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同體理論的嬰兒家庭音樂環境與親子音樂互動案例研究

蘇 杭，駱 悅，李婷婷

家庭環境是嬰兒出生后最重要的成長環境。在這個屬于他們的小世界里，嬰兒試圖觀察和探索周圍的一切，并與其他家庭成員(包括照顧者)進行互動。根據 Wood 和 Judikis(2002)的對“共同體”(community)概念的界定：當人們為了某種共同的活動或目的而聚集在一起時，成員之間的互動過程和因其文化行為而形成的社會結構可定義為“共同體”(1)Wood，G. S.，&Judikis，J. C.：Conversations on community theory (pp. 9，12-16). 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2)，West Lafayette.。依據這一概念，如果家庭成員通過互動和協作表達自己在家庭環境中的身份、關注和愿望，就有條件使得整個家庭環境形成一個以其成員活動和互動為中心的“共同體”(2)Higgins，L.：Community music：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pp. 38). 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New York.。音樂是嬰兒在與家庭成員進行語言和行為交流中的重要的因素之一(3)Gingras，P：Music at home：A portrait of family music-making (Order No. 3555024). (2013).。因此，嬰兒的家庭音樂環境以及嬰兒與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就成為了研究者了解嬰兒音樂世界形成和發展的窗口。同時，這兩者也是構成家庭共同體的主要組成部分(4)Su，H.，Simon，L. &Schoppe-Sullivan，S.：What is the role of music in infant-parent relationship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rth and Parent Education，Vol. 8 (4)，(2021). 24-28.。因此，在“共同體”理論視角下，探索親子音樂互動事件的發展規律及其在嬰兒成長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成為了探索嬰兒音樂成長環境構成的關鍵問題。

多項調查和實證研究分析了家庭共同體中音樂互動的時長和頻率。例如，Custodero(25)Custodero，L. A.，Rebello Britto，P.，&Brooks-Gunn，J. Musical lives：A collective portrait of American parents and their young children.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3)，24(5)，553-572.通過數輪調查研究發現，美國以英語為母語的家長中約有60% 明確表示他們與嬰兒有日常音樂互動(26)Custodero，L. A.，&Johnson-Green，E. A. Passing the Cultural Torch：Musical Experience and Musical Parenting of Infant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2003)，51(2)，102-114.(27)Custodero，L. A.，Rebello Britto，P.，&Brooks-Gunn，J.：Musical lives：A collective portrait of American parents and their young children.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3)，24(5)，553-572.。然而，Costa-Giomi 和 Sun在研究中發現：父母們通常會高估自己在親子音樂互動中的參與時長和程度(28)Costa-Giomi，E.，&Sun，X.：Infants’home soundscape：A day in the life of a family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usic Learning Across the Lifespan (pp. 99—108). London，England：Routledge. (2016).。這種父母主觀判斷與調查研究結果之間的差異引起了親子音樂教育學者的重視。雖然父母唱歌的頻率可能因家庭共同體的差異而有所區別，但多數父母確實有意愿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給嬰兒最好的生活環境(29)Custodero，L. A.，&Johnson-Green，E. A.：Passing the Cultural Torch：Musical Experience and Musical Parenting of Infant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2003)，51(2)，102-114.。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父母都會為嬰兒唱歌(30)de Vries，P.：Music at home with the under fives：What is happening？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2009)，179(4)，395-405.(31)Ilari，B.：On musical parenting of young children：Musical beliefs and behaviors of mothers and infants.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2005)，175(7-8)，647-660.(32)Mehr，S. A.：Music in the Home：New Evidence for an Intergenerational Link.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2014)，62(1)，78-88.。從父母的角度來看，音樂無論是作為一種天賦，一種促進其他領域智力發展的因素，還是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應該是嬰兒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33)Campbell，P. S. Songs in their heads：Music and its meaning in children’s lives (pp. 306). 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34)Gordon，E. A .：Music learning theory for newborn and young children (pp. 14). Chicago，IL：GIA Publications. (2003).(35)Koops，L. H.：Communi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Music in Early Childhood. General Music Today，(2018)，31(2)，33-35.。父母親愿意盡可能多地與孩子進行音樂互動，例如唱歌(singing)、吟誦(chanting)、哼鳴(cooing)、節奏律動(moving)等?？梢钥闯?，音樂既可以幫助管理情緒，又可以作為游戲、活動和學習的材料，這些觀點已得到廣泛認同。親子互動中的音樂內容、持續時間和質量可能受到父母的音樂學習經歷、個性特征和教育經歷的影響(36)Custodero，L. A. . Singing Practices in 10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2006)，54(1)，37-56.(37)de Vries，P.：The use of music CDs and DVDs in the home with the under-fives：What the parents say. Australian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2007)，32(4)，18-21.，但在一個強調文化多樣性交融共存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很少有研究將此問題以共同體理論的視角置于中國文化背景下進行分析。本研究以行為觀察法分析家庭共同體中的父母等家庭成員與嬰兒之間的音樂互動，具體來說是以Wood和Judikis對共同體的定義作為基礎理論依據，以一個華裔美國家庭為追蹤案例對其家庭成員與嬰兒之間的音樂互動變化做出分析和探討。具體研究問題有三：一、嬰兒家庭音樂環境由哪些成分構成？二、嬰兒都參與了哪些音樂互動？這些互動反映出怎樣的家庭共同體特征？三、從嬰兒8月齡到14月齡，各個家庭成員與嬰兒之間的音樂互動頻率和時長呈現出怎樣的變化趨勢？這些變化趨勢反映出各人怎樣的教育觀？這些教育觀又如何反過來影響親子音樂互動的內容和質量？

