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與建構：從傳統天下觀到近代民族國家觀的流變與轉型

盧慶

◆摘? 要：傳統天下觀是以華夏文明為中心的理念，其延續了兩千多年。但近代以來，西方列強的沖擊在經濟、政治上對晚清統治者造成挑戰，思想上也使傳統天下觀衰落。傳統的“華夷秩序”已經無法解釋清王朝所面對的更為復雜、更為龐大的世界秩序的國際格局。以孫中山、梁啟超等為代表仁人志士，立志于救國于水火，提出了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緊迫性與各自的方案，從而實現由天下觀念到民族國家觀念的流變與轉型。

◆關鍵詞：天下觀;民族國家觀;轉型;建構

一、引言

儒家天下觀的概念可追溯至先秦文獻，總體而言，包括：地理層面，制度層面與價值倫理層面。首先，地理層面的天下，廣義上，即天地概念，被天所覆蓋的區域，例如“九州”、“五湖四?！钡?狹義上，這里的天與中國有所重合，包括“四夷”，這里的地理概念可延伸至大一統國家建立之后，涉及到中原地帶與少數民族居住的周邊地區等。其次，制度層面的天下，是一種秩序觀念，

天子在封建社會中處于核心地位，其余大臣將根據自身的功績或者血緣關系獲得爵位。以此強調天子是萬物的核心，進而突出天下秩序，即“中心—邊緣”的金字塔型結構。最后，在價值倫理層面，儒家差序之別。主要表現在：其一，內外之別，九州之外便是四夷，即便君權可以統治四夷之地，但與該地的接觸仍然很低，儒家強調用夏變夷，主要用儒家的道德教化感化周邊的民主，同時注重夷夏之別。其二，華夷之別，儒家強調尊王攘夷，華即華夏，天下的中心便是華夏，也稱中原。其三，尊卑之別，儒家禮制強調四夷要服從于中原王朝，因此，四夷需要定期向中原納貢，以表忠誠。從天下觀折射出中國古代天下觀大一統思想、夷夏之別外，還衍生出來了相應的禮法制度、尊卑思想和朝貢文化等，這些制度和文化也正是中國古代天下觀的具體實踐，它們伴隨著中國獨特的政治制度不斷調整變化。在進入近世社會后，古代天下觀將得到進一步的重塑演化。

中國在明朝時期便與西方世界國家進行了多方聯系，鄭和七下西洋開啟了海上聯系的關卡。伴隨著東方文明的發展，大航海時代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建立，“南洋”與“東洋”組成了海域疆土。當時中國是東亞的宗主國，是朝貢貿易的核心，而政治觀念上這就是晚清時期的天下觀念。此時的天下觀念顯然與西方正在極度擴張的全球貿易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的概念相去甚遠，這種天下觀念不可避免地將要受到西方的挑戰。

從歷史的發展視角看，中國在19世紀中期已經進入梁啟超提出的“過渡時代”。并將以此時間段將中國分為古代中國和近代中國。晚清末年，保守派、維新派和革命派對于“國家”和“民族”的內涵、外延的爭論以及“保教”與否的爭論，表明了士大夫精英階層在晚清發生了分裂，深層次原因則反映出晚清帝制政治的正當性和中國傳統文化認同上的雙重危機的激化。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體系受到巨大沖擊后，中國開始逐漸步入了以“民族國家”為核心的近代世界體系中。這種轉變與中國天下觀的衰落相同步。代替天下觀的是一種新的世界秩序觀，它構成了中國近代民族國家的基石。這種新型世界秩序觀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具體而言，天下觀統治中國近兩千年，直到明清之際，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之后才開始松動。到19世紀末期，天下觀最終讓位于近代世界秩序觀。天下觀作為傳統中國思想界建構出來并體現在帝制時代長期實施的朝貢體制里的世界秩序觀，其最鮮明的一個特征是它包含了一個完整的“天下”空間結構。在從天下觀向近代世界秩序觀的轉型過程中，必然要牽涉到如何解構這一“天下”空間結構，從而構建新的觀念。因此，本文將在這一背景之下，論述中國古代天下觀衰落的表現，進而對近代民族國家建構路徑進行分析。

二、文獻綜述與探討

學界關于天下觀和民族國家的研究非常豐富。天下觀是我國古代各家門派思想家及其著作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學界認為，針對傳統儒家天下觀的衰落開展的研究工作在現代語境下具有時代意義。

