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歐美文學批評

摘要：從歐美文學批評發展的歷史來看，它的每個歷史時期都有著不同的特點。與各種理論和主義大行其道的20世紀下半葉相比，21世紀的歐美文學批評界平淡了許多，鮮有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新理論或新主義出現，而更多是將20世紀的許多熱門話題帶進了21世紀。為了明晰歐美文學批評進入21世紀后的表現形態，特對其予以扼要地梳理與總結。

關鍵詞：道德;美學;技術;人文精神

人類進入21世紀后，面臨著諸如宗教、倫理、科技、民粹、全球化危機、地區戰爭等許多棘手并帶有全球化意義的新問題?？茖W技術的進步不只給人們生活帶來了便捷或提高了生活的水平，也給社會和文化領域造成了許多負面的影響。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塞雷斯面對日益進步的科學技術就曾喟嘆：人類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客觀技術，而客觀技術又依賴于所謂的硬科學……自然科學改變了自然、身體和世界，有時甚至改變了文化，而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描述了它們的對象，卻沒有改變它們?！盵1] 在自然科學的強力入侵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改變世界方面越來越變得無能為力了，正如美國學者威廉姆·鮑爾遜所說：“文學文化的物質條件正在被新技術和媒體所改變，而經濟、生態和文化的發展速度正在加快，科學變革正在使這個更大的世界成為一個與19世紀和20世紀大部分現代文學文化所處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方?！盵2]

世界的構成格局在飛速地變化著，文學藝術又是對世界的反映，所以它也不可能不受到這種變化的影響，這就決定了21世紀的文學批評理念與模式都會發生相應的改變。這種改變的總體傾向，大致可以做如下的勾勒：它不僅對那些反映社會問題的文學作品，展開了一些諸如生態問題、女性問題、族裔問題等主題性的討論，更為重要的是，它把研究重點偏移到了這個世紀的文化架構和與此構架相關的諸多更為宏觀而籠統的問題上，如道德與美學、技術與文學、文學研究與人文精神的未來等。

能給21世紀歐美文學批評直接帶來影響與沖擊的因素很多，但首要的一個因素則還當屬科技。戴維·F.華萊士在1993年發表的一篇名為《多重軌道上的單車：電視節目與美國小說》的論文中指出，文學將從后現代的反諷文學轉向真誠文學。[3] 華萊士的觀點一方面影響了一大批看著電視節目成長起來的新世紀讀者。他們對“多重軌道上的單車”感觸頗深，電視劇已經開始廣泛采用小說的敘事技巧，認為有一個iPad就足夠利用業余時間來觀看電視節目了，而作為文學作品的小說已是多余[4];另一方面，華萊士的觀點引發了一場關于后現代文學與后后現代主義（post postmodernism）文學之間差異的討論，并由此衍生出了一些有關文學創作與批評的新話題，譬如，后人道主義的倫理挑戰[5]、作者的死亡和學科的誕生[6]、后后現代的不滿[7]、后現代主義之后的幽默[8]等。一些后現代作家，（如托馬斯·品欽）被另外一些秉持單一寓意原則（single-entendre principle）的（后后現代主義）作家（如麥克·謝邦）所取代。

從某種程度上說，后后現代主義的風頭超過了后現代主義。一個突出的標志是，“9·11事件”之后，幾乎沒有作家公開談論“他者”或恐怖分子了，多數作家更愿意寫一些有關家庭生活的作品。像杰伊·麥金納尼（Jay McInerney）、阿倫德哈迪·羅伊（Arundhathi Roy）、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伊恩·邁克尤恩（Ian McEwan）等許多成名作家都表示自己面對這個世界，有一種無力和無用感，并表示像“9·11”這種恐襲事件是難以用語言加以表現的。[9] 即便是唐·德里羅（Don DeLillo）這樣的作家也是在事件發生多年后，才創作出了反映“9·11”事件的作品《墜落的人》（Falling Man， 2007）。這種創作上的無力感和摒棄后現代反諷的趨勢，延伸到了學術界，有些批評家就宣稱后現代已經結束了，并認為一種新的表達單一寓意的“類型小說”將會對其取而代之。[10] 其中，丹尼爾·貝爾的觀點更為激進一些。他在談及21世紀的文化框架時認為，隨著20世紀末所終結的不只是“意識形態”或“所有的意識形態”，而且還終結了整個西方歷史環境，即從宗教到普遍世俗意識形態都先后終結了;[11] 這種終結論的觀點也并非聳人聽聞，終結的確是無處不在，甚至連那些借助媒體寫作的網絡一代（the dotcom generation）也開始解體。[12]

