非歷史化、非政治化、生態泛化和生態責任均質化等，這不僅為生態批評埋下了危機，也為它的環境公正轉型準備了條件。②

三、第二波環境公正生態批評（1997—2000年）

正當生態批評發展得如火如荼之時，其生態中心主義哲學思想基礎，尤其是深層生態學遭到了社會生態學學者、生態女性主義學者、動物倫理學派及環境公正理論學者等多方的嚴厲批評。他們都指責深層生態學專注于倫理修補，脫離社會語境，缺乏政治權利理論，因而軟弱無力，有烏托邦之嫌。社會生態學代表人物布克欽（Murray Bookchin）指責深層生態學是“軟弱的唯心論”，“半生不熟、畸形怪狀，猶如思想觀念的一個黑洞”，是“一堆意識形態的有毒廢物”。他們還批評深層生態學很少關注“人對人的操縱”。在他們看來，深層生態學最大的不足之處是“沒有下決心將生態失衡置于社會失衡的背景之中”，尤其是沒能“分析、探究與抨擊作為社會現實的等級制”。①生態女性主義學者批評深層生態學無的放矢，沒有清楚認識到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偏見或曰父權制是各種社會統治形式之根源，統治自然只是其所導致的必然惡果之一。動物倫理學派甚至將生態中心主義哲學界定為“環境法西斯主義”，②因為它要求犧牲個體的利益甚至生命，以服從生態系統、星球或宇宙的需要。環境公正理論學者站在有色族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立場，質疑深層生態學用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這種二分模式闡釋當前所面臨的全球環境退化的合理性，并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不能簡單地被還原成“對待自然所采取的更深層次的人類中心主義態度”，進而懷疑深層生態學所倡導的應對當下危機的種種文化策略。比如，以美國著名公民權利領導人本雅明·夏維斯（Rev. Benjamin Chavis Jr.）為代表的環境公正人士，強烈譴責美國主流社會回避甚至忽視被邊緣化的少數族裔人民的基本生存問題，以及專注于荒野保護的主流環境組織施行的形形色色的“環境種族主義”行徑。印度生態學家羅摩占陀羅·古哈（Ramachandra Guha）站在第三世界人民的立場，對美國激進環境主義尤其是深層生態學及其荒野保護實踐給予了嚴厲的批判，并結合印度的具體社會語境對其進行了徹底否定。在他看來，如果將專注于荒野保護的深層生態學應用于第三世界，不僅對解決環境危機于事無補，而且還將導致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他甚至認為深層生態學的國際化延伸帶有濃厚的生態殖民主義或生態帝國主義色彩。

1991年，來自美國、加拿大、中美洲、南美洲以及馬紹爾群島等國家和地區的有色族領導人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了“首屆有色族人民環境保護領導人峰會”，會議議定并通過了17條“環境公正原則”。③這些原則堅定拒斥環境種族主義和環境殖民主義，捍衛文化多元性，疾呼重建人之精神與大地母親之間和諧、神圣的關系，因而實際上也成了有色族人民的環境公正宣言，正式宣告了“環境公正”人士與主流環境主義者們不同的立場。簡言之，環境公正理論學者質疑主流環境運動的一系列主張和實踐，譴責其專注于荒野保護、公地保護、自然資源保護和野生動植物保護，而忽視以有色族人民、窮人及第三世界為主體的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條件，揭露主流社會和主流環境主義組織中廣泛存在的形形色色、或隱或現的環境種族主義歧視和國際環境殖民主義甚至環境帝國主義行徑。④總的來看，環境公正運動及其理論主張以關注人的生存為出發點，是人類導向的，但絕非人類中心主義的。847EECDF-7C58-45A9-9CCA-CEB11C449658

