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頭行為的代際傳遞效應與青少年居家身體活動—一項交叉滯后分析

沈建國，魏 強

（浙江工商大學 體育工作部，浙江 杭州 310018）

身體活動不足被世界衛生組織認定為全球第四大死亡危險因素[1]，會制約兒童青少年骨骼發育、影響功能性健康[2]，可能是視力下降的一個誘因[3]。近年來，國家大力提倡構建“家?社??！鼻嗌倌牦w育一體化網絡，并在《國務院關于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4]中強調營造家庭體育氛圍，引導孩子積極從事戶外活動和體育鍛煉。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狀態，疫情防控期間的居家身體活動成為此階段保持青少年身心健康、調節情緒的主要途徑。青少年居家身體活動（Home Physical Activity，HPA）是在居家情境下（非上學時期）個體因骨骼肌收縮導致機體能量消耗增加的活動，包括在家中、社區（戶外）及周邊等從事的體育健身、鍛煉、步行、騎行、家務勞動等[5]。調查結果顯示：受家庭環境、父母生活習慣等影響，居家情境下青少年往往呈現靜態時間過多、屏前行為增加等低能耗身體活動特征[6]，其身體活動量遠低于在校期間[7?8]。父母是子女學習社會技能的啟蒙教師，在某些生活習慣或行為方式上影響著青少年認知和行為的發展[9]。因此，探究父母相關因素與青少年居家身體活動的內在聯系，有助于揭示青少年居家情境下的諸多潛在問題，亟待學校和家庭關注。

隨著信息化網絡和通信技術的發展，手機已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亦衍生出“低頭行為”這一社會現象[10?12]?！暗皖^行為”指只顧低頭玩手機而冷落、忽視他人或事物的行為[13]。研究表明，低頭行為頻繁者（如父母）會對周圍人際（子女）的認知和行為產生影響[11,13?15]，該類人群傾向于將生活聚焦于手機使用，而對現實人際缺乏情感聯結[16]，這亦導致他人情緒和觀點難以與其形成有效互動，在共處時較易被動呈現消極狀態[14]。在家庭情境中，低頭行為映射了父母對子女情感和行為的忽視、冷落[17]，使青少年難以感知家庭親密關系而呈現反社會行為或消極生活狀態[18?19]。相較于日常積極活躍的父母，久坐和屏前行為頻繁的父母，其子女往往報告出非活躍的體育行為模式[19]。學者[12,20]認為，父母的低頭行為易使子女產生疏離感和孤獨感，影響家庭信任感和歸屬感，從而在居家情境下各行其是，對日常生活（居家身體活動）產生負面影響?？梢?，由于社會環境引發的不適感會對主體的社會行為產生影響[21]，父母低頭行為可能對子女居家身體活動產生負面影響。

另外，學者[22]在研究青少年問題行為時發現，青少年的低頭行為會嚴重危害其身心健康，降低睡眠質量，增加體質量，影響體育參與狀態。眾所周知，低頭行為常伴隨長時間的靜態行為和頻繁的屏前行為[23]，低頭行為頻繁的青少年往往長期沉迷于網絡社交、媒體資訊瀏覽、移動短視頻觀看等，而對現實生活淡漠、倦怠，其個體身體活動受到干擾[24]。實證研究證實，青少年的低頭行為越頻繁，體育參與動力越弱[23]，越難獲得愉悅感，運動行為也會越消極[25]。也有研究發現，低頭行為頻繁者往往忽略了與家人的信息溝通與情感聯結[26]，傾向于采用消極方式應對生活事件，甚至導致余暇鍛煉的機會和資源被大量屏幕時間擠占[27]?？梢?，對于處于自我調適能力發展期的青少年而言，低頭行為可能是其從事居家身體活動的羈絆。

