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的譜牒思想與鄉村自治設計（上）

趙映林

摘 要：方孝孺（1357—1402）是明初一代大儒，杰出思想家，長期以來，并不為人所重視。他的譜牒思想有著諸多創新，強調女子入譜，重視對族眾的教育團結，強調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主張構筑和諧鄉里，尤其是他的鄉村自治設計更是提供了值得今人借鑒的路徑。

關鍵詞：譜牒;婦女入譜;鄉村教化;修譜收族;鄉村治理

今天人們倘若去雨花臺，從入園左手一路向上，就是梅崗，這兒有一座墓園，埋葬著明初一代大儒，杰出思想家方孝孺。其思想對后世頗有影響，尤其是他的剛正不屈的精神品質更為后人所敬仰。本文擬全面探討方孝孺的譜牒思想與其中所反映的鄉村自治設計，因為這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

方孝孺文集《遜志齋集》中有關譜牒學方面的文章，從廣義上講共25篇，狹義上講是17篇，其中有兩篇內容有部分重疊之處，17篇中有15篇是應邀所作;另有為寧?！惰虾钍献遄V》寫的《題譜牒》詩一首，其他譜牒詩2首。

一、主張“聯其族，系其心，養其恩，化天下”的譜牒學思想

（一）方孝孺主張“家之有廟（祠堂），族之有譜”

家譜名稱繁多：家譜、家牒、家史、家志、宗譜、譜牒、族志、族譜、統譜、支譜、總譜……這些譜牒在前面都須冠以姓氏、地名、郡望、堂號以及幾修。幾修即指該譜是第幾次修，如《七修某氏家譜》。

但魏晉以來的世家大族經隋唐時期的衰亂，如農民起義、軍閥割據混戰，門閥制度遭到重創。五代以來，魏晉時的譜牒普遍散亡;也就是那種專門研究士庶門第高下、維系世家大族式的家族制度的譜牒散亡了，原先的世家大族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伴隨著研究高門世族譜牒的散亡，到宋元時，譜牒修撰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編修家譜，其目的都是圍繞“尊祖、敬宗、收族”進行，正如《禮記·大傳》所云：“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本褪钦f，利用人們的血緣關系，努力灌輸血親相愛，親族團聚的觀念，以達到團結一個祖先的子孫構成一個社會集團而不潰散的目的。凡我族人，雖是千百人，總是一個祖先的子孫。明初理學家們都是這么認識的，即所謂“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孝孺也不例外，主張做到“家之有廟（祠堂），族之有譜”[1]。故在元末明清時期，尤其在農村，已到了沒有無譜之族，也沒有無譜之人的地步。

族譜可達收族之目的，宗廟（祠堂）可為“正家之道”之場所，發揮正道德、主教化的功能。方孝孺之所以主張實行“家之有廟，族之有譜”，是欲以此實現鄉里建設。

（二）方孝孺主張通過修譜收族

收族是方孝孺主張修譜的第一個目的。

家譜記載全族人的情況，方孝孺說：“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姓名、諱字、年號”，“世族數之遠近”，“標墳墓之所在”，“載適女之出處”等等。[2]族人的戶籍、婚姻和血緣關系，以及墓地等在族譜中需要有詳細記載。

將一族之人凝聚在一起，主要是依靠祠堂、家譜和族田這三項。族田是家族凝聚的經濟基礎，以此才能收族。那些大家族存在數百年，族田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經濟原因。如前面講到的宋元時期的浦江鄭氏家族，保持了300多年而不潰散;到方孝孺時的明初，這個家族還異常興旺有活力，人口超千。朱元璋還特地召見了鄭氏家族的鄭濂，詢問其治家的方法，表現出對這個家族的濃厚興趣。建文帝朱允炆還給鄭氏家族題寫了“孝義家”匾。明憲宗時，又重新表彰鄭氏為孝義之門。鄭氏家族能綿延300多年而不潰散，其中的重要原因即是有祠堂、有家譜、有巨量的族田存在。根據史料記載，鄭氏族田，僅某處就超過1500畝。[3]

