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及其特點與價值簡析

許建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邊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內容提要]察哈爾蒙古西遷及其戍邊是清朝經略新疆的重要措施之一，相關檔案見證了這段歷史?！肚宕鬟w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以其輯錄檔案的全面性、翻譯的權威性以及體例的得當性，很好地刊布了這批珍貴的史料。該書的出版使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的諸多歷史內容得以披露，對深化清代察哈爾蒙古西遷歷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清朝統一新疆后，滿、漢、索倫、察哈爾蒙古、錫伯等多個民族從內地及東北等地西遷新疆，不但為保衛新疆和建設新疆作出重要貢獻，亦奠定了現代新疆民族結構的基礎。其中，作為清代西遷新疆諸民族的重要一員，察哈爾蒙古尤為值得重視和研究。察哈爾系蒙古舊部落名，康熙十四年（1675年）被編為察哈爾八旗，駐牧于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東南部與錫林郭勒盟南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統一新疆，為加強和鞏固西北邊防，清政府于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調遣察哈爾蒙古官兵駐防新疆。

關于清代察哈爾西遷歷史，近年來引起學界較多關注，特別是1994年《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譯編》(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吳元豐、牛平漢、艾爾雅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譯編》，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出版，1994年。的出版帶動了察哈爾蒙古西遷史的研究。不過，遺憾的是，該書僅選編和翻譯了乾隆時期的相關檔案490件（包括333件正件和157件附件），其它時期的檔案均未輯譯。2003年，經過多方努力，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等主編的《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2)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以下簡稱《檔案全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是一項意義深遠的基礎性工作，為深化清代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史研究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本文擬就該書的主要特點、基本內容及其研究價值加以介紹和分析，期待有助于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史的研究。

一、《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的主要特點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朝政府決定從張家口外察哈爾八旗左右兩翼挑選“得力精壯、堪以為兵者”，攜眷屬遷往新疆屯墾戍邊，由此拉開察哈爾蒙古西遷大幕。察哈爾蒙古西遷官兵計有2000人，分兩批抵達新疆。其中1800人安置于今新疆博爾塔拉，設察哈爾營，成為伊犁駐防八旗的組成部分，承擔著駐守卡倫、換防城池、牧放牲畜、開墾種田等任務。此后，為穩定西遷察哈爾蒙古官兵，清朝政府又選挑察哈爾婦女420人遷往新疆。從此，這些西遷的察哈爾蒙古人就在新疆屯墾戍邊，保衛和建設新疆。

在決策、挑選、西遷、安置及此后管理察哈爾蒙古部落的過程中，清朝政府留下了相當多的檔案。承辦察哈爾事務的皇帝誥敕、諭旨、寄信和各院部行文均用滿文書寫，保留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這些檔案史料反映出察哈爾蒙古官兵攜眷西遷、放牧、戍邊等種種相關活動，是研究清代察哈爾蒙古西遷及其在新疆活動的第一手歷史資料?！稒n案全譯》共計約90萬字，完整地編輯和翻譯了這些檔案。編輯和翻譯該書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檔案全譯》的編譯嚴謹，體例得當，呈現出自己的特點，可簡要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

1.檔案收集全。本書輯入檔案共計1458件，其中正件925件，附件533件。(3)見下節，經筆者核實應該是附件為533件。這些檔案起止時間分別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和宣統三年（1911年）閏六月，時間跨度達151年，貫穿了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和宣統諸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有關清代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滿文檔案盡數收入，檔案資料系統而全面。根據《檔案全譯》一書，茲將各個時期相關檔案正件、附件數量加以整理，陳列如下（見表1）。

表1 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檔案數量一覽表(4)依據《檔案全譯》梳理，實際上總檔案數目為1458件，其中正件925件，附件533件?！稒n案全譯》前言中所列附件458件，當有誤。

