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紀錄片的敘事創新與價值呈現

余奇敏 陳寧芷

[摘? ? 要]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戰役中，我國廣大的新聞工作者、自媒體作者和普通民眾以各種方式加入到疫情紀錄報道中，創作出一批敘事方式新穎、人文價值深刻的抗疫紀錄片。這些紀錄片在國內外各類媒體和平臺播出并受到廣泛關注，成為人類守望相助、勠力同心、決勝抗疫之戰的珍貴影像記憶文本。這些與疫情有關的紀錄影像往往由多元創作主體進行內容生產，呈現出多維視角的抗疫敘事特征，并形成了多渠道、全媒體的傳播格局。國家廣電總局重點指導的抗疫紀錄片《一級響應》聚焦武漢抗疫故事，其紀實創新實踐在眾多同類型紀錄片中頗具代表性。在敘述方式與文本策略上，它運用多重影像文本構筑的全景式敘事，融合視聽語言創新的紀實性敘事，彰顯人文情懷的英雄化敘事。這些創新不僅讓作品表達層面新穎生動，同時也能更好地傳達紀錄片的主題內蘊，使紀錄片在記錄抗疫歷史、銘記集體記憶的本體功能上，呈現出切合中國文化傳統和時代需求的多元共享的價值理念。

[關鍵詞] 新冠肺炎疫情;紀錄片;媒體融合;《一級響應》;敘事創新;社會文化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 G2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22）07-0085-12

加繆（Albert Camus）在《鼠疫》中寫道：“人類能在這場鼠疫和生活的賭博中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毙鹿诜窝滓咔槭切轮袊闪⒁詠?，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它的暴發引得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媒體紛紛響應，試圖用各種方式記錄這一“正在發生的歷史”。在眾多的媒介形式中，紀錄片是較為特殊的一種。作為一種跨文化、跨時空的媒介形態，紀錄片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使命：記錄現實，見證時代;反思歷史，保存記憶;對話文明，溝通思想[1] 8-15。在此次疫情中，紀錄片憑借“真實性”“貼近性”以及準確而生動的敘事表達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光影檔案。

一、疫情紀錄片整體呈現的特點

疫情期間，眾多的新聞工作者、自媒體作者和普通網民廣泛投入到記錄現實的行動中，創作出豐富多樣的紀實影像?！吨袊o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21）》顯示，2020年全年上線的疫情紀錄片共44部[2] 1140。到了2021年，我國的疫情題材紀錄片數量已經超過90部。

以疫情為主題的紀錄影像在疫情形勢之下發揮出新聞紀實、信息傳遞、科學防控的媒介作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社會關切、緩解了公眾焦慮、凝聚起社會共識。隨著全媒體、全社會影像記錄的參與，疫情紀錄片逐漸刻畫出全國上下萬眾一心、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的抗疫圖景，傳達了“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并且成為向全世界講述中國抗疫故事、展現中國抗疫成果、輸送中國抗疫經驗的重要媒介載體。

整體來看，這些與疫情有關的紀錄影像往往由多元創作主體進行內容生產，呈現出多維視角的抗疫敘事特征，并形成了多渠道、全媒體的傳播格局。

（一）多元主體的內容生產

以央視為代表的傳統電視媒體在疫情中發揮了“領頭羊”的重要作用，體現出主流媒體的責任與擔當，是疫情紀錄片創作的中堅力量。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發揮自身的影視資源和平臺優勢，在疫情暴發之初就率先開始了系列電視紀錄片創作。其中有的紀錄片從國家層面展開宏觀敘事，如時政紀錄片《人民至上——習近平指揮戰“疫”進行時》《為了人民——人民軍隊支援地方疫情防控紀實》全方位展現了黨中央舉全國之力開展疫情防控的決策部署，充分展示了我國人民軍隊在疫情中的使命與擔當;也有以全景視角記錄全體中國人民凝心聚力、科學抗疫的《同心戰“疫”》《2020春天紀事》。此外，地方電視媒體也展開了積極行動，包括北京衛視、深圳衛視、湖南衛視、浙江衛視、江蘇衛視、廣東衛視等在內的電視臺運用影像來講述各省市堅守崗位、逆行馳援的醫務工作者的故事，對地方抗疫工作做了全方位紀實與總結（見表1）。特別是上海廣播電視臺SMG紀錄片中心創作的《人間世·抗擊疫情特別節目》延續了《人間世》系列醫療題材紀錄片的突出品質和良好口碑。