面對以上種種批評和責難，不少主流生態批評學者深感迷茫和困惑，甚至產生了普遍的學術焦慮。為有效應對危機，生態批評學者們不得不嚴肅評估這些批評，認真反思自己的學術立場，重審生態批評的思想基礎，總結前期學術研究的成敗得失，而后進行了學術戰略調整。部分學者率先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順應學術圈內外對環境公正訴求的強烈呼聲，將環境公正理論引入生態批評并將其作為重要的理論支柱，進而推動了生態批評的轉向。1997年，少數族裔生態批評學者里德（T. V. Reed）首先提出了“環境公正生態批評”術語，①并力薦其作為生態批評的新范式。具而言之，環境公正生態批評主張將環境公正作為基本的學術立場，將種族作為生態批評的核心范疇，并透過多元文化視野，結合性別和階級的視野，研究文學、文化甚至藝術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疾呼生態批評從荒野歸來。②生態批評經過環境公正轉型后，其研究視野更為寬廣，研究空間也得到了極大拓展，故學術成果也宛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其中有影響的著作包括：美國學者邁克爾·貝內特（Michael Bennett）與戴維·蒂格（David W. Teague）共同編輯的《城市自然：生態批評與城市環境》（The Nature of Cities： Ecocriticism and Urban Environments，1999），英國學者勞倫斯·庫普（Laurence Coupe）主編的生態批評文集《綠色研究讀本：從浪漫主義到生態批評》（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2000），美國喬尼·亞當森（Joni Adamson）的專著《美國印第安文學、環境公正和生態批評：中間地帶》（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cocriticism： The Middle Place， 2001），喬尼·亞當森與他人共同主編的《環境公正讀本：政治、詩學和教育》（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Politics， Poetics and Pedagogy，2002），美國學者保羅·奧特卡（Paul Outka）的專著《從超驗主義到哈勒姆文藝復興的種族與自然》（Race and Nature from Transcendentalism to the Harlem Renaissance， 2008），等等。

總體上看，環境公正生態批評不是簡單揚棄前一波批評理論和實踐，而是守正創新，通過匡正其偏激之處、拓寬其理論基礎、深化其研究內容，使生態批評既能憧憬綠色烏托邦理想，也能立足當下危機四伏的生態現實，探尋在與自然的深度接觸中通達普遍社會公正的綠色路徑。與第一波生態中心主義型生態批評相比，環境公正生態批評表現出以下一些顯著特征：（1）突破了以非虛構傳記體生態文學作為研究重心的藩籬，擴展為多文類生態文學文本和非文學文本的“綠色文化研究”，甚至幾乎不再受文類的限制，研究空間得到了多維度的拓展。（2）“環境”內涵的巨變。環境公正生態批評重新界定了“環境”，認為“環境”不在別處，就是人們的現實生存之地，是“人們生活、工作和娛樂的地方，也是他們禱告的地方”。③由此看來，一切環境，無論是自然的還是人工的，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包括城市或互聯網虛擬空間，都被納入生態批評視野。生態批評由此從“荒野”或“純自然”返歸人與自然交匯的中間地帶，甚至回到城市。（3）因為種族是環境公正理論的核心范疇，所以多元文化視野顯然成了環境公正生態批評的基本觀察點。（4）在環境公正議題的強力推動下，美國少數族裔生態批評應運而生，成了第二波生態批評豐饒的學術場域。迄今為止，美國黑人生態批評是其最大的亮點，其次是美國印第安生態批評，再次是奇卡諾（墨西哥裔美國人）生態批評，而其他少數族裔生態批評則似“小荷才露尖尖角”。少數族裔生態批評注重彰顯各自族群獨特的環境經驗，探尋走出危機的多元文化路徑。（5）生態經典的重構。環境公正生態批評倡導修訂生態經典標準，拓展生態經典文類的范圍，甚至認為任何文本都具有“生態或環境特性”，即便是傳統文學經典，也應運用環境公正理論予以重釋。（6）跨學科性進一步增強。由于生態批評的綠色文化轉向，生態批評學者更加注重對非文學文本的研究，重視探究學術研究與生態政治、生態教育及環境公正運動等之間的糾葛，以便更好地協調城市與鄉村、環境公正與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7）批評手段更加豐富多元。生態批評的“回家”和“文化轉向”不斷為其創生新的學術增長點，比如環境公正理論與城市研究理論的結合形成城市生態批評。

四、第三波跨越性生態批評（2000年至今）

盡管第二波生態批評無論是在研究內容、文類選擇還是在學科交叉或研究視角等方面都有了較大的發展，但因其文化視域狹隘，依然存在諸多局限。對此，默菲在2000年曾批評指出：