祠堂又稱宗祠、宗廟、家廟、祖廟、祖庭。里面供奉著祖先的神主牌位。所謂神主，就是上面寫著某某祖先名諱、生卒年月、原配繼配氏姓及子孫、曾孫名字的木牌，有的紅底黃字，有的白底黑字。神主被認為是活著的祖先。祠堂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因此它首先是全族祭祀祖先的場所。每逢春秋祭祀，全族聚會，齊集祠堂，由族長率領，作禮設祭。而族中有人遇到困難，個人或家庭無力、無法解決，族中人會在族長率領下集中到祠堂商議。同時，祠堂還是族長向全族人宣講倫理道德和家規家訓的地方，也是族長處理違反族規家訓的“公堂”。

所以祠堂和家譜就起到了聯系血緣，規定家法家訓，用以尊祖敬宗，從意識形態上維系家族制度的作用。這就是孝孺所講要達到的“聚族而居”。他說：“相與作祠堂，以奉其先祖?！盵4]“家之有廟，族之有譜，善為家者之所當先也?！盵5]“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于一人之身?！盵6]

孝孺十分重視祠堂、家譜在收族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尤重始遷之祠：“為譜以明本之一，為始遷之祠，以維系族人之心”[7]。

始遷祖是遷居到家族聚居地的祖先，是祠堂首先要供奉的第一牌位。孝孺以此強調每一家族成員要通過祠堂祭祀，教讀族訓，勿忘宗族根本。孝孺的這種溯根追遠的修譜重譜思想的內涵，在之后的數百年的家譜編修中無不存在，影響深遠。而且孝孺的譜牒學觀念與前面“箴”“銘”“宗儀”所述其孝道、尊祖觀念也是緊密相聯貫通的。

由此也決定了家譜記載一定要有全族的墳墓、祠堂、族田的四至方位等內容，以杜絕紊亂，消除可能發生爭執，妨礙族人團結的漏洞，更可祛除因與他族的田界矛盾而引發械斗的隱患。

（三）方孝孺提倡以修譜“化天下之俗”

這是方孝孺主張修譜的第二個目的。

宋濂主張修譜應重視“睦族”。方孝孺在恩師“睦族”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要通過編撰家譜族譜實現“化天下之俗”的功能。孝孺認為讀書人“得位（有官職）而行”當然是最好的;倘無官職官位，可以通過主持編修家譜族譜達到“睦族”而最終實現“化天下”，即“變天下之俗”，再“由一族而推之天下”，[8]天下風氣就會改變，向善。

如何“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孝孺認為雖然“天下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變，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積也”。只要通過對一人一族的教化，日積月累，“天下幾何而不大治乎？” [9]這是螞蟻堆泰山的決心和辦法。正如《老子》第六十四章所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4E73BE2-9EC4-4766-B85E-01DC71825E2C

修譜需要發揮家譜應有的功能。所以他講“為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系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10]。通過家族流傳世系的記載，將同姓血緣關系的一族之人聯系在一起，增強族人之間的團結;祖塋是列祖列宗長眠之地，通過尊崇祖先（祭祀、掃墓等儀式）以凝聚族人;通過督促親人之間的禮數，牢記父母的養育之恩，以達到孝順父母，關愛自己兄弟姐妹的目的。

倘若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美好環境里，不再有爾虞我詐，那該是多么地幸福！這是孝孺“化天下之俗”要最終實現的美好藍圖。

孝孺認為，隨著井田制的崩潰瓦解，人心不古，世風日下，而通過編修家譜、族譜，則可“化天下之俗”，扭轉社會上之不好風氣，引導向善。所以，孝孺提出對修譜不應僅僅是“以著世次，紀官位，而夸于人也”，更應該“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11]。以修譜而定家法家訓，使族人遵守，規范自己的行為。因此，孝孺提出一個評判家族的標準：“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矣，族雖盛猶衰也?！?[12]而編撰家譜、族譜則應多記有利于子孫后代行善向上的事跡，而非有多少人做官，官位有多高。孝孺說，有了宗譜，就可以避免富欺貧，貴凌賤，強暴弱的現象發生。這是因為： “一鄉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數十家，多者數百家，其富貧貴賤強弱之不同，至相懸也”，現在“謹書之于譜，取而閱之，曰：是雖賤，與我同宗也;是雖貧，與吾同祖也;是雖弱，亦吾祖之子孫也。默而思之，蓋恍然悲而惕然懼矣?！盵13]

