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態中心主義導向走向生態實踐導向

王洵

[摘 要]胡志紅教授是國內生態批評領域的領跑者，他近三十年的生態批評探索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生態中心主義導向的生態批評為學術起點，對西方生態批評理論進行系統梳理;第二個階段是在環境公正領域和跨文化生態話語建構中拓寬生態批評的理論維度，凸顯生態批評的跨文化異質性;第三個階段是從理論之維走向生態實踐之維，實現生態批評對現實環境問題的積極干預。胡志紅教授的生態批評實踐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生態批評發展的脈絡，并為未來中國生態批評的發展提供新的思考。

[關鍵詞]胡志紅生態學術;生態中心主義導向;環境公正導向;生態實踐導向

胡志紅教授是國內生態批評領域的領跑者，他近三十年的生態批評探索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生態中心主義導向的生態批評為學術起點，對西方生態批評理論進行系統梳理，從人類與地球生物圈共同命運的高度探尋當今生態危機的文化根源;第二個階段是將研究重心轉向環境公正視野下的少數族裔生態批評，對社會邊緣化人群的環境福利和社會公平問題進行深入探究，在此基礎上積極促成不同學科、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間的生態對話;第三個階段是走向以生態實踐為導向的生態批評，關注生態通識教育和現實環境問題。

國內有批評家認為，胡志紅教授“對西方生態批評理論進行了富于系統性意義的梳理和整體性價值的理論建構”。①下文擬對胡志紅教授的生態批評路徑試作探析，以期反映國內生態批評發展的脈絡，并為未來中國生態批評的發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一、生態批評理論的系統梳理

現代工業文明的飛速發展以自然環境的無限度犧牲為代價，由此產生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生態批評是對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深刻探討。胡志紅教授于2006年出版的專著《西方生態批評研究》，作為國內較早系統研究西方生態批評理論的著作，不僅對理論自身的緣起、發展和重要文本作了細致深入的梳理和評述，還成功實現了比較文學和生態批評的“聯姻”，不僅拓寬了比較文學的學科維度，還打開了生態文學研究的理論視域，為中國學界吸收和借鑒外來成果鋪平了道路。

然而，《西方生態批評研究》一書畢竟建立在生態中心主義理論基礎上，社會維度的缺失是其天然局限。生態和社會之間的聯系是極為緊密的，如果不能正確認識二者的內在同構性，人類便無法正確理解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的真正原因。最合理的立場應該是既符合人類最基本的需要，又與地球及其非人類生物的狀態和命運不相沖突?；谶@樣的認知，胡志紅教授譯介了環境正義生態批評代表人物格倫·洛夫（Glen A. Love）的《實用生態批評》（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3），該譯著于2010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格倫·洛夫作為生態批評的開創者之一，試圖將文學環境與生命科學尤其是進化生物學相結合，并彌合兩種文化間愈發擴大的鴻溝。作為譯者，他指出該著對國內生態批評學界的重要意義，不僅提醒人們關注生物學在文化想象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也在與第一波生態批評展開對話的過程中重審人類文學、文化，從而搭建一座人文與科學相結合的跨學科的橋梁，以此來應對紛繁復雜的生態問題。