生態批評的發展因其過分狹隘地關注非虛構散文和非虛構性小說而受到制約，也因以英美文學為研究重心而受到限制。為擴大讀者與批評家的闡釋視野，有必要反思偏愛某些文類、某些民族文學及某些民族文學內某些族群的做法，這種反思將在自然取向文學概念的范圍內囊括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學作品，從而能夠讓像我一樣重點關注美國文學的讀者和批評家將自然取向文學置于國際比較視野的框架內。我認為這種反思是提升批評意識與擴大生態批評領域的途徑之一。①

換言之，生態批評將自己限定在英美文學的疆域內拓展研究文類、深化研究內容和擴大研究范圍的做法還遠遠不夠，若要真正將其發展為名副其實的國際性多元文化運動，就必須走跨文化、跨文明之路。為此，默菲提出了生態文化多元性研究和跨文化或跨文明生態批評理論。②

事實上，在第二波生態批評起步不久，該領域內一種比較文學意義上的跨文化、跨文明研究方法已初露端倪，并逐漸于新千年之交發展成新一波生態批評，斯洛維克稱之為第三波生態批評。筆者認為，斯洛維克所指稱的第三波生態批評大體可界定為以跨文化、跨文明為導向的跨越性生態批評。與比爾提出的“兩波”生態批評理論相比，第三波生態批評盡管有所發展，但其研究內容實際上主要限于北美地區，依然從屬于西方同質文化圈。847EECDF-7C58-45A9-9CCA-CEB11C449658

2010年，斯洛維克在《第三波生態批評：北美對該學科現階段的思考》（“The Third Wave of Ecocriticism： North American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Phase of the Discipline”）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第三波生態批評理論，并對其主要特征進行了界定。③在此之前，斯洛維克和另一位美國生態批評學者喬尼·亞當森（Joni Adamson）于2009年共同擔任《多種族美國文學》（MELUS：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期刊“種族性與生態批評”（“Ethnicity and Ecocriticism”）特輯④的客座編輯，他們在為特輯撰寫的導言《我們站在別人的肩上：種族性與生態批評導言》（“The Shoulders We Stand on： An Introduction to Ethnicity and Ecocriticism”）中這樣寫道：

該特輯基于這樣的前提：長期以來在美國及世界其他地區，多元化的聲音有助于人們理解人與星球之間的關系。當然，像其他寫作文類一樣，文學對環境經驗的表達也是多種多樣的。然而，直到最近，生態批評界相對而言就不那么多元，也許是由于受到過分狹隘地建構“白種人”與“非白種人”兩個主要族裔范疇的制約所造成的。有鑒于此，該特輯將探討新的第三波生態批評，它將承認族裔和民族特征，同時也超越族裔和民族的邊界，將從環境的視角探討人類經驗的所有方面。①

在該導言中，亞當森和斯洛維克已提及第三波生態批評，并特別強調新一波生態批評的多種族性（多族裔性）與跨種族性問題。當然，若要真正“從環境的視角探討人類經驗的所有方面”，生態批評就必須跨越文化和文明的邊界。

2012年，斯洛維克在《文學與環境跨學科研究》秋季號的“編者按”中又提出了“第四波生態批評”的說法。在他看來，催生第四波生態批評的主要動因在于生態批評的物質轉向及其進一步發展?！斑@一波重在突出環境存在物、地方、過程、力量及經驗等要素的基本的物質性（物理特性和關聯性），其范圍包括從氣候變化文學的研究到生態詩歌語言物質性的研討，生態批評實踐變得越來越講求實用，甚至可以這樣說，‘學術性的生態批評正在催生一種新的‘應用生態批評或‘物質生態批評，從而與人的基本行為、生活方式的選擇，諸如衣食住行都關聯起來?！雹趯嶋H上，斯洛維克的第四波生態批評理論是對第三波生態批評理論中已經出現的物質轉向加以突出和強調，二者沒有質的區別。2017年，斯洛維克在《生態批評波濤令人頭暈目?！罚ā癝easick among the Waves of Ecocriticism”）③一文中較為詳細地梳理了西方生態批評的演進，仍然將生態批評的發展歷程描繪為“四波”，并簡介了各波的主要研究議題。筆者認為，斯洛維克所論的第三波生態批評與第四波生態批評之間實際上沒有質的區別，只是所涉議題的重心有所變化。

