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監察組織發展史系列之一：鋒刃初開

文/尹 恒

漢代司馬遷所著《史記》是以我國上古時期部落聯盟的發展作為記載開篇的。依據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粗識部落聯盟及其相互關系的概貌，也可以窺探到那個時期社會組織國家化、國家組織監察化的基本脈絡

原始社會后期，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人口的迅速增長。為了滿足迅速增長人口的經濟需求，已經進入父權管理階段的各個氏族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拓展自然空間、強化領地統屬的方式增加生活物資的獲取來源。持續不斷地疆域拓展，不可避免地侵蝕其他氏族的領地，打破原有的區域平衡，引發氏族之間的武裝沖突。隨著武裝沖突的不斷升級，各氏族逐步意識到，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入侵者，僅靠自己一族之力捍衛生活領地非常吃力。于是，氏族之間便通過各種形式結成氏族聯盟，以共同防御來自各路的入侵者，并在不斷拓展疆土中占得先機。之后，戰爭區域日漸寬廣，戰爭規模日益擴大，氏族聯盟受到血緣關系的制約，其規模已明顯跟不上發展的需要。在生存和發展的召喚下，氏族聯盟之間必須形成更大規模的部落聯盟，用以擴張生存領土，抵御外族入侵。部落聯盟的產生，對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穩定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保護作用，也為后來國家的社會組織結構的形成奠定了有效基礎。

部落聯盟原本脫胎于氏族組織，表面上看是多地氏族的大匯聚。但實際上，氏族都以血緣為紐帶進行家族式管理，而部落聯盟則顯然不可能簡單復制這種管理形式。面對來自地區不同、圖騰不同、強弱不同、財產多寡不同、地域優劣不同的眾多氏族，部落聯盟只能跨越血親管理模式，采取區分地域的管理形式構建新的社會組織結構。這種社會組織結構具有三個完全不同于血親管理的特征。

第一，議事制。由氏族和部落頭領組成的部落聯盟首腦群雖然必須推舉出部落聯盟首領，以便統領全局，但其他成員同樣具有能夠直接影響議事決策的建議權。這是氏族走向部落聯盟階段的必然結果。比如，堯作為聯盟首領，在當時，其引領的部落聯盟在軍事上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撫慰四夷也已成效顯著。但這個時期洪水肆虐，為了有效治理洪水，堯在一次會議上提出，誰能負責治理呢？當時在座的人都指出鯀這個人能治理，但堯不同意，他認為，鯀“負命毀族”，是一個不堪大用之人。但因推薦者多，無奈之下，堯只能同意由鯀出任治河主管?？上У氖酋呏嗡?，“九歲，功用不成”，辜負了推薦者。不過通過這件事情可以看出，部落聯盟時代，遇到關乎全局的大事，各個氏族、部落首領不僅具有建議權，甚至可以直接影響議案決策結果。

第二，分工制。部落聯盟取代氏族管理以后，為了讓眾多具有不同圖騰、不同文化內涵的氏族在統一行動的號令之下，就必須提升管理模式，以適應社會管理的復雜化。這種模式就是完全依照聯盟內部事務設置相應非血緣化的管理人員，通過百官分工以管理社會事務，實現聯盟中心向偏遠地區跨區域的權責輻射，在統一的規章制度框架下，完成社會的多樣性管理。比如，黃帝在戰勝炎帝、蚩尤，并不斷消除各類小部族的威脅之后，就開始厘定官制，確定官員名稱。到了舜統治時期，“五典百官”都已具備，社會也開始進入因循而治階段。為了考核這些官員的政績，以確?！拔r相天命”，舜又建立了專門的考核制度，“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初步確定獎懲制度，使官制與考核制度最終結合了起來。

第三，分守制。部落聯盟融合了各個氏族，統轄區域自然擴大。在不斷獲得軍事勝利之后，占領的新區域更會迅速膨脹。比如黃帝連續作戰取得勝利之后，所轄區域已經東到海邊，西到崆峒山，南到長江，北邊與匈奴族接壤，控制了黃河南北的廣大地區。面對這樣廣大的區域，最初，黃帝采取了“撫萬民，度四方”這種直接管理的方法，之后，各部落聯盟首領紛紛采用“能明馴德，以親諸侯”的影響力約束地方。直到堯、舜時代，地方官員（類同于后世諸侯）對聯盟負責才通過制度化而固定下來。舜曾任命龍為納言，專門負責地方官員與聯盟首領的信息溝通事宜。從此才有了“九州莫敢辟違”的地域管理新模式。