近年來，學界[18,28?31]在探討父母因素與子女生活狀態的關系時發現，青少年的許多問題行為（炫耀性消費、吸煙、賭博、暴力行為等）與父母有關，即父母與子女在認知、行為等方面存在代際傳遞效應。代際傳遞指父母的觀念和生活習慣等無需特定傳授便可傳遞給后代的現象[32?33]，為后代提供了獨特的成長途徑[14,17]。研究表明，低頭行為頻繁者往往存在忽視溝通、回避社交等人際交往問題[11]，父母的低頭行為不僅為子女提供了不良示范，還伴隨情感上的冷落，易導致親子溝通受阻，使子女產生孤獨感而促成手機成癮，成為“低頭族”人群[18,34]。而且，父母的低頭行為越頻繁，越易被子女效仿并引發內化問題[22,35]。盡管教育部在《關于做好預防中小學生沉迷網絡教育引導工作的緊急通知》中敦促學校、家庭共同防止青少年沉迷網絡[36]，各地方學校亦提倡父母以身作則，對孩子實行監督[37]，但是仍然有父母并未意識到自身對子女成長的榜樣功效[38?39]。社會認知理論認為，人們可通過觀察他人行為習得或矯正某行為[15]。那么，在居家情境下父母的低頭行為會否導致子女形成低頭行為，即低頭行為是否存在代際傳遞效應，尚需在實證中獲得解答。

交叉滯后研究屬于典型的準實驗研究，相較于橫斷面研究，它更易于在自然情境下證實變量間的因果關聯。假設父母、子女的低頭行為與居家身體活動存在因果關系（圖1），通過3 個月、2 個階段的縱向追蹤調查，運用交叉滯后分析：一方面，從方法上厘清父母低頭行為如何通過代際傳遞影響青少年居家身體活動，揭示父母因素與青少年居家身體活動的內在聯系；另一方面，從實證的角度揭示父母在子女社會化成長、健康生活方式塑造中的定位和功效，旨在為優化家庭教育模式、營造家庭體育氛圍、發展家庭體育等提供有意義的啟示與參考。

圖1 交叉滯后效應的假設模型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of cross-lagged effect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遵循方便取樣原則，以S 市為例，對2 所市區初中和2 所城鎮初中進行為期3 個月、2 個階段的追蹤調查。首次測查（Test 1）在2020 年2 月25—27 日進行，共采集834 組問卷（834 份父母問卷和834 份青少年問卷），依據“填答起止時限不在240～480 s 內”“編碼信息缺失”“反向題檢驗”“親子關系非父子或母子關系”“任意強度居家身體活動的頻率或時間數據缺失”等篩查原則，共剔除107 組無效問卷，并以“來自雙親家庭”“獨生子女”為納入標準，確定722 組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86.57%。再次測查（Test 2）在2020 年5 月25—27 日進行，因被試外出、生病、未聯系到等客觀原因，共采集797 組問卷，采用與Test 1 相同的篩查原則和納入標準，確定有效問卷648 組，有效回收率為81.30%。以全部完成2 次測查且編碼信息可一一對應的616 組數據為最終分析樣本。其中：青少年的年齡為（13.17±2.634）歲，男生297 人，女生319 人，六年級（預備班）106 人，七年級183 人，八年級180 人，九年級147 人；父母的年齡為（39.77±4.692）歲，初中及以下學歷135 人，高中/大專學歷195 人，大學/大專及以上學歷286 人。

1.2 所用量表

1.2.1 低頭行為量用Roberts 等[11]的低頭行為量表（Phubbing Scale，PS），由父母和青少年分別作答。量表原為單維評估伴侶相處中的對方低頭行為，共9 個題項，含1 個反向計分題。遵循前人經驗并結合研究題意，設定情境并對主語進行修訂[13]，旨在從父母的角度探查子女低頭行為，從子女的角度探查父母低頭行為。在青少年問卷中，將“伴侶”改為“父母”，如“在家里，父母和我交談時會時不時地瞥一眼他的手機”；在父母問卷中，將“伴侶”改為“孩子”，如“當孩子與我們在家中互動時，他會時不時玩手機”。各題項采用Likert 5 點法，從“從不這樣（1）”到“總是如此（5）”計分，經反向題處理后，以總分表示父母（子女）對子女（父母）低頭行為的評估水平。因該問卷為父母與子女互評，為便于理解，將父母填答的子女低頭行為得分稱為子女低頭行為，子女填答的父母低頭行為得分稱為父母低頭行為。2 類問卷2 次測量的信效度檢驗如下：