面對這樣一種所謂后后現代主義的創作局面，有學者轉而開始討論審美和“新倫理”。持有“新倫理”觀點的學者認為，“當代文學理論中道德反思的回歸，實際上是一種雙重回歸：對倫理的重新追求是對文學的一種新的贊美——倫理的復興也是對文學的一種辯護。而正是這種雙重努力，文學理論和道德哲學在21世紀找到了共同點?！盵13] 這位學者顯然對倫理在21世紀的文學中出現了重新追求與復興的勢頭，表示了極大的振奮。不過，歐美學術界對此的看法歷來就不一致，大致可以分為兩種。

其一是以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為代表的，被稱為“前巴特派”（pre-Barthesian）[14]保守的倫理研究。在特里林看來，在我們這個時代，道德想象力的最有效代理人，是文學想象力的產物。只有通過培養自由地發揮道德想象力，才能與美國公共政策中的帝國主義本質相對抗。[15] 簡言之，這一派學者并非只是肯定文學作品所寓含的積極的社會價值，而是強調文學高于其他的社會話語，并把亨利·詹姆士敘說家庭倫理和個人自由的創作視為倫理寫作的榜樣。從這個角度講，這一派對文學的社會價值更看重個人的自由，所以充其量被認為屬于前結構主義的理念范疇。[16]

其二是以眾多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批評家為代表的“后?？屡伞保╬ost-Foucauldian）和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為代表的“后馬克思派主義”（post-Marxist）。這兩派在文學批評方面，特別是面對小說創作主體性等方面有許多接近或一致的看法?！昂蟾？屡伞睂W者認為，小說的社會力量在于其“置換”的體裁策略，將作為社會和政治現實的“物質體”轉化為“語言和情感”的“形而上的對象”，[17] 即把這種轉化視為一種審美分割行為，促使個體之主體將自己視為普遍之主體。[18] 其實，“后馬克思主義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也有類似觀點。他以詹姆士對視點（point of view）的提煉和美化為例說明，像視點這類敘說形式不只是關乎敘述的技巧，而且還牽涉到某種透視的個人主義哲學，是一個完全構成或以資產階級主體或一元自我為中心的戰略場所。它將使資本主義能夠產生資產階級個人的新主體性并使其制度化。甚或還可以說是19世紀后期遭受物化后果的資產階級所采取的普遍遏制政策的一部分。[19]簡言之，詹姆遜敏銳地覺察到嬗變的小說敘述策略與政治、社會和歷史之間的密切關系，并將這些關系歸結為一種政治倫理。

總的來說，“新倫理”觀為小說美學進入21世紀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一方面使我們能夠理解小說形式所具有的他異性（alterity）;另一方面，它也使我們通過小說能夠理解某些未知的倫理政治價值觀。換句話說，在那些主張“新倫理”的學者們看來，對“新倫理”探討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可以通過觀察小說的表現形式，來認識作者及其筆下人物的社會身份和倫理價值取向。這樣說，并不是要混淆文學形式的本體論地位，而是強調小說的美學效果——小說這一體裁經過長期發展已經成為“我們自己的文化時刻”。[20]

不過，與各種理論和主義大行其道的20世紀下半葉相比，21世紀的歐美文學批評界還是平淡了許多，鮮有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新理論或新主義出現，而更多是將20世紀的許多熱門話題帶進了21世紀。譬如，在20世紀中期出現的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在這個世紀里又衍生出了諸多話題，如生態倫理批評、同性戀、女權主義、身份研究、對話主義、空間與地方、物質與非物質批評、敘事研究、科幻小說研究、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想象中的共同體等，在21世紀開始逐漸成為歐美文學界聚焦的一些熱點話題。換句話說，21世紀的歐美批評家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給這些批評領域或范疇進行重新地鑒別與定義。

