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樓文件案：只有啟示，沒有答案

付杰

影片《華盛頓郵報》（2017年）劇照。

1971年6月13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目為《越南檔案：五角大樓追蹤美國逐漸卷入越南戰爭30年的研究報告》的報道， 6月18日起，《華盛頓郵報》接過了接力棒，繼續向公眾發布研究報告。

2017年年底，好萊塢著名導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新作《華盛頓郵報》上映，隨即在全球觀眾當中好評如潮。影片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講述了《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瑟琳·格雷厄姆和編輯本·布拉德利力排眾議，堅持發布五角大樓文件的故事。由于時長限制和內容取舍，影片只是呈現了五角大樓文件案的冰山一角，在“冰山”之下，不僅有更為波瀾壯闊的來龍去脈，還有十分驚心動魄的痛苦抉擇。

《紐約時報》披露“越南檔案”

1971年6月13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目為《越南檔案：五角大樓追蹤美國逐漸卷入越南戰爭30年的研究報告》的報道，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僅普通美國民眾感到錯愕和震驚，更讓政府部門尤其是白宮與國防部萬分震怒。

原來這篇報道涉及美國將近30年來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決策細節，甚至連通話記錄、個人筆記、備忘錄等沒有被收錄在官方正式文件中的材料都被披露出來，揭穿了美國政府在對越決策中一系列暗箱操作、濫用權力以及欺騙公眾、左右輿論的卑劣行為。

由于當天是周日，政府人員正在休息，因此沒有及時反應?！都~約時報》第二天繼續刊載五角大樓文件，驚惶不安的國防部通知負責國內事務的司法部與《紐約時報》緊急交涉，要求報社停止刊發相關文件。司法部遂以文件涉及國家高度機密為由通知了《紐約時報》。但報社經過一番激烈爭論之后，決定堅持新聞自由原則，繼續發表第三期文件。

交涉不成，司法部只有訴諸法律手段。6月15日上午，《紐約時報》接到通知，須在半小時內前往聯邦法庭出庭應訴。在法庭辯論環節，司法部代表指控《紐約時報》的行為觸犯了《防治間諜法》，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要求延遲發表，等法庭舉行聽證以后再決定是否繼續發表?！都~約時報》則以“新聞自由”據理力爭，指責司法部的行為是預檢措施，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

法庭很快作出了折中裁判，拒絕司法部要求沒收《紐約時報》擁有的五角大樓文件的請求，同時發出法庭禁制令（禁制令是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庭命令當事人為或不得為某種行為的一種司法救濟措施），要求《紐約時報》延遲發表相關文件，等舉行聽證后再作決定。

在與報社激烈博弈時，國防部和司法部還在進行另一項工作，那就是調查《紐約時報》的消息來源——找出到底是誰泄露了這些絕密文件。

“五角大樓文件”的形成起因

1967年6月，美國時任國防部長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組建了一個越戰歷史研究組，意在全面分析和匯總美國對越政策，探討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重大失誤與經驗教訓，復盤美國是如何一步步陷入越戰泥潭的。本來麥克納馬拉準備用6人團隊在3個月內完成這項研究，然而由于工作量巨大，研究人員擴充到36人，直到1969年6月才完成最終報告。這份有7000多頁共47卷的研究報告被命名為《美國對越政策的決策過程》，也就是俗稱的“五角大樓文件”。

毫無疑問，這是一場自曝其短的官方行為。由于該報告“包羅萬象且立場客觀”，對于美國政府而言無異于“文字核彈”，一旦被公眾知曉將對政府公信力造成致命打擊，因此只有極少數人知道該研究，連總統和國務卿等政府高官都被蒙在鼓里。那么，身為國防部長的麥克納馬拉為什么要發起這項研究呢？

麥克納馬拉于1961—1968年擔任美國國防部長，在位期間是美國對越戰爭的主要決策者，甚至有種說法，越南戰爭是“麥克納馬拉的戰爭”。但隨著美國逐漸陷入越戰困境，勝利的希望越發渺茫，麥克納馬拉對這場戰爭的態度也發生了從支持到懷疑、從自信到悲觀的重大轉變。于是他開始限制戰爭升級，減少駐軍人數，謀求政治解決，甚至向約翰遜總統遞交過建議從越南撤軍的備忘錄。