由表1可知，從乾隆時期的690份到宣統時期的2份，幾無遺漏，盡納其中，這為系統研究清代察哈爾蒙古西遷及其在新疆活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史料的珍貴性。這些檔案史料非常珍貴，包括滿文錄副奏折、上諭檔、議復檔與字寄檔等諸文種；尤其是還將所能查到的原奏折附件均附于后，凡能查到的所奉諭旨和軍機大臣議復折亦附于各折之后；同時，皇帝的行批、朱批等亦均列于相應處?！稒n案全譯》翔實、全面地補充了《清實錄》的簡略，又以其一手檔案資料彌補了時人著述的二手轉述。

3.編譯體例得當。每份檔案末尾均注明其全宗、文種與檔案；所有輯入檔案均由編譯者繕寫了標題，全文給予標點和分段，極大地方便了查閱。輯入檔案基本按照具文時間順序原則編排；無具文時間者則以收文或者朱批時間編排，并加以適當標識；而考證的時間亦加了相應標識。這種輯譯體例既便于查閱，又便于了解檔案性質和前因后果，頗具工具書性質。

4.專有名詞翻譯謹慎。該書對專有名詞翻譯謹慎，可查到的人名、地名均遵循慣例予以采用，無法查到者則依滿文音譯；其它專有名詞依漢名沿用，沒有漢名者則據滿文音譯。此外，編輯者還對訛誤之字、遺漏之字分別予以注正和補寫，殘缺之字亦予以標識；譯者注釋者亦專門標于后。(5)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頁。該書系關于清代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檔案收集最全面、編輯與翻譯最權威的著作。

5.輯譯力量專業。該書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現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和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聯合編譯。特別要說明的是，該書編輯與翻譯匯聚了檔案管理、滿文專家以及有關歷史專家，例如，翻譯者關精明、吳元豐、張玉、張莉、宗印茹和趙玉梅均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學者，吳元豐、阿拉騰奧其爾、胡兆斌和劉懷龍負責審稿，另外，敖拉加以審校。該書輯譯極為專業和嚴謹，保證了該書的翻譯質量。

可見，《檔案全譯》是關于清代察哈爾蒙古西遷史權威性檔案譯編，不但資料收集系統全面，而且翻譯準確，編輯認真，體例得當，便于研究者使用。該書出版對推動和深化清代西遷察哈爾蒙古歷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二、《檔案全譯》的主要內容及其價值

早期清代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史研究除采用《清實錄》外，主要是《西域圖志》《西陲總統事略》《新疆識略》《西陲要略》《西域水道記》等資料。此外，有些較少見的漢文史籍對察哈爾營亦有記述，諸如《伊江匯覽》《伊江集載》《總統伊犁事宜》和《伊犁略志》(6)馬大正：《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匯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年。等，但是研究者使用較少。(7)除了《新疆簡史》等著作外，相關論文很少，其要者有胡博生：《博爾塔拉察哈爾蒙古史略》，《新疆地方志》1992年第2期；巴赫：《察哈爾蒙古的西遷》，中國蒙古史學會《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賀萍：《清代新疆察哈爾蒙古農牧業發展概述》，《新疆地方志》1998年第4期。1994年《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譯編》刊印，刊布了一批新的檔案資料，促進了相關研究，但是，此書畢竟只是刊布了乾隆朝的檔案，難以開展全面研究，專題研究仍然有限。例如，較重要的研究雖然使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案，但是在資料挖掘使用上并不全面。(8)闞耀平：《清代天山北路人口遷移與區域開發研究》，復旦大學，2003屆博士論文。在此學位論文中，作者關于察哈爾西遷批次及人數的統計，就沒有注意到所遷徙的婦女。而《檔案全譯》出版后，相關研究成果則增加不少，特別是相應的專著前后相繼出版，(9)在專著方面，主要是加·奧其爾巴特、吐娜：《新疆察哈爾蒙古歷史與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加·奧其爾巴特、吐娜、蘇奎俊、王旭送：《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就是該領域研究深化的具體表現。此外，亦出現涉及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研究的學位論文。(10)愛麗曼：《西遷新疆的察哈爾蒙古正白旗人的記憶與認同研究》，新疆師范大學2016屆碩士論文。

