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2020 年全國有組織犯罪情況報告

編譯/熊安邦

根據1990 年5 月德國警察和司法機構聯合工作組對“有組織犯罪”的工作定義，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局與地方刑事警察局、聯邦警察總部和海關合作編寫了《德國2020 年全國有組織犯罪情況報告》，該報告載有德國有組織犯罪情況及最新發展，目的是使德國各地的執法當局敏感地認識到新的趨勢，為警方領導層提供信息，闡明采取行動的必要和提出打擊有組織犯罪的措施和政策建議。報告再次更詳細地介紹了宗族犯罪和涉嫌參與有組織犯罪的移民，以及有組織犯罪與恐怖主義或出于政治動機的犯罪之間的聯系。此外，報告還載有關于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對有組織犯罪的影響的資料，以及關于有組織犯罪團體使用加密通信的資料。

1.德國警察在科隆展覽場前做行動前準備

2.德國邊境檢查站的紀念碑

3.德國警察和Zoll 海關工作人員在檢查乘客的護照，搜索非法移民和恐怖分子

一、德國2020 年有組織犯罪的基本情況

德國對有組織犯罪實施調查的機構有各州執法機構、聯邦執法機構、聯邦刑事警察、聯邦警察、海關等，調查最多的機構還是各州的執法機構。報告有組織犯罪最多的五個州分別是：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巴伐利亞、下薩克森、柏林、巴登-符騰堡。

德國執法機構2020 年針對有組織犯罪發起了594 起調查程序，其中240 起調查與毒品犯罪有關，超過總數的1/3；92 起調查與經濟犯罪有關，特別是針對老年人的詐騙犯罪；74 起侵財案件，集中于與機動車相關財產。2020 年共調查了41 個犯罪組織，犯罪嫌疑人6529 人，嫌疑人中有890 人是移民，占比13.6%。犯罪造成經濟損失8.37 億歐元，犯罪收益10.2 億歐元，臨時扣押1.14 億歐元。

2020 年調查的有組織犯罪數量具體分布

有組織犯罪主要犯罪領域表

導致損失最多的幾類犯罪是商業犯罪、稅務和海關犯罪、網絡犯罪、財產犯罪和犯罪組織。犯罪收益最多的犯罪是商業犯罪、毒品犯罪、網絡犯罪、財產犯罪和偷運移民犯罪。臨時扣押資產是一種法律程序，其中由犯罪行為產生的資產由當局臨時扣押，以便當局提出沒收、充公或受害方提出民事索賠。臨時扣押主要是針對商業犯罪、毒品犯罪、財產犯罪、稅務和海關犯罪、偷運移民犯罪，等等。

二、有組織犯罪嫌疑人

地獄天使飛車黨標志

與2019 年相比，有組織犯罪嫌疑人數量下降了4.7%。德國籍犯罪嫌疑人的數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1.2%，非德國籍犯罪嫌疑人的數量呈下降趨勢（-12.6%）。非德國籍嫌疑人包括259 名無國籍、國籍不明或者國籍未確定的嫌疑人。德國籍嫌疑人仍然是所有嫌疑人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占38.9%（2019 年：33.3%）。其中有252 名德國籍嫌疑人出生時國籍是非德國籍，嫌疑人出生國籍主要包括俄羅斯（50）、土耳其（43）、黎巴嫩（18）、波蘭（16）和哈薩克斯坦（16）。土耳其嫌疑人占嫌疑人總數的10.1%（2019年：10.9%）。因此，和2019 年一樣，他們是非德國籍嫌疑人中最大的團體。與2019 年相比，羅馬尼亞的犯罪嫌疑人減少了41.7% 。這是針對相當數量的羅馬尼亞犯罪嫌疑人進行了幾項調查的結果。在已確認的有組織犯罪嫌疑人中，有6.4%，415 名嫌疑人（2019 年：5.2%，355 名嫌疑人）被證實持有武器。

超過三分之二的犯罪組織中有10 名以下的犯罪嫌疑人（70.7%；2019 年：67.4%）。27.3%的犯罪組織中，有11 至50 名犯罪嫌疑人（2019 年：30.1%）。2.0%的犯罪組織中，犯罪嫌疑人超過50 名（2019 年：2.6%）。最小的犯罪團伙由三名成員組成（2019：3），最大的犯罪團伙有158 名成員（2019：142）。

犯罪組織的主要國籍是指在組織內處于領導地位的人的國籍，這并不一定意味著大多數的團體成員都有這個國籍。犯罪組織的主要國籍，前五位分別是德國、土耳其、阿爾巴尼亞、波蘭和俄羅斯。此外，犯罪組織被劃分為同質或異質的群結構。如果一個群體的所有成員都具有相同的國籍，則該群體被認為是同質的。在2020 年，138 個犯罪組織具有同質結構（2019：155），456 個犯罪組織（2019：424）具有異質結構。