由于來自除英美以外的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的學者，以及許多來自中國、印度、日本、拉美及非洲等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學者的積極參與，第三波生態批評無論是從學術成果的數量和質量來看，還是從探討生態議題的深度與廣度來看，都極為龐雜繁多、令人咋舌，代表性成果包括：英國學者格萊漢姆·哈根（Graham Huggan）與澳大利亞學者海倫·提芬（Helen Tiffin）的專著《后殖民生態批評：文學、動物與環境》（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Animals， and Environment， 2010），美國學者羅布·尼克松（Rob Nixon）的專著《慢暴力與窮人的環境主義》（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2011），斯科特·斯洛維克與印度學者合作編輯的文集《全球南方生態批》（Ecocriticism of the Global South， 2015），西班牙學者費爾南多·比達爾（Fernando Vidal）與葡萄牙學者涅利爾·迪亞斯（Nélia Dias）編輯出版的《瀕危、生物多樣性和文化》（Endangerment， Biodiversity and Culture， 2016），美國學者卡羅琳·紹曼（Caroline Schaumann）與希瑟·沙利文（Heather I. Sullivan）合作編輯的《人類世德語生態批評》（German Ecocriticism in the Anthropocene， 2017），土耳其生態批評學者瑟皮爾·奧伯曼（Serpil Oppermann）與意大利學者塞雷麗娜·約維諾（Serenella Iovino）合作編輯的《環境人文學：來自人類世的聲音》（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Voices from the Anthropocene，2017），英國學者邁克爾·尼布利特（Michael Niblett）的專著《世界文學與生態學：商品邊疆美學》（World Literature and Ecology： The Aesthetics of Commodity Frontiers，1890-1950，2020），加拿大學者胡斯大蒂娜·波雷-維布蘭韋斯卡（Justyna Poray-Wybranowska）的專著《氣候變化、生態災難和當代后殖民小說》（Climate Change， Ecological Catastrophe， and the 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 Novel， 2021），等等。當然，在世界生態批評的學術版圖上，中國學者的學術貢獻也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代表性成果有：魯樞元教授的《生態文藝學》（2000年）和《陶淵明的幽靈》（2012年），曾永成教授的《文藝的綠色之思》（2000年），曾繁仁教授的《生態美學導論》（2010年），等等。847EECDF-7C58-45A9-9CCA-CEB11C449658