正如前面所言，《檔案全譯》收集和翻譯了清代西遷察哈爾蒙古的全部檔案資料，涉及內容豐富，無疑有利于該領域的深入研究。從表1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檔案數量可以看出，乾隆時期檔案數量最多，共計690件，反映出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創設的不易，涉及決策、組織、遷徙、安置、制度建設、生產生活配置以及相應管理等諸多方面，因此有關政策與措施繁多，留存檔案多。而咸豐時期后驟減，反映出新疆局勢動蕩、清王朝衰弱的客觀歷史事實，清朝政府對新疆察哈爾蒙古的管理也相應弱化，有關政策與措施調整較少，留存檔案大為減少。

在這些檔案中，其主要內容頗為豐富。馬大正先生在總結乾隆時期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檔案內容時，曾羅列了7個方面，即，清政府西遷察哈爾蒙古兵決策過程、清政府保證察哈爾蒙古西遷順利的措施、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的歷程與安置、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后的行政管理體制及生產生活狀況、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后與當地其他民族關系、察哈爾蒙古開發與保衛新疆的貢獻、歷任察哈爾營官履歷。(11)馬大正：《清代西遷新疆之察哈爾蒙古的史料與歷史》，《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稒n案全譯》囊括了從乾隆時期到宣統時期幾乎所有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的檔案史料，其內容也更加豐富，主要可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

1.關于察哈爾蒙古攜眷西遷新疆問題。這是該書所輯譯檔案的重要部分，包括向新疆調遣察哈爾蒙古的背景、政策形成、辦理西遷察哈爾官兵及其家眷的過程、有關牛羊錢糧與護送情形等，均有詳細檔案記述。

2.關于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安置情況。該書較全面記述了察哈爾蒙古攜眷兵丁在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臺和伊犁等地的安置情況，諸如各地安置人數、糧食配給、牛羊分配等情況。特別是為了保證西遷官兵能夠安心保衛和建設新疆，清朝政府專門遷徙察哈爾婦女到新疆，以便幫助單身兵丁組建家庭，亦構成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的重要組成部分。

3.關于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的管理情況。這些檔案資料主要有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的具體安置地、人數、察哈爾營組建；管理制度制定、官員配置、職責厘定、官員考核與輪換、與厄魯特蒙古合編、與其他民族關系問題等。

4.關于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的生產生活情況。這些檔案包括西遷察哈爾蒙古生產生活資料配置與管理、馬場管理以及牲畜繁衍、放牧獎罰、糧食供給與生產等，此外還有官兵生病醫治、賑災、貧困救濟、養老安置、婚喪嫁娶、民事案件處理等諸多方面。

5.關于西遷察哈爾蒙古的戍邊情況。西遷察哈爾蒙古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戍邊，察哈爾蒙古遷居新疆后，除了在北疆伊犁、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和塔爾巴哈臺等地戍邊外，也承擔南疆喀什、葉爾羌、烏什等地的守衛任務，該書較全面地反映了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戍邊的歷史貢獻。

此外，《檔案全譯》中關于察哈爾營歷任官員及其履歷等相關資料，也非常珍貴。

三、深化察哈爾西遷史研究略探

從《檔案全譯》所刊布資料來看，有不少方面值得深入研究，有些甚至還是以前關注較少的領域，可依據這些檔案或者相關線索，挖掘其它有關資料，開展深入研究。筆者選擇以下四個方面，略加陳述。

1.西遷新疆察哈爾婦女研究。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婦女，實際上是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往學者們關注較少。據刊布檔案顯示，早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五月二十五日，乾隆皇帝就批準按照自愿原則購買察哈爾旗及牧場蒙古族寡婦、女孩，解送伊犁，嫁給厄魯特單身男丁。(12)《察哈爾都統巴爾品奏遵旨備辦買取察哈爾婦女送往伊犁事宜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頁。此后，察哈爾都統巴爾品遵旨制定辦理措施，購買察哈爾婦女，辦理解送事宜。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六月二十七日，巴爾品先后在察哈爾旗、牧場，共集得婦女420名，年齡在15歲至40歲之間，包括寡婦、女孩和旗下自愿前往的婦女，其中買取寡婦和女子250名。這些婦女共編為10隊，每隊42人；解送官員20名，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六月二十七日陸續啟程前往新疆。(13)《察哈爾都統巴爾品等奏買獲察哈爾婦女數目并分隊解送伊犁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9～70頁。