三、幾類主要有組織犯罪組織要點分析

調查和分析結果顯示，犯罪組織成員因各種因素而聯合起來，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這些成員有共同的社會文化或語言背景。在德國，大約有650 個飛車幫，約有成員8500 名。這些飛車幫包括國際知名的飛車幫——惡棍之徒飛車幫（BMC）和地獄天使飛車幫（HAMC）以及支持他們的俱樂部。這些團體成員犯下的罪行包括毒品犯罪和暴力犯罪，以及與夜生活或商業有關的犯罪。許多這類幫會存在時間較短，成員變化較大，其數量是不斷變動的。

與2019 年比較，針對飛車幫的有組織犯罪調查的數目由15 起增加至23 起。受到懷疑的飛車幫成員增加了19.4%。23 個犯罪組織中有15 個由德國人占主導地位，4個由土耳其人占主導地位。在其余的4 個案件中，犯罪組織分別由科索沃、馬其頓、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人控制。與飛車幫相比，那些類似飛車幫的團體與飛車幫一樣有相似的等級結構、相同的自我形象，他們通過衣服或符號，向外界展示他們共同的身份。他們活躍在同一犯罪領域，同樣不愿意與警方合作。這些團體和飛車幫的區別在于，這些團體的成員沒有“義務”擁有摩托車，摩托車只能扮演次要角色。

有組織犯罪嫌疑人身份特征

與2019 年相比，意大利犯罪組織的數量下降了26.7%，嫌疑人數量也呈下降趨勢（-41.6%）。157 名意大利犯罪組織的嫌疑人中，有118 名是意大利人，其他嫌疑人來自不同的國家。2020 年，在594 個犯罪組織中，以意大利人為主的組織共有17 個（2019 年：19）。意大利犯罪組織包括光榮會、兄弟會、卡莫拉等，主要犯罪領域是毒品販運、洗錢、稅務海關犯罪、財產犯罪等。

四、當前德國有組織犯罪的幾個突出問題

（一）宗族犯罪問題

宗族犯罪是指某宗族成員所犯的罪行。它的特點是家庭關系，共同的民族血統和基本上封閉的成員結構，這有利于犯罪或者說使犯罪更難以解決。伴隨而來的是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以及對德國法律體系的普遍排斥。在這種情況下，宗族犯罪有以下特征：很強的父權制家庭等級結構；缺乏融入社會的意愿，居住地集中；即使是在微不足道的場合或發生輕微的違法行為，也會挑起事態升級；利用群體的內在動力和潛在威脅；明顯的暴力傾向。盡管與宗族犯罪有關的案件被調查數量有下降趨勢，但涉案人數仍上升了5.3%。在2019 年，平均每起與宗族犯罪有關的調查犯罪嫌疑人有19 名，而在2020 年，這一數量則上升至22 名。在9 個由德國人擔任主角的有組織犯罪集團中，犯罪嫌疑人有穆哈拉米背景（注：穆哈拉米是土耳其等國的一個少數民族，來源于阿拉伯的一個部落）。

（二）移民問題

如同警方的犯罪統計數字一樣，《全國有組織犯罪情況報告》將那些被記錄為“尋求庇護者”“有權獲得保護的人”“有權獲得庇護的人”“配額難民”“暫停驅逐出境(停留)”或“非法居留”的嫌疑人都稱為移民。統計顯示，近三分之二被懷疑的有組織犯罪的移民嫌疑人是在2015年(難民潮)之前進入德國的。2015 年有122 名移民嫌疑人。有組織犯罪嫌疑人中移民的國籍主要是土耳其（17.0%）、黎巴嫩（16.1%）、敘利亞（13.5%）、阿爾巴尼亞（12.7%）和伊拉克（4.5%）。移民有組織犯罪的主要犯罪類型是毒品販運（54.2%）、偷運移民（17.0%）、商業犯罪（14.2%）、財產犯罪（4.7%）、制假（4.0%）等。

