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數字經濟的發展特征、挑戰及對我國的啟示*

尹 響

【內容提要】 早在2014年，印度莫迪政府就提出了“數字印度”戰略，盡管受到了新冠疫情的沖擊，但經過8年時間的發展，印度數字經濟仍然取得了長足進步。本文通過理論和實證研究發現，數字基礎設施改善、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數字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均對印度經濟起到了較為顯著的促進作用。但不可否認，印度數字經濟也面臨著數字鴻溝、產業融合能力不強、網絡環境存在安全隱患等制約其發展的一系列問題與挑戰。我國當前也高度重視數字經濟及相關產業發展。2021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在此背景下，印度數字經濟發展的經驗和面臨的挑戰也對我國發展數字經濟，完善數字治理結構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一、相關背景及理論分析

作為重要的新興經濟體，印度希望能夠不斷挖掘其人口規模的潛在優勢，并使勞動力潛力與技術創新相結合，以促進經濟增長。早在2014年，印度莫迪政府就提出了“數字印度”(Digital India)戰略。2016年，印度政府宣布了相關具體政策措施，圍繞數字基礎設施、公民數字教育和數字化政府服務三大領域，提出了包括鼓勵互聯網企業在印度本土上市，提供安全可靠的網絡空間，通過國際合作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等一系列舉措。

(一)相關概念闡釋

近年來，數字經濟的持續發展使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意味著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力，使社會再生產的每個環節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仡櫋皵底纸洕边@一概念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出版的《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希望與危險》一書。(1)Tapscott D.，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New York：McGraw Hill，1997，pp.102-114.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全球各個經濟體紛紛提出了數字經濟發展戰略，許多機構和學者開始從不同的視角定義數字經濟。

第一，從內容來看，美國商務部1998年發布的《新興的數字經濟》宣告了數字經濟的到來。(2)Henry D.，et al，“The Emerging Digital Economy，”28 February 1998，http：∥www.esa.doc.gov/sites/default/files/emergingdig_0.pdf，10 April 2022.次年，美國統計局提出了數字經濟的概念，包括電子化企業的基礎建設、電子化企業、電子商務、計算機網絡四個部分。此后關于數字經濟的報告大多是從統計、測量指標加以考慮。這樣雖然有利于分析美國數字經濟的概況，但是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布柯特(Bukht)和赫克斯(Heeks)認為數字經濟是全部或者主要以數字產品或服務的數字技術為基礎的商業模式形成的產出，并將其分為三個不同層次：(1)核心部門，又稱數字部門，涵蓋軟件開發、信息服務等行業；(2)狹義的數字經濟，指除核心部門外，還包括基于信息通信技術(ICT)而產生的其他商業模式，如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3)廣義的數字經濟，包括所有基于數字技術的經濟活動，即在狹義數字經濟的基礎上，還囊括“工業4.0”、智慧農業、電子商務等基于數字技術的新業態。(3)Rumana Bukht and Richard Heeks，“Defining，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Research Journal vol.13，no.2，September 2018，pp.143-172.這種定義雖然沒有對數字經濟進行明確的界限劃分，但是包含了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各種商業模式。梅森博格(Thomas L.Mesenbourg)認為數字經濟包括三個部分：(1)電子商務基礎設施，包括硬件、軟件、網絡等；(2)電子商務活動，如電子郵件、視頻會議等；(3)電子商務，以計算機網絡為媒介進行商品交易的銷售活動。該表述對數字經濟的構成進行明確劃分，對于如何測量數字經濟提供了思路。(4)Mesenbourg T L.，“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2001，http：∥www.census.gov/econ/estats/papers/umdigital.pdf.11 April 2022.第二，部分機構為了研究數字經濟的發展，以便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從產出、目標、路徑等角度來定義數字經濟。英國研究委員會從產出的角度描述，認為數字經濟是人、技術、設備、服務之間形成的復雜關系創造社會經濟效益。(5)UK Government，“Digital economy act，” 8 April 2010，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0/24/contents，11 April 2022.俄羅斯聯邦政府下屬專家委員會將數字經濟定義為人們在生產、管理等過程中使用數字或信息技術以保障國家利益的經濟活動。澳大利亞政府發布的《2030年數字經濟戰略》則將數字經濟定義為利用一系列技術、服務和商業模式，創造新的機會和市場。(6)Australian Government，“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strategy，” 2021，http：∥www.nbn.gov.au/digital economy strategy，11 April 2022.雖然以上定義各有不同，但都認為數字經濟是一種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經濟。我國產業界同樣從廣義的角度對數字經濟進行界定，如在2016年《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中指出：“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钡谌?，從測度指標來看，賽迪顧問正式發布了中國數字經濟指數(DEDI)，將基礎型、資源型、技術型、融合型和服務型四部分作為衡量數字經濟的一級指標，互聯網普及率、上市大數據企業數、高技術產業專利情況、電子商務交易活動企業占比等作為二級指標，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對全國各省數字經濟指數(DEDI)的評價體系。(7)賽迪顧問：《2017中國數字經濟指數》，2017年11月29日，https：∥www.ccidgroup.com/info/1096/22352.htm，2022年4月11日。中國信通院將數字經濟分為數字產業化(信息通信業以及軟件服務業等)和產業數字化(傳統行業由于應用數字技術所增加的產出)，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數字經濟指數(DEI，即Digital Economy Index)相關的23個指標。(8)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17)”，2017年7月13日，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1804/P020170713408029202449.pdf，2022年4月11日。以上兩種測算方法較為充分的體現了數字經濟與各產業相互融合滲透的情況，并且選取能夠反映當下熱點的指標，較為全面地反映數字經濟對宏觀經濟的促進作用。因此諸多學者和研究機構贊同此種分類方法，但是它仍然缺乏系統的理論體系。