視頻新媒體是疫情影像記錄的“輕騎兵”，在疫情突發的形勢下以其“短、平、快”的傳播特征突出重圍。抖音、快手、梨視頻等短視頻平臺自疫情開始就匯集了大量由普通網民拍攝的紀實影像，為疫情紀錄片創作累積了平民化的原始素材。例如清影工作室和快手聯合制作的抗疫公益紀錄片《手機里的武漢新年》選取了來自快手平臺的112條短視頻，記錄了平民視角下的武漢庚子新年。同時，嗶哩嗶哩、騰訊、優酷、愛奇藝等視頻新媒體也發揮其獨特優勢，通過獨立制作或者聯合制作的方式推出了《新冠肺炎：與魔鬼的戰斗》《冬去春歸—2020疫情里的中國》《中國面孔》《戰疫啟示錄》等多部網絡新媒體紀錄片（見表2）。

與傳統電視媒體和視頻新媒體相比，身處風暴中心的個體創作者對疫情的感知更加直接、反應也更加迅速，成為最早一批用影像記錄疫情的群體。早在2020年1月，居住在武漢的Vlog博主林晨就開始拍攝封城期間的影像，他的視頻描繪了疫情暴發初期武漢的城市面貌和民眾的種種反應，成為當時外界了解武漢的重要窗口。與此同時，另一位網名為“蜘蛛猴面包”的武漢視頻博主林文華的《武漢日記2020》系列視頻呈現了抗擊疫情過程中城市的凝聚力和人民的非凡勇氣。比較特殊的一位獨立影像工作者是來自日本、疫情期間居住在南京的紀錄片導演竹內亮，他的紀錄片《南京抗疫現場》直觀呈現了疫情防控下南京的日常生活，隨后創作的《好久不見，武漢》記錄下復蘇之中武漢的煙火氣，消弭了許多人對武漢的偏見，《后疫情時代》則展現了中國在抗疫取得階段性成果、逐步復工復產時各行各業的狀貌。專業的媒體機構和獨立影像工作者之外，在疫情影像記錄中占更大基數的創作者要數擁有手機、相機等便攜攝像設備的普通網民，他們拍攝的手機視頻、短視頻作品等也成為疫情之下的常態化“泛紀實”形式。這些專業或非專業的個體創作者往往具有敏銳的記錄直覺和素樸的洞察力，又因身處其中而無限靠近疫情的發生現場，這都使得他們自發記錄的影像具有自然的現實貼近度、蓬勃的生命力度與醇厚的情感濃度，成為疫情紀實影像創作中一股不可忽視的浪潮（見表3）。

傳統電視媒體、視頻新媒體平臺、個體創作者等多元創作主體的參與，不僅豐富了紀實影像的內容與形式，也共同構成了疫情題材紀錄片立體的生產與傳播格局。疫情從源頭上改變了紀錄片的內容創作形式，也拓展了紀實影像創作者的邊界。專業化的紀錄片影像生產流程被打散并重新分發給不同創作主體，普通大眾的創作主體身份被發現并重視，短視頻、Vlog等成為疫情紀錄片的重要影像資源?！皟热荼娀I”成為疫情時期的主流創作方式，構建起融媒體時代疫情紀錄片“UGC+PGC”聚合加工的內容生產模式，極大地豐富了紀錄片敘事文本、敘事主體與話語表達的多樣性。

（二）多維視角的抗疫敘事

重大公共事件題材紀錄片最普遍的敘事思路是從宏觀掃描到微觀聚焦，將鏡頭對準一個或多個群體，從不同的主人公視角切入事件并展開故事敘述?？v觀疫情題材的紀錄片，既有全面展現中國抗疫歷程的全景視角，也有微觀記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個體敘述，但更多是從特定的對象進入一個群體，從“我”到“我們”。