有組犯罪嫌疑人中移民的國籍

（三）有組織犯罪與恐怖主義/政治動機犯罪的關系

2020 年共查明了5 個有組織犯罪集團，它們被認為與恐怖主義/出于政治動機的犯罪領域有聯系，或者被視為恐怖主義/出于政治動機的犯罪領域的一部分。有4 起有組織犯罪的調查顯示，有關犯罪組織的犯罪嫌疑人可能與恐怖主義/政治動機罪行有關(2019 年：2)。其中兩個組織是由黎巴嫩人組成的。與此同時，這些組織也被歸類為宗族犯罪組織。在兩項調查中，一個犯罪組織由阿富汗人控制，另一個組織由敘利亞人控制。此外，在一起調查中，查明了一個來自右翼政治動機犯罪領域的團體參與了非法毒品貿易。他們從事這項活動，為他們的政治動機行為籌集資金。

（四）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對德國有組織犯罪的影響

2020 年，有36 起有組織犯罪調查與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有關（約占所有有組織犯罪調查記錄的6%）。其中，藥物犯罪排名第一（18 項調查，50%），稅務和海關犯罪（5 項調查，14%）和與商業世界有關的犯罪（4 項調查，11%）排在第二、三位。由于邊界關閉和走私業務從陸路向海路轉移，販毒/走私的可能性有限，這種流行病的影響特別明顯。

（五）加密通信

2020 年，針對通過EncroChat 通信服務使用加密通信的違法行為展開的有組織犯罪調查有63 起，占被調查的594 起案件的10.6%。這63 起調查中超過一半（54.0%）的有組織犯罪集團是由德國人主導的。國籍主要分布情況也是如此：63 起調查中的416 名犯罪嫌疑人大多數是德國人（251 名），其次是土耳其人（46 名）、阿爾巴尼亞人（17 名)和亞美尼亞人（13 名）。在這63 起調查中，有28起發現嫌疑人攜帶武器，這占所有594 起案件的4.7%。在這些調查中，武裝犯罪嫌疑人的比例相對較高。

在63 起使用EncroChat 鏈接的案件中，通信渠道是國際犯罪分子用于計劃和實施犯罪的主要渠道，其中一些是非常嚴重的犯罪。這類案件主要涉及有組織販毒/走私及相關刑事罪行，例如與武器有關的罪行、暴力罪行、貪污罪行及洗錢。在這方面，已經確定，犯罪分子越來越多地根據任務分工，靈活地與其他犯罪集團合作，甚至超越已知的或他們自己的集團結構，以目的和利潤為導向。在這63 起有組織犯罪調查中，有24 起調查表明，有組織犯罪團體對參與訴訟的當事方或對手使用了暴力或其他恐嚇手段。在這24 起案件中，至少有5 起，兇手使用了槍支，或者威脅要使用槍支。此外，在63 起有關貪污/影響公職人員的調查中，有4 起調查得到了證實。

五、幾個典型有組織犯罪案例

（一）與商業有關的案例

德國海關打擊非法工作科發現，越南人經營的指甲水療店雇用了未登記參加社會保險且無有效工作許可證的外國國民。此外，還有勞動剝削的嫌疑。通過威脅留在雇員本國的近親屬，犯罪分子強迫雇員工作，從而為他們的非法入境和被提供工作便利而付費。受影響的個人往往保持沉默，使得調查更加困難。為了隱瞞責任，指甲水療店由不斷變化的高管經營，只有部分指甲水療店注冊為企業。此外，這些指甲水療店幾乎沒有履行對德國當局的進一步報告義務。那些真正負責的人總是待在幕后。社會保障機構蒙受了約200 萬歐元的損失。地區法院判處三名主要被告數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扣留強制性社會保險繳款。對涉嫌逃稅和違反《居住法》的調查是單獨訴訟的主題。根據現有的證據手段，勞動剝削嫌疑沒有得到證實。

（二）與偷運移民有關的案例

在大多數案件中，被偷運的移民主要是來自這些國家：摩爾多瓦(共10 起調查）、阿爾巴尼亞（5 起）、烏克蘭（5 起)和越南（5 起）。在55 起調查中，德國是目的地或目的地之一的，占90.2%。自2018 年年底以來，萊茵蘭-普法爾茨的聯邦警察對一個阿拉伯背景部落的犯罪成員進行了調查，懷疑他們涉嫌以商業團伙形式走私外國國民。調查是基于對德國駐貝魯特（黎巴嫩）大使館一名前雇員的調查，他在大使館工作期間，挪用了大約400 張空白簽證貼紙。在與他的幾個家庭成員和其他同伙的合作下，他使用這些簽證貼紙偷運移民（主要是敘利亞國民）進入德國。為了使被偷運的移民能夠毫無困難地通過邊境管制，他們賄賂了一些官員，例如貝魯特機場的警察。犯罪組織成員包括當時在大使館工作的黎巴嫩人、他住在德國的父母，還有他的兄弟。父親作為家長制家庭結構的首領，規劃了偷運移民的行動和進一步的犯罪活動，特別是在財產犯罪領域。從黎巴嫩空運到德國，非法入境者必須支付高達15000 歐元的費用。犯罪分子通過購買和出售轎車以及購買財產和房地產，將犯罪所得引入合法商業循環。