綜合上述定義，筆者認為數字經濟是以技術和信息為代表的數據資源作為基礎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通信網絡為重要載體，以個性化需求為出發點，以數字技術創新為根本驅動力，可加深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并不斷提高傳統產業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模式與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經濟形態。數字經濟的范圍涵蓋了通信基礎設施、電子信息產業、智慧農業、智能工業、數字金融、電子商務、智慧醫療、數字化教育、數字政府等。

(二)相關理論分析

大量學者通過研究發現，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技術進步，可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根據索洛(Solow)模型可知，經濟增長源于要素增長和技術進步。(9)Solow R.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70，no 1，February 1956，pp.65-94.阿羅(Arrow)則把技術進步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突破了原有的理論框架。(10)Arrow，Kennethe J，“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9，no.3，June 1962，pp.23-31.羅默(Romer)在此基礎上，將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等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四大要素，并通過模型研究指出各國人力資本結構差異和技術進步造成了經濟增速各異。(11)P. Romer.，“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4，no.5，October 1986，pp.1002-1037.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強調應當發揮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關于數字經濟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國內學者們從各個角度進行了闡述。荊文君、孫寶文、丁志帆等從微觀、宏觀等方面論證了數字經濟促進經濟增長的內在邏輯。(12)丁志帆：“數字經濟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研究：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現代經濟探討》，2020年第1期，第85-92頁。(13)荊文君、孫寶文：“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經濟學家》，2019年第2期，第66-73頁。任保平從產業和宏觀經濟層面提出了數字經濟引領高質量發展的路徑。(14)任保平：“數字經濟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邏輯、機制與路徑”，《西安財經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第5-9頁。張昕蔚從技術范式變革的視角論證了創新資源配置方式和組織方式的變革。(15)張昕蔚：“數字經濟條件下的創新模式演化研究”，《經濟學家》，2019年第7期，第32-39頁。劉淑春針對中國數字經濟面臨的挑戰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認為中國必須聚焦破解核心技術難題，建設數字經濟重大戰略平臺，提升數字產業的集聚能力，破除制約數字生產力的政策障礙。(16)劉淑春：“中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靶向路徑與政策供給”，《經濟學家》，2019年第6期，第52-61頁。這些學者對數字經濟促進經濟增長進行了透徹地分析，并提出一些相應的措施。

數字經濟是不同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等傳統經濟的新經濟形態，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17)裴長洪等：“數字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財貿經濟》，2018年第9期，第5-22頁。朱曉明提出，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快速驅動全球經濟向更高級的形態演進，推動經濟朝著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方向邁進。(18)朱曉明：《走向數字經濟》，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77-86頁。數字經濟作為全球技術創新、產業變革以及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重要動力源，通過數字技術應用對傳統產業進行全鏈條賦能，釋放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作用，是建構現代化經濟體系、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加快了信息流通的速度，拓寬了生產要素的邊界，提高了生產效率，使得各種資源能夠實現高效率、高質量地分配。中國正加快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數字經濟與傳統制造業發展新業態，構筑要素高度集聚和高效轉化的數字產業集群和產業數字化生態體系，形成以數字經濟為核心、新經濟為引領的創新經濟體系。