據七月二十八日烏里雅蘇臺將軍成袞扎布奏折，這批婦女已于是日抵達烏里雅蘇臺，但是路途中病亡2人，剩余418人。烏里雅蘇臺將軍給予這些婦女糧食、馬匹、駱駝、帳房、牛羊以及炊具等補給，并更換解送人員，繼續送往烏魯木齊。(14)《烏里雅蘇臺將軍成袞扎布等奏派官兵護送察哈爾婦女起赴烏魯木齊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6～77頁。是年十二月初一，烏魯木齊辦事大臣伍彌泰奏稱，十一月初五該批婦女抵達瑪納斯，共計402名；計劃于十一日抵達庫爾喀喇烏蘇，十一月十九日抵達精河，二十一日從精河啟程赴伊犁。沿途均撥付所需口糧，由驛站妥善解送。(15)《烏魯木齊辦事大臣伍彌泰奏察哈爾婦女途經庫爾喀喇烏蘇等地前往伊犁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頁。十二月二十三日，這批婦女被送抵伊犁，但是路途因病去世28人，實際抵達伊犁人數為378名。伊犁將軍明瑞報告說，計有347名婦女可以嫁給厄魯特單身男丁，另外31名系老弱殘疾，則分給察哈爾昂吉內較為殷實之戶贍養，同時亦可令其做些看家護院之類的事務。(16)《伊犁將軍明瑞等奏察哈爾婦女抵達并酌情嫁給單身厄魯特丁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0～91頁。

上面幾份奏折顯示，這批西遷的420名察哈爾婦女，抵達烏里雅蘇臺時剩418名；從烏魯木齊啟程時候是406名，抵達瑪納斯時為402名；抵達伊犁時剩378名，沿途共病故42名，死亡率髙達10%?？梢姴旃栁鬟w之艱辛，路途之不易。

2.察哈爾南疆戍邊研究。戍邊與生產是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的基本動因，因此在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后，主要分配在北疆地區戍邊和養馬，如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伊犁和塔爾巴哈臺等地。后來專門成立了察哈爾營，成為戍守北疆的重要力量。察哈爾蒙古在北疆地區巡邊守卡，學者們較為關注，已有研究。實際上，察哈爾蒙古也承擔著守衛南疆地區的任務以及換防、駐守哨卡與巡查邊界等，以往學者們關注不多，茲就此問題加以簡要梳理。

早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察哈爾蒙古就承擔赴喀什噶爾換防、巡查邊界與駐守哨卡的任務。(17)《伊犁將軍保寧奏請察哈爾等營增設委官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4頁。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七月十八日，伊犁將軍奏請派遣察哈爾厄魯特官兵赴南疆諸城換防，并且具體要求派遣100名察哈爾兵。(18)《伊犁將軍永貴奏察哈爾厄魯特官兵整裝前往諸回城換防情形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8頁。這是見到具體派遣察哈爾兵戍守南疆的最早檔案。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1771年1月），伊犁將軍伊勒圖請求喀什噶爾等城“亦照塔爾巴哈臺之例，兩年一換”的換防定例，提出派滿洲、察哈爾兵換防的要求。(19)《伊犁將軍伊勒圖奏定察哈爾等營官兵赴喀什噶爾等城換防章程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1頁。伊勒圖接到準諭后，由本地兩城滿洲兵內派出500名，錫伯、索倫、察哈爾兵內共派出100名，以滿洲協領司泰為營長，所屬正職委官亦照數委任，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十日（1771年2月24日）自伊犁起赴。(20)《伊犁將軍伊勒圖奏派察哈爾等營官兵赴喀什噶爾等城換防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2頁。換防喀什噶爾官兵亦不攜眷，每兩年輪班更換。乾隆三十八年二月（1773年3月），鑒于喀什噶爾形勢較為穩定，且察哈爾、厄魯特、索倫“則路途遙遠，水草不好，于其馬匹無益”，清朝政府停派察哈爾官兵赴喀什噶爾等城換防，“各回城僅派滿洲、錫伯官兵”(21)《伊犁將軍舒赫德奏停派察哈爾官兵赴喀什噶爾等城換防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8頁。。