然而，戰爭機器一旦高速運轉起來，僅憑個人力量很難踩住剎車。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投入了巨量的“沉沒成本”，每屆政府都不愿承擔戰敗責任，因此麥克納馬拉的努力收效甚微。就在這種背景下，麥克納馬拉決定組建一個研究小組，全面總結美國對越戰爭的決策形成過程，深刻反思美國是如何一步步“墜入深淵”的。

這份珍貴的研究報告共制作了15套，國防部留下7套，2套送往國家檔案館，2套送往國務院，1套送交已赴任世界銀行行長的麥克納馬拉，1套送交新任國防部長克利福德。為了防止研究報告被政府高官發現后徹底銷毀，還有2套被保存在了民間智庫公司蘭德公司。而恰恰是這2套，引發了后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連鎖事件。

艾爾斯伯格，反戰“吹哨者”

越戰檔案雖然資料詳實，內容卻頗為枯燥，加之有7000多頁之巨，真正讀過的人除了項目負責人蓋爾伯之外，恐怕只有另一個人——丹尼爾·艾爾斯伯格（事實上，連麥克納馬拉也沒有認真讀過這份報告）。沒錯，此人正是五角大樓文件案的幕后推動者。

艾爾斯伯格出生于芝加哥，在哈佛大學完成碩士學位后，參加了海軍陸戰隊，后又在蘭德公司工作。1965年他自愿申請去越南服役，參與到對越作戰中。正是在越南的這段經歷，讓他對美國的對越政策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和否定，進而從一個堅定的“鷹派”愛國者，逐漸轉變為主張和平的狂熱“鴿派”人士。E56D164F-A30A-4B33-95F1-8706C106472D

1967年艾爾斯伯格以蘭德公司研究員的身份加入到越戰歷史研究組，成為36人團隊中的一員。在研究中艾爾斯伯格接觸了大量關于美國對越戰爭的內幕和真相，也發現了美國政府許多充滿“謊言和欺騙”的行為，這更加堅定了他的反戰思想。面對美國在越南戰場中愈陷愈深的局面，艾爾斯伯格采取了一系列游說行動，包括向高層人士基辛格和麥克納馬拉傳達聲音，也向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詹姆斯·威廉·富布萊特尋求幫助（此人就是世界著名的國際交流計劃富布賴特項目的發起人），但都無功而返。

敢于向美國政府這個巨大的“利維坦”挑戰，艾爾斯伯格并非無所依傍，他擁有一個對政府威脅巨大的“殺手锏”，那就是其所參與的越戰研究報告。1969年艾爾斯伯格在同事的幫助下，偷偷分批復印了收藏在蘭德公司的研究報告。擁有了完整的研究報告，就相當于掌握了美國政府的“犯罪證據”，只要將這些“犯罪證據”公之于眾，就足以形成洶涌浩瀚的民意，動搖美國政府的對越政策，甚至有可能結束越戰。

艾爾斯伯格決定孤注一擲，以向死而生的決絕姿態啟動最終計劃——走向媒體，向大眾公布研究報告。于是他就把報告復印件交給了《紐約時報》，這才引發了前文中的巨大風波。

兩家大報“并肩作戰”

《紐約時報》被下了禁制令后，已經決定背水一戰的艾爾斯伯格轉而與《紐約時報》的競爭對手《華盛頓郵報》取得了聯系?！度A盛頓郵報》當時正由于被對手壓過一頭倍感沮喪，艾爾斯伯格的這份報告讓其大為振奮。

通過一番曲折拿到報告的《華盛頓郵報》在決定是否發表這些文件時，經歷了與《紐約時報》一般痛苦的抉擇，畢竟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可不是小事，甚至有可能讓報社遭受覆滅之災。經過異常激烈的爭論后，最終新聞自由原則取得了勝利，報社決定“把它登出來”。