印度政府同樣在發展數字經濟，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做出了相當程度的努力。根據凱度 (Kantar)咨詢公司發布的報告，2019年印度農村地區互聯網注冊用戶達到2.64億，與2018年相比增長45%，而同期城市互聯網注冊用戶增長了11%，增幅明顯低于農村地區，同時數據顯示印度農村地區互聯網滲透率已經達到28%。(19)郭霞、樸光姬：“印度數字服務貿易發展特征及中國應對策略”，《南亞研究》，2021年第2期，第78-94頁。自“數字印度”戰略及相關措施提出以來，印度通信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信息技術與社會經濟生活各個方面的融合不斷深化，已成為促進實體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推動力。印度政府為了增強其國際競爭力，積極推進印度大跨步邁入第四次工業革命，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當前，印度政府通過實施階段式“Bharat Net”計劃，旨在提高偏遠鄉村的公共網絡接入比例，擴大互聯網覆蓋范圍，縮小數字鴻溝，拓展消費群體。目前印度的數字消費人口規模已僅次于中國，位居世界第二。2019年以來，印度經濟雖然深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但是受隔離政策的影響，遠程辦公、網上授課、數字支付在印度卻迎來了發展良機，并客觀加速了其傳統產業與數字經濟融合，進而推動了經濟的整體發展。印度的Snapdeal、Zomato、ShopClues，以及Paytm等IT公司等也迅速成長為全球數字企業典型代表。(20)林躍勤：“新興國家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第105-108頁。例如，其基于互聯網的食品外賣平臺Zomato自2008年成立以來，發展勢頭良好，并在新冠疫情期間實現了爆發式增長，該企業2021年7月23日在孟買交易所實現上市。又如有“印度支付寶”之稱的電子支付平臺Paytm逐漸滲透進入印度千家萬戶，促進了電子支付行業在印度的快速發展。在印度政府的政策扶持下，數字技術也進一步與印度傳統制造業融合，推動了其制造業的現代化進程，使其更好地融入了全球市場。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印度數字可支付服務貿易占服務貿易總額的76.15%，與2019年相比增加7.27%。由此可見，在不同經濟領域涌現出的新數字生態系統正推動印度的經濟增長。

二、印度數字經濟發展特征

(一)印度數字經濟規模穩步上升

印度是繼美、中、日、德、英之后的全球第六大經濟體。2020—2021財年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為1.82萬億美元。服務業作為印度第一大產業，在2020—2021財年總增加值(GVA)占比高達54%，工業和農業緊隨其后，占比分別為25.92%、20.19%。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疫情沖擊下的復蘇新曙光》，印度數字經濟在測算的47個國家中位居第8位，規模為5419億美元，在GDP的占比中低于30%。(21)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疫情沖擊下的復蘇新曙光”，2021年8月2日，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08/P020210913403798893557.pdf，2022年4月13日。通過政府出臺各項措施，印度的大部分企業都已經邁出了數字化轉型的關鍵一步，其產業數字化占比超過70%。

圖1 2020年各國與印度數字經濟規模比較

(二)政府戰略大力支持

自莫迪政府推行“數字經濟”“印度制造”等一系列國家戰略以來，印度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加速融合，金融科技業和電子制造業快速發展，科創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涌出，IT業更是受到全球資本的追捧。印度數字經濟的騰飛始于2006年5月通過的“國家電子政務計劃”(National e-Governance Plan，NeGP)，該計劃旨在公共服務中營造開放透明的氛圍。該計劃自啟動以來不斷擴大深化，為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的融合打下堅實的基礎。2010年9月，印度政府正式啟用身份識別系統(又稱“Aadhaar計劃”)，該計劃是在生物識別數據的基礎上生成每個印度居民獨一無二的12位身份證明編號，是印度數字進行推廣的底層基礎。普惠金融計劃(Jan Dhan Yojana)、阿德哈爾編號(Aadhaar)和手機(Mobile phone)形成“三位一體”的“果醬計劃”(JAM)，居民可通過身份證明編號獲得政府的福利補貼。近年來，已有超過12億的印度人口都已注冊阿德哈爾編號。在此基礎上，政府開始了電子政務與電子支付的全方位部署，如客戶身份電子審查(e-KYC)、國家認證服務(e-Pramaan)、電子簽名(e-Sign)、安全文檔錢包服務(DigiLocker)等。2017年7月1日，為增強經濟活力，完善財稅制度，提高營商便利性，政府推出了商品與服務稅(GST)改革，此舉對推動數字交易有著長期深遠的影響。政府為GST提供了相關的信息技術和數字化支持，并為實現電子報稅建立了商品和服務稅網絡(GSTN)、電子發票系統、印度海關電子數據交換系統(ICES)、物流電子賬單(e-WayBill)、電子拍賣平臺(eAuctionIndia)等，以此將更多經濟活動納入數字系統。在2018年召開的第29次GST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會宣布對使用規定的數字方式支付稅款進行返點獎勵。

(三)數字金融初步展現潛力

2016年，印度國家支付委員會(NPCI)推出了統一金融付款接口(UPI)，進一步加快了印度數字交易的普及。UPI與居民身份信息綁定后，用戶可以通過該系統認證的銀行隨時隨地進行在線交易。如今GooglePay、PhonePe和AmazonPay等第三方應用都已支持UPI付款方式。截至2021年7月，已有207家銀行接入UPI，月交易量已達23億筆。2016年11月9日，印度政府宣布廢鈔令政策，全國86%的流通貨幣不再具有合法的流通性。此舉在短期內加速了電子支付的推廣，移動支付、互聯網金融等服務的使用顯著增加。同年，電子與信息技術部推出了數字支付(DigiDhan)計劃，用于推進包括數字支付在內的數字交易。2019年后，數字印度進入“2.0時代”。政府在現有平臺的基礎上，升級數字服務交付平臺，提升國民的數字素養，加強以電子制造和人工智能為主的數字經濟發展，進一步建設超級計算、公共Wi-Fi等基礎設施，并完善網絡安全方面的法案。印度的目標是到2024年實現1萬億美元的數字經濟規模。