一、本研究的理論框架

共同體定義了具有下列特征的人群。首先，共同體內成員因具有共同的目的及利益意識而產生相互的責任(1. Common purpose and mutual responsibility；2. Acknowledgment of connectedness)。他們之間既相互聯系又尊重成員間的個體差異(3. Respect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而致力于維護和發展共同體個體和整體的福祉是共同體存在的意義(4. Commitment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members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group)。Wood和Judikis認為，一個群體可以被確認為是共同體，就應當具備上述所有的核心要素，否則，就只能稱之為“準共同體”，甚至是“假共同體”(38)Wood，G. S.，&Judikis，J. C.：Conversations on community theory (pp. 9，12-16). 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2).。這個定義的基本觀點是不去機械地強調共同體應滿足單一的活動場所(物理空間)和固定的活動目標(單一行為目的)，而是明確地指出只要一個群體能符合上述四個具體特征，哪怕不在同一物理空間內或不受限于同一行為目的，都可以被確認為是一個共同體。這大大拓展了共同體概念的深度、多樣性和研究價值。這四個特征一方面為研究者清晰地界定了研究共同體的意義和具體內容，另一方面也為觀察共同體的發展提供了有彈性的空間。家庭共同體作為共同體概念中的一種，在Wood和Judikis的理論中可由四個關鍵詞進行簡要地概括，即興趣、互動、責任和尊重。例如，Costa-Giomi 和 Benetti(2017)以共同體的定義和這四個關鍵詞為著眼點對一個韓裔美國移民家庭的音樂環境做出了分析。她們的研究結果表明：該美國家庭使用音樂的方式具有鮮明的原住國教育觀特征(country of origin)，即使移民美國多年，父母親的原住國文化依然在其進行音樂溝通、表達情感和親子互動的方面產生出鮮明的影響(39)Costa-Giomi，E.，&Benetti，L.：Through a baby’s ears：Musical interactions in a family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Music，(2017)，10(3)，289-303.。受這項研究的啟發，如果韓裔美國家庭的音樂活動具備如是特征，那么華裔家庭的親子音樂互動又從哪些方面反映出家庭共同體的教育觀呢？這正是本研究將要探討的問題。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的狀況

本案例研究的參與者是一個由四名成員構成的華裔美國家庭：一對夫婦帶著兩個孩子，他們住在美國的一個中等城市，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家庭主婦。本研究開始時，大女兒琳琳(40)根據學術研究倫理要求，琳琳為化名。7歲，小女嬰珊珊(41)Wood，G. S.，&Judikis，J. C.：Conversations on community theory (pp. 9，12-16). 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2)，珊珊為化名。8月齡。 父母均是第一代移民。 琳琳出生在上海，是中國公民，4歲時隨父母來到美國，而珊珊則在美國出生，是華裔美國公民。家庭語言以中文為主，英語是姐姐琳琳上學時使用的語言。父母均為碩士研究生學歷，母親有六年的鋼琴學習經驗，而父親僅受過義務教育階段的基礎音樂教育。琳琳自己有三年斷斷續續的鋼琴學習經驗(發生時間介于4—7歲)，因此她的鋼琴演奏依然處于初級水平。珊珊(女嬰)的常規體檢報告顯示其智力發育和生理發育正常，無聽覺功能障礙。在珊珊身體健康的情況下，父母按照本研究的要求每2個月選擇一個固定的周六或周日全家人在一起的時候進行全天的家庭環境錄音。這一全天候的錄音文件在本研究中稱為“音景文件”(soundscape file)。錄音并不影響他們的正常日常生活，他們根據自己既定的生活計劃安排當日所有的家庭活動。單個音景文件的錄音長度取決于珊珊從早上醒來到晚上睡覺的總時間長度。本研究中所有的音樂片段，均取自于珊珊 8月齡、10月齡、12月齡和14月齡大時的這4個整天的音景文件。本研究在設計之初通過了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學術倫理委員會的審核(IRB of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No. 2017B0224)，確保了整個研究過程對嬰兒及其家庭成員均無傷害，所有錄音內容使用合規合法，并保護了研究參與者的隱私。