（1）2 次施測的父母低頭行為量表K-S 參數檢驗皆達顯著水平（P<0.001，df=616）。父母低頭行為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Test 1 施測的累積貢獻率為54.194%，KMO=0.901，Bartlett 球形檢驗達顯著水平（Chi-Square=2 561.365，df=36，P<0.001）；Test 2 施測的累積貢獻率為66.132%，KMO=0.909，Bartlett 球形檢驗達顯著水平（Chi-Square=4 107.541，df=36，P<0.001）。驗證性因子分析：Test 1 中，χ2/df(27)=3.548，GFI=0.990，NFI=0.979，IFI=0.988，NNFI=0.951，CFI=0.988，SRMR（標準化殘差均方根）=0.047 8，RMSEA（近似誤差均方根）=0.062；Test 2 中，χ2/df(27)=4.266，GFI=0.951，NFI=0.981，IFI=0.986，NNFI=0.948，CFI=0.986，SRMR=0.049 3，RMSEA=0.069。Cronbach'sα分別為0.931（Test 1）和0.927（Test 2）。

（2）2 次施測的子女低頭行為量表K-S 參數檢驗皆達顯著水平（P<0.001，df=616）。子女低頭行為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Test 1 施測的累積貢獻率為54.194%，KMO=0.901，Bartlett 球形檢驗達顯著水平（Chi-Square=2 561.365，df=36，P<0.001）；Test 2 施測的累積貢獻率為66.132%，KMO=0.909，Bartlett 球形檢驗達顯著水平（Chi-Square=4 107.541，df=36，P<0.001）。驗證性因子分析：Test 1 中，χ2/df(27)=3.548，GFI=0.945，NFI=0.958，IFI=0.965，NNFI=0.953，CFI=0.965，SRMR=0.029 4，RMSEA=0.067；Test 2 中，χ2/df(27)=3.833，GFI=0.909，NFI=0.950，IFI=0.955，NNFI=0.940，CFI=0.955，SRMR=0.033 0，RMSEA=0.071。Cronbach'sα分別為0.904（Test 1）和0.910（Test 2）。

通過Spearman 秩相關性分析可知，父母低頭行為量表間隔14 d 的重測信度為0.824（P<0.01），子女低頭行為量表的重測信度為0.781（P<0.01）。

1.2.2 國際身體活動量表-短用Craig 等[40]的國際身體活動量表-短版（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IPAQ-SF），由青少年作答。IPAQ-SF 共7 題，前6 題考查青少年居家期間不同強度身體活動的頻率和時長，最后1 題評估青少年居家期間的久坐時間。結合研究題意，修訂各提問題，如“在最近的居家7 d 內，您在家中有幾天做了劇烈的身體活動（如提重物）”。在測算活動量時，對各強度居家身體活動進行賦值，其中，高強度居家身體活動MET=8.0，中等強度居家身體活動MET=4.0，步行MET=3.3。對數據進行清理、再編碼、截斷、活動量測算等，并以活動量得分作為青少年居家身體活動的評定指標[41]。測量得知，K-S 參數檢驗達顯著水平（P<0.001，df=616）；Spearman 秩相關性分析可知，間隔14 d 的重測穩定性系數為0.607（P<0.01）。

1.3 研究過程

2 次施測在征得青少年及其父母、班主任知情并同意的前提下進行，利用問卷星網絡平臺進行數據采集工作。Test 1 父母問卷在2020 年2 月25 日24：00—26 日12：00 限時開放，青少年問卷在2020 年2 月26 日12：00—27 日24：00 限時開放；Test 2 父母問卷在2020 年5 月25 日24：00—26 日12：00 限時開放，青少年問卷在2020 年5 月26 日12：00—27 日24：00限時開放。2 次施測保持程序、方法、要求等完全一致，要求被試填答完畢后點擊“提交”。問卷首頁除設有指導語外，還利用加重、加粗字體等方式明確告知父母或青少年本次調查的用途、問卷填答的自愿性、數據保存的方式和保密性，并告知被試可自愿隨時終止或放棄問卷填答。2 次施測的填答起止時限皆為240～480 s。為保證父母問卷和青少年問卷一一對應，填答問卷中，除需獲取被試學校、年齡、性別等一般人口統計學信息外，還需父母及其子女填寫子女本人的學號后8 位和身份證號后6 位。

