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勞動異化的出場邏輯、在場表征與回歸理路

譚天

摘 要：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信息時代推動了數字勞動的誕生，作為一種新型勞動范式，數字勞動的異化樣態并未根除且更易隱藏。異化勞動理論是馬克思對早期資本主義復雜社會剝削實質的揭示，從源頭上廓清馬克思視野中勞動異化的真相及其在數字時代的轉向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覺。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大量著墨于異化勞動的經濟事實和理論超越，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人的“非人”狀態、物的“治人”弊端。在私有制占主導的西方經濟體制中，資本邏輯、工具理性的施加使數字勞動仍突出表現為數字勞動主體與數字產品、數字生產、人的類本質及主體間的異化形態。而異化的克服必須從社會歷史運動中尋找理路，將共產主義作為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向，在重構數字生產關系和解放數字生產力、回歸技術反哺和人本邏輯、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中推動數字勞動的解放和人的本質的復歸。

關鍵詞：數字勞動;異化勞動;《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22）07-0091-07

習近平指出，世界正進入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伴隨數字經濟在全球范圍的方興未艾，一種新興的勞動范式——數字勞動也應運而生。數字勞動于Dallas Walker Smythe的“受眾勞動”[1]1-27中初見雛形，國外數字勞動研究的代表人物Christian Fuchs將“受眾勞動”延伸至“數字勞動”的批判議題[2]，數字勞動異化由此便成為國內學術界較為關注的話題。在現有研究成果中，基于“產消合一”“彈性雇傭”的邏輯鏈條、身為“數字勞工”“數字零工”的勞動主體以及對“非物質勞動”“無償勞動”的占有形式等成為學界研究的熱詞并構成了數字資本剝削的生態圈。事實上，通過對異化勞動理論“時域性”的研究可以發現，勞動異化兼備歷時性和共時性的雙重特質，數字勞動異化實為資本主義傳統勞動異化的復刻和再版。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通過對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揭示了人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非人”狀態、物的“治人”的弊端，用四重規定性來表征異化勞動的基本樣態，以人的本質——自由自覺的活動作為批判尺度，將共產主義視為積極揚棄私有制即人的自我異化的歷史運動，為破除資本對人的異化統治開辟了理論空間。在私有制仍占主導的現代西方經濟體系中，資本邏輯、工具理性的多重施加使數字勞動仍表現為數字勞動主體與數字產品、數字生產過程、人的類本質及主體間的異化形態，且在數字化的包裝下更具隱匿性和彌散性，致使社會生產、生活諸領域遭遇諸多挑戰。因此，在異化勞動猶在且常新的數字社會，我們需要以《手稿》的勞動異化為理論線索，回溯性、解釋性和前瞻性地分析數字勞動異化問題，在追本溯源中探尋數字勞動異化的出場邏輯、剖析其在場表征并探究其回歸理路。

一、數字勞動異化的出場邏輯：源于異化勞動理論的動態演進

回溯19世紀，馬克思在《手稿》中系統闡發了異化勞動理論，揭示了資本邏輯操縱下人和社會異化的實質。審視21世紀，作為當代數字社會中人再次被操控及數字失控的關系狀態和社會現象，數字勞動異化實為異化勞動在數字資本、數字生產、數字社會領域的反映和延展。因此，我們需要回溯性地分析數字勞動異化現象的奠基理論，剖析其作為當代勞動異化新形態的出場語境和演進路徑。

（一）數字勞動的勞動本質及其屬性界定

在探索數字勞動異化的出場語境時，我們應對數字勞動的本質內容加以闡述，以闡明數字經濟時代的數字勞動雖在表現形式與馬克思所言的工業經濟時代有所不同，但數字勞動仍屬于馬克思的勞動范疇，其勞動的形成過程、基本要素、根本屬性和內在規定并未改變。

從歷史和社會的進程維度進行考察，數字勞動仍是馬克思筆下人類社會的因變量與結果變量。馬克思在《手稿》中將勞動視為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標志以及人類存在與歷史發展的重要基礎，他指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3]89。伴隨時空的變遷和現代社會文明的演進，勞動作為人類的生命活動和生產活動貫穿于數字社會發展的始終，數字作為勞動的前綴實為勞動嬗變過程的階段性體現。從勞動要素的分解維度來看，數字勞動仍由馬克思傳統勞動的基本要素構成。勞動者與勞動對象、勞動過程、類本質及社會關系的異化關系構成了馬克思勞動異化的理論指向，也代表著他對原型性勞動構成要素的初步界說，這與他在《資本論》中提到的勞動四要素即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過程具有一致性[4]。數字勞動涉及數字媒體技術的生產者與使用者、數字技術的運用、數據產品的生產或者大數據分析與處理，它是以數字技術的滲透為前提的原型性勞動諸要素的數字化過程與結果。從勞動所具備的根本屬性來看，數字勞動仍未脫離馬克思的物質勞動范疇?！皠趧拥漠a品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的、物化的勞動”[3]47，“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3]54，而數字勞動也正是作用于數據、信息、代碼等對象化存在并使得勞動者的數字意識對象化的活動過程。從勞動的內在規定而言，數字勞動的本質旨在類的本質的再現和人的主體性的復歸?！耙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人的類特性就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3]52，自然科學“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作準備”[3]269，數字勞動仍是數字技術加持下人有意識的數字化“生命活動”，數字勞動旨在實現“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3]78。