(四)通信基礎設施快速增長，但短板明顯

印度政府鼓勵私有資本進入電信市場，因此近幾年全球電信網絡制造商、供應商紛紛涌入印度市場，電信行業在過去的10年中實現了快速增長，印度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的通信市場。隨著偏遠地區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印度農村地區的通信市場增長潛力較大。從用戶絕對數量上來看，印度是世界增長最快的手機應用程序(APP)市場和世界最大的數據消費市場之一。從網絡基礎設施的覆蓋率來看，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數據，2019年印度的移動蜂窩網絡已覆蓋99%的人口，3G和4G網絡的覆蓋率也都達到了98%。從網絡使用來看，每100位居民中有84人訂閱蜂窩數據，有47人訂閱移動寬帶，有1人訂閱固定寬帶。從價格來看，印度是世界上網絡資費最便宜的國家，平均每天2GB的4G流量只需要5美元/月。從網速來看，根據網絡公司Ookla于2021年7月發布的網絡測試全球指數，印度手機下載網速全球排名第122位，為17.77Mbps，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5.07Mbps，在南盟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三；印度固定寬帶的下載速度全球排名第68位，為60.06Mbps，同樣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07.50Mbps。印度通信行業還面臨著基站數量不足、頻帶有限、數據容量不足、建筑內網絡覆蓋不足等問題，導致用戶的網絡體驗不佳。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印度的通信行業投資不足，基礎設施升級較緩慢。

圖2 2017—2019年印度網絡用戶數量(資料來源：印度電信部)

(五)電子商務規模增長迅速

雖然2020年印度總零售額受疫情影響顯著下降，但電商銷售額卻逆勢增長了5%，其中個護產品、美妝產品和健康產品的增長最大。在電商消費類別中，銷售額最高的是電子產品和服裝，各占總額的40%。電子商務業的蓬勃發展催化了與之相關聯的數字廣告行業和數字媒體產業的發展。在農業領域，電子商務為其提供了創新性商業模式，許多農業公司在探索與電子商務和零售等領域的合作。在醫療領域，在線藥房的形式部分緩解了城鄉醫療鴻溝的問題，并且推動了醫療成本的下降和智能化、個性化醫療加快發展。

(六)信息技術產業保持出口優勢

印度的IT業分為四個組成部分，分別是IT服務業、業務流程管理業、軟件產品與工程服務業、硬件產業。根據印度國家軟件與服務企業聯合會(Nasscom)的數據，印度信息技術產業(IT)對GDP的貢獻從1988財年的1.2%增長到2021財年的8%。2020年，IT業共有447萬人從業，新增就業崗位13.8萬個，IT業也為印度吸引了大量外資。計算機軟件與硬件在2021 財年成為印度國外直接投資(FDI)流入的第一大產業，占印度817.2億美元FDI的44%。在四個子行業中，除了硬件主要滿足印度本土需求之外，其他三個子行業超過80%的收入都來自出口。在疫情的影響下，數字化進程不斷加速，遠程辦公日益普遍，使得印度 IT 行業在疫情期間依舊保持強勁的增長。多年來，美國一直是印度 IT 業的主要進口國，其次是英國。同時，憑借 IT 服務業的價格優勢，印度對亞太、拉美和中東地區的出口也不斷增加。但是該行業的增長使其正面臨人才供不應求的問題，目前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熟練人員數量跟不上市場需求，印度IT巨頭和較新的科技初創企業正在進行激烈的人才競爭。

(七)電子信息制造業的自主生產能力有所增強

電子信息制造業是印度政府重點扶持的產業，旨在加強本地生產，減少對進口產品的依賴。印度的電子制造業包括電子消費品、軍用電子產品、工業用電子產品、ICT硬件、電子部件、汽車零部件和醫用電子設備。在政府的扶持下，印度的電子制造業在過去幾年經歷了重大轉型，電子產品的本地需求和本地產量大幅上升。在貿易方面，印度電子產品貿易逆差較大，是印度第二大進口品類。隨著其自主制造能力的逐年提升，其進口產品中，成品的進口增速正在下降，零部件的增速正在上升，可見印度在本土制造計劃取得了一定成效。為鼓勵該行業的發展，政府頒布了《2019年國家電子產品政策》、生產激勵計劃、電子部件和半導體制造鼓勵計劃、電子制造中心2.0計劃，其目標都是實現獨立自主的生產。但就目前印度的現狀來說，要實現完全獨立自主的生產還有很多因素掣肘。一是缺乏足夠的財政支持，尤其是電子信息硬件產業，需要大量長期的財政投入，疊加技術迭代快、投資不確定高等因素，目前印度政府公布的財政投入仍顯得杯水車薪。二是制造能力不足。首先是半導體制造的國內人才儲備不夠；其次是配套設施不完善，印度對半導體產業的配套企業并未明確資金投入。三是基礎設施落后，半導體產業需要穩定的電力供應、成熟的交通等條件，印度在上述領域仍然有較多限制。