此外，家族的犯罪成員與德國地方當局雇員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利用與個別員工的私人接觸，通過賄賂以及使用大規模的身體暴力來推進自己的利益。例如，他們在公共機關的一個聯系人，從聯邦機動車運輸管理局的中央交通信息系統，為他們檢索了車輛保管員信息。在該案中，導致了正在進行的秘密調查措施的泄露。此外，在法庭訴訟過程中，三名證人在電話中受到威脅。甚至在被正式傳喚出庭之前，證人或其家人就受到生命、肢體、健康和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脅。

（三）暴力犯罪、販運毒品和使用加密通信的綜合案例

2020 年春天，在漢堡發生了一起槍擊案。起初，警方對此事的調查并沒有涉及槍擊事件的背景。一人大腿中槍，另一人右手掌中槍。當警察最初趕到時，他們只逮捕了兩名逃離犯罪現場的犯罪嫌疑人。警方在現場共檢獲五件不同口徑的實彈及槍械。根據在犯罪現場發現的彈殼和子彈，推測出并非所有槍支都被沒收。通過對加密通信協議的解密分析和評估，發現槍擊事件和一個在漢堡從事非法毒品貿易和走私活動的組織有聯系。這有助于警方取得有關槍擊案的背景資料以及辨認所有涉案人員。最后經調查顯示，共有10 人參加了這次聚會，聚會中產生了爭執，原因是該組織的一部分人轉移了約60 公斤的可卡因。這批可卡因共計400 公斤，市價約為1100 萬歐元，是從南美通過海運集裝箱走私到漢堡的。

六、德國打擊有組織犯罪的國際合作

在2020 年，433 起有組織犯罪調查有國際聯系（72.9%；2019 年：426 宗），其中販毒/走私是國際犯罪涉及的主要領域（40.6%）。這些數字證明了有組織犯罪的國際性，并突出了與之相關的組織機構的復雜性。這對安全和執法當局之間的國際合作構成了特別的挑戰。與德國的有組織犯罪聯系最頻繁的國家是荷蘭。

德國打擊有組織犯罪的國際合作形式，包括部署在世界各地的聯邦刑警局警務聯絡官、國際刑警組織渠道以及大量的雙邊和多邊協定。其中歐洲警察署與歐盟訂立的歐盟政策周期（EU Policy Cycle），是打擊嚴重和有組織犯罪的重要方法。歐盟政策周期是一個由四個連續步驟組成的過程，起點是“嚴重和有組織犯罪威脅評估”（SOCTA）報告，該報告由歐洲警察署根據歐盟成員國及其他相關機構提供的資料，每四年編制一次。SOCTA 報告是對嚴重和有組織犯罪對歐盟構成的最重要威脅進行的徹底分析，從而為歐盟制定打擊嚴重和有組織犯罪的戰略目標和優先事項(戰略計劃)奠定了基礎。除了威脅評估外，報告還在歐盟理事會設定的優先事項基礎上，提出了一些建議。

適用于當前的《2018～2021 年歐盟政策周期》是2017 年公布的。2021 年4 月，又公布了新版的歐盟政策周期，即《2022～2025 年歐盟政策周期》。根據歐盟理事會確定的優先事項，包括歐盟成員國或歐盟機構代表在內的各行為者制定了戰略目標和年度行動計劃，以準確界定打擊犯罪的優先事項和措施，并提高合作的可能性。德國參與了2018 年至2021 年歐盟政策周期所確定的10 個打擊犯罪優先事項，并以項目、業務措施或參與聯合預防運動等形式作出了貢獻。通過對措施和目標的評估，完成了歐盟的政策周期；結果將提交歐盟理事會，并將納入下一個歐盟政策周期。

七、總體評估

與2019 年相比，德國有組織犯罪的數量有所增加。販毒/走私、與商業有關的犯罪和財產犯罪在2020 年所有有組織犯罪調查中占三分之二以上。犯罪嫌疑人總數下降了4.7%，而德國犯罪嫌疑人的數量增加了11.2% 。

盡管相對而言，犯罪嫌疑人總數有所減少，但武裝犯罪嫌疑人的數量有所增加，主要集中在有組織的藥物犯罪領域。這就可以得出結論，有組織犯罪集團越來越愿意對自己的成員或者對其他人，比如競爭對手或調查人員使用暴力和恐嚇。這類事件包括刑事毀壞、攜帶和使用火器以及身體傷害和殺人等，這凸顯了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威脅和潛在暴力。