總體上看，第三波生態批評主要呈現出以下一些明顯特征：（1）具有強烈的比較文學學科意識，尤其是意欲拓展跨文化、跨文明生態研究的范圍，彰顯因跨越而生發的生態文化多樣性和生態變異性。以默菲為代表的生態批評學者強烈呼吁超越美國中心主義、跨越英美主流文化邊界甚至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呼吁承認世界范圍內自然取向文學的多樣性并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同時還應該將生態批評看成國際性多元文化運動，從而具體落實生態批評的跨文化、跨文明比較研究。蓬勃興起的亞洲生態批評、歐洲生態批評、加拿大生態批評、澳大利亞生態批評和非洲生態批評等除了深挖各自文學、文化的生態內涵，還與主流英美生態批評尤其是主流美國生態批評開展多層面、多角度的對話協商，對其研究方法、基本概念和基礎范疇或矯正或拓展或顛覆或重構，旨在從差異和多元性的角度開展生態批評研究。（2）出現前兩波生態批評均未曾有過的“內部批評”現象，主要是自我批評、自我反思，加強學科理論建構，重視方法論的探討，以避免生態批評淪為大而無當、漫無邊際或主觀隨意、傷感煽情的生態政治宣傳。（3）美國少數族裔生態批評對英美主流生態批評的挑戰與重構，并助推國際少數族裔生態批評和土著生態批評的產生和發展，既凸顯各自文化的“土著性”，也力促跨土著性（Tans-indigeneity）研究，拒斥邊緣性。（4）全球性的地方概念與前期生態批評中基于本土的、區域性的甚至國家的地方概念開展對話，倡導超越傳統地方意識和地方身份建構，“地方”（place）已與全球北方或南方或星球關聯起來，呼吁構建“生態世界主義”或“植根土地的生態世界主義”、生態世界公民身份，培育跨地方性，擁抱星球意識，等等。（5）對早期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缺陷的反思與糾偏，比如對種族范疇的駕馭不當、對女性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本質主義化處理等，力圖建構國際性或多元文化的生態女性主義、“物質”生態女性主義及新的性別生態觀，諸如生態男性主義（Eco-masculinism）、綠色酷兒理論（Green Queer Theory）或酷兒生態女性主義等。（6）跨學科性進一步強化和凸顯，由此催生了能整合社會科學、人文學和自然科學的“環境人文學”（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進而能從跨越更多學科的視野，合作應對當下危機。與此同時，生態批評學者積極借鑒其他理論并加以整合以形成新的理論，使帶有“生態”前綴的理論迭出，令人眼花繚亂。比如，與后殖民理論結合形成后殖民生態批評，與動物研究交叉形成動物生態批評，與植物研究交叉形成植物生態批評，與符號學理論整合形成生態符號學批評，與語言學理論交叉形成生態語言學批評，與翻譯學理論融合產生生態翻譯學批評，與心理學和進化論交叉形成生態心理學批評，與電影研究結合產生電影生態批評，與美學理論結合形成生態美學批評，等等。這足以說明，生態批評作為一門學科具有強大的生命活力和整合力，因而總是表現出讓“生態”重塑或重構其他人文學科的強烈沖動。（7）呈現出生態行動主義形態的多樣性。由于生態學者的職業大多是教師和學者，他們往往有更多的機會主動走出自己的圈子，與文藝界、科技界、企業界、政界或其他各行業的人士溝通、對話、交流，傾聽各方的生態之聲，竭力在“生態”的大旗下達成共識，找到社會變革的契合點，實現跨行業、跨職業的大聯盟，從而極大擴展了生態變革的動力之源。（8）將生態文學視作環境行動主義。生態學者不再滿足于對文學生態內涵的發掘，將文學看成發起社會運動和促進生態變革的動力之源，力圖使文學成為變革社會政治體制、變革生活方式的工具。

總之，跨越性（或曰跨學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視野是第三波生態批評最為顯著的特征?？缭叫陨鷳B批評特別重視與生態女性運動和環境公正運動所固有的行動主義宗旨相結合，是生態烏托邦主義與生態現實主義的結合，其視野更寬廣、現實基礎更扎實、行動主義熱情更強烈，因而更能激發和凝聚多層次、多種族、多文化的潛力，并成為創造性應對生態問題的一支綜合文化力量。

五、生態批評：挑戰與前景

筆者認為，當下生態批評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是學科自我泛化危機，這種危機與生態批評在20世紀90年代前后因遭遇學科定位不確定而產生自我迷茫并引發學科危機有著質的區別。彼時的學科危機主要是因為學科理論薄弱，學科方法論不明確，研究范圍太窄，研究內容太少，探究問題不夠深入，能讓學界廣泛認可的扎實研究成果不多，其所產生的影響也因此非常有限，故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生態批評難以得到人文學界的廣泛認可，甚至到21世紀頭10年在許多文藝批評的文集或教材中也難覓生態批評的蹤影。當下的學科自我泛化危機主要是由于生態批評學者對生態危機根源的界定所致。在生態批評興起之初，生態學者們就認定生態危機是規?？涨暗娜祟愇幕C的反映或客觀對應物，因而也確定解決危機的根本性策略是文化策略，人類文化生態的普遍綠化是根治生態危機和維護人與非人類世界永續和諧共生的必由之路。盡管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生態批評的思想基礎有所糾偏并逐漸拓寬，研究文類范圍也從自然書寫文學走向文化，烏托邦色彩也有所褪色，現實針對性也明顯增強，甚至帶有生態實用主義的色彩;但生態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偏好宏大敘事的思維慣性一直在發揮作用，他們在做學術研究或進行理論建構時，往往“生態優先”，希冀借生態批評“生態學化”整個人類文化，總有一種強烈的沖動讓生態批評與其他學科交叉整合產生新學科。筆者認為，在當下學術界，生態批評不僅“時髦”，而且“熱鬧”，不僅要重新規劃學術版圖、爭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想主導學術版圖、與許多學科搭上關系，然后“綠化”它，讓它成為“生態批評”的分支。此種狀況令人擔憂，因為當一個學科無所不包時，也許它什么都不是，最終會導致生態批評在滔滔的“生態洪流”中不斷稀釋、耗散自己，甚至面臨消亡的危險。