群體性敘述視角的疫情紀錄片多將故事集中在一個群體之中并由此展開，出現頻率最高的群體是醫務工作者，其次是肺炎病患和隔離家庭。愛奇藝出品的紀錄片《中國醫生戰疫版》深入跟蹤拍攝武漢4家醫院，記錄了支援武漢的8個醫療隊、30多名醫護人員的抗疫故事?！度碎g世·抗擊疫情特別節目》《我的白大褂·抗疫日記》《生死金銀潭》等紀錄片呈現了上海、深圳、武漢等地醫務工作者與疫情的抗爭?！督疸y潭實拍80天》《那個被感染了的急診科女護士》等記錄了新冠肺炎患者的生死時刻，濃縮了疫情中千萬病患的遭遇與情感?！侗贿z忘的春天》《疫情下的家》《方舟》等紀錄片則將目光聚焦普通家庭，記錄疫情之下家庭場景中的傷痛與悲喜。此外，也有紀錄片將鏡頭對準了疫情中的社區村莊、醫院建設者、物業工作者、求學或工作的年輕人以及企業集團（見表4）。

微觀視角的疫情紀錄片往往聚焦疫情中個人的抗疫行動、生活境遇與人生轉折，因其偏于私密的個人化敘事視角，在人物刻畫方面更細致立體，對故事挖掘深入而深刻。紀錄片《劉良：中國首例新冠肺炎遺體解剖者》揭秘了作為法醫病理學教授的劉良在世界首例新冠肺炎逝者遺體解剖過程中的工作細節，體現其厚重的家國情懷?！犊帐幨幍慕诸^，到處都是方向》則講述了武漢封城期間外賣員老計的故事，通過對網紅、外賣員、英雄等身份標簽的回應刻畫出“大時代背景下人之機遇與命運”。與上述紀錄片相比，《口罩獵人》的主人公則從事著一項更加小眾的事業，該片運用Vlog式的記錄手法跟蹤拍攝了一位在混亂無序的防疫物資國際市場上進行跨國采購的年輕人，見證了一段跌宕驚險的疫情風云。

除此之外，還可以從文化貼近性層面的“自我”與“他者”出發，將疫情紀錄片的敘事視角進行二分，即“自述”與“他述”?！白允觥笔腔谖幕瘍纫暯堑募o錄片講述，滿足的是同一文化內部紀錄片受眾的需求[3] 8-11，與“自述”相比，基于跨文化客觀視角的“他述”更能滿足海外觀眾的偏好?！锻膽稹耙摺薄贰逗Ｄ蠉u紀事》等紀錄片邀請了在華外籍人士來講述他們在中國的抗疫故事，日籍導演竹內亮則在前后三部紀錄片中以外國人的視角深入南京、武漢等地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過程。借助在華外國人的“他者”身份，我國疫情紀錄片不僅能在“他者”文化環境中獲得更好的關注度與接受度，也有利于構建具有說服力的中國抗疫故事與多維立體的國家形象。

（三）多線并行的傳播格局

近年來，傳統媒體在媒體融合的進程中不斷深入，逐步拓展自身的新媒體傳播渠道[4]，深化與各類視頻新媒體平臺的合作，實現了“資源通融、內容兼容、宣傳互融、利益共融”[5]，這也為疫情紀錄片提供了全媒體融合傳播的多方平臺。在疫情紀錄片中，有超過28%采用了大小屏聯動、網臺多渠道分發等方式進行傳播。如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聯合快手制作的《武漢：我的戰“疫”日記》在央視紀錄頻道、微9、央視頻以及愛奇藝、優酷、騰訊視頻等平臺同步播出，并在快手、虎牙發起直播。紀錄頻道提供的數據顯示，該片在央視頻平臺的累計播放量為135.5萬次，在第三方平臺中，各平臺累計播放量為945.6萬次[6]，并有超過9000萬人在快手、虎牙觀看了直播。

中國抗疫紀錄片還積極“出?！?，通過海外平臺投放、中外聯合制作發行、國際友人合作等方式進行國際化跨文化傳播。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中國國際電視臺）推出的英語新聞紀錄片《武漢戰疫紀》《武漢24小時》向國際社會展示了疫情中武漢的真實動態，而《中國抗疫志》《中國戰疫紀》則向國際社會展示了疫情防控與治理的中國經驗。紀錄片在CGTN英語頻道、CGTN官網、App以及各海外社交平臺賬號（YouTube、Twitter、Facebook）全網推送，其中《武漢戰疫紀》在播出一周之內獲得視頻觀看量1689萬，互動量45.8萬，并被海外21個國家和地區的165家境外電視頻道和新媒體平臺采用1，在國際上引發強烈反響。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有關疫情題材的紀錄片生產進入相對“井噴期”，直至目前，以反映疫情現實為主題的紀實影像仍產出不斷。其中，不乏形式新穎、制作精良的優秀之作。由上海廣播電視臺和湖北廣播電視臺聯合攝制的五集紀錄片《一級響應》在2022年第十九屆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上獲得金紅棉大獎。與同題材紀錄片相較，該片在敘事方式與文本策略上別具匠心，很好地將敘事創新與價值表達融會貫通，實現了紀錄片的社會功能與文化使命，給同類型的紀錄片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范本。