上述著作對西方生態批評理論局部性和共時性等突出特征的研究，是生態批評理論中國本土化研究的重要基礎。然而，生態批評在西方已經歷半個世紀的發展，如何梳理出一條清晰的學術脈絡，如何在繁茂蕪雜的西方生態批評概念中構筑起整體性的理論大廈，對中國生態批評界來說尤為重要。不知全貌，我們便無法把握生態批評發展的動態歷程并形成整體認知，也難以建構起本土生態話語和學術體系，更遑論跨文化生態對話。在這個意義上，胡志紅教授的《西方生態批評史》可以說是一部更為重量級的作品，不僅是因為它洋洋灑灑40余萬字的篇幅規模，更因其梳理生態批評發展歷程之詳盡、囊括資料之全面、理論建構之完備、文獻述評之精辟。在該著中，胡志紅教授將西方生態批評的歷程分為兩個階段，即生態中心主義型生態批評階段與環境公正生態批評階段，并分別對兩個階段的100余部代表性作品，如《生存的喜劇》（The Comedy of Survival， 1978）、《生態批評讀本——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1996）、《環境公正讀本》（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2002）、《為瀕危世界寫作：美國及世界的文學、文化及環境》（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 and Beyond， 2001）等予以介紹和評述。胡志紅教授潛心于卷帙浩繁的文獻資料中，不斷梳理摸索、整理譯介，并將其分門別類加以整合，其學術用心之專一、態度之懇切可見一斑！尤為重要的是，他沒有一味附和西方主流學術話語，而是表明自己的學術立場和態度，隨時警惕西方學者于有意無意間流露出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為生態批評理論的中國本土化進程推波助瀾。例如米克在《生存的喜劇》中認為，雖然可以從東方哲學和宗教中尋找應對生態危機的文化資源，但這并不是必要的，因為擁有豐富思想資源的西方無需與外來文化“互通有無”。胡志紅教授認為，“米克的這種觀點在不經意間暴露出西方學者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后來的西方生態批評學者”。①西方學者的這種認知并非個例，如美國科學史家林恩·懷特（Lynn White， Jr.）在《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一文中雖然對基督教和西方哲學這兩大思想根源進行審視和批判，但他仍然認為可行的解決之道是對其加以改良，他不認為也不相信非西方文明在解決人與自然問題上能夠提供幫助。②事實上，同一種文明不可能在已有的認識框架和認知模式內對它已犯下的錯誤進行全面清算，孕育于西方文化土壤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正是西方中心主義思想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表征。在這個問題上，胡志紅教授尤為欣賞“新儒學”代表、海外漢學家杜維明在《超越啟蒙心態：儒學視域下的倫理、移民和全球管理》（“Beyond the Enlightenment Mentalit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Ethics， Migration， and Global Stewardship”）一文中提出的對啟蒙心態的超越之道，即解構西方中心主義，從非西方、軸心時代的文明（中國、印度等）以及原初傳統（土著宗教等）中尋找資源，改變西方文明“故步自封”的傳統，實現文化的跨越性交流，①這無疑也是解決生態問題的不二法門和應有之義。FD0001C6-8D45-4257-B049-BB3DD41315D6

無論是人還是其他非人類生物，都只是地球這個巨大生物圈的組成部分，人類與非人類的命運相互關聯、唇齒相依。對此，作者直言：“人類中心主義文化傳統形成主要有兩大源頭：基督教和西方哲學?！雹谠诨浇讨?，萬能的上帝創造了世間萬物并依據自己的形象造出了人類，因此人雖然是由泥土所造，卻不僅僅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上帝的代理人，是神性與人性同在的存在。不僅如此，人還享有對其他動物的命名權，這也將人對動物的統治合理化、合法化。在進一步的論述中，胡志紅教授指出，“如果說基督教的人類中心主義是信仰的人類中心主義，那么哲學人類中心主義則是理性化的人類中心主義”，③因為西方哲學史原本就是主體性演進和發展的歷史。自智者學派的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主體的自我意識開始萌芽;蘇格拉底把“認識你自己”納入其哲學思想，使認識的對象由自然變成自己;柏拉圖創造理念世界，使古希臘哲學研究的中心從外部對象轉移到主體的心靈自身，這是對人類主體自身的拓荒，但由于沒有很好地解決外部對象和主體自身的關系，導致中世紀哲學主體和客體的沖突和對立，這也為人類征服、統治自然提供了契機;文藝復興運動展示了被遺忘的主體，重新展現主體的尊嚴和優越地位;近代哲學肯定人本身和理性，真正確立了人的主體性，直至黑格爾提出“實體即主體”，把人的主體性推崇為推動世界自我顯現、自我認識、自我運動的絕對精神，使理性主體的本體地位合法化。至此，主體性不僅是認識的能動性，而且是世界的本性，主體性的擴張在這里達到了頂峰，但在傷痕累累的自然面前卻是徹頭徹尾的失敗。

胡志紅教授指出，經過前兩個階段的發展，生態批評事實上已經建立起了較為完備的理論架構，然而其局限性也很明顯。對非虛構散文、非虛構小說等特定文體的關注，對歐美白人男性作家作品的過度青睞，使得生態批評研究的文類范圍、地理范圍以及文化范圍過于狹窄。他在廣泛占有國外一手文獻材料的基礎上，及時而準確地把握世界生態批評的學術動向并指出其不足與未來突破的方向，為中國學界貢獻了重要的理論資源，也為國內生態批評的學科建構提供了新的思考。