1971年6月18日，《華盛頓郵報》從《紐約時報》手中接過了接力棒，以《五角大樓文件披露美國在1954年企圖推遲越南選舉》為題繼續向公眾發布研究報告。很快，當天下午3點，報社總編輯布萊德利（也就是影片《華盛頓郵報》中的男主角）就收到了司法部副部長威廉·倫奎斯特的電話（此人于1972年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要求報社立即停止發表并歸還手中的研究報告。布萊德利禮貌地拒絕了對方的要求。

五角大樓文件案的幕后推動者——丹尼爾·艾爾斯伯格。

緊接著《華盛頓郵報》的律師收到了司法部的電話，通知報社于下午5點去聯邦法院應訴，控告理由與《紐約時報》案如出一轍。在法庭上司法部律師請求法官發出禁制令，等《紐約時報》案聽證結束之后再行決斷?！度A盛頓郵報》一方則宣稱文件內容的發表并不會威脅到國家安全，而且新聞自由高于一切，政府不應橫加干涉。

當天晚上法庭就宣布了裁判結果，決定不發出禁制令。司法部沒有絲毫拖延，立即向聯邦上訴法院上訴，這一次司法部取得了勝利，上訴法院推翻了下級法院的裁決，命令《華盛頓郵報》暫停發表，并把皮球又踢了回去，要求下級法院舉行聽證，審查政府提出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證據是否充分。經過聽證會，下級法院還是支持了《華盛頓郵報》，司法部代表立即又上訴到上訴法院。這次上訴法院的9名法官一致支持下級法院作出的有利于《華盛頓郵報》的判決，但是繼續延長禁制令，以便為司法部向最高法院上訴預留空間。

同樣是在6月18日這天，《紐約時報》案的聽證會在紐約的聯邦法庭進行，經過兩造激辯后，法庭仍然維持了原來的裁決，司法部繼續上訴。上訴法院又將該案發回下級法院，要求重新聽證，判定文件內容的發表是否危害了國家安全，同時裁決繼續延長對《紐約時報》的禁制令，這實際上是作出了對政府有利的宣判。

6月24日，《紐約時報》上訴至最高法院，請求重新審查上訴法院的裁決。與此同時司法部也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推翻上訴法院作出的對《華盛頓郵報》有利的判決。由于兩案高度相似，25日最高法院宣布兩案并審，并于26日開庭審理。

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受理和審判一件案子，這在最高法院歷史上還是很少見的，最高法院大概也是意識到了該案的急迫性和重要性。而兩案的合流，也意味著原為競爭對手的兩家大報如今則站在了同一條戰線上并肩作戰，共同代表美國新聞業捍衛的至為寶貴的新聞自由原則。

美國國防部總部五角大樓。

1971年6月30日下午，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6：3的投票結果宣布兩家報社勝訴?！都~約時報》頭條刊登了這則消息。

《華盛頓郵報》的時任總編輯布萊德利。他不僅支持了五角大樓文件的發布，還牽頭追蹤報道了后續的“水門事件”。

最高法院宣判報社勝訴

6月26日上午，五角大樓文件案正式開庭審理。

在最高法院辯論環節，各方通常只有半個小時的陳述時間，大法官們經常也會打斷律師的發言，詢問一些他們比較關切的問題，因此庭審上很少出現我們在影視劇中所看到的兩造律師唇槍舌劍、激烈交鋒的精彩場面。其實在遞交給最高法院的書面陳述中，當事人已經系統闡述了己方的主要觀點和關鍵說理。E56D164F-A30A-4B33-95F1-8706C106472D