二、疫情紀錄片的敘事創新——《一級響應》的實踐

《一級響應》是國家廣電總局重點指導的抗疫紀錄片，于2021年4月武漢紀念城市解封一周年之際在多個平臺播出。該片以時間為線索，聚焦武漢在抗疫關鍵五個月內發生的故事，五集系列合成一幅武漢全民抗疫的生動畫卷，真實質樸而叩擊人心，其紀實創新實踐在眾多同類型紀錄片中頗具代表性。

（一）多重影像文本構筑的全景式敘事

《一級響應》在敘事影像上表現出文本選擇的多樣性與豐富性，片中的影像資料可以分為紀實影像與既得影像兩個主要類型。通過整合多重影像文本，《一級響應》獲得了全景式的敘事視角與多元化的敘事方式，將武漢的抗疫斗爭進行可視化、全方位的呈現。為武漢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抗疫記憶提供了多層次、立體可感的視聽文本。

1. 紀實影像——縱觀全局的“上帝視角”。紀實影像是紀錄片中最主要和最常見的影像形式，以其客觀性、真實性特征決定了紀錄片獨特的話語方式。

《一級響應》中主體部分的影像內容來自現場拍攝，紀實影像在紀錄片中以時間為橫軸、空間為縱軸，鏡頭覆蓋了武漢抗疫的主要場景和全部過程。從“戰疫一線”金銀潭醫院到“后方根據地”友誼社區，從疫情暴發、病例溯源到封城攻堅、全民響應，通過一手影像資料，觀眾得以了解抗擊疫情的五個月里武漢做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與斗爭。此外，片中還穿插運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新聞素材，如央視報道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武漢城市封控等。新聞素材作為紀實影像的一種出現在紀錄片中，以官方、莊重的話語方式突出地展現了與疫情相關的重要事件以及政策導向、醫療舉措，幫助觀眾梳理疫情發生發展的主要時間節點，搭建了對武漢戰疫整體記憶的時空框架。

除了實地拍攝內容和新聞素材，《一級響應》還通過現場照片、方艙監控視頻、城市道路監控視頻等不同類型的紀實影像，為事件的呈現提供多樣的視點。大量紀實影像的鋪陳如同為觀眾搭設了縱觀全局的“上帝視角”，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去，戰疫的硝煙都近在眼前，回首往事都恍如昨日。

2.既得影像——觀照自我的“凡人之眼”。既得影像（Found Footage）又稱拾得影像，是電影理論中的一個影像素材概念，也是后現代主義電影創作實踐中的一大類型，其中的“影像”指由攝影工具直接錄制，未經后期加工處理的原始素材，“既得”則限定影像必須是已被發現的。從廣義來看，既得影像可以用來描述所有的“二手影像”或者“由別人拍攝的素材”[7]。具體到《一級響應》中，可以用來指稱那些非專業機構和影視人員拍攝的內容，在片中表現為手機拍攝、以豎屏形式出現，多以見證者、當事人的視角記錄了武漢封城時刻，門診人滿為患等媒體記者沒有及時捕捉到的重要瞬間，使普通人以“公民記者”的身份參與了這場突發事件的報道和記錄，他們的個人敘事也成為媒體敘事的重要補充力量。

“錄像設備既是屏幕和鏡子，為監控真實可感的世界提供技術基礎，同時也是一幅具有反射效果的表面，用來記錄自我”[8] 185?！兑患夗憫分械募鹊糜跋裼邢喈斠徊糠直憩F為第一人稱的個體敘事，例如新冠肺炎患者阿念的“方艙日記”和醫務人員的視頻日記。日記式的私人化記述承載了個體心理抗爭與創傷療愈的過程，透過自我映射的“鏡子”，“人”不再是災難性事件中可替換的，面目相似、功能一致的角色符號[9]，“人”的主體性被確立且得到尊重。對觀眾而言，上帝視角造成的疏離與割裂被主觀性、貼近性的切膚之感消弭，隨之而來是更具共鳴感、代入感的觀看體驗。