朱利安·沃爾福雷斯在其主編的《21世紀批評導論》（Julian Wolfreys，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2002）一書中，分別將20世紀出現的一些批評話語進行了整理和分類，并進行了一些新的闡釋。具體地說，他將收入的13篇文章分為四大類：（1）身份研究（identities）中包含了流散文學批評（diaspora criticism）、性別和跨性別批評（gender and transgender criticism）和有色女性與女權主義批評（women of color and feminist criticism）;（2）對話批評（dialogues）中包含了混沌理論（chaos theory）、復雜性理論與批評（complexity theory and criticism）、倫理批評（ethical criticism）和創傷、證據及批評（trauma， testimony， criticism）;（3）空間和地方研究（space and place）中包含了生態批評（ecocriticism）、空間批評（spatial criticism）和網絡批評（cybercriticism）;（4）多種聲音的批評（critical voices）中包含德勒茲式批評（Deleuzean criticism）、列維納斯與批評（Levinas and criticism）、光譜批評（spectral criticism）和（非）物質批評（[a]material criticism）。[21] 用沃爾福雷斯的話說，這些帶有“臨時性”的選文既不是預言性的——即21世紀才剛剛進入門檻，談論“預言”為時尚早，也不是什么方法論或切入角度或流派思潮，但是該書中所討論的話題將會是21世紀批評界的一些令人感興趣的話題，或將會為人文社科研究領域提供一些不同的認識聚焦。[22]

當然，這些在20世紀就出現了的批評理論和方法，在21世紀批評家們的重新界定和闡釋中，又有了一些新的意義與用法，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就像身份研究在笛卡兒、康德、黑格爾等學者那里，主要是從哲學層面來討論主體身份、自我與世界或自我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身份，作為文學研究中的一個問題和方法基本是從20世紀初開始的，主要聚焦于（猶太）移民的身份問題，并與文化適應和同化問題一起進入文學的批評視野。在這一時期里，早期美國猶太文學，表現更多的是強調猶太人堅持自己的民族身份;“二戰”后至70年代，則側重敘說猶太人與當地社會主流的互動、適應乃至同化;20世紀70年代后，這一問題在猶太作家和批評家中出現了分歧，一些老一代作家和批評家仍然堅持將猶太民族身份與猶太民族生存和傳承猶太民族文化放在一起;而一些年輕作家與批評家則會把身份問題，放到美國社會這個大的環境中進行考察。

總之，從歐美文學批評這個大環境來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身份研究已經跳出文學批評的范疇，而具有了強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后殖民主義將宗主國和前殖民地之間關系及與其相關的文化認同作為自己研究的主要對象。另外，也有不少從事身份研究的學者，摒棄了后結構主義的極端觀點——認為人類主體不過是社會結構中的一分子，而將作為性屬、性別或族裔身份的主體重置于寫作、闡釋和行為的中心。與傳統人文學科所不同的是，20世紀末及其后出現的身份研究出現了轉向，即強調主體作為一個或另一個群體的代表，而不是作為全人類的代表。[23] 也就是說，身份研究從17世紀至19世紀期間的哲學層面上的研究和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期的文學研究，轉化到20世紀70年代至今的文化層面的研究。

還需注意的是，在沃爾福雷斯那里，身份研究則只是一個章節標題或一個“名號”，不再成為一個具體的問題或研究方法，即他的策略是由身份研究出發，但并不研究身份本身，而是轉而關注當下一些與身份問題相關聯的具體問題，如流散文學批評、性別與跨性別批評和有色女性和女權主義批評等。[24]他在其主編的另外一本著作，即《新的批評思考：即將到來的批評》（Julian Worlfreys， New Critical Thinking， Criticism to Come， 2017）中，編入了十二篇文章，分別討論了現代性、主體性、歷史理論、倫理等問題。其目的就是“利用現有的想法、批評形式和批評方法，試圖引入新的視角，改變模式，并予以進行評估”[25]，而并非是想提出一些新的理論或研究方法。與前一本談論21世紀批評的書相比較，后一本只是更換了討論的話題，基本上沒有超出前一本書的框架。