報社一方主要從憲法第一修正案談起，批評政府對新聞業實行預檢措施。我們知道，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了國會不得制定限制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這也是新聞業捍衛其權利的“免死金牌”。報社指出，行政分支當然可以制定文件保密的相關規則，但是國會從來沒有制定法律以對新聞業進行事先限制，政府要求新聞業經過審查之后再發表也就無法可依。同時報社也退了一步，承認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可以進行事先約束，那就是發表某項報道極有可能造成嚴重災難的情況下，事先限制才有其正當性。而在本案中并不存在這種特殊情形，美國政府顯然也證明不了越戰文件的發表會造成嚴重災難。報社進一步強調，新聞業和政府的關系時而合作時而對抗，沒有清晰的邊界和明確的規則，然而政府的力量十分強大，新聞業只有第一修正案的保護，若對新聞業過度壓制，勢必造成失衡狀態，使得政府權力無法得到有效監督。

司法部在陳述中以退為進，指出保密分類是行政分支的內部事務，新聞業不受保密規則的約束，但也堅持認為，該案中的文件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威脅，禁止預檢規則并不能有效適用，因為發表行為一旦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后果，即使追究報社責任也于事無補了。

6月30日下午，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6：3的投票結果宣布報社勝訴，解除對《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禁制令。

斯圖爾特大法官認為，只有獲得充分信息的民眾才能有效制約行政權力，而沒有一個自由的新聞界，民眾也就不可能獲得充分信息。布萊克大法官指出新聞自由是為被統治者服務的，而非統治者，也只有一個自由而不受約束的新聞業才能揭露政府的欺騙行為。道格拉斯大法官在他的意見書中說道，政府內部的秘密性，本質上是反民主的，只有對公共議題進行充分公開的論辯，才能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布列南大法官則為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界限問題提出了解決路徑——政府只有證明發表行為會造成直接、即刻和無法挽回的損失，才能對新聞業發出禁制令。

投反對票的大法官則認為最高法院過于倉促，沒有審慎地分析新聞自由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即使是第一修正案，也并不意味著對新聞自由賦予了絕對保障地位。

判決結果立即傳到《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拔覀冓A了！”報社一片歡呼沸騰之聲，大家互相擁抱，慶祝這歷史性的一刻。

至此五角大樓文件案終于塵埃落定，但是艾爾斯伯格怎么樣了呢？

6月25日，也就是最高法院開庭審理五角大樓文件案的前一天，洛杉磯的聯邦法庭正式對艾爾斯伯格發出逮捕令。28日，艾爾斯伯格自首，并面臨多項重罪指控。但不久“水門事件”曝光，順帶揭露出了政府曾企圖非法陷害艾爾斯伯格的丑聞——闖進艾爾斯伯格心理醫生的診所，竊取艾爾斯伯格的個人資料，試圖找出對其不利的事實。由于這樁令人瞠目結舌的丑聞，案件被撤銷，艾爾斯伯格終于從“地下”走到“地上”，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反戰英雄”。

“愛具體的人”還是“愛抽象的人”？

在五角大樓文件案中，雖然是新聞自由戰勝了國家安全，但從最高法院大法官之間的分歧來看，兩者依然沒有一個清晰的法理邊界。正如影片《華盛頓郵報》中法官對報社律師的詰問：“郵報若是拿到諾曼底登陸D日的計劃，是否會事先刊登？”律師只得以辯護技巧回避道：“我不認為一項進攻歐洲的計劃與美國卷入越戰的歷史研究具有可比性?！?/p>

五角大樓文件案除了報社與政府的斗爭、權利與權力的博弈之外，還可以引發出更深層的法哲學層面的思考。關于個人權利與國家安全的選擇，有一個極端的例子：警察逮捕了一個窮兇極惡的恐怖分子，此人在城市的某個地點裝置了一堆足以毀滅整個城市的炸彈。若尊重他的法律權利（包括沉默權），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訊問，此人拒不開口，那么是否可以采取刑訊逼供甚至更為暴烈的手段，逼迫他說出炸彈放置地點呢？

如果選擇了肯定答案，那就是篤信共同體利益至上，堅持共和主義和社群主義取向;如果選擇了否定答案，那就是主張至上的個人權利和絕對的自由主義，人只能作為目的而非手段，愛“具體的人”，而非“愛抽象的人”。

因此，五角大樓文件案只能為我們帶來啟示，卻無法提供答案。

（責編：劉婕）E56D164F-A30A-4B33-95F1-8706C10647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