二、少數族裔生態批評轉型

少數族裔生態批評轉型是胡志紅教授生態批評研究的一次重要嘗試，旨在深刻揭示種族壓迫與環境退化之間的內在關聯，拒斥形形色色的環境種族主義行徑。作為環境公正領域內最為活躍的分支，少數族裔生態批評囊括了黑人生態批評、印第安生態批評、奇卡諾生態批評及亞裔等其他少數族裔生態批評。胡志紅教授在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美國少數族裔生態批評理論研究”中，解構了以主流白人生態批評為中心的思維范式，重構黑人文學、印第安文學和奇卡諾文學中的地方意識和自然意識，重拾被遮蔽的文化記憶和生態家園，試圖探尋走出環境危機和復興少數族裔傳統文化的生態策略。

胡志紅教授在《崇高、自然、種族：崇高美學范疇的生態困局、重構及其意義——少數族裔生態批評視野》、《〈力量〉中的獅子書寫與跨文化生態對話——建構多元文化生態話語》和《印第安生態批評對托馬斯·杰斐遜的多維拷問》等學術論文中指出，對第三世界、少數族裔和原住民來說，“發展”一詞在絕大多數時候不過是西方殖民者對落后地區進行資源掠奪的借口。他們打著“發展”的幌子名正言順地侵占這些地區寶貴的生態資源，并將話語權和闡釋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①我們不應在文化關切和生態關懷間構筑起藩籬，因為二者本非絕然對立，正確的做法應是“透過多元文化視野綜合考量社會、文化、生態及社會公正議題”。②他通過積極促成土著文化、少數族裔等弱勢文化與西方主流文化的跨文化生態對話，消解后者在環境議題上的文化霸權地位，為解決生態危機探尋多元文化路徑。他指出，“環境正義運動”指責全球環保組織——主流的西方組織，如野生動物協會和世界野生動物聯合會過度關注瀕危物種，犧牲邊緣和受壓迫的人類。他的這一觀點與美國生態批評學者比爾（Lawrence Buell）不謀而合：“梭羅-繆爾傳統中的保護主義，成為精英環保組織的經營哲學，而環境正義中的激進主義經常與之抗衡?！雹畚覀兺ǔＫ^的環保機構大多關注環境本身的狀況，而胡志紅教授尤其強調，環境正義活動家和理論家應該關注環境退化對窮人和邊緣化人口的影響，應該將環境保護主義視為“社會正義的工具”和人與人之間實現公平正義的途徑，而不是把關心自然本身作為一件善事，畢竟生活在自然之中的人類境況也是我們不能忽視的。由此可知，他的環境公正研究絕非對地球本身境況的冷漠忽視，而是拒絕“只關心自然保護的倫理”并犧牲人民，特別是窮人和被剝奪權力的群體。

在西方歷史上，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被公認為名望極高的政治家，他對待印第安人的態度似乎也是民主、進步的，但胡志紅教授卻在《印第安生態批評對托馬斯·杰斐遜的多維拷問》一文中透視其環境種族主義者的本質，指出印第安人若想生存，就要“放棄自己的部落文化、宗教、生產方式及生活方式，當然首要條件是向白人割讓自己祖祖輩輩生存的家園”。④雖然這種地理暴力行為以一種較為溫和和隱蔽性更強的方式呈現，但依然改變不了其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本質。他指出，印第安人在種族滅絕與土地剝削的雙重壓迫下失去了與自然之間的緊密聯系，正如薩義德所說的：“對土著來說，殖民地附屬奴役的歷史是從失去地盤開始的，所以必須尋找殖民地的地理屬性然后加以恢復?！雹菸鞣降闹趁襁壿嫛鞍l現論學說”和“天定命運說”為杰斐遜驅逐原住民、占領其土地和家園提供了“合情合理”的依據，甚至賦予這一殖民行徑神圣的光環。然而，胡志紅教授不僅以環境公正立場透視這場虛偽交易背后深層的霸權文化和殖民邏輯，以印第安生態批評的視野觀照弱勢群體被壓抑、奴役、遮蔽的歷史，并且倡導在環境正義的基礎之上注入杰斐遜的自由民主與農耕社會理想，從而構建更具兼容性和公正性的新型環境主義。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生態批評學者，胡志紅教授對全球窮苦居民的生存境況有著熱切關懷，他對環境種族主義的譴責和批判是建立在對異質文明的尊重與理解之上的。他認為，少數族群文化中的土地是與地方意識和家園意識一脈相連的，因此種族壓迫與生態環境的退化具有內在同構性。由此，他將生態批評拓展至更為開闊的社會維度，在生態關懷與文化關切中達成統一，在學術研究和現實訴求之間實現平衡，為非西方生態批評學者提供了反抗生態霸權和文化霸權的新思路。FD0001C6-8D45-4257-B049-BB3DD41315D6