1.4 數據處理與分析

將數據錄入Excel 2016，分別以學號后8 位、身份證號后6 位為檢索參數，利用函數將2 次測查數據對應完畢后導入SPSS 26.0 分析軟件。對有效數據進行反向題、相關潛變量計算等處理后，運用非參數檢驗、可靠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驗證性因子分析、重測信度檢驗等統計方法，考察數據的正態分布情況以及工具的信效度。數據標準處理后，采用描述性統計、Mann-Whitney U 檢驗等考察諸變量在青少年性別上的差異。運用控制性別的偏相關性分析，考察諸變量在2 次施測中的同步相關性和穩定相關性。利用AMOS 25.0 構建交叉滯后效應模型，采用極大似然法結合模型擬合指標考察模型的適配性，并通過諸變量交叉路徑系數考察變量間異步相關性（因果關系）。遵循Eisma 等[42]的觀點：若A（Test 1）對B（Test 2）的影響系數大于B（Test 1）對A（Test 2）的影響系數，則可推斷變量A與B存在因果關系，且A是B的原因變量。

1.5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程序控制法考察施測中可能存的共同方法偏差：選擇國內外一流高水平期刊登載，且被學者多次證實具有較高信效度的測量工具；問卷引導語著重強調匿名性、保密性等；低頭行為量表中含有1 項反向題；施測方式為填寫完畢即可點擊“提交”完成問卷。

2 研究結果

2.1 父母低頭行為、子女低頭行為、居家身體活動的性別差異分析

性別的Mann-Whitney U 檢驗結果（表1）顯示：Test 1 和Test 2 父母低頭行為在子女性別上的差異不顯著，但Test 1 和Test 2 子女低頭行為和居家身體活動皆具有跨3 個月穩定的性別差異（P<0.01）。均值比較發現，女生在Test 1 和Test 2 的低頭行為得分皆高于男生，而居家身體活動得分皆低于男生。

表1 性別的Mann-Whitney U 檢驗結果Table 1 Results of Mann-Whitney U test of gender

2.2 低頭行為的代際傳遞效應與青少年居家身體活動的交叉滯后分析

（1）對諸變量進行控制性別的偏相關分析（表2）。①穩定相關性檢驗：T1父母低頭行為與T2父母低頭行為（r=0.458）、T1子女低頭行為與T2子女低頭行為（r=0.592）、T1居家身體活動與T2居家身體活動（r=0.540）皆顯著相關（P<0.001）。②同步相關性檢驗：T1施測中，T1父母低頭行為、T1子女低頭行為和T1居家身體活動兩兩顯著相關（P<0.001）；T2施測中，T2父母低頭行為、T2子女低頭行為和T2居家身體活動兩兩顯著相關（P<0.001）。以上結果說明，父母低頭行為、子女低頭行為及居家身體活動滿足跨3 個月的穩定相關性和同步相關性。

表2 各變量的偏相關性分析結果Table 2 Results of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2）利用AMOS 25.0 軟件構建交叉滯后效應模型（圖2）。設定Test 1 父母低頭行為→Test 2 居家身體活動的路徑系數為1，利用極大似然法考察模型擬合情況：χ2/df=3.702（P<0.001，n=1）。擬合優度指標：GFI=0.979，NFI=0.969，IFI=0.970，NNFI=0.942，CFI=0.969（P均>0.90）。RMSEA=0.053（P<0.08），90%CI[0.189，0.323]，SRMR=0.045 3（P<0.05）。以上模型擬合指標說明，所構建的父母低頭行為、子女低頭行為及居家身體活動的交叉滯后效應模型具有可接受的簡潔性和適配性。

圖2 交叉滯后效應模型Figure 2 Cross-lagged effect model

（3）利用模型中的各交叉路徑系數考察諸變量的異步相關性（圖2）：T1父母低頭行為對T2子女低頭行為（β=0.29）、T2居家身體活動（β=?0.18）的影響皆顯著（P<0.001）；T1子女低頭行為對T2居家身體活動的影響顯著（β=?0.30，P<0.001），但對T2父母低頭行為的影響不顯著（P>0.05）；T1居家身體活動對T2父母低頭行為的影響不顯著（P>0.05），對T2子女低頭行為的影響顯著（β=?0.07，P<0.05）。遵循前人觀點[42?43]，結合以上分析結果可知：父母低頭行為是子女低頭行為和居家身體活動的原因，子女低頭行為是其居家身體活動的原因，即低頭行為在父母與子女間存在代際傳遞效應，且這種代際傳遞效應能對子女居家身體活動產生負面影響。從諸變量因果關系的時間序列看，父母低頭行為既會直接影響子女居家身體活動，也會通過代際傳遞效應間接影響子女居家身體活動。