（二）融合視聽語言創新的紀實性敘事

紀錄片受限于立足真實性的影像原則和客觀性的創作手段，往往鮮見前衛、炫技、實驗性質的影像表現手法，而是盡可能采取平實質樸、自然流暢的敘述方式。但《一級響應》卻另辟蹊徑，通過多種蒙太奇手法和互文性文本，賦予紀錄片某種程度上的戲劇性美學趣味，提升了紀錄片的視覺表現力[10]，帶給觀眾耳目一新、耐人尋味的審美體驗。

1.蒙太奇技法的運用。分屏和快切鏡頭組合都是一種在視頻段落中增加畫面信息量的處理方法，通過在短時間內同時呈現多個敘事場景，達成壓縮敘事時空、加快敘事節奏、營造敘事張力的效果?！兑患夗憫返谖寮段逶隆分饕v述經歷了76天的封城和五個月的艱苦抗疫之后人們如何繼續生活，片中并沒有大篇幅回顧過去，而是將空蕩蕩的方艙醫院、戴口罩的臉龐、疾馳的救護車、緊張的急救室、小區的隔離擋板等零碎鏡頭以快切的方法進行組接，將與疫情緊密相關的視覺符號相互堆疊。通過對特定語境中符號化事物能指與所指的關聯與強化，構筑成一條貫穿疫情始終的記憶脈絡。同時，畫面分屏、黑白影調的后期手法營造出碎片化的敘事基調，如同一段生命旅程的幻燈片在腦海中閃回，喚起人們共同的戰疫記憶。

武漢民謠歌手馮翔創作的方言歌曲搭配武漢的城市空鏡頭在《一級響應》中多次出現，這些音樂MV式的蒙太奇段落一方面展現出武漢獨特的人文風貌，利用極具地方特色的意象符號，發揮激發群體記憶與喚醒情感認同的錨定作用;另一方面也在紀錄片需要克制主觀表達與情感宣泄的時刻借助音樂的韻律與唱詞延續故事世界的情節與情感，去“敘述”“補白”和“再現”[11]，在寓情于“歌”中發揮表現性蒙太奇的修辭功能。例如第一集《一月》結尾處的《漢陽門花園》，故事講述到武漢封城，病毒人傳人屬性的確定、病例的集中暴增使得城內的醫療資源告急，武漢正處于危急關頭，歌詞中的武漢多彩繁華、欣欣向榮，鏡頭中的武漢卻是山雨欲來、黑云壓城。聲畫間的巨大反差營造出戲劇性的沖突效果，將疫情“起”與戰疫“承”之間的情緒鋪墊推向高潮。

2. 互文性文本的組合。對于紀錄片而言，影像無疑是最具表現力的載體，但在《一級響應》中，聲音尤其是同期聲和人聲的運用非常突出且獨到，它與影像互補互襯互動，和照片、字幕等強調視覺元素的材料疊加組合，在化繁為簡中達到“1+1>2”的特殊互文效果。如第一集《一月》中使用了來自武漢市市長專線的錄音素材，這條專線在疫情暴發時期專門受理市民的各種訴求，民眾的各自境遇和彼時彼刻的情緒如同江河合流，在這里匯聚成波瀾壯闊的聲音場。第二集《二月》中，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醫療隊領隊朱疇文用聲音記錄了他支援武漢的見聞與感觸，講述了作為醫生救死扶傷的責任，也袒露出不忍與無奈的心聲。

沃爾特·翁（Walter J. Ong）指出：視覺起分離的作用，聽覺起結合的作用。視覺使人處在觀察對象之外，與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聲音卻洶涌地進入聽者的身體[12] 53。面對紛繁多樣的音視頻素材，《一級響應》的創作者將具有互文性的視聽文本相互聯系，以聽覺資料為主導，以觀看者為沉浸感的建構中心，拉近主客體之間的感官與心理距離，打造觀眾對聲音環境在“互滲”感受中的神秘體驗[13]。用空鏡搭配市長專線通話錄音進行可視化呈現，觀眾得以窺見武漢疫情早期，城內的人面臨的困境，以及內心的恐懼與焦慮;將黑白色調的照片與朱疇文的講述相結合制作成PPT式的故事講解，減少了多余信息的干擾，反而使敘事滲透出非同一般的情感力量。