三、數字經濟對印度經濟增長效用的實證分析

(一)相關研究方法回顧

關于數字經濟促進經濟增長，學者們采用不同的實證分析方法論證了數字經濟對于經濟的促進作用。夏炎等通過構建投入占用產出模型論證了數字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吸納非農業人口就業具有積極的作用。(22)夏炎等：“數字經濟對中國經濟增長和非農就業影響研究――基于投入占用產出模型”，《中國科學院院刊》，2018年第7期，第707-716頁。劉軍等通過建立的中國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對各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并通過“SAR模型”得出居民工資、地區經濟發展、人力資源、政府支持力度等因素會對數字經濟產生顯著影響。(23)劉軍等：“中國數字經濟測度與驅動因素研究”，《上海經濟研究》，2020年第6期，第81-96頁。賈暉等通過因子分析和回歸分析論證的方法，研究了中國數字經濟在疫情之后的新時期面臨的境遇。(24)賈暉等：“后疫情時代下數字經濟帶動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工業經濟》，2020年第11期，第138-144頁。張勛、譚瑩則從數字經濟的視角對大國經濟效應的內在機制進行分析，并得出了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居民消費的增長以及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促進作用，并且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的結論。(25)張勛、譚瑩：“數字經濟背景下大國的經濟增長機制研究”，《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年第6期，第27-36頁。宋洋以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為研究對象，研究數字經濟、技術創新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通過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隨機效用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得出數字經濟對技術創新和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明顯正向促進作用。(26)宋洋：“數字經濟、技術創新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基于省級面板數據”，《貴州社會科學》，2020年第12期，第105-112頁。劉達禹等通過構建“PLSTR模型”對數字經濟的帶動作用進行實證檢驗，研究發現當數字經濟規模趨于飽和、紅利逐漸消失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進入瓶頸期，必須通過探索新技術和新業態從而提升數字經濟效率。(27)劉達禹等：“數字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增長門檻還是增長瓶頸?”，《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第16-25頁。鄭嘉琳、徐文華同樣以中國各省為研究對象，選取交互效應和門檻效應面板數據模型，通過實證分析證明數字經濟對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而且產業結構、創新能力與其共同推動經濟發展，除此之外，還存在顯著的環境規制和城市化門檻效應。(28)鄭嘉琳、徐文華：“數字經濟助推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基于區域異質性視角的分析”，《價格理論與實踐》，2020年第8期，第148-151頁。劉家旗、茹少峰選取38個國家數字經濟規模進行測算，通過實證檢驗同樣發現了數字經濟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但是具有明顯的區域異質性，發達國家的推動效果明顯優于發展中國家，兩者均能通過提高技術效率和技術創新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但后者的效果明顯劣于前者，且規模效率并未顯著提升。(29)劉家旗、茹少峰：“數字經濟如何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基于國際比較視角”，《經濟體制改革》，2022年第1期，第157-163頁。

(二)指標選取和數據來源

1.變量選取

為了將數字經濟規模和發展狀況進行比對分析，學者們想出了不同的統計指標和測量方式。對照歐盟數字經濟與社會指數(DESI)(30)European Commission，“The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dex (DESI)，”12 November 2021，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desi，25 April 2022.、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31)OECD，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A New Perspective，Paris：OECD Publishing，2014，pp.17-23.、上海社科院(32)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全球數字經濟競爭力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1-20頁。的評價指標，綜合來看，雖然不同機構和學者在評價數字經濟時各有側重點，但大多包括了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數字技術能力、數字產業能力、數字治理和數字服務等幾個方面。本研究的目的不是評價數字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而是探討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并不需要去建立一個指標體系，只需要在每一維度中，挑選具有代表性的指標進行計算即可。依據以上三個指標體系的數據，本文選取變量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指標的選取及含義

2.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6—2020年印度的統計數據，印度GDP總值、接入固定寬帶用戶數和印度數字經濟上市企業數量的數據來源為世界銀行；印度數字龍頭企業選取了印度從事通信技術和通訊服務領域的三個市值最高的企業，分別為塔塔咨詢、巴蒂電信和HCL Tech，這三家企業的凈利潤分別從企業財務報表中獲得；數字可交付貿易額來自UNCTAD數據庫。

(三)模型設計與檢驗

1.模型設計

社會經濟現象的變化往往受到多個因素的影響，因此，要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根據以往學者的研究經驗總結，本文選擇用“OLS模型”進行多元回歸。本文設計的回歸模型如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ε0