3 討論

3.1 父母低頭行為、子女低頭行為及居家身體活動在青少年性別上的差異

性別的Mann-Whitney U 檢驗證實，不同性別青少年皆報告了相似水平的父母低頭行為。究其原因，低頭行為往往源于主體對以手機為媒介的網絡資訊、購物、交友等資源的過度關注[10?11]，受個體自身認知、情感和行為習慣支配而形成手機依賴現象[23]。因此，父母低頭行為頻繁與否可能與子女的性別并無關聯，而與父母自身注意偏好和行為慣習有關。另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在居家防控期間，父母處理日常工作、人際溝通、購物等往往依賴于以手機為媒介的各種工作軟件、網購App 或社交軟件（如微信、QQ）。因此，特殊時期相似的手機操作目的可能使父母在子女面前呈現一致性的低頭行為。

Mann-Whitney U 檢驗還發現，青少年低頭行為及其居家身體活動具有跨時間穩定的性別差異，相較于男生，女生低頭行為更頻繁且其居家身體活動水平更低，該結果與前人[17?18,22,44]部分觀點一致。既有研究[44?45]表明，男生和女生對親代依戀的不對等性導致人格特質的發展呈現性別差異。相較而言，女生更易形成關心的人格特質[18]，對家人行為、情感具有高度敏感性，較易在家庭關系變化中產生焦慮、抑郁等內化情緒問題，亦傾向于移情至頻繁使用手機來滿足歸屬感和獲得感[22,46?47]，成為“低頭族”群體并表現出非活躍生活狀態[48]。人格特質理論認為，人格是本質的行為和心理系統，能夠從內在制約或決定外在行為[49]。另外，從青少年的性格特征來看，男生的日常表現相對活潑好動，而女生相對文靜，因此，在居家余暇時間里，男生傾向于動態的活動方式（如體育鍛煉），女生則會選擇靜態的活動方式（專注于手機使用或從事一些低強度身體活動）[50]。綜上所述，青少年低頭行為及其居家身體活動的性別差異可能與男女不同的人格特質和性格特征有關。

3.2 低頭行為的代際傳遞效應與青少年居家身體活動的因果關系

在證實父母低頭行為、子女低頭行為及居家身體活動存在跨3 個月穩定、同步相關性的基礎上，利用交叉滯后分析證實三者存在因果關系。

（1）低頭行為在父母與子女間存在代際傳遞效應，該結果與前人[13,17]部分觀點一致。代際傳遞的機制模型和垂直模型認為，遺傳基因、親代教育和子代模仿是實現代際傳遞的主要途徑，而親代對子代的教育普遍存在一種不完全的利他心理機制，親代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自認合理的行為偏好和價值觀念通過一種潛在的途徑傳遞給子代[51?52]。由此，與吸煙、暴力等問題行為類似[30?31]，低頭行為同樣存在親緣性[53]，父母日常所呈現的低頭行為會成為子女認知系統中可觀察到的代替性經驗、可效仿的行為示范，促使子女在模仿中習得手機使用，并成為類似人群。情緒社會化模型認為，在情感、認知與行為的代際傳遞中，親代生活模式會影響子代行為選擇[54]。研究結果亦證實，父母頻繁的低頭行為會潛移默化地教習子女對手機的使用和依賴性，讓子女自覺認為頻繁使用手機是生活常態，從而引發子女的低頭行為。簡言之，低頭行為存在代際傳遞效應，父母的低頭行為越頻繁，子女越易成為“低頭族”人群，并產生頻繁的低頭行為。正如兒童認知發展理論所言：個體會通過長輩的示范來分化和強化認知，進而形成相似的行為模式[55]。模仿是孩子的天性，父母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往往會為子女提供可參照和遵循的依據，并指導子女的社會行為發展。因此，父母應身體力行、從自身做起，在居家情境中減少手機使用的頻率和時長，為子女樹立積極健康的行為榜樣，以有效矯正青少年低頭行為或避免其成為“低頭族”。