倘若沒有宗譜，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同一祖上，“幾何富者之不侵貧，貴者之不凌賤，強者之不暴弱也乎？” [14]

所以編撰家譜，到宋、元時期，不再似魏晉南北朝那樣，是為了維護門第，以保障高門士族的特權為目的，離政治功利性遠了，而是為了“尊祖、敬宗、收族”。所謂“收族”，就是將族人聚于一起，以增強家族的凝聚力，使之不發生富欺貧，貴凌賤，強暴弱的現象，從而達成族人的穩定和諧，也就能夠實現居住地的穩定安全。而另一方面呢，則是“祖益尊而譜益傳”[15]?！白鹱?、敬宗、收族”盡在其中矣。正如《禮記》所云：“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本褪钦f，利用人的血緣關系這個特點，來達到血親相愛，親屬團結的目標。

我們發現，一個祖先的子孫同姓聚居，長期生活在一起，倘若能貧富相濟，患難與共，家族主義就可以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在這個家族之內就不會有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這對社會穩定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由此，家譜的記載內容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除應有的姓氏、世系、仕宦、婚姻外，還形成了一整套的尊祖、敬宗、收族制度。在朝廷的提倡下，宋元時期修譜之風很盛，這個時期最著名的譜牒學代表性著作就是鄭樵的《通志·氏族略》。

（四）“讀譜”是“化天下之俗”的途徑與內容

這是方孝孺提出的實現修譜目的的措施。

鄉里教化的形式多種多樣，其一是“讀譜”。古代鄉村社會，每個聚族而居的村莊里至少會有一個祠堂，作為家族的象征。祠堂是用來供設祖先的神主（牌位），是村民族眾祭祀祖先的場所;與此同時也是族長向族人宣講族法族規禮法的場所，對村民族眾進行教化。這就是“讀譜”。因為每個家族、家庭都有家訓，訓是教誨、開導。一般說來，家訓都會包括敦品勵行、尊老愛幼、孝悌力田、勤儉持家、敬業守法、扶貧濟困、進學讀書、戒貪，不得騙財，維護家族聲譽等內容。

祠堂“讀譜”一般在祠堂祭祖之前進行，由族長或由族長指派專人向族人進行“讀譜”，講述祖上艱難創業的歷史，宣讀家法家規，宣講勸誡訓勉之辭和先賢語錄?！白x譜”有一年讀幾次的，有一月兩讀，或一月一讀。每到“讀譜”之日，全族不分男女少長，齊集祠堂，按齒序班輩或坐或立，認真聽取宣講誦讀。孝孺在《宗儀·廣睦》中專門談到了“讀譜”儀式的過程：

歲為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通達順利）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黎明），舉族自勝冠（指成年男子）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啟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群昆弟子孫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眾坐，眾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于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于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絕緒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為善如嗜飲食，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眾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16]

這一套儀式，講究程序，至少說明以下幾點：

一是讀譜儀式很嚴肅，氣氛肅穆。祠堂讀譜是族中的盛大典禮之一，是對族眾進行教化的例會。

二是祠堂讀譜貫穿著一套尊祖、尊老、尊長的禮儀，訓練了族眾舉止行為必須符合禮儀，通過禮儀的熏陶，培養懂禮貌尊重長者的品行。

三是讀譜儀式與內容具有明顯的道德懲誡意義，使族眾知道善行會得到旌揚，惡行則為族人所不齒，從而起到激濁揚清的功效。

四是具有家族“法庭”的作用。

總之，方孝孺把儒家學說的禮制通過外在的禮儀形式達到治理家族的目標。

二、方孝孺主張女子入譜

（一）宋元時期譜牒的內容

宋元時期，家譜內容主要圍繞六個方面編撰：

一是族姓源流，一般都要上溯到家族的始祖，以表譜形式列出家族流傳世系。

二是恩榮事跡，記載本家族列祖列宗的諸如科舉功名、仕宦以及受到政府褒獎等情況，即使沒有出仕經歷也要寫上處士。處士是指沒有官職的文化人。實在沒有內容可寫的，長壽者也要寫上耆壽、壽婦等字樣，努力使自己的家族門楣生光。24E73BE2-9EC4-4766-B85E-01DC71825E2C