生態批評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生態本土主義（ecolocalism）的淡化和生態世界主義的強化。生態學者尤其西方學者強調互聯網、全球化、全球商品流通、全球人員流動、人類世概念、氣候變化甚至全球流行性疾病等因素，將世界聯成一個不可分割的生態整體，從而凸顯個體身體、本土或地方、區域、國家、世界或星球之間的緊密關聯。生態學者率先放飛環境想象，“從本土意識走向全球想象”，①借助生態學術推動人們從生態自我意識走向生態世界意識，以構建世界生態公民身份。對此，比爾在《環境批評的未來》中，尤其厄休拉·海斯（Ursula K. Heise）在《地方意識和星球意識：全球環境想象》（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2008）中，給予了充分論述。這些高大上的概念或范疇乍一看誘人、聽上去動人，但仔細品味卻有點嚇人，因為事實真相遠沒有那么簡單。誠然，許多生態問題確實是全球性的，但更是國家的、區域的、本土的，最終還要落實到個體生命上，因為人的生命延續首先是基于本土性的個體存在，所以對于第三世界學者和第一世界內的少數族裔生態學者來說，他們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對這些宏大的新概念和新范疇保留幾分警惕，在不抵觸的情況下保持開放的心態?！暗厍虼濉辈⒎钦嬲馕吨覀兌忌钤凇巴粋€村”，實際上它是由無數實實在在的“小村莊”構成的，它們也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和不可讓渡的利益訴求，并總是踐行“自己優先”。在全球性災難和疾病面前，星球意識、生態世界主義及生態世界公民身份等概念常常顯得蒼白無力。更為可怕的是，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這些帶有“生態世界性”前綴的概念范疇有時還可能或者說正在被第一世界用于謀取私利和文化資本的工具。

此外，生態學術中的其他關鍵范疇，諸如“自然”“生態”“環境”“荒野”“環境主義”“種族/族裔”“性別”等范疇的內涵都是可塑的、變化的，或者說是“復數”名詞而不是“單數”名詞，因為在不同文化語境中人們會有不同甚至對立的理解，因此產生了應對環境危機的不同文化策略。針對不同的策略有時可以通過對話、協商、妥協勉強達成一致，有時卻南轅北轍、不可調和甚至對立，故只能“我行我素”或“各自為政”，這本身也符合生態文化多元性原則。然而，對于習慣了宏大敘事思維、動輒以我為主的西方學者來說，這些概念或范疇常常不可想象、難以接受，這也是生態批評在跨文化、跨文明語境中必須面對的棘手問題。

有鑒于此，在筆者看來，生態批評要確保自己的學科地位，一方面應固守生態底色，另一方面要堅持文學研究陣地不動搖，在此基礎上還要不擴大自己的跨學科性，并在跨文化和跨文明的研究語境中深化和拓展對生態議題的研討，探尋應對地方性和全球性環境危機的文化策略。唯其如此，方能充分彰顯生態批評的多元性、包容性、深刻性、綜合性和世界性，進而成為與人類世同行，以化解危機為己任，推動世界文化生態轉型的一支重要文化力量。

六、結語

綜上所述，當下的世界生態批評版圖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它作為一個批評學派或批評思潮早已贏得了學界的普遍認可，其學術業績令整個人文學界刮目相看，其影響也早已溢出學術的邊界，并對整個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甚至社會人文生態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但生態批評的發展也面臨諸多挑戰，并伴隨頗多隱憂。為此，來自不同文化語境的生態批評學者必須“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對待“生態”術語及其相關的新概念和新范疇，既要秉持公心、保持開放，又要冷靜辨析、周詳考量、去偽存真，以協調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在有效應對人類世最為緊迫的諸如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海洋酸化等世界性環境難題中發揮更具建設性的作用。與此同時，生態批評學者應力促生態批評更加跨學科化、更加跨文化化和更加國際化，切實推動生態批評在構建人與人之間、人與非人類世界之間以及人之精神世界與非人類萬物生靈之間永續的、非壓制性的、和諧共生的關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責任編輯：胡穎峰847EECDF-7C58-45A9-9CCA-CEB11C449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