察哈爾蒙古駐防南疆包括多個城市。除了駐防喀什噶爾城外，烏什、葉爾羌都是重要駐防地。早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九月，烏什參贊大臣舒赫德奏擬將原駐該地的察哈爾兵移駐葉爾羌。(22)《烏什參贊大臣舒赫德奏擬駐察哈爾兵改遣葉爾羌駐防》，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0～141頁。十月十日這批察哈爾抵達烏什，休整后由舒赫德將其派往葉爾羌。(23)《烏什參贊大臣禁旌額理等奏察哈爾兵由烏什啟程前往葉爾羌換防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2～143頁。

除了承擔軍事任務外，察哈爾蒙古亦承擔其它任務。東歸土爾扈特和碩特人移牧珠勒都斯草原后與南疆諸城多有貿易，需要“承應翻譯蒙古語事宜，看護和碩特人往返貿易等差”，清朝政府從察哈爾營內抽調8名通曉滿語或漢語士兵，充當通事，派赴喀喇沙爾城，這些通事每年一換班。(24)《烏什參贊大臣安泰等奏請選察哈爾營兵丁派往和碩特游牧充當通事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0頁。

在渥巴錫（南路土爾扈特汗王）游牧處，派察哈爾營佐領一員、兵十名，厄魯特營驍騎校一員、兵十五名駐防；策伯克多爾濟（北路土爾扈特親王）游牧處，由察哈爾營兵八名、厄魯特佐領一員、兵十一名駐防；莫門圖（西路土爾扈特貝勒）游牧處，由察哈爾營官一員、兵九名，厄魯特營官二員，兵八員駐守。(25)格琫額撰輯：《伊江匯覽·差徭》。

實際上，察哈爾蒙古在南疆還承擔著平定和卓叛亂以及抵御外侮等多項重大戍邊任務，這在《清實錄》《清代新疆稀見奏牘匯編·道光朝》等文獻中均有記載，而《檔案全譯》中則無此記載。

3.察哈爾營的扶貧與賑災研究。察哈爾蒙古遷徙新疆后，長期攜眷居住在邊界地區，其生產活動主要是屯墾與放牧，瘟疫等自然災害時常侵擾察哈爾蒙古的生產活動，致使家庭貧困，因此，扶貧與賑災救助察哈爾營亦是清朝政府的重要活動，這在《檔案全譯》中有較多體現。

（1）貧困人口及其救濟問題。賑濟貧困察哈爾民眾是《檔案全譯》反映較多的內容，基本貫穿乾隆至宣統各時期。乾隆時期，察哈爾蒙古從遷入新疆到初步定居下來，謀劃戍邊和生產，面臨不少困難，清朝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以保證察哈爾蒙古能夠安定下來，牧廠建立、牛羊馬匹的放養和孳生分配以及糧食的撥付等方面，都有系列規劃。除此之外，仍然面臨著貧困和各種災害的困擾，需要扶貧和賑災。在扶貧方面，一是救濟察哈爾營老弱病殘人員，諸如讓老殘佐領驍騎校及時退休安享晚年；(26)《伊犁將軍保寧奏察哈爾營年老殘疾佐領驍騎校以原品休致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1頁。二是利用出售余糧所得資金交富商經營，將所滋生銀兩用于贍養鰥寡孤獨者。(27)《伊犁將軍保寧奏報察哈爾稀薄等營滋生銀兩及贍養鰥寡孤獨等情者》，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7頁。