21世紀在歐美還有敘述理論、世界文學、跨國主義與跨文化（Transnationalism and Transculturality）等另外幾個話題值得一提。敘述理論雖在20世紀90年后期被戴維·赫曼（David Herman）等一些學者冠以“后經典敘述學”（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narratologies）這一名稱，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話題和研究方法，但是總的來看，其基本理念、基本研究方法甚至基本術語都沒有走出所謂“經典敘述學”（classic narratology）的框架[26]。與其他的批評理論相類似，21世紀西方敘述理論研究界也是更多地延續了上一世紀的話題，并繼續使用了上一世紀提出的一些研究方法來討論一些新的研究范疇，如“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女權主義敘事學（Femenist narratology）、“自然敘事學”（natural narratology）、認知敘述學（cognitive narratology）、敘事的可靠性（reliability）、多元文化敘事（multicultural narratives）與多元文化主體性（multicultural subjectivity）、后殖民主義與敘述研究（postcolonialism and narrative）等。從這些新的研究范疇中可以看出，歐美敘事理論開始走出了純理論范疇的研究，而是將敘述學的一些基本理念運用到了對具體問題的研究中。這些研究為加深理解敘述本質、敘述規律和深入了解文本內部構架及文本解讀，提供了一些新的視角或方法。

世界文學是一個“古老”的話題。自歌德提出“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27]這一概念后，雖說歐美學者對世界文學的討論經久不息，但畢竟還算不上熱門話題。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逐漸成為現實，世界文學這一話題再次引起了學界的關注。進入21世紀后，各類學術著述突然出現“井噴”式增長。大衛·達姆羅什一人就撰寫和編著了多本專著，如《什么是世界文學？》（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3）、《如何閱讀世界文學》（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2008， 2018）、《講授世界文學》（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 2009）、《世界文學理論》（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2014）等;他還參與西奧·德漢主編的《勞特里奇世界文學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2012）、《勞特里奇世界文學簡史》（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2012）。除此之外，還有帕斯卡爾·卡薩諾瓦撰寫的《文學世界共和國》（Passcale Casanova，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2004）、基恩·比西爾和杰拉德·基萊斯皮共同主編的《語境化世界文學》（Jean Bessiére and Gerald Gillespie [eds.]，Contextualizing World Literature， 2015）、杰弗里·R.迪·里奧主編的《作為世界文學的哲學》（Jeffrey R. Di Leo， Philosophy as World Literature， 2020）等?？傮w看來，雖說多數歐美學者對“世界文學”的構建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了世界性的胸襟，但其論述的焦點主要還是以自己的民族文學或歐洲文學作為“源點”來談論“世界文學”的。[28] 在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也有歐美學者談論世界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談論一直沒能成為被歐美批評界所關注的一個話題。

文學的跨國主義與跨文化批評產生的背景，主要是20世紀最后20年出現的愛爾蘭與中歐國家的移民（也包括從蘇聯移居到美國的猶太人）給自身和當地文化所帶來的變化。這一時期的移民與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的猶太大移民不同，猶太移民更多的是因受到異族的排擠和迫害而帶有很大的政治或宗教因素;20世紀最后20年的移民情況更為復雜一些，既有政治、經濟、文化的因素，也有追求個人幸福的因素。譬如，就有學者指出，從20世紀最后十年的小說中可以看出，愛爾蘭文學中所表現的身份問題取代了傳統的政治身份，而在很大程度上談論的是經濟問題。也許這些小說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他們偏離了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愛爾蘭人”的主題。[29] 這說明自20世紀末期開始，作家們的個人身份中的政治意識開始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問題。這種創作上的轉換也決定了21世紀的文學批評也一定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21世紀的歐美文學批評是一個龐大而駁雜的話題，不可能把所發生的一切理論事件都羅列到這篇小文里，只能挑選幾個我以為有代表性的視角予以簡單介紹與總結，這是需要特別交代的一點。

[注釋]

[1] Michel Serres， Hominescence. Paris： Le Pommier， 2001， pp. 206—07， also in William Paulson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Future for the Humanities” in Colloquia Germanica， 2002， Vol. 35， No. 3/4 （2002）， p. 201. pp. 201—216（起止頁碼，下同）.