（三）彰顯人文情懷的英雄化敘事

紀錄片作為“國家相冊”無疑要承擔記錄時代精神、體現國家意志的宏觀敘事使命，但同時，紀錄片也必須落實到具體人物和具體事件的描寫，在知微見著中闡發其深層主題。因此，《一級響應》通過挖掘典型代表人物，將他們的情感體驗與人性閃光點編織進紀錄片的線性結構中，描繪了一幅可見的“平民英雄”群像。透過紀實影像銘刻疫情之下人們身體與心理的雙重體驗，在細節性的生命敘事中彰顯其人文關懷的價值取向。

1. 可見的英雄群像?！兑患夗憫穼ξ錆h封城期間的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進行了切片式、微觀化的呈現，塑造了典型的英雄人物形象和普通的英雄市民群像。片中焦點式的典型人物既有以武漢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為代表的救死扶傷、醫者仁心的醫護人員形象，也有以成冬為代表的無私奉獻、挺身而出的志愿者形象，還有以阿念、錢珞珈為代表的堅韌頑強、樂觀豁達的患者形象。通過聚焦這些典型人物，紀錄片清晰刻畫了參與武漢抗疫保衛戰的行業英雄與平民英雄，并在個體與群體的轉喻關系中以小見大，從個體的主動選擇中折射出“眾志成城，齊心抗疫”的集體意識。

除了焦點人物，《一級響應》還為觀眾呈現了隔離在家的普通市民以及生計受到重創的小商鋪老板的生活。這些背景式的人物沒有參與抗疫一線的緊急救援，也沒有機會走出家門參加志愿服務，但他們遵守防疫規定、舍小家保國家，也為武漢保衛戰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他們身上具備的集體主義意識和樂觀豁達、深明大義的精神，體現出中國人民在面對大災大難時樸素的處世哲學，也是中國能夠戰勝疫情的終極法寶。

2. 可見的生命故事?！兑患夗憫繁M量避免臉譜化、符號化的英雄形象，沒有將人物塑造成不知辛勞、一味奉獻的鋼鐵巨人和“圣人”，而是正視他們的身體病痛與精神創傷，不回避恐懼與脆弱的情緒表達，通過豐富的細節敘事使人的形象“躍然紙上”，細致刻畫每一個擁有復雜情感體驗的生命個體。

第二集中，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醫療隊領隊朱疇文在錄音中講到醫護人員在“紅區”的經歷時，聲音哽咽地說“都還是孩子”。一句“孩子”的稱呼，是他身為醫療隊領隊對自己隊員的心疼和慚愧。第五集中，一位失去老伴的“爹爹”獨自從醫院回到家里，在滿屋雜物中收撿出妻子的假發和衣物，在空蕩的房間里茫然四顧，物是人非的場景，將人在災難面前的脆弱與無力展露無遺。不同于虛構的戲劇化影視作品，紀錄片需要靠生活化的細節來增強真實感，靠傳達情感來激發觀眾共鳴，影片中細節積累越豐富，生活的真實度就越高，情感表現也愈加自然[14]?！兑患夗憫吠高^豐富的細節與視聽語言挖掘并呈現人物的內心，觀眾借此想象置身疫情漩渦中的每個人的遭遇，更讓我們看到個體生命抗爭的頑強信念與人性光輝。

《一級響應》尋求突破與創新的啟示在于，當下的紀錄片創作應該打破視聽藝術形式之間的藩籬，不斷豐富敘事手段，拓展紀實美學邊界，探索紀錄片敘事創新的多種可能性。同時，抗疫題材紀錄片要敢于直面復雜的現實與傷痛的記憶，以“為時代注腳、為生民立傳”的使命擔當實現紀錄片的社會價值引領作用。

三、疫情紀錄片的價值呈現

作為最具現實關懷的影視文本形態，紀錄片在紀實性敘述中也融入了人們對社會文化的體察與感悟，傳達著人們對自身處境與社會變革的種種思考。新冠肺炎疫情這一重大社會事件直接影響了當下個體的生命經驗與人類整體的生存狀態，甚至影響到國家社會秩序與各國間的關系。疫情紀錄片以記錄疫情期間發生的事件與經歷為主要內容，敘事方式創新不僅賦予了紀錄片別樣的視聽感受，更重要的是，通過敘事創新，開掘作品的深層主題，將事實與事件中蘊含的社會文化價值更為直觀、真切和富有感染力地傳達出來。如學者所言，特定時期、特定題材對紀錄片創作也提出了價值重構要求?！八^價值重構就是價值選擇的結果，是紀錄片關于社會和人的價值判斷、價值選擇和價值創造的過程”[15] 1，縱觀疫情紀錄片實踐，除了承擔影像紀實、記憶建構、社會動員等本體職能，同時呈現出切合中國文化傳統和時代需求的多元共享的價值理念。