（二）數字勞動異化是源自私有制下的數字化統治

在《手稿》中，馬克思基于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現實困境，真正把“異化”與“勞動”相聯系，并將批判矛頭直指作為國民經濟學理論前提的私有制度，認為私有制與異化勞動呈雙向因果關系，指出“私有財產一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是這一外化的實現”[3]57。數字勞動雖是新型勞動形式，但在以生產資料私有制占重要地位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私有制仍是“異化”嵌入“數字勞動”的禍端，龐大數字網絡體系的私有化是數字勞動異化問題產生的根源。

一是私有制使得數字勞動者的自由感知遭受壓制?！八接兄剖刮覀冏兊萌绱擞薮蓝妗?，人的感覺成為“單純異化即擁有的感覺”[3]82。數字勞動雖然賦予社會生產新的活力，但并未突破私有制的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宰制下，人的身體和經驗反而成為貼上數字標簽的生產工具，數字勞動者自主、自由的數字感知和行為被貶抑為一行行字節跳動的代碼，像動物集體無意識服從自然規律一般從事數字勞動，而數字勞動變為維持其數字持存的生存手段。二是私有制是對數字勞動利益的高度控制?！鞍凑諊窠洕鷮W家的意見，工人的利益從來不同社會的利益相對立”[3]12，“個人從社會得到的利益同社會從個人得到的利益正好成反比，正像高利貸者靠揮霍者得到的利益決不同揮霍者的利益相一致一樣”[3]37。私有財產操控下的數字勞動實為私人謀取利益的信息貨幣，數字勞動者個人的既得利益與其創造的社會價值呈反比關系。三是私有制是對數字勞動市場的絕對占有和壟斷。私有制制造數字寡頭，數字寡頭憑借壟斷地位掌握分配規則并壓制市場正常競爭，不可避免地演變為馬克思所說的“穩定的壟斷必然變成動蕩的、不穩定的壟斷，對他人血汗成果的坐享其成必然變為以他人血汗成果來進行的忙碌交易”[3]42。

（三）數字勞動異化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的數字化剝削

《手稿》將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對立的主要矛盾作為異化勞動理論的中心，從經濟運動中論證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對抗性質。事實上，無論是傳統勞動的異化還是數字勞動的異樣，背后都潛存一個階級對立的剝削世界，是階級社會中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無情壓迫與榨取。

馬克思在《手稿》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兩大階級——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演化及對立，指出“隨著奴隸轉化為自由工人即雇傭工人，地主本身便實際上轉化為工廠主、資本家”[3]64。伴隨數字時代的到來，數字勞動再生產了數字資本家與數字勞工的新型階級關系，數字勞動者變為從屬于數字資本家的新奴隸，數字資本家成為剝削數字勞動者的新主人，兩大階級的激烈對抗成為數字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基調，這一點并未消除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階級結構及矛盾關系。除了從社會歷史主體視域論述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關系，馬克思還進一步梳理了分工與階級的并行和發展軌跡，從工人的現實境遇出發，列舉了由分工導致的三種社會主要狀態——社會財富衰落、社會財富增長、社會財富可能到達頂點的工人的階級境遇，并認為無論處于何種境況，工人的階級地位都不會發生轉變，這是私有制條件下分工的特定形式。在數字社會亦是如此，“分工使工人越來越片面化和越來越有依賴性”[3]10，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字、信息與技術加速迭代，勞動實現了更為細致的分化和固化，這使得數字勞動者的主體性、豐富性不斷被解構。

（四）數字勞動異化是隱藏于資本邏輯中的數字化生產與生活

資本邏輯批判是馬克思解剖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手術刀”，而其批判理論研究在《手稿》中已初步定向，正是資本邏輯下“勞動—獲得”的斷裂，導致工人階級陷入“越勞動越貧困”的悖論。處于資本運轉鏈條中的數字勞動雖被賦予“去勞動關系化”的“自由”“平等”等表面名詞，但依然隱藏著從未消失的資本邏輯，它是支配資本主義生產、生活各個環節的“指揮棒”，使數字勞動無法逃脫被數字資本掌控的厄運。