(二)數據及資料的收集方式

本研究采用LENA系統收集嬰兒聲音活動信息。LENA 是專門用來分析兒童語言環境的分析系統，該系統中的小型錄音設備“數字語言處理器”(digital language processor，簡稱DLP)，可以一次性連續記錄珊珊聽力所及范圍內的所有聲音長達16個小時。本研究在7個月的時間里(即從珊珊8個月到14個月大的年齡段)收集了從嬰兒清晨醒來到夜晚入睡的4個完整日錄音，其中包括許多父母和嬰兒之間的音樂互動。家庭環境是觀察嬰兒行為的自然環境，因此DLP音頻數據記錄的是一個個完整連貫的音樂事件，供本研究分析真實日常生活中的親子音樂互動。此外，珊珊的母親也在各音景文件錄制當天提供了嬰兒的飲食和活動時間表，這使本研究能夠大致了解珊珊每個音樂活動的具體發生背景，這種方法可以盡可能準確地還原嬰兒真實的音樂活動經歷(42)Costa-Giomi，E.，&Sun，X.：Infants’home soundscape：A day in the life of a family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usic Learning Across the Lifespan (pp. 99-108). London，England：Routledge. (2016).。

三、研究過程：數據與資料分析

(一)量化數據方面

根據研究錄音數據所呈現的音樂互動特征，本研究首先統計了在珊珊8月齡至14月齡期間，四類場景中母嬰、父嬰和姊妹之間的親子音樂互動的頻次和時長。這四類場景分別是：(1)家庭成員與嬰兒玩耍的場景；(2)親子陪伴和安撫的場景；(3)照顧和衛生清理時的場景(換衣物、哄睡或洗澡)；(4)家庭成員之間的其他音樂互動的場景。其次，我們統計并記錄了可辨識的嬰兒音樂互動反饋和主動的音樂動機模仿。為避免錯將嬰兒無意識的哼鳴識別成音樂動機模仿，我們僅記錄下了可辨識的并重復出現的音樂動機模仿片段。最后，我們比對了母親、父親和姐姐在四次錄音中的親子音樂互動頻次和時長的變化趨勢，并試圖以共同體理論，結合父母的教育觀，解釋形成這些互動變化趨勢的成因。