（一）頌揚“生命至上”的抗疫精神

人是紀錄片從誕生之初就不斷探索的永恒主題。紀錄片說到底是關于人的，一部紀錄片的價值，系于影片中人的價值[16] 9-18，146-147。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是與公共衛生、生命健康息息相關的重大突發事件，因此，人文關懷就成了疫情題材紀錄片首當其沖的價值主張，具體體現為對人的關愛與幫助，對生命的關切與救治，以及對人性的深刻描繪。

疫情紀錄片總體上貫徹了關愛個體尊嚴、價值與命運的人文立場和“生命至上”的價值取向。一方面，疫情紀錄片從聚焦個人的微觀敘事中深入挖掘人的生存與精神狀態，傳達出對個體生命與情感體驗的強烈關懷。上文中分析的《一級響應》中一位醫學專家說：“愛與怕，是人類情感的二原色?！闭乔楦信c理性的深奧復雜才使人類成為萬物靈長，也只有通過展現人類在求生意識下“怕”的本能，才越能凸顯艱難困境中“愛”之偉大。因為有怕，我們才能認識到團聚的幸福與生命的喜悅;因為有愛，才會迸發出犧牲、責任和良善的人性光輝。也是為了愛，有人愿意跨越千山萬水、風雨同舟;有人選擇與命運抗爭，以病痛之軀守護人民的健康;有以封城為代價拉響國家警報的艱難決策。另一方面，疫情紀錄片講述了眾多醫務人員和新冠肺炎患者與病毒的生死拉鋸，體現了“生命至上”的抗疫精神?！渡?3天》中包括鐘南山在內的近百名醫學專家傾盡全力，挽救一位感染新冠肺炎的孕婦的生命;《同心抗“疫”》《金銀潭實拍80天》《劉良：中國首例新冠肺炎遺體解剖者》等紀錄片展現了新冠患者不治去世、家人選擇捐獻遺體用于病理解剖的過程，呈現出基于人道主義的對生命倫理、生命價值的深入思考。

（二）宣揚新時代“人民英雄”觀

除了以人為本的生命敘事，疫情紀錄片還利用抗爭性的英雄敘事傳揚中國人民與中華民族集體主義價值觀與“人民英雄”觀。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多次講話中提到“新時代英雄觀”的命題，認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2，“偉大出自平凡，英雄來自人民”3，明確了英雄與人民群眾的辯證統一關系。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在此次疫情中，出現了鐘南山、張定宇等時代英雄，涌現出醫務工作者、科研團隊等集體英雄，但更多的是挺身而出、舍小家保國家的普通人。他們這些人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口中的“人民英雄”，其“英雄”本質都是人類面對死亡、面對自然與社會的各種異己力量的侵害、壓迫、扭曲時所產生的一種積極抗爭、勇于突破、永不退縮、決不屈服的強烈生命意志[17]。

英雄是民族最閃亮的坐標，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正如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疫情紀錄片的英雄敘事是對良善、同情、勇氣、團結等樸素而高尚的道德主張的肯定，它樹立起“人民英雄”群像，宣揚的是中國式的集體主義英雄觀，而不是西方價值觀念里的個人英雄觀，并注重挖掘“英雄”背后個人的深層情感動因與精神品格，這是更具現實意義的英雄主義表達。從“人民英雄”的確認與加冕到“英雄情結”的號召與回歸，疫情紀錄片的英雄敘事喚起了普羅大眾文化基因中堅韌不屈的民族精神、眾志成城的集體主義道德認同和家國一體的愛國情懷，進一步強化了大眾的共同體意識和民族認同感。

（三）傳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

2012年，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4;2017年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演講，向國際社會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時代命題，并聲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關鍵在行動?！?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國秉持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力所能及地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提供人員、物資和技術幫助，以實際行動充分體現了“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的天下情懷。