三是對每一個入譜之人，尤其是家族的重要人物，一般都寫有傳記，詳細記錄他的名字、謚號、婚姻、生死經歷、妻兒等家庭情況。

四是詳細記載家禮、家規、家訓、祖宅、祠堂、祠產、祖塋;為了清晰，需繪圖說明，詳至四方。

五是家傳，主要是收錄有聲望的先人的墓志銘、行狀、壽序、年譜、像贊等。像《遜志齋集》中就有方孝孺應邀為人寫的多篇《像贊》。

六是先人的詩文作品。倘若沒有，此項則略去。

（二）方孝孺主張女子入譜

方孝孺認為宋元時期上述這些譜牒內容仍難以符合要求，不能達到“睦族”“化天下之俗”的目的，于是提出了編撰族譜、家譜的10項核心內容：

一、序得姓之根源;

二、世族數之遠近;

三、明爵祿之高卑;

四、序官階之大小;

五、標墳基之所在;

六、遷妻妾之外氏;

七、載適女之出姓;

八、彰忠孝之進士;

九、揚道德之遁逸;

十、表節義之鄉閭。[17]

這10項譜牒內容，第一項“序得姓之根源”，是所有族譜家譜首先需要寫清楚的：“善尊祖者，莫先于知其姓”[18]。因為編撰家譜族譜目的之一是“尊祖睦族”，當然首先需要弄清自己的“根”。而“尊祖之次莫過于重譜”，方孝孺說：“為譜以明本之一，為始遷之祠，以維系族人之心”[19]。唯有這樣才能收到“敘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20]的效果。

為了抬高家族的地位，中國歷史上出現不少這樣的現象：攀龍附鳳，拉個名人為自己的先世，以標榜本族是名門望族。即便是方孝孺生活的明代，此現象也大有存在。洪武初有文人暗示朱元璋應該與朱夫子（朱熹）接上關系。一次，朱元璋接見一位姓朱的縣學教諭，問他是否是朱熹的后代。教諭回答說，自己雖然仰慕朱子，但他不是自己的祖上，不能亂攀。這件事讓朱元璋內心大為震動，覺得自己的想法有些丟人，遂像以往那樣，仍說自己乃“淮右布衣”。其實，“布衣”的原始意義，是指沒有官職的士人。最典型的是李白，常稱自己是“一介布衣”。所以，這個“布衣”實際上給人展現了不平凡的一面，暗含了我祖上之祖上可能就不是一般人物，只不過到了我上面這幾代才落魄了。

方孝孺指出修家譜首先就是要弄清自己的姓氏。他之所以如此強調，或許是針對社會上亂認祖宗的不良風氣有感而發。不過，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不妨想一想，世界上難道真會有人不知道自己的姓氏，以至需要弄清的？

第二項是將本族世系記載清楚，不淆亂血統。這里有兩種情況，一是將家族世系一直上溯到血緣始祖或受姓祖，這被稱之為修譜的“大宗之法”。另一種情況是只將世系上溯到遷族或五世祖，這被稱之為“小宗之法”。

第三、四兩項是修譜的正常內容。第五項“標墳基之所在”，是“尊祖”所必須的，以便“時焉而祀其先”。[21]