其中Y為因變量，β0為常數項，β1、β2、β3、β4為對應系數，X1、X2、X3、X4為自變量，ε0為隨機擾動項。

2.平穩性檢驗

在進行實證檢驗之前，為避免出現虛假回歸現象，需要對各變量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采用ADF法對各時間序列的檢驗結果如表2：

表2 平穩性檢驗結果

根據ADF檢驗結果可知，五個變量原序列的ADF統計值均比各自所對應水平的臨界值要大，因此變量原序列均為非平穩序列。對原序列進行一次差分，五個序列的ADF統計值均小于相應水平的臨界值，說明經過一階差分后，五個序列具有一階單整性，即同階單整性，可用于進行協整分析。

3.協整檢驗

為判斷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對印度GDP總值、印度接入固定寬帶用戶數、印度數字經濟上市企業數量、印度數字龍頭企業凈利潤和印度數字可交付服務貿易額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 跡檢驗結果

表4 最大特征值檢驗結果

由表3、表4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下，跡檢驗結果和最大特征值檢驗結果的P值均小于0.05，說明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內保持均衡穩定的關系。

(四)模型回歸分析

根據回歸結果表5顯示，印度GDP與印度接入固定寬帶用戶數等四個解釋變量的回歸擬合優度達到0.9959，調整擬合優度達到0.9383，說明模型設計較為合理。

表5 多元回歸結果

回歸結果顯示，β1、β2、β3、β4均為正值，說明印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印度經濟增長水平呈正相關關系，即印度數字經濟對印度經濟增長有顯著促進作用。其中β1值為0.0264，說明固定寬帶接入用戶數量與印度經濟發展水平呈正相關，固定寬帶接入用戶數量越多，代表網絡基礎設施普及率越高。網絡寬帶的普及率增加使居民網絡需求增加，為各行業數字化轉型升級也提供了保障，為印度經濟提供更強勁的增長動力。β2數值為0.2280，代表印度數字經濟領域上市企業數量越多，印度經濟發展水平越好。優質公司通過上市拓寬了融資渠道，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并能夠通過吸引人才集聚、提升自身品牌影響力、企業競爭力開拓市場，擴大企業規模成為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β3數值為1.7550，代表印度數字龍頭企業凈利潤越高，印度經濟發展水平越好。企業利潤代表了企業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經營的財務成果，在生產成本不變的情況下，企業利潤的提高代表著經濟效益的提高，能夠帶動上游供應商及下游客戶分銷商等整個供應鏈的經濟發展，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β4數值為0.5588，代表印度數字可交付服務貿易額越高，印度經濟發展水平越好。服務貿易是服務業走向國際化的表現，而數字可交付服務貿易高水平服務貿易，數字可交付服務貿易額的提升代表印度對外高水平服務貿易的開放程度在不斷加大。這不僅可以為數字可交付服務鏈接的不同分工環節創造更多價值，也不斷提升印度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地位，為印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許多正向效應。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驗證上述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將印度數字可交付服務貿易額替換為印度ICT貿易額，以此作為因變量X5來衡量印度數字經濟對印度經濟發展的貢獻，β5為對應系數，數據選自UNCTAD數據庫。因此建立新的模型為：

Y=β0+β1X1+β2X2+β3X3+β5X5+ε0

通過對模型進行OLS回歸，得出回歸結果見表6。從結果來看，對因變量替換過后，結果與前文的檢驗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各項回歸系數為正，說明固定寬帶接入用戶數量、印度數字經濟領域上市企業、印度數字龍頭企業凈利潤、印度ICT貿易額對印度經濟的發展具有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β5數值為0.2509，代表印度ICT貿易額越高，印度經濟發展水平越好。此外，與以印度數字可交付服務貿易額為因變量相比，以印度ICT為因變量回歸得到的擬合優度相對較小。由此，將印度ICT貿易額作為因變量可以得到較為一致的結果，但是用印度數字可交付服務貿易額作為因變量得到的結果更好。