（一）天下觀的相關研究

錢穆（2013）在《晚學盲言》中主要從兩個角度論述了國與天下的關系：其一，認為中國歷史建立在五千年發展歷程的基礎上進行了延申和擴張才成為現有的體系，個人與家庭、國家和天下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其二，他將中外天下觀進行了差異性研究。邢義田（1981）在《天下一家——中國古代的天下觀》主張天下觀即是一種政治秩序，由方位、層次和文化等組成，歷經夏商、兩周時期，成熟于春秋之后。之后便一直在“天下一家”與“華夷之防”間徘徊。近代以來，孫中山對傳統的天下觀進行了劃時代的區分。費孝通先生提出了“凝聚核心”的概念，并指出了“凝聚核心”在中華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他揭示了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中國古代的民族觀強調的是文明中心的巨大向心力，“漢族”本身就是居住在中原地區的若干族群融合的結果。同時，它不斷地吸收周邊主動“歸化”的蠻夷戎狄，成為文明中心，這個中心被稱為“華夏”，側重的是以“華夏”文明為核心的民族融合。

（二）近代民族國家相關研究

民族觀念是在近代中國在西方對原有天下觀沖擊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間接引入中國的，但在傳統社會中民族意識早已存在。梁啟超、孫中山在民族危機下思考救亡圖存之路，在傳統天下觀的瓦解中成為開創民族國家觀的先行者。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在近代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才被喚醒。徐迅在《民族主義》介紹了民族主義的歷史與概念，指出民族主義的現代性背景，并剖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和問題。將中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放在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發展和高漲的整體過程中考察，揭示出二者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為我們認識近代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過程開啟了一扇明窗。

（三）研究綜述

基于學者對天下觀和近代民族觀的研究，可以看出學界對天下觀和近代民族國家觀的研究已經成熟，詳細解釋了兩者背后的理念和文化內涵。在此基礎上，本文將思考近代中國從天下觀的衰落的表現，進而分析其向近代民族國家觀建構發展過程的轉變路徑。

三、西方沖擊下天下觀的衰落

（一）西方對中國的多方沖擊

其一，軍事戰敗對傳統結構的沖擊。以鴉片戰爭為起始的列強侵略標志著近代中國的被迫轉型，鴉片戰爭結果以《南京條約》的簽訂告終，這場因鴉片而起，但沖突并沒有以鴉片的合法化為終結，反而沖擊了中國傳統朝貢體系的外交制度和中國人的自視為中心的天下觀念。在連續的屈辱性條約的簽訂下，中國傳統政治結構被瓦解，內政外權受到了極大的破壞。伴隨著巨大經濟賠償和國內市場的被迫打開，還喪失了對外自主權，第二次鴉片后，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設置標志著清廷開始在觀念上將西方諸國放在與自己平等的位置上，傳統的以中國為政治核心的天下觀念更加瓦解。

其二，天下地理范圍的擴展。在以中原為天下為中心，及四夷的天下觀，在路上絲綢之路和明朝海上之路開辟后，擴展至南洋、西洋等地。但在清朝時期，西方傳教士的來華，為了獲得中國士大夫的信任，傳播了大量新知識，其中的地理知識占了及其重要的地位。突破了中國原有的“天下觀”在地理層面的范圍。明清之際的西方地理學的傳入開始使中國傳統的空間理論受到挑戰。

其三，近代邊界條約的影響。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1860年后到19世紀末期），中國逐漸開始不再閉關鎖國。從19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開始發生邊疆危機、東南海疆、東北邊疆、西北邊疆和西南邊疆同時告急，西方國家以及日本開始蠶食并侵占中國傳統的朝貢國。到19世紀末期，中國朝貢體系下的傳統朝貢國都被殖民化。從歷史進程看，以天下觀為基礎的朝貢體系對“四夷之地”理論上擁有控制權，朝貢外交指導下的中國邊界是“流動的”，是隨著中華文化的傳播變動的。19世紀末期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國家和日本簽訂的這些明確規定領土范圍的條約，徹底粉碎了中國擁有的無限領土的權力。西方殖民者對中國周邊國家的占領最終使清帝國確立了有限度的領土范圍，也使中國傳統天下觀擁有的無限空間理論在現實中得到校正。

綜上，西方列強的入侵帶給中國的沖擊不僅存在于政治經濟層面，更多在思想上打開了國人封閉已久的傳統思維，其對中華文明的影響深遠，包含于科技層面、制度與思想層面等，而正是多方的影響逐漸釀成了中國傳統秩序觀的巨變。

（二）傳統天下觀衰落的表現

1.華夏中心優越感的瓦解。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華夏文明的自我優越表現在華夏文明比其他蠻夷的高級。統治者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國”的意識一直延續至與西方列強的交涉中。但兩次鴉片戰爭將清朝統治者的優越感完全瓦解。