約10 億歐元的犯罪收益，顯示出可觀的潛在利潤，同時也凸顯了有組織犯罪的基本動機。例如，犯罪所得被用于投資現有的合法公司、購買房地產、賄賂或施加影響，表明整體損害和潛在威脅很高。在這方面，德國查明的犯罪收益僅僅反映了警方記錄的案件，未報告和未記錄的案件數量可能更大。

據觀察，除了主要從事洗錢活動的有組織犯罪集團外，其他有組織犯罪集團也越來越多地從事洗錢活動。這可能是德國經濟高度吸引力的一個指標，也可能是有組織犯罪集團通過將犯罪所得再投資于合法經濟循環來掩蓋其犯罪所得的機會。

在大部分有組織犯罪調查中發現，跨國犯罪及/或與國外有組織犯罪團伙合作的情況普遍存在。因此，在跨國打擊有組織犯罪方面，必須與外國警察和司法當局進行更密切的合作，例如通過部署在世界各地的聯絡官、歐洲警察署和國際刑警組織的參與，并根據適當的雙邊和多邊協定。因此，在過去幾年中，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所謂平行訴訟，并設立了聯合調查隊，歐洲/國際安全機構的代表也參加了調查。

雖然涉及宗族罪行的組織數目由45 個減少至41 個，但并不能因此得出這方面的罪行有下降趨勢的結論。關于跨國犯罪活動的現有資料，特別是與荷蘭、西班牙和比利時有關的資料，突出說明了歐盟內部宗族犯罪成員之間的聯系。此外，與土耳其和黎巴嫩等國有關的犯罪表明，犯罪分子更愿意利用與本國或原籍國的聯系實施犯罪(例如洗錢)。他們保持與原籍國的聯系，是因為這些國家可能成為他們逃避刑事起訴的避風港。

在有組織犯罪集團與恐怖主義/出于政治動機的犯罪的聯系方面，也只發現了犯罪嫌疑人與恐怖主義/政治犯罪領域的個人聯系。與前幾年一樣，沒有跡象表明有組織犯罪團伙與恐怖主義/出于政治動機的犯罪領域之間存在聯系。

2020 年有組織犯罪國家情況報告首次提出涉嫌有組織犯罪的移民首次入境的日期問題，情況表明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63.8%）是在2014 年之前進入德國的，在2015年開始的難民潮之前。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至少到目前為止，2015 年的難民潮對移民參與有組織犯罪集團沒有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至于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和有組織犯罪，與封鎖有關的限制，例如由于邊境關閉而限制旅行，對有組織犯罪活動領域，特別是對非法毒品貿易/走私活動產生影響。特別是那些與2019 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有聯系的有組織犯罪團伙已經調整了他們的作案手法，以便他們能夠在大流行期間繼續從事犯罪活動。這凸顯有組織犯罪集團有能力迅速及靈活地適應新的架構條件，為犯罪活動開拓新的機會，或發展其作案手法。

特警部隊出動

關于使用加密通信的問題，德國、歐洲乃至國際安全當局進行了廣泛和復雜的調查。這種加密通信形式被國際犯罪分子大量使用，主要用于策劃和實施犯罪，其中一些是非常嚴重的犯罪。這類案件主要涉及有組織非法毒品貿易和走私活動以及相關罪行的犯罪團伙。

迄今所收集到的資料使德國對有組織毒品犯罪及其相關犯罪的結構和工作方法，以及有組織犯罪的整體結構和合作形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特別是犯罪分子越來越多地根據任務分工靈活合作，甚至超越已知的或他們自己的集團結構，以目的和以利潤為導向的方式與其他犯罪集團合作。這意味著團體或網絡有可能越來越多地對變化的條件作出了靈活反應，并可能繼續在有組織犯罪領域犯下嚴重罪行。

此外，調查顯示，相當比例的有組織犯罪嫌疑人都攜帶有武器。這意味著相互競爭的犯罪團伙之間發生暴力或武裝沖突的風險越來越大，特別是在公共場所安全方面的風險和威脅越來越大。

為了起訴和預防嚴重犯罪，安全和執法當局目前和今后的工作至關重要的是繼續并盡可能完成對犯罪分子之間加密通信的破解與評價。

總之，有組織犯罪仍然對德國社會、經濟和國家造成巨大的破壞和威脅。打擊有組織犯罪仍然是一個重大挑戰。因此，在國家和國際一級參與打擊有組織犯罪的所有行為者必須進一步加強合作且共同努力，以打擊這種形勢嚴峻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