三、跨文化生態話語體系的多元建構

改變西方思維范式對生態議題的主宰，批判其在后殖民時期對殖民地的文化壓迫行徑，接納來自第三世界、少數族裔和原住民的不同聲音，是胡志紅教授跨文化生態話語體系建構的初衷。他從巴赫金的交往對話理論、時空體理論（chronotope）以及狂歡化理論（the theory of the carnivalesque）中找尋學理依據，認為巴赫金的對話理論“首先強調的是相互沖突的聲音而不是突出敘述者武斷、獨白式的聲音”。①西方與全球南方地區、少數族裔居民以及土著居民之間存在著想象上的巨大鴻溝，這是一種文化上的差異與不和諧，導致他們在對待環境問題時有著截然不同的立場和態度，而“通過對話，我們聽到了曾經邊緣化的人物和自然中各種因素的聲音”。②在以往的歷史中，邊緣化的人和自然界是被主流話語所遮蔽的，他們被默認為是沉默不語的、無關緊要的他者，但生態批評需要的不是“一家之言”，而是“眾聲喧嘩”，不是主體對客體的傲慢占有，而是主體間性的平等溝通。胡志紅教授這一觀點與生態批評學者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 Manes）頗為契合：“不僅是人，還有動物、植物，甚至是石頭和河流等‘惰性實體，都被認為是表達清晰的，并且時而是可理解的主體，能夠與人溝通和互動?！雹鄄粌H如此，“除了人類的語言，鳥類的語言、風的語言、蚯蚓的語言、狼的語言和瀑布的語言——這是一個由自主語言組成的世界”。④人類不是自然的代言人，只有在全球一體化的框架中充分考慮文化差異的因素，以環境為審視的中心，對人類與自然、動植物等的關系進行重新思考，才能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生態對話。

事實上，跨文化生態對話至少包含現實意義和文化維度兩個層面的考量。從現實的角度看，生態對話有助于消解西方世界在環境議題上的霸權地位，提升第三世界、少數族裔、原住民等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對構建兼容并包的和諧生態家園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非西方世界本就孕育了許多璀璨的文明，它們從各自的文化根基出發，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展現出獨到的智慧，如中國的道家思想、印度的耆那教、印第安文化等等。胡志紅教授善于發掘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思想，以中國學人的學術立場和獨到眼光對傳統經典文本進行綠色解讀和生態重釋。他在《〈道德經〉的西方生態旅行：得與失——比較文學視野》一文中指出，《道德經》與西方深層生態學中的“自我實現”“生物中心主義平等”兩大原則有共通之處，因而受到西方學者的熱評，但由于過于偏重生態維度的解讀而造成了社會層面的缺失。這種文化誤讀顯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為之的文化過濾，其本義是“在生態議題上牽強附會地將非西方綠色文化經典當作西方構建的生態哲學的注腳”，⑤這樣的解讀無疑是一種粗暴的歪曲。胡志紅教授立足于環境公正的立場，從生態整體主義的高度對這一誤讀提出質疑并進行糾偏和駁斥，顯得尤為可貴。作者也試圖證明，雖然作為一門現代學科意義上的生態批評源起于美國等西方國家，但這并不能湮沒其他文明蘊含的豐富的生態哲思。因此，在后續的《生態文學講讀》等著作中，胡志紅教授深入發掘中國作家姜戎的《狼圖騰》、藏族作家阿來的“山珍三部曲”等作品蘊含的生態智慧，從草原游牧文明和藏民族的樸素自然觀中汲取生態養分，以此滋養現代人干涸的、失落的精神世界。

既然不同文明之間的“異質性”是天然存在的，那么接受主體本身的立場和使用限度就顯得尤其重要，對理論概念背后的文化邏輯也需慎思。不只是生態批評理論，諸多現代理論都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我們加以借鑒吸收固然是可取的，但如果全盤接受甚至隨意套用，便會失之偏頗，中國文化中的“南橘北枳”所講的正是這個道理。生態批評理論孕育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中，自誕生之日起就鐫刻著深厚的文化烙印，西方發達國家與貧窮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對生態議題的側重點和接受度顯然是不一樣的。在重釋西方重要美學范疇“崇高”時，胡志紅教授指出，“從朗加納斯到伯克、康德、甚至到愛默生，崇高所走的是一條人類中心主義的路線”，①它實則將人與自然、男人與女人、白人與有色族人之間扭曲成了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唯有將自然歧視和種族歧視滌除殆盡，方能“實現真正能與‘偉大心靈可匹配的‘崇高”。②在《〈力量〉中的獅子書寫與跨文化生態對話——建構多元文化生態話語》一文關于動物權利問題的探討中，胡志紅教授直言西方文化與土著文化之間的“生態異質性”是不可忽略的文化事實。美國土著女作家“借助獅子書寫以揭示美國土著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在生態觀、價值觀及文化觀等方面所存在的根本差異”。③在“殺獅”這一問題上，白人法庭和印第安法庭由于文化根基不同，所持立場迥異，因此審判結果也大相徑庭。