(二)質性數據及資料方面

質性數據及資料的分析分為四個步驟。第一步，研究者使用“家庭音樂環境”和“嬰兒音樂發起或回應行為”作為兩個核心概念來聽這4個整天的錄音。家庭環境的音樂來源包括樂器、玩具、廣播、電視、互聯網、人工智能產品(例如，Google Home、iPhone 和 iPad)的音樂片段，而嬰兒音樂發起與回應行為包括音樂反應、反饋或與他人的互動，例如珊珊對嬰兒指向型歌唱(infant-directed singing)(例如游戲歌劇或搖籃曲)和非嬰兒指向型歌唱(non infant-directed singing)的反應與反饋，以及珊珊自發的哼鳴與發聲(cooing and vocalizing)。研究者按照時間開始和結束的順序聆聽并記錄了錄音中的每個音樂相關事件(例如：8月齡大時的音景文件中第9小時31分10秒至9小時43分15秒的時間段，時間編碼為093110—094315(43)時間編碼的方式：例如093110—094315表示在這個錄音數據文件中的第9小時31分10秒至第9小時43分15秒的時間段內。：爸爸唱歌)；第二步，研究者參照珊珊媽媽提供的嬰兒活動與作息時間表，與音景文件中提取出的音樂活動時間線進行比較和匹配，還原音景文件中的音樂事件相對應的生活時間線和生活背景(例如：093110—094315 ：當珊珊被帶去洗澡時，爸爸唱歌)；第三步，研究者以音樂事件為單位將錄音分成不同長度的部分，每一部分都做出詳細和完整的描述，并經研究小組與珊珊父母之間的交流將這些事件的功能和意義進行標注和評論(例如：093110—094315：當珊珊被帶去洗澡時，爸爸以下行小三度音程(la-do)為基礎音調給珊珊即興編唱搖籃曲。洗好后，他想抱起珊珊把她放在嬰兒床上。突然，爸爸無意中碰疼了珊珊的頭，珊珊大哭。媽媽聽見珊珊的哭聲迅速趕來，一邊安撫她，一邊讀傳統童謠分散她的注意力，43秒后，珊珊止住哭聲，并發出咯咯笑的聲音)；第四步，研究小組將完整的文檔記錄發送給珊珊父母進行校對，以確保文檔中所記錄的內容真實有效。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針對三個研究問題，研究結果將綜合呈現嬰兒的家庭音樂環境構成，親子音樂互動的內容、質量與特征，以及縱向研究期間內，家庭成員與嬰兒之間的音樂互動頻率和時長變化趨勢等量化和質性數據信息。最后，我們將綜合上述數據信息，對家庭共同體內父母對子女的音樂教育觀，以及這種教育觀又如何反向影響親子音樂互動的內容與質量的問題進行討論。

(一)嬰兒家庭音樂環境構成

錄音音樂(recorded music)和現場音樂(live music)以不同的比例、呈現方式和結合方式構成了珊珊家庭音樂環境的主要內容?？傮w而言，嬰兒活動記錄的日志文件顯示，珊珊接觸錄音音樂的時長是接觸現場音樂的時長的14倍(錄音音樂：現場音樂=240：17)。但從接觸頻次來看，珊珊接觸現場音樂的頻次是接觸錄音音樂頻次的2倍多(錄音音樂：現場音樂=32：15)，也就是說，盡管嬰兒每次與父母進行音樂互動的時間很短，但次數卻很多。

就錄音音樂而言，珊珊的音樂環境充滿了多元化的錄音音樂。例如音樂玩具、中國流行音樂、歐美流行音樂、古典音樂、卡通音樂等等。在這些音樂中，只有音樂玩具和Google Home設備里的古典音樂是有意為珊珊準備的，其余的音樂幾乎都是在錄音日中隨機遇到的，或并非為她專門準備的。不過從珊珊的反應來看，錄音音樂起到了安撫嬰兒的作用，并一定程度地緩和了她的情緒和尖叫，并沒有引發嬰兒對音樂本身的反應。盡管珊珊對錄音音樂的直接反應最少，但這類音樂在家庭音樂環境中的作用不可忽視。一方面，它是LENA錄音文件中呈現時間最長的音樂類型，在每個音景文件中的平均持續播放時間將近2小時；另一方面，它一定比例上為親子音樂互動提供了音樂素材。父母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一點，根據嬰兒對不同音樂作品的反應，前后三次迅速地調整了Google Home 等電子設備中的曲目，將流行音樂的曲目數量從5首減到1首，而將古典音樂的曲目從3首增加至5首。

就現場音樂而言，音樂互動的總時長在所有親子互動(包括言語互動，用餐互動，以及其他非音樂互動等)的時長中的占比僅有14.3%。所有的音樂活動都發生在四類場景中，分別是(1)家庭成員與嬰兒玩耍的場景；(2)親子陪伴的場景；(3)照顧和衛生清理時的場景(換衣物、哄睡或洗澡)；(4)家庭成員之間進行音樂互動的場景(見表1)。在8月齡到14月齡的追蹤數據中總共出現32次，其中引發珊珊反應的互動有27次，占總互動次數的84.4%(均在表一中帶*標識的記錄中)。在大多數情況下，父母親和姐姐的歌唱是即興的，歌詞內容根據所處環境隨機發生變化(例如游戲、對話和活動)。單個音樂互動片段的時長從 6 秒到 13.25 分鐘不等，且通常是非連續的(例如，母親在幾分鐘內斷斷續續的歌唱)。不過由于現場音樂大多具有即興的成分，因此很容易受到錄音音樂內容的影響，具體來說，親子互動中的音樂材料有63%來源于錄音音樂。有趣的是，當音樂材料以錄音音樂呈現時，珊珊的注意力很少有變化，但當這些錄音音樂材料或動機以親子游戲的形式呈現時，珊珊明顯地受到吸引并做出回應?？梢娝龑ΜF場音樂的反應比對錄制音樂的反應要更加強烈和直接，反應頻率也更高。這種反應同樣在珊珊參與音樂游戲和活動中得到證實。例如，珊珊在嬰兒圍欄中玩耍時，無意間踢響了音樂玩具(搖馬或泰迪熊)，可她并沒有被玩具發出的音樂所吸引，然而當爸爸唱起這些玩具中的歌謠曲時，珊珊的注意力會立即被牽引，并發出聲音和動作來回應音樂活動。不過整體而言，當在對珊珊進行照顧和衛生清理時，父母更喜歡對著她說話而不是唱歌。盡管如此，父母仍然在隨后的采訪中表示他們跟珊珊進行了足夠多的音樂互動。這與 Costa-Giomi和Sun(2016)的研究發現相似，即父母親會高估他們與嬰兒真實發生的音樂互動的時長與頻率。