2.華夷秩序的崩潰。近代的列強入侵打破了華夷秩序，最典型的事件就是“越南”和“朝鮮”這兩個藩屬國的丟失，其中在1883年中法戰爭戰敗后，中國忍痛承認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丟失越南藩屬國。另外，甲午戰敗后簽訂了《馬關條約》進一步將朝鮮視為獨立國。由此可以看出華夷秩序的崩潰。

3.傳統文化的影響減弱。西方列強入侵帶來的政治文化、商業文化與生活理念也對華夏中心主義帶來了挑戰。首先，政治文化的傳入使得民眾不在相信腐朽的清政府，民間出現民主共和的思想。其次，商業文化的傳入轉變了傳統重農抑商的思想，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刺激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轉型。再次，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也促進了我國傳統思想的解放，剪辮子、中山裝、西式學堂等促進了社會風氣的改變。最后，廢科舉。西方思想傳入了大量的新學和西方知識，包括歷史、地理、化學、物理等學科，建立伴隨年齡發展的一體化的教育體系。

四、近代民族國家觀的建構

近代民族國家觀是在反抗列強的斗爭中逐漸建立起來。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早已存在民族主義。鄭大華據此認為“由于中國民族形成較早，其民族主義的產生自然也就較早?！辈⑻煜掠^念中的“華夏中心”視作中國傳統的民族主義思想。但更多學者認為的“民族主義”是在近代構建起來的，資本列強進行殖民擴張，伴隨著世俗政權的“炮艦政策”和武力掠奪，傳教士的大量進入，天主教也開始向亞歐非各國家和地區滲透?？陀^上促進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近代地理科學知識了解，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及天下觀衍生的政治文化制度、倫理思想觀念受到質疑。使得各民族建立自己的單一民族國家。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發現中國的危機越來越嚴重，他們試圖用傳統的夷夏觀來挽救國家，期望用中華文化的優勢，以“夷”變“夏”，救亡圖存。

（一）對“民族國家”的詮釋

近代時期，有關民族國家理念的提出，關于建構民族國家主要分為兩派，一派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大漢民族論，另一派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提出了“滿漢部分、君民合治”“合為中華”的大民族主義論。在辛亥革命后，革命派的民族觀點更加成熟，孫中山進而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建國思想：“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币詫O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認識到了民族融合的重要性，只要建立民族團結的國家才能抵御外敵，喚醒國民的民族國家意識，提供意識形態的理論武器。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民族國家觀念。

（二）從“五族共和”到“中華民族”

中國在經歷了1919年巴黎和會的失敗后，民族意識高漲，構建民族國家成為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共識，自歐戰結束后，世界的局面發展了很大變化，民族國家成為世界潮流，強調建構中華民族的必要性。在這種趨勢下，孫中山已經意識到人類歷史上民族國家時代的到來。孫中山集中闡發民族主義思想。首先，“五族共和”盡管能夠實現國內各民族的聯合，但面臨各民族在帝國主義鼓動的“民族自決”分裂國家的危險。其次，孫中山主張以漢族為中心的“同化”論，是基于漢族與少數民族的人數對比和中國日益嚴峻的邊疆形勢的考慮。孫中山對“中華民族”觀念的論述，主要集中在1919年之后對民族主義內涵的新闡釋。這一時期，他提出了“積極民族主義”之說，與以往的“消極民族主義”相對應。在此時，孫中山批判“五族共和”說，否定推翻清政府即完成民族主義的言說，并積極倡導“積極民族主義”，即旨在完成中華民族即國族的建構，塑造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由此，在救國圖存的緊迫情景中，“中國民族”的觀念得以建構，近代民族國家觀得到在本土上長足發展。

五、總結

中國原有的天下觀念作為一種政治秩序的理念與政治文化延續了兩千余年，但是傳統的天下觀念在近代遇到了嚴峻的挑戰，鴉片戰爭后，面對西方列強的攻擊，中國的仁人志士開始學習國外先進的理念與思想，以求構建民主平等的觀念。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強行將中國納入其中，也因此催生了中國人的“民族”與“國家”的意識。另外，西方科學思想的傳入改變了國人諸多傳統的觀念。例如，華夏中心觀與華夷秩序觀。甲午戰敗，國內華夷體系徹底崩塌。在此背景下，梁啟超、孫中山等借助西方國家學說、民主思想及權利觀念來抨擊傳統制度及思想觀念，天下觀思想受到批判，終致天下觀的理論根基坍塌，天下觀衰落并解體。與此同時，在西方國家學說的影響下，國內強烈反對分裂，對構建統一民族的呼吁，由此近代民族國家觀得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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