方孝孺所提第六、七兩項，具有特別意義。

在中國傳統禮教之下，婦女在家族中的地位很低，受傳統禮教的束縛也最嚴。而且儒家思想暗含一種以男性為中心的傾向，男子在家族里占有支配地位;父子關系很受重視，對母女關系卻不夠關心。儒家思想過于偏重把丈夫視為家庭中的穩定力量，而沒有認識到妻子或者夫妻合二為一的重要性。各朝各代都將女子視為男子的附屬，婦女往往成為禮教的犧牲品。有明一代，女子成為傳統禮教的犧牲品的事例有很多。這些事情在《列女傳》《孝女傳》中都能見到。婦女地位低下，也就不能入譜。只有節女、貞女、烈女，受到朝廷、皇帝表彰，立了牌坊，才被視為全家族的榮耀，家譜上專辟一處，詳細書記。孝孺提出不僅是妻子入譜，而且妾也能入譜，這在婦女地位普遍低下的中國古代，其意義絕不亞于500多年后女子可以入學，與男子同室接受教育的壯舉。同時，女兒出嫁也可以寫入譜中。孝孺此說在那個時代實在是一種了不起的觀念，讓人振聾發聵。方孝孺主張婦女入譜，表明他對婦女與眾不同的態度。當然這只是方孝孺修譜的主張，并不能說方孝孺就具有男女平等思想。方孝孺是反對女子從政的。如前面正統論中他反對女子稱帝，把武則天的“大周”列入“變統”。只是這并不是方孝孺個人的錯，因為他所信奉的儒家學說本身就包含了以男權為中心的思想。

八、九兩項，是孝孺在受邀撰寫的譜序中早已成熟的思考。如前所述，編撰家譜、族譜最重要的目的是要達到“化天下之俗”。孝孺指出：“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為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于隴畝;圣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于賤宗”[22]。孝孺指出的這種情況，是有史實根據的。唐朝369名宰相，集中出在98家新舊門閥的家族中，所謂“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累顯”[23]?？傻搅怂未闆r就完全不同了。例如北宋的72名宰相中，繼世為相者不過呂、韓二家：呂蒙正、呂夷簡、呂公著三世為相，韓琦、韓忠彥二世為相。而且這兩家本來都出身寒族，并不是累代顯貴的世家大族。這種變化，說明門閥制度已經消亡了，一般人家也可以顯貴了。而這正是孝孺指出的“有貴人而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促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家族子弟們的努力：“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為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于隴畝;圣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于賤宗”。

既然現今已經是“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了，要保障家族的興旺發達，所以，孝孺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修譜的八、九兩項內容，以實現“美天下之俗”。

10項內容中的最后一項，孝孺的目的是希望通過修譜發揮激濁揚清的積極效應。孝孺有詩云：

歷代綿延族屬全，詩書多讀子孫賢。

一朝譜牒還詳考，百世宗支剩續傳。

春蔭桑植連里巷，秋生禾黍匝田原。

知君惠澤多周給，定有飛熊續舊氈。[24]

注釋：

[1][4][5]《遜志齋集》卷十三《童氏族譜序》，清道光丙午刻本。

[2][17]《遜志齋集》卷十三《族譜序》。

[3]參見《宋史》卷四百五十六《鄭綺列傳》，《元史》卷一百九十七《鄭文融列傳》，《明史》卷二百九十六《鄭濂列傳》。

[6][7][19]《遜志齋集》卷一《宗儀·睦族》。

[8][10]《遜志齋集》卷十三《宋氏世譜序》。

[9]《遜志齋集》卷十三《謝氏族譜序》。

[11][12]《遜志齋集》卷十三《范氏族譜序》。

[13][14]《遜志齋集》卷十三《樓氏宗譜序》。

[15][20][22]《遜志齋集》卷一《宗儀·重譜》。

[16]《遜志齋集》卷一《宗儀·廣睦》。

[18]《遜志齋集》卷十二《丁氏復姓序》。

[21]《遜志齋集》卷一《宗儀·尊祖》，卷一《宗儀》序。

[23]《新唐書》卷七十一《宰相世系表序》。

[24]《遜志齋集》增錄一《集外詩文》。

題圖：1999年重修的方孝孺墓及銅像（在南京雨花臺風景區）

作者：江蘇省工運研究所研究員，教授24E73BE2-9EC4-4766-B85E-01DC71825E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