表1 家庭音樂互動整體情況統計表

(二)親子音樂互動的內容與質量

經過對LENA音景文件信息的分析發現，不同的親子音樂互動片段內容能夠從不同的側面體現出共同體理論中四個要素的發展狀況及特征，即共同體成員之間(1)承擔著共同責任，具有共同的目標或利益；(2)確認相互之間的聯系；(3)尊重個體間的差異；(4)維護和發展共同體個體和整體的福祉。故此，研究結果將以理論中的四個要素為框架來展示嬰兒與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特征。 (Wood &Judikis，2002，p. 12)

1. 共同目標和共同責任(Common purpose and mutual responsibility)

在家庭共同體中，共同目標意味著家庭成員可以以音樂為工具或手段來實現音樂的音樂功能或非音樂功能，而共同責任則意味著各家庭成員具有為實現共同目標的意愿和主觀能動性。在本案例中，家庭共同體成員間的共同目標和共同責任應反映在父母和孩子均自愿和自發地參與音樂互動，發起和回應彼此間的音樂交際行為。根據母親的描述，珊珊喜歡與家人互動。她害怕獨處和無人陪伴，伴隨尖叫的哭泣通常是珊珊需要有人陪伴的信號。只要她和父母在一起，父母不得不經常停下正在做的事情和來和她互動，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習慣。在陪伴的過程中，音樂除了起到安撫的作用外，父母親和姐姐還經常利用音樂活動教她一些童謠中的短語。珊珊通常會以2—4個音符的短句和動機做出反應，這種行為為早期音樂能力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見圖1)。下列音景片段是反映這一共同體特征的實例，均經過三角校正法(44)研究過程中采用兩種以上形式的方法來審核與確定資料來源的有效性，這種研究方式稱為三角校正法(triangulation)。本研究中所采用的兩種方法一是對LENA錄音數據的分析，二是對嬰兒家長進行相關事件采訪。(triangulation)和線索審核(45)線索審核(audit trail)是一種質性研究策略，研究者通過使用線索審核來確立研究結果的可確認性。明確可確認性的目的在于確定研究結果是基于參與者的反應而得出的結果，該結果應盡量避免受到研究者個人意愿、主觀印象和偏見的影響。本研究以研究小組成員獨立線索審核的方式，綜合匯總LENA錄音數據的結果，并經研究小組全體成員討論而得出。(audit trail)的分析。

圖1 嬰兒14月齡時的音樂哼唱和模仿片段

音景片段：002710 - 003031：爸爸用中文給珊珊唱兒歌《小星星》，節奏活潑但聲音柔和。(這是一個典型的親子音樂互動場景，全長3分21秒，十分短暫，根據爸爸自己的報告，此時的珊珊介于醒和睡之間，爸爸唱《小星星》的目的是以歌唱的方式柔和地喚醒嬰兒的精神狀態。)(8月齡)

012430 —012600：琳琳給珊珊唱了一段旋律，然后把她抱起來放在音樂玩具(音樂搖馬)上。 珊珊突然止住哭叫，一邊坐在搖馬上，一邊望著姐姐。(這是一段姐妹之間的音樂互動，根據姐姐的說明，音樂玩具是轉移嬰兒注意力和切換不良情緒的有效方式。)(12月齡)

2. 確認相互之間的聯系(Acknowledgement of connectedness)