但是，乾隆末年，察哈爾營貧困者仍不少，其原因較為復雜，可概述為以下列五種：一是察哈爾蒙古西遷者多為貧困之人，而且多是少年，并不善于放牧之道，導致遷移途中牲畜死亡很多；二是到伊犁后撥給他們的牲畜以及新生的牲畜倒斃者多；三是氣候惡劣，多次遭受疫病，牲畜持續倒斃情況嚴重；四是伊犁地區察哈爾蒙古、厄魯特、索倫、錫伯等一度被視為非游牧部落，讓其學習漢族的農耕技藝，發展農業，結果致使其放牧技藝變差，察哈爾蒙古是其中受影響較大者，導致其“生計艱窘”(28)《伊犁將軍保寧遵旨復奏伊犁察哈爾等營生計艱窘情形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8～279頁。；五是塔爾巴哈臺地區察哈爾蒙古人口增多，放牧及狩獵技藝不如以前，種地不甚得法，收入不佳。當地官員將貧困者選出，撥給牲畜、農具，并派遣綠營兵教授耕種。此外，亦對未當差的察哈爾兵丁進行圍獵訓練。(29)《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伍彌烏遜奏巴爾魯克游牧之察哈爾兵丁生計貧困技藝欠佳并酌情變通辦理片》，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9～280頁。伊犁將軍以及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分別籌措餉銀滋生利息，以便接濟兩地察哈爾蒙古，(30)分別見《伊犁將軍保寧奏請借給察哈爾營三年餉銀滋生利息以資接濟生計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第280～281頁；《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伍彌烏遜奏請賞給察哈爾兵丁生息銀兩以期生計富裕片》，《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2～283頁。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甚至還動用房地租銀來接濟察哈爾兵丁。(31)《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伍彌烏遜動用本處房地租銀階級察哈爾兵丁生計》，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3頁?？v覽《檔案全譯》，塔爾巴哈臺察哈爾蒙古貧困問題始終未能得到徹底解決，幾乎各個時期都有各種救濟，這反映出當地放牧和發展生產相當困難。

（2）克服瘟疫自然災害問題。瘟疫對察哈爾蒙古的生存、生活帶來較大困擾，道光元年（1821年）六月十五日伊犁將軍慶祥奏稱，上一年度伊犁和塔爾巴哈臺發生瘟疫，致使兩地察哈爾蒙古和厄魯特蒙古放牧的牛馬死亡數萬頭（匹），請求“通融救濟，奏請展寬取孳期三年”，獲道光帝批準。(32)《伊犁將軍慶祥奏察哈爾厄魯特營牲畜遭受瘟疫遵旨接濟等情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4頁。至于自然災害，也是時常發生，特別是暴風雪導致馬、牛、羊等牲畜死亡較多，一般都會及時上報，便于給予救助。(33)《伊犁將軍保寧奏報前往查看察哈爾等營牧放牲畜膘分及倒閉情形折》，吳元豐、胡兆斌、阿拉騰奧其爾、劉懷龍主編：《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7頁。

4.察哈爾馬廠研究。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后，牧馬養牛是其重要的職責，關于察哈爾蒙古經營牧廠情況的詳細研究并不多，也有不少需要深度研究的地方，諸如北疆幾個牧場建立、管理制度、獎罰規章、官員接替、部落關系、人口變化以及非牧業經營狀況等。

此外，《檔案全譯》是研究清代新疆歷史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清代民族史的珍貴史料。同時，該書的編譯出版十分必要，它是一部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有助于讀者了解和認識清代各族人民保衛新疆、建設新疆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綜上所述，《檔案全譯》所刊布的檔案系清廷保存的資料，均出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為長期在該館工作的資深滿文專家吳元豐先生領銜搜集、編輯和翻譯，資料珍貴可靠，搜集全面，編輯得當，翻譯權威，是關于清代察哈爾蒙古西遷、安置、管理、戍邊以及生活生產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