在不同文化之間對動物權利觀念的探討，也是胡志紅教授建構多元文化生態話語的重要學術嘗試。動物權利在不同文化中本就沒有統一的答案，不同族群都擁有理解這個世界的獨特方式，他們的思維模式是不同文明的縮影。胡志紅教授的研究旨在解構主流西方話語在文化認知和生態題旨上的霸權和壟斷地位，建構起多元話語共生、和諧包容的生態觀念。這是對生態批評文化維度的拓展，是對解決生態危機文化路徑的摸索，也是實現跨文化生態對話的重要學術貢獻。

四、生態通識教育和生態實踐

生態文學“一只腳立足文學，另一只腳則踏于土地之上”，美國生態批評領域的先驅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Cheryll Glotfelty）如是說。④不難理解，生態文學與土地本就存在著一種天然的聯系，生態作家書寫土地并將滿腔熱血灌注于此。我們是否也可以這樣理解：生態文學不是閉門造車的書齋里的學問，它以在更廣泛的領域內傳播生態思想，呼吁人們親近土地、融入自然為旨歸。與新批評、形式主義等理論所構筑的封閉的、自給自足的文本內部研究不同，也與利維斯（F. R. Leavis）等批評家所力倡的文學精英化取向不同，生態批評從文學內部轉向更為廣泛的外部文化研究，并向世人傳播生態理念，逐漸成為守護人與自然和諧的一支重要文化力量。

生態批評理論的學術建構固然重要，但如何讓它走出學術研究的象牙塔，走向更廣闊的人群，直面社會現實，同樣不可忽視。有鑒于此，胡志紅教授厚積薄發，其推行生態通識教育、傳播生態理念的新作《生態文學講讀》于2021年10月出版。2022年1月，他受北京大學博雅講壇之邀，對《生態文學講讀》進行推介，20余萬觀眾云端觀摩互動，不失為一堂生動的生態實踐課?！渡鷳B文學講讀》對28位不同種族、不同性別、不同文化背景的生態作家及體裁多樣的文學作品進行綠色闡釋和生態重構，這種文化多元性和文體多樣性的安排，既是對人類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白人中心主義等二元對立慣性思維的消解，也是構建多元文化生態話語的有益學術嘗試。胡志紅教授從深層生態學、生態女性主義、后殖民生態批評、社會生態學、環境公正等理論出發，對傳記體生態文學、生態詩歌、生態散文及生態小說四大模塊的作品一一闡發，其“動態性、代表性、文化多元性、文體多樣性和實用性”①特征也顯露無疑。文化多樣性是其中尤為重要的一個維度。當眾多的生態文學教材將關注點放在西方白人男性作家身上之時，胡志紅教授將女性生態作家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瑪麗· 奧斯?。∕ary Austin）、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艾麗斯·沃克（Alice Walker）等人的作品納入生態考量、研究的范疇，將美國少數族裔的盧瑟·斯坦丁·貝爾（Luther Standing Bear）、琳達·霍根（Linda Hogan）以及來自第三世界的中國作家姜戎、阿來和印度的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等作家作品涵括于著作中，足見《生態文學講讀》一書歷史跨度極大、文化差異極顯著、所涉生態議題極廣泛。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作者還能同時兼顧生態典型性與文學審美性，實屬不易。FD0001C6-8D45-4257-B049-BB3DD41315D6