在共同體中確認彼此之間的聯系是成員間擔負共同責任的必要條件，互動是體現家庭共同體成員之間的聯系的重要途徑。在本案例中，親子之間經常使用唱歌、有節奏的語言和發聲互動來表達彼此之間的聯系。在LENA錄音文件中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互動片段，親子之間通過唱歌、敲擊節奏和討論音樂來表達他們之間的聯系。在珊珊的音樂互動片段中，有姐姐帶著妹妹邊唱兒歌邊做肢體活動的片段，也有爸爸哄著珊珊唱歌和玩游戲的片段。而媽媽帶著珊珊進行音樂互動的片段更像是在教學而不是玩耍。媽媽也在后續的采訪中表明她很注重如何在游戲中“教”珊珊，也更渴望得到珊珊對她所唱的歌曲或詩歌做出認知上的反應。典型片段如下所示：

020500 — 020705：珊珊哭著要找爸爸。姐姐見狀迅速趕來哄妹妹，她唱起了美國童謠Head，Shoulders，Knees and Toes，一邊唱一邊帶著妹妹跟著歌詞做動作(摸摸頭、肩膀、膝蓋和腳趾)來安撫她。妹妹破涕為笑，隨即止住了哭聲。(12月齡)

023300 —023450：珊珊和爸爸以口頭節奏模式相互交流。爸爸的發音：me，me，me，me...ma，ma，ma，ma，ma。(這種交流方式在這個家庭中有重要意義。根據珊珊爸爸提供的線索，節奏化地使用me，ma等發聲音節始于珊珊4個月大。咿呀學語是一個系統的過程，珊珊 8 月齡時首次出現音調模仿，并帶有與成人說話相似的語氣。 10 月齡時，在音量、音調和速度模仿上開始出現變化。12月齡時，她一口氣可以發出幾種聲音，他們還可以識別其他說話者的不同音調和語調。14月齡時，在珊珊會說爸爸媽媽，會哼唱有音高的旋律動機之前，盡管她的發聲依然沒有可辨析的含義，但卻越發密集且有規模，這是她在語言和音樂概念形成前的最有意義的發聲練習。因此，這個僅有1分50秒的單音節節奏交流在珊珊的語言和音樂成長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爸爸隨情境變換音節、音高和節奏的互動確認了該家庭共同體內親子之間的聯系，并推動著家庭音樂環境的發展。(14月齡)

3. 尊重個體差異(Respect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尊重個體差異意味著家庭成員在共同體內具備可發展的靈活度、彈性和空間。它尊重了兒童發展的特性和過程性，對兒童所做出的行為、探索和嘗試給予保護和支持，這對于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來說至關重要。在本案例中，家庭成員通過音節和語言模仿、即興創作、唱歌、節奏化的音節發聲所進行的互動多以參與各方容易接受的方式發起和展開。例如，姐姐琳琳習慣說英語，但和珊珊在一起玩時，她有意多使用中文說話和唱歌，甚至多用中文即興創編旋律、節奏和編排有趣的詩句。這些即興的音樂動機材料譜例如圖1所示。

4. 維護和發展共同體個體和整體福祉(Commitment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members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group)

維護和發展共同體個體和整體福祉是共同體運行和發展的長遠目標，在共同體概念的四要素中，既要以完成前三個要素為實現條件和基礎，也要為實現前三個目標提供持久的動力。在家庭共同體中，制造音樂既是手段，也是目標，音樂活動可以通過調節情緒，為所有家庭成員提供共享體驗的機會，并在必要的日?；顒又谢蚍稚a生消極情緒的注意力，或匯聚引發積極情緒的共同聽覺焦點，以此促進個人和團體的幸福感。例如，由于怕水，為嬰兒洗頭是嬰兒情緒最容易變化的時刻之一，在本案例中，爸爸通常喜歡以邊唱歌謠曲《小星星》邊為嬰兒洗頭的方式分散嬰兒的注意力和不良情緒，在這種情境中，音樂明顯作為調節情緒的手段出現。但經過一段時間量的積累后，這段音樂卻發展成為轉換珊珊不良情緒的主要方法，中和她不舒服的感覺。甚至將這首歌曲的情緒轉換功能遷移到對珊珊的語言教學和生活常識教學場景中，以選曲填詞的方式與之進行溝通。參與音樂活動的親子雙方皆從中受益，對家庭成員來說，了解嬰兒的情緒特點，注意力水平和音樂偏好本就是一個不斷嘗試的過程，這種活動帶來了成就感和天倫之樂，而對于珊珊來說，這種活動緩解和穩定住了她的情緒波動并促進了她的語言能力和音樂能力的發展。