表6 多元回歸結果

四、印度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

(一)數字鴻溝較大

數字鴻溝被定義為擁有可靠的互聯網接入設備的人與那些訪問非常有限或根本沒有互聯網接入的人之間存在的鴻溝。印度的數字鴻溝問題存在于區域之間、性別之間及不同文化群體之間。一是貧富差距是造成印度區域之間數字鴻溝的首要原因。印度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體現在地域上是南部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高于北方，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高于農村，并且在一定時間內這種差異會始終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又使得印度增加了7500萬貧困人口，因此印度的貧富差距現象越來越嚴重，并且會從多方面加劇數字鴻溝問題。首先，貧富差距阻礙數字技術的普及，貧困人口無法負擔高昂的數字產品費用和網絡服務費用，這使得他們只能困于2G世界中。其二，貧富差距導致南部總體人口素質高于北方。南印度人口的識字率和英語程度都高于北方，加上印度大部分互聯網公司、媒體公司集聚南部，因此南印度民眾接觸到互聯網技術的條件更為便利，南印度民眾對互聯網的認知水平較北印度民眾更高，如此，便加大了印度區域間的數字鴻溝。其三，貧富差距或者說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導致區域間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差距過大，這是產生數字鴻溝的最為重要的原因。印度目前至少有2億～3億人仍處于無電可用的狀態，這直接阻礙了他們使用電子設備的可能。在偏遠的農村地區，缺少基本的銀行設施和其他基礎設施，數字支付更無從談起。二是性別、宗教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印度社會的數字鴻溝。根據《印度時報》調查，男性網民數量是女性網民數量的2倍，在農村地區，性別差異尤為突出。部分印度農村男性會因擔心家庭女性接觸到新思想和其他男性而剝奪她們的互聯網使用權，甚至有些村落頒布明確禁止女性使用手機的法令。不同宗教群體間的矛盾也造成數字鴻溝加劇。莫迪政府在2020年對中國手機應用程序的封禁正是順應了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民意，他們認為來自美、英、中等國家的媒體傳播毒害了印度民眾的思想，導致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再如，部分印度宗教團體則將沉迷網絡列為戒條，提倡回歸自然，遠離網絡，這種做法在印度民眾以宗教信仰為重的前提下，易催生排斥網絡的極端情緒。

(二)數字技術與其他產業的融合程度不高

數字經濟雖然具有獨立的產業體系，但并不能脫離其他產業而獨立發展。目前，印度的新型數字技術應用領域較為局限，數字紅利尚未普及，主要集中于通信、金融、電子商務、電子制造業等領域，在農業、工業領域應用不足。印度大多數以農業為基礎的產業還在使用舊技術，產品不具有成本效益；而印度工業領域的中小微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資金缺乏、人才短缺、基礎薄弱等諸多問題。在印度數字企業中，大部分中小型企業尚未形成自身的競爭優勢，不能實現很好的資源整合，可能會遇到被大型數據平臺搶占數據資源或遭遇數據壟斷的侵害；即使是龍頭企業也很少起到帶動性作用，領域內缺乏能夠聚集數字技術人才的引領型企業，并且行業內高端研發產品不足。盡管政府對于數字產業的研發投入不斷增加，但短時間內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數字人才的結構性短缺等問題無法得到很好地解決。

(三)網絡安全存在較大隱患

民眾對于網絡安全的信任感是影響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15—2020年，印度網絡安全與黑客攻擊事件數量逐年增加，共發生145萬起。2021年，黑客攻擊印度公司MobiKwik，并宣傳盜取了其8.2 TB的用戶數據，約涉及1億用戶的電話號碼、郵箱、身份證明、付款卡號及密碼等，這可能是印度規模最大的網絡安全事件。在此之前類似大型事件已出現過多次，如Juspay超過1億用戶的銀行卡信息、BigBasket的顧客信息在互聯網上遭遇泄露。印度的網絡安全問題是隨著印度數字支付普及而激發的一項重大挑戰。2016年無現金政策出臺，印度政府通過激勵與優惠政策使這場無現金浪潮取得了初步成功，但如Aadhaar這種關聯用戶所得稅、財產所有權的數據庫并沒有對其安全性進行同步升級，2020年11月Aadhaar中的大量數據被發現遭到黑客竊取，并被買賣。目前印度起草的數據保護法案并不能做到完善高效，起不到解決消費者數據安全層面關鍵缺陷的作用，還存在缺乏針對網絡安全研究人員的法律保護條款等問題。(33)衛夕指北：“一個你不知道的印度互聯網市場”，2019年1月22日，https：∥www.sohu.com/a/290743700_353770，2022年4月30日。網絡安全事件的發生會直接影響公民的網絡使用頻率，加之印度因為多種語言、多種宗教、種姓制度還有文化水平差距等因素，使得公民對于網絡接受程度不同。因此，如何有效進行網絡安全監管、激發公民對于網絡的認可與需求是數字經濟順暢發展的關鍵。

(四)國際競爭力不足

根據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發布的《2021全球數字經濟競爭力發展報告》，報告中通過四大一級指標：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競爭力、數字創新競爭力、數字治理競爭力，又具體細分為20個三級指標，對全球50個國家進行數字經濟競爭力水平的評估。2021年印度數字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在50個國家中位列第36名。

圖3 2021年各國數字經濟競爭力得分

如表7所示，印度數字經濟的一級指標的國際競爭力大多較弱，唯獨數字產業競爭力位列第三名。印度數字產業競爭力較強得益于其IT產業國際貿易的優勢地位，印度IT產業基礎過硬，占世界市場份額的50%以上，在產品出口方面表現出色，同時，中美貿易摩擦使之成為間接受益者。但印度數字經濟的新興產業產出總量和增長較低，拉低了總體競爭力，如數字健康和數字廣告等行業，總體規模較小，產能不足。