[2] William Paulson，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Future for Humanities”， in Colloquia Germanica， 2002， Vol. 35， No. 3/4 （2002）， p. 202. pp. 201—216.

[3] David Foster Wallace， “E Unibus Pluram： Television and U. S. Fiction” in A Supposedly Fun Thing Ill Never Do Again： Essays and Arguments. Boston： Back Bay， 1997， pp. 21—22.

[4] Cf. Erik P. Hoel， “Fiction in the Age of Screens” in The New Atlantis， Spring/Summer 2016， No. 49， Special Section： The Integrity of Science （Spring/Summer 2016）， p. 93. pp. 93—109.

[5] Cf. Wilson Kaiser， “David Foster Wallace and the Ethical Challenge of Posthumanism”， in Mosaic：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cal Journal， September 2014， Vol. 47， No. 3 （September 2014）， pp. 53—69.

[6] Cf. Adam Kelly， “David Foster Wallace：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nd the Birth of a Discipline” in IJAS Online， No. 2 （2010）， pp. 47—59.

[7] Cf. Robert L. McLaughlin， “Post-Postmodern Discontent：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the Social World”， pp. 53—68.

[8] Wilson Kaiser， “Humor after Postmodernism： David Foster Wallace and Proximal Irony”， pp. 31—44.

[9] Cf. Catherine Morley， “Writing in the Wake of 9/11” in Martin Halliwell and Catherine Morley （eds.）， 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46， 245. pp.245—258.

[10] Cf. Jason Gladstone and Daniel Warton， “Introduction： Postmodernism， Then” in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Fall/Winter， 2011， p. 291. pp. 291—308.

[11] Daniel Bell， “Ethics and Evil： Frameworks for Twenty-First-Century Culture”， The Antioch Review， Vol. 74-75， No. 4-1， 75th Anniversary， Part II： Firsts， Famous， and Favorites （Fall 2016 / Winter 2017）， pp. 1044—1058.

[12] Cf. Catherine Morley， “Writing in the Wake of 9/11” in Martin Halliwell and Catherine Morley （eds.）， 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pp. 247—249.

[13] Dorothy J. Hale， “Aesthetics and the New Ethics： Theorizing the Nove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PMLA， May， 2009， Vol. 124， No. 3 （May， 2009）， p. 896. pp. 896—905.

[14] Cf. Andrew Gibson， Postmodernity， Ethics， and the Novel： From Leavis to Levinas.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11.

[15] Cf. Lionel Trilling， “Manners， Morals， and the Novel”， in Kenyon Review 10.1 （1948）， p. 27. pp. 11—27.

[16] Cf. Dorothy J. Hale， “Aesthetics and the New Ethics： Theorizing the Nove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896—897.

[17] Nancy Armstrong，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New York： Oxford UP， 1987， p. 6.

[18] Nancy Armstrong， How Novels Think： The Limits of Individualism from 1719—1900.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5， pp. 10， 18.

[19][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陳永國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17頁。

[20] Dorothy J. Hale， “Aesthetics and the New Ethics： Theorizing the Nove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904.

[21] Cf. Julian Wolfreys，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2002.

[22] Cf. Julian Wolfreys，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p. 2.

[23] Cf.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8—120.

[24] Cf. Julian Wolfreys，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pp. 11—85.

[25] Julian Worlfreys， New Critical Thinking， Criticism to Come， p. 2.

[26] 喬國強：《敘述學有“經典”與“后經典”之分嗎？》，《江西社會科學》，2014年第9期。

[27] 一般認為，歌德在1827年提出“世界文學”這一概念。其實在歌德之前另有兩位德國學者即奧古斯特·路德維格·封·舒絡澤（August Ludwig von Schl?zer， 1735-1809）和克里斯托夫·馬丁·威蘭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33-1813）提出并使用“世界文學”這一術語。參見Theo Dhaen， 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2， p. 5.

[28] 喬國強：《“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問題》，《中國文學研究》，2022年第2期。

[29] Cf. Jennifer M. Jeffers， The Irish Novel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Gender， Bodies， and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 1.

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