(三)音樂互動頻率和時長的變化與趨勢

由于錄音音樂多數以家庭環境背景音樂存在，因此，計入數據統計的音樂互動均為現場音樂互動。表1呈現了家庭音樂互動的整體情況。在四個類別的音樂互動中，母親發起的音樂互動側重于陪伴和安撫嬰兒且時間最長(總計1015秒)，具體內容包括教唱，喂奶，哄睡和緩解分離焦慮等。在這些互動中，母親更多地體現出照顧者的角色。相比之下，父親發起的音樂互動總時長盡管最短(總計373秒)，但以玩耍居多，更準確地說應當是父親將大部分照顧行為以音樂玩?；拥男问奖憩F了出來，例如換衣服，換尿布，做歌唱游戲，轉換嬰兒活動場景，為嬰兒做運動和保健操等。因此，與母親相比，父親在照顧嬰兒過程中體現出更多的玩伴角色特點。姐姐承襲了母親作為照顧者的角色，加上與妹妹之間有近七歲的年齡差，在所有音景文件中均有因照顧妹妹而發生的音樂互動(總計11次)。但姐姐畢竟也是孩子，她同樣喜歡和妹妹一起玩耍。姐姐和爸爸之間的在音樂玩耍上的區別是，爸爸大多以音樂游戲為工具發揮照顧嬰兒的功能。而姐姐的玩耍則更傾向于做情境模擬游戲。因此姐妹之間的音樂互動主要集中在照顧行為和游戲方面(總計644秒)。

在家庭音樂互動頻次和時長方面，表2結合表3展示了嬰兒8至14月齡期間與各個家庭成員互動的變化趨勢，再綜合父母采訪和音景文件記錄進行分析，可得出家庭音樂活動的基本規律和特征。從整體趨勢來看，母親在嬰兒8月齡時音樂互動頻次最多(共5次)，時間最久(共913秒)。這一階段音樂互動的主要任務是安撫不同情境下的嬰兒情緒波動，幾乎沒有任何以教唱或模仿為目的的音樂交流。但隨著嬰兒的成長，母親使用音樂調節嬰兒情緒的策略在發生變化。根據采訪內容，母親認為隨著嬰兒年齡的增長，哼唱安撫的方式在逐漸失效，因此不得不采用語言、動作等其他交流方式來安撫嬰兒情緒。表2和表3中的數據也清晰地反映出這一特點，與8月齡時期相比，母親在嬰兒8月齡到10月齡期間使用音樂的頻次和時常發生了銳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2月齡的數據中，母嬰音樂互動的頻次和時長與10月齡期間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這是由于在這段期間，隨著嬰兒對語言和模仿能力逐漸增強，母親認為嬰兒的理解力也有所提升，因此有必要開始教唱一些兒歌。于是，母親作為該家庭共同體內首個音樂教師出現在嬰兒的生命中。她的教學觀清晰且直接：作為母親，自己應當主動把握住嬰兒人生中第一次的音樂教育窗口期，有計劃和優選擇地對她進行教學。一周歲時期媽媽的歌聲，已經不僅是安撫情緒的工具，還是提升嬰兒音樂和語言認知的原始材料。經過長時期的聆聽和體驗，嬰兒會注意到歌聲中的某些旋律型或節奏型，并做出某種程度的片段化的模仿。母親正是發現了這一現象，才有意在嬰兒12個月左右時增加了此類音樂活動。除了唱歌外，她還調整了Google Home中給嬰兒準備的曲目單，并以循環播放的模式將揚聲器放在嬰兒手推車里或聽力可及的地方。如圖2所示，當音樂循環播放時，經多次嘗試后，嬰兒對小三度音程(降E到C)做出了有清晰可辨的模仿，這時，母親會立即給予鼓勵和回應，以強化其對模仿內容的認識。

圖2 嬰兒旋律型模仿片段(12月齡)