表7 印度數字經濟競爭力具體指標得分情況

數據來源：《2021全球數字經濟競爭力發展報告》。

印度的基礎設施建設仍存在嚴重問題。在網絡設施方面，印度的寬帶滲透率僅為51%，農村地區滲透率不足1/3。電力供應方面，印度的城市和農村地區平均每天斷電時長達到2～4小時，2/3的農村家庭和2/5的城市家庭每天至少面臨一次停電。印度數字創新競爭力排名主要受制于創新產出和人才投入兩個指標。創新產出的不足主要是在傳統領域，如在電信、計算機技術、數字傳輸的專利數量落后。在人才投入方面，印度實際的教育成果不能滿足數字經濟領域的需求，例如印度工程系畢業生只有7%能找到匹配的工作，大多數畢業生尚不能適應顛覆性技術對人才的要求。印度數字治理競爭力落后主要受到安全保障和服務管理兩個指標的影響。安全保障競爭力主要代表了印度網絡安全水平，正如前文所說，印度網絡安全問題嚴峻，產業發展較日韓更為滯后，從業企業數量僅有200家左右，而中國從業企業數量達3000多家。國際電信聯盟認為，印度缺乏國家層面的有效機制和體制結構、足夠的組織措施，可能導致國家網絡安全治理缺乏明確的責任和問責制，而不能可靠地應對網絡風險和事件。服務管理競爭力主要考察公共服務是否快捷簡便，而印度排名最后的主要原因是其電子政務發展相對落后。

五、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啟示

數字經濟對新時期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完善公共治理有舉足輕重的作用。2021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要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的上下游都得到了快速發展，但印度數字經濟的發展經驗與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與挑戰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努力縮小數字鴻溝

雖然我國在數字經濟領域與歐美等發達國家“同步起跑”，但在不少關鍵領域距離數字經濟強國還存在較大差距。首先，要縮小城鄉差距。廣大農村地區、邊遠城市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則需得到更多的重視與投入。要盡快改善老舊設備，加強網絡寬帶的普及力度，并努力探索普遍可負擔的價格來推行高速網絡的連接和接入，縮小地區間的數字鴻溝。二是要注重關照弱勢人群。新冠疫情暴發后，數字技術憑借自身優勢滲透到生產生活的各方面，這提醒我們更應鼓勵全體人民參與到數字經濟中來，尤其是老年人、殘疾人、文盲等弱勢群體，如何解決他們對于數字產品的使用困難，使數字技術的方便與快捷真正惠及到各類型的人群，是縮小數字鴻溝的重要一步。三要加強國際合作。在國際上，要加強南南合作，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并不斷開拓國際市場。

(二)加強核心數字技術的研發與創新

核心技術的受限會導致我國喪失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我國規模以上電子信息制造業實現營業收入14.1萬億元，雖然較2020年增長14.7%，但利潤總額卻僅有8283億元，利潤率僅為5.8%。利潤率較低的原因在于我國高端制造業的核心零部件七成依賴進口，甚至連維修與更換也需要外國企業提供幫助。因此，我國一是要進一步加大研發經費投入。2021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額為27864億元，但基礎研究經費僅為1696億元，占研發經費投入總額的6.09%，遠低于發達國家占比15%的最低標準。二是要引導科研機構加強“根技術”的研究。引導高校人才、科研人員專門對數字經濟的基礎理論和“根技術”進行全方面的研究，探索相關原理、法律、社會效應等問題，為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提供支撐。

(三)推動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

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問題是我國作為制造業大國面臨的重點問題，數字化轉型通過運用新型信息技術，能夠激發數據要素創新驅動潛能，加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培育產業創新發展新動能。首先，我國應完善5G網絡、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提升產業鏈的現代化水平，為產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完備的基礎環境。其次，相關政府部門要出臺相應政策，建立校企合作的“孵化器”，促進企業與科研機構和高校的深度合作，為技術創新和產業轉型升級搭建人才平臺。再次，政府部門要鼓勵市場創造數字技術應用場景，鼓勵“示范應用”。數字經濟與教育、零售、醫療、旅游的結合催生了許多新業態，成為新的行業風口，帶來更多發展機遇。最后，各地政府間要破除“數字壁壘”，促進數據間的互聯互通，互認互用。

(四)加強數字安全保障

當前數字時代的安全問題包括大數據安全、物聯網安全、區塊鏈安全、網絡通信安全、云安全等，傳統的網絡安全已不足以概括數字時代安全問題的復雜性，網絡安全問題升級為數字安全問題。為此，首先，我國可以將數字安全納入數字基建范圍內，使數字安全保障成為數字技術普及的基本內容；其次，我國需要不斷完善法律法規細則，規范數據交易流程、保障數字經濟發展；再次，加強數據監管，禁止平臺過度采集個人信息，通過立法的方式，明確相關主體的數據所有權、責任與義務；最后，構筑數據安全屏障，要進一步加大信息科技手段的運用，把握政務數據、工業互聯網數據和個人信息的安全，做到精準監管、智能監管，聯通電信領域企業，形成合力，實現威脅數據的相互查詢機制，切實筑牢數字安全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