從神農衰世開始，黃帝整合氏族，修德振兵，通過文治武功，拓展出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廣大區域，建立起了一支新型、強大的部落聯盟。之后歷經數代，到堯、舜時期，不僅統轄區域進一步擴大，社會管理也步入了一個新的臺階。當然，即使“天下咸服”“眾功咸興”，顯得一派欣欣向榮，熱氣騰騰，卻仍然不免會有“掩義隱賊，好行兇慝”之類不肖之徒的逞快。這就需要在設置百官、訂立規章制度、獎勵“世濟其美”人才、擢升“莫不時序”官員的同時，確立對所有官員的監察，懲治不法分子。對官員監督制度源于黃帝，到舜帝統治時期已基本搭建出框架。因此，可以說，我國的監察制度源自于原始社會晚期，并對當時堯舜“盛世”起到了很好的保護作用，但更為重要的，則是這種監察理念、甚至監察方式等都對后世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

有犯無隱。部落聯盟本質上屬于利益聯盟，既有向心以維護總體利益的力量，也存在離心以確保部落或氏族自身利益的集黨訴求。所以，這一時期，聯盟的重大決策尚無法由首領一人定奪，各方共同參與意見，首領虛心納諫仍是聯盟決策的主要方法。比如黃帝剛剛打敗各路諸侯，就立刻建立了明臺議事制度，既傾聽部落和氏族首領的聲音，又收集各路賢達的意見，所以才有了“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的局面。而堯到晚年商議繼嗣之事時，各方更是七嘴八舌、口無遮攔，把部落聯盟議事制度表現得淋漓盡致。進入國家管理時代以后，以部落聯盟議事決策重大問題的方式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一人為尊乾綱獨斷的家天下局面。共同商議雖然不行了，但由此演繹出的“進諫”制度，卻實實在在影響了后世三千多年的歷史。

訂定刑罰。與黃帝、堯等聯盟首領通過人格魅力施德布政，得到各個部落青睞，從而維護部落聯盟整體利益不同，舜在攝政和執政期間，更多強調通過法令維護聯盟的統治地位。這是因為從黃帝拓疆以后到堯舜守成之時，這支早已控制我國黃河流域廣大地區的部落聯盟長期已無對外戰爭，聯盟內部因私有化加劇，財富觀念增強，不斷攫取各種利益的現象與日俱增，聯盟社會穩定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因此，舜在攝政期間，通過“不失子道，兄弟孝慈”的道德楷模形象影響外界之余，積極推進制定各種典章制度，選拔得力人才實施典刑。他所指定的刑罰主要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而他任用的大理官員皋陶更是被后世儒者奉為上古圣賢。皋陶歷經堯、舜、禹三個歷史時期，一直負責懲治“寇賊奸軌”事務。他創建監獄，劃定刑罰等級，明確司法原則，秉持公正斷案，在當時獲得了百姓的極大信任，對后世我國司法史也產生了極大影響。

懲辦“四罪”。確立官制，綏靖四夷，是黃帝統管黃河流域之后穩定聯盟統治的重要方略。這其中，遠離聯盟中心的地區因交通不便，管理與監察極為困難。對此，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通過設置監察人員不斷考核地方政績。這也是后世中央巡視地方制度的發端。為了強化威懾作用，黃帝本人，以及隨后的聯盟首領顓頊、帝嚳、堯、舜、禹都曾巡視四方，強化聯盟權力，警示地方部落首領。在眾多的巡視中，舜的巡視效果最為直接。攝政之后，舜通過一年的巡視，得到了第一手資料?；貋砗?，便建議堯處置四個德不配位的管理人員。將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的共工放逐到幽陵，將為人兇惡、犯死乃休的讙兜放逐到崇山，將心懷不軌、幾經變亂的三苗放逐到三危，將堙土決瀆、空耗民力的鯀放逐到羽山。舜對四方部落首領的彈劾與處置，當時引起了很大反響。更為重要的是，這是我國歷史上監察利劍的第一次出鞘，不僅展示了利劍鋒刃的凜凜寒光，還讓人看到了手起劍落后肅殺凋零的結果。

懲治四兇。除規范聯盟管理人員外，舜對各個部落首領、甚至是聯盟首領后裔的違紀行為也沒有法外開恩。帝鴻氏的后裔渾沌缺少恩義，愚昧多事；少皞氏的后裔窮奇不忠不信，常出惡言；顓頊的后裔梼杌穢亂天常，不聽勸告；縉云氏的后裔饕餮吃喝玩樂，受賄積財。舜把他們全部流放，打發到邊關，防御外族入侵去了。后世以這四個人的名字作為其行為的命名，將他們永遠定在了恥辱柱上。

上古時期，我國的部落聯盟統治基本成熟于舜統治時期，

所以司馬遷說“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帝始”。但舜統治時期也是我國上古時期部落聯盟最后的興旺期，很快，國家的大門就將開啟，更為新式的管理形式即將出現。而伴隨這種新型管理模式的出現，如影隨形、相伴相生的監察制度變換身姿，也同樣悄然地走向了前臺。

縱觀上述，社會在發展，人類在進步。古為今用，通古博今，研究上古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分析其發展與進步，無疑對現實社會發展的脈絡有所思考與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