（2）父母的低頭行為能預測3 個月后子女的居家身體活動，該結果與前人[56]部分觀點一致。環境知覺理論認為，在社會活動和人際互動中，人們觀察和感知到的外界環境會成為行為決策的信息源，并指導行為實踐[57]。父母的低頭行為往往映射了父母在日常生活和居家活動中的非活躍狀態，同時，還伴隨著對子女的忽視、冷落和疏于監管，導致子女難以感知家庭關系的親密聯結，或自認為被家庭成員忽視和排斥[18,58]，產生孤獨感而影響日?；顒拥膭恿蜔崆?。父母與青少年共處時頻繁被手機吸引注意力，會促使青少年產生失落感和被排斥感，導致親子溝通受阻而影響子女日常生活的活躍度和積極性。期望因素模型認為，行為的實現往往依賴于主體非特定與特定的情境知覺[59]，即父母頻繁的低頭行為會降低親子溝通頻率、質量和家庭和諧度，引發子女一系列內化問題（焦慮、孤獨易感性）和問題行為（情緒化、社會退縮、暴力行為）[60]，父母低頭行為越頻繁，子女居家身體活動越消極。正如前人[22]所言，父母低頭行為不僅影響父母在子女心中的形象，還會對子女的健康行為產生阻礙。父母在子女社會化成長中具有重要指導作用，建議父母在居家情境中減少低頭行為，通過加強親子互動來提升家庭親密度，營造積極、和諧的家庭體育氛圍，以有效改善青少年居家身體活動狀況。

（3）青少年的低頭行為能預測其3 個月后的居家身體活動，該結果與前人[23,61?62]部分觀點一致。既有研究證實，高頻、過度使用和依賴手機會嚴重影響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僅會制約其社會適應性和人際交往能力的發展[63?64]，還會引發一系列久坐、久臥、屏前時間增多、暴飲暴食等問題行為[65]。低頭行為折射出個體對虛擬網絡的依賴與沉迷，以及對現實生活的抵觸與懈怠[12]。研究表明：在居家情境中，低頭行為頻繁的青少年會將興趣、注意力和愉悅需求等傾注于手機，導致其漠視周圍環境并自覺、主動放棄現實中的人際溝通和實踐活動[23]；初中階段青少年對虛擬網絡世界所帶來的新鮮、刺激充滿好奇心，不成熟的自我控制能力易使其對手機產生高度依賴而主導思維和言行，影響正常生活[66]。因此，在居家期間，青少年低頭行為越頻繁，居家身體活動量越低?；诖?，建議在居家情境中控制青少年使用手機的頻率和時長，以提高其身體活動水平。

（4）從諸變量因果聯系的時間序列看，父母的低頭行為能通過代際傳遞效應間接影響子女居家身體活動。累積生態風險理論認為，現實中的不舒適狀態或不適體驗會誘使青少年轉向虛擬網絡世界尋求安慰、愉悅感和滿足感[67]，從而對現實生活呈現排斥、拒絕狀態[68]。從這一理論層面看，父母頻繁的低頭行為導致家庭氛圍趨于單調、沉悶，也使子女感知到被忽視和被冷落，這些不適體驗可能導致子女移情于手機，并在網絡環境中獲得安慰和滿足感，成為“低頭族”而對現實生活缺乏興趣和活力。正如前人[69]所言，網絡/手機成癮行為可能是個體逃避現實的一種形式?；拘睦硇枨罄碚撜J為，滿足關系需求是個體社會行為發展的前提[70]，若關系需求得不到滿足，則會使人產生受控行為（低頭行為），并表現出不當行為（非活躍的居家身體活動）[71]?？傊?，父母低頭行為越嚴重，越易誘使子女成為“低頭族”，產生頻繁的低頭行為，導致其居家身體活動趨于懈怠、憊懶、消極、非活躍?；诖?，建議父母從自身做起，合理控制手機使用時間和頻率、加強親子溝通與互動，以避免子女產生過多的低頭行為，并有效提升其居家身體活動水平。

4 結論

相較于男生，女生的低頭行為更頻繁，具有相對較低的居家身體活動水平；父母與子女之間存在低頭行為的代際傳遞效應，并且該代際傳遞效應會對青少年的居家身體活動產生負面影響。

作者貢獻聲明：

沈建國：提出論文主題，撰寫論文；

魏 強：設計論文框架，核實數據，修改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