胡志紅教授指出，生態文學作家背后的文化異質性，使得他們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問題時側重點時常在性別、族裔、信仰等概念和范疇的鏈條上滑動，但“非人類自然世界總是他們聚焦的中心、生態書寫的起點，環境公正理應是他們追求的社會宗旨”。②因此，絢麗多彩的自然世界、豐富多元的人文世界和豐沛充裕的精神世界之間的重疊激蕩共同交織，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壯觀景象，生態文學的豐富性、普適性、多元性、深刻性也躍然紙上。在對傳記體生態文學經典、“生態文學三部曲”——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爾登湖》（Walden，1854）、利奧波德（Aldo Leopold）的《沙鄉年鑒》（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1949）及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1963）進行解讀時，胡志紅教授認為這三部作品之間有著內在的生態同構性：梭羅筆下的湖畔是美麗完滿的自然的代名詞，《沙鄉年鑒》中的土地已破碎衰敗、茍延殘喘，卡森為我們描繪的則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地球。除了傳記體生態文學，生態小說也是全書關注的重點，因為與其他文類相比，小說具有更豐富的文本容量和書寫空間，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人類精神生態的交織纏繞與復雜糾葛均可在小說文本中得到清晰呈現?！渡鷳B文學講讀》解讀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金索維爾（Barbara Kingsolver）的《動物夢》（Animal Dreams，1990）、高希（Amitav Ghosh）的《餓浪潮》（The Hungry Tide， 2005）等作品，都展現了環境公正與生態中心和諧相融的生態愿景。雖然我們不無遺憾地發現書中對“氣候小說”“人類世話語”等當今重要的生態文學門類和理論有所缺失，但瑕不掩瑜，《生態文學講讀》仍然不失為一部跨文明、跨文化的經典綠色讀本，是國內推行生態通識教育的重要作品。他不僅在其任職的高校新增了“生態文學專題”課程，還在全校開設了”生態文學經典賞析”通識課程，以期對不同研究層次的學生有所啟發。

“名副其實的批評源自比專業主義更深層次的承諾?！雹偕鷳B批評以其特有的文學文本審美功能、倡導功能及行動主義特征踐行學術對實踐的承諾。近十年來，胡志紅教授向成都市人大提出十余條生態保護的建議，其中《關于嚴禁利用農村流轉土地大規模商業種植草坪的建議》幾經波折，最終得到落地生根，不僅使大片土地和地下水免受劇毒農藥的污染，也使當地仍然將地下水作為生活用水的農民免遭農藥的侵害。他以卓有成效的生態實踐守護了一方凈土。

五、結語

在短短的50年里，生態批評已發展成為一門綜合性的、勢頭正盛的熱門學科，甚至催生出了“環境人文學”（Environmental Humanities）這個內涵和外延極為豐富的概念。胡志紅教授在其生態批評實踐和研究中，警示人們從歷史深度和文化的獨特性去思考當今的環境問題，這既是當今世界范圍內愈發嚴峻的生態問題催逼的結果，也是由生態批評自身跨學科交叉的旺盛生命力所決定的。生態批評在學術界一路高歌猛進自然是好事，其如火如荼的發展勢頭也為學科的版圖擴張提供了機會，但胡志紅教授認為，生態批評與其他學科交叉整合的愿望越是強烈，就越是將自身不斷泛化并推向了危險和消解的邊緣。畢竟，當一門學科海納百川、無所不包之時，它就會在錯綜復雜的概念之中迷失自身。此外，在西方學者力倡的生態世界主義概念面前，生態本土主義也在不斷弱化，中國道家學派的哲人老子所設想的“小國寡民”終究只能是生態烏托邦的浪漫幻想。在生態全球化的潮流中，胡志紅教授提醒人們，尤其要警惕第一世界所建構的“生態世界性”的海市蜃樓，認清其借“生態”之名推行文化霸權和進行文化殖民的野心。當然，胡志紅教授依然認為“生態文學是一個帶給人類希望的文類”，②尤其是其中的氣候小說，在與全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話語的交叉整合中展現出誘人的學科前景。在環境危機面前，我們“既要靠‘硬科學的積極參與，也要靠‘軟人文的通力配合”，③只有這樣，方能應對全球環境問題帶來的挑戰。

誠然，生態文學與生態批評仍留給國內外學界諸多問題。例如：生態批評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整合是否會在洪流中喪失自身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生態文學創作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再現全球性環境問題？等等。對這些問題背后蘊藏的新的學術機遇和學術挑戰，胡志紅教授已經從某些角度予以涉及和思考。在最新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歐美生態批評文獻整理與研究”中，他將在充分占有前沿學術文獻、把握世界學術動向的基礎上，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危機等全球性生態難題予以探究，這樣不僅有助于打通中西生態批評領域的壁壘，為中國本土生態話語構建提供有益指導，也是開啟全球生態文明建設新維度的重要學術嘗試。

責任編輯：孫飛行FD0001C6-8D45-4257-B049-BB3DD41315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