《同心戰“疫”》第五集《命運與共》梳理了中國在疫情暴發之后的所作所為：初期及時通報疫情信息、中期展開戰疫國際合作、后期召開分享防治新冠肺炎中國經驗國際通報會。紀錄片《一個醫院的戰疫》在東盟國家主流電視媒體播出，為周邊國家抗擊疫情提供了具體的可視化防疫抗疫工作指南，是中國與東盟構建人類公共衛生健康共同體的具體實踐與生動見證6。我國的疫情紀錄片刻畫了中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國內斗爭與國際合作中的積極作為與大國擔當，將積極的中國形象嵌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傳播中，也向全世界發出“開放合作、同舟共濟、共戰疫情”的真誠號召：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應只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呼吁，也是整個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和實現長遠發展的必由之路。

疫情向世界發問，人類能否戰勝病毒？又將如何戰勝病毒？用風雨同舟、團結一致共同抵御疫情的進攻，用真誠交流的態度與“命運共同體”意識回應疫情時期和后疫情時代人與人、國與國之間交往的現實關切——這不僅是作為一個大國的擔當，也是供給疫情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四、結語

“紀錄片的首要功能便是記錄，記錄時代，觀察社會，呈現社會的復雜性與豐富性。同時，紀錄片要勇于思考，對于歷史、社會、自然，作出獨特的觀察和獨到的發現。最后，紀錄片是一種美學表達，失去美學銳度的創作也就是一種簡單的工業體操”[1]?？疾煲咔榧o錄片創作實踐，我們不難發現，疫情紀錄片文本在其表達層與其深層意涵上的互為表里關系。疫情紀錄片在影像敘事上融入了具有創新性和實驗性的敘事技法，調用多種視聽修辭手段對疫情進行“影像深描”和互文性表達，引發人們深度的共情體驗。同時秉持人文關懷立場和人道主義信念，從個體生命故事的書寫中闡發疫情紀實的價值內涵，從“人民英雄”的道德實踐中彰顯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念，并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敘事話語與剛健有為的大國形象植入“自述”“他述”相結合的跨文化傳播，向世界發出團結合作、共戰疫情、守護家園的中國主張。因此，總體上看，我國疫情紀錄片敘事創新為其價值呈現提供了更富感染力和美學韻味的文本形態，而切合中國傳統文化和時代發展需求的多元價值表達則進一步拓展疫情敘事的理性深度，將災難與傷痛引向人們對生命至上、家國守望、人類發展的思考中。

[參考文獻]

[1]? 張同道.中國紀錄片的文化使命與國際傳播[J].藝術評論，2020，（9）.

[2]? 張同道，胡智鋒.中國紀錄片發展研究報告（2021）[M].北京：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21.

[3]? 王慶福，陳巧巧. 與“他者”對話：重構“中國故事”的敘事話語[J]. 電影評介，2018，（16）.

[4]? 徐銳，陳劍.公共傳播時代建設性新聞的媒介角色與生產實踐[J].決策與信息，2021，（3）

[5]? 張萱.融媒體發展的三個邏輯[J].當代電視，2018，（4）.

[6]? 何蘇六，李寧.生死時速? 溫情呈現——總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報道中紀錄片創作評析[J].電視研究，2020，（6）.

[7]? 明朝.電影作為現成品——既得影像電影的基本模式與美學特征[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0，（2）.

[8]? Renov M. The subject of documentary[M]. U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9]? 閆巖，鄒文雪.群像與獨像：新世紀以來我國特大事故報道中的受難者形象[J].國際新聞界，2018，（6）.

[10]? 張同道.新世紀中國紀錄片的美學嬗變[J].當代電影，2020，（7）.

[11]? 孔令順，范晶菁.經典傳唱：電視劇音樂的互文性傳播[J].中國電視，2019，（11）.

[12]? 沃爾特·翁.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M].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3]? 肖峰.信息方式與哲學方式[J].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16，（4）.

[14]? 黃書.21世紀以來災難紀錄片的情感營造方式[J].傳播力研究，2017，（11）.

[15]? 張昌旭.紀錄片價值重構[D].武漢：武漢大學，2005.

[16]? 楊擊.紀錄片三論：源起、構造和真實性[J].新聞大學，2016，（6）.

[17]? 李啟軍.英雄崇拜與電影敘事中的“英雄情結”[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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