表2 家庭音樂互動頻次統計

表3 家庭音樂互動時長統計

父親對母親的音樂教育觀持保留態度。他并不否認嬰兒處于各方面能力快速發展的窗口期，但他在兩個方面和母親的教育觀剛好相對：首先，他認為家長不應在嬰兒發展期做過多的主觀干預，而是要給予嬰兒足夠的自由和空間使其自行組織周圍的聲音信息。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嬰兒的所見所聞撒手不管，父親的做法是為嬰兒提供盡可能良好的聲音環境。為此，在嬰兒8至14月齡期間，他前后三次調整Google Home中錄音音樂的曲目單。盡管有多項研究顯示，錄音音樂對嬰兒音樂能力發展的影響有限(例如，莫扎特效應被證偽)。但父親表示，自己只是提供了一個循環播放的音樂環境，他并不期望嬰兒能一直聆聽錄音音樂，但只要提供了這樣的環境，嬰兒就有注意到其中音樂元素的機會。至于她是否模仿，何時模仿以及如何模仿，則不必過度在意。其次，父親認為早期兒童音樂教育材料的來源不應是學科，而應是日常真實情境中發生的事件，即這類事件應具備三個基本特征：真實，符合嬰兒情境需求且有意義。因此，玩耍是輔助嬰兒接觸、判斷和回應周邊環境的最佳方式。隨著年齡的增長，玩耍的內容會逐漸變得復雜，頻次也會逐漸增加。綜合表2和表3的數據則會發現，在嬰兒8至12月齡期間，父嬰之間的音樂互動時長呈持續增長狀態，到14月齡時，總時長雖有所下降，但互動的頻次明顯增高(3次)。音景文件中的信息顯示，這三次的父嬰音樂互動內容包含兩首歌謠曲和一個即興唱出的旋律片段，由于嬰兒對父親的依戀程度加深，父親的歌聲能夠迅速緩和嬰兒的情緒，讓嬰兒投入互動狀態，所以這三個音樂互動片段均十分短小(總計51秒)。

姐姐在姊妹音樂互動中體現出雙重特點。就互動頻次而言，姐姐是該家庭共同體中與妹妹互動次數最多的成員(總計16次)。一方面，她以替代父母照顧嬰兒的身份出現。從這個角度看，共有11次音樂互動可以看作是父母照看嬰兒功能的延伸(見表1)；另一方面，姐姐也會在玩耍的過程中發起音樂互動(總計5次)，內容包括姐姐在學校學到的英文歌，幼兒歌謠曲，錄音音樂，以及即興歌唱。這些音樂互動并不像父母親那樣受清晰的教育觀支撐，更多地是分享她與妹妹之間的快樂。然而，正是這種單純的音樂游戲，促使嬰兒在多處對姐姐發出的旋律型和音型進行模仿。例如，圖3所示的是妹妹模仿姐姐彈電鋼琴時的內容。

結語

音樂互動是嬰兒認識聲音世界的基本途徑之一。這種互動離不開家庭成員間對彼此關注、愿望和發展特點的認識。對嬰兒音樂能力發展而言，家庭音樂環境是物質基礎，共同體的概念可作為理論根基，在確立音樂互動內容的前提下，教育觀是引導家庭成員行為和互動質量的關鍵因素。在本研究的家庭共同體中，盡管父母對嬰兒音樂能力發展的設想和教育觀存在差異，但他們都在共同體的框架下，以不同的角度積極地建設了家庭音樂環境。如何交替運用錄音音樂和現場音樂，選擇歌謠曲還是即興演唱，利用音樂玩具還是Google Home，在家庭情境中使用和調配這些音樂材料都離不開各家庭成員對嬰兒發展，嬰兒需求和嬰兒基本音樂反應的預判、歸納和認識。而這些音樂活動反過來也反映出父母親的音樂教育觀。同時，嬰兒對這些音樂活動做給予的反饋和表現成果也將經過積累和沉淀成為所有家庭成員對未來親子音樂活動設計的經驗基礎。

本研究中所有的嬰兒音樂行為皆基于LENA錄音數據中的發現，嬰兒活動時間表和父母采訪，前后處理了嬰兒8、10、12和14月齡的四個音景文件，總計近40個小時的錄音，4份時間表和22次的采訪資料。但盡管如此，我們也只是詳盡記錄和分析了嬰兒生活的四個時間點，對嬰兒整體成長歷程和發生數據來說依然是十分有限的。但共同體理論的視角提供給了我們分析嬰兒成長軌跡的理論基礎，并結構化地輔助研究者有意義地將實證研究所得的量化和質性數據建立連接，打開了真實的嬰兒音樂成長環境及互動狀況的冰山一角。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期待以更詳盡的數據采集，更具體的音樂學和心理聲學的分析方法，和更多樣化的嬰兒環境來源來探索嬰兒家庭音樂環境的特征和音樂能力發展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