一是資本的增殖邏輯使數字勞動的生產異化為增殖工具?！霸谒接兄频慕y治下，積累就是資本在少數人手中的積聚，只要聽任資本的自然趨向，積累一般說來是一種必然的結果?！盵3]24數字勞動以一種全新的異化形式維系數字資本的積累、納入資本增殖的快車道，它雖然具有特殊的剝削方法和增殖手段，但仍需遵循一般性的資本積累、再生產和流通規律，也必然導致數字社會“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3]47。二是資本的無度邏輯使數字勞動異化從生產延伸至生活。在資本邏輯的運行中，“無度和無節制成了貨幣的真正尺度”[3]118。為了追求自身利潤的最大化和實現利益的無限擴大，數字資本家持續將剝削觸角從人的物質生產向現實生活蔓延。從網絡眾包中的微勞動到平臺用戶的免費勞動，資本不再滿足于雇傭勞動制下對人們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的奪取，而是憑借隱秘的算法權力實現對數字勞工生命活動的吸納和占據，假借虛無的意識形態體系使得數字勞動者完全喪失了反抗的意愿與能力。

二、數字勞動異化的在場表征：基于異化勞動理論的四重布展

異化勞動理論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復雜社會剝削實質的揭示，馬克思在《手稿》中將其表現形式系統總結為四重規定性即勞動產品與工人相異化、勞動活動本身與工人相異化、工人與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及由此產生的人與人相異化。沿著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思路，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角度對數字勞動異化的具體形式加以說明。

（一）勞動商品化：數字產品與數字勞動主體的異化

在勞動被純粹物化、資本被賦予人格化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的本質就是商品，勞動必然被商品化。反觀資本主宰的數字資本主義社會，披著抽象外衣的數字勞動仍注定走向商品化，并在資本權力的操控下變成異己的力量，成為“一種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3]17。

數字產品是數字勞動的凝結。從廣義上講，數字勞動既可以生產物質性產品，也能夠制造非物質性產品，但都無一例外地成為獨立于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數字商品，變成異己存在物反過來制約數字勞動主體自身。這里以更受學界關注的無償數字勞動進行的非物質生產為例，探討數字產品與數字勞動主體的對立。數字非物質生產的結果是包含社會關系、利潤數據、瀏覽軌跡等在內的數據商品，這是受眾耗費腦力在網絡平臺無薪數字勞動所創造的產品。但這一切并不屬于勞動者自己，而是企業平臺以信用抵押為由用隱私條款獲取，并被企業平臺轉賣給廣告商，廣告商又變賣給以用戶為群體的客戶[5]。因此，用戶創造的勞動產品（數據）最終被資本家（平臺）占有，生產越多失去越多，勞動產品愈發成為異己的力量。另外，數字勞動產品中包含的情感、信息、交往等非物質產品，會在資本的支配下使生產的數字化“自我”成為商品，“被歸結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條件”[3]6，在數字虛擬空間刺激下演化為“人的心理機制異化的因素”[6]，數字勞動者由此按照數據買主的需求調節自身的生產，根據他人的意志來審視自己的行為。

（二）生產過勞：數字生產與數字勞動主體的異化

在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設定和解析中，“異化不僅表現在結果上，而且表現在生產行為中，表現在生產活動本身中”[3]50，“受動的活動”“無力的力量”“去勢的生殖”構成了工人對自身活動的異己關系?！凹词乖趯と俗钣欣纳鐣顟B中，工人的結局也必然是勞動過度和早死，淪為機器、淪為資本的奴隸?！盵3]10數字經濟發展能緩解數字勞工過度勞動嗎？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其緣由來自被純粹外化的勞動行為和被量化的勞動價值。

一是以消耗生命力為代價的過勞生產是數字生產活動與數字勞動主體異化的傳統樣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非人性化性質的框架中，工人的活動就是他自身的喪失，“自主活動表現為替他人活動和表現為他人的活動，生命的活躍表現為生命的犧牲”[3]59。資本主義數字化生產看似采取更具彈性的松散雇傭方式，實則沒有改變其雇傭本質。被戲稱為“碼農”的信息無產階級為維持或提高自身的工資待遇，不得不承受長時間的高壓勞動，以腦力和體力的消耗為信息資產階級提供剩余價值，猝死和過勞死現象頻發于數字生產的腦力勞動者中[7]。二是以剝奪數字生命時間為伎倆是數字生產與數字勞動主體異化的新型樣態。數字勞動讓勞動的時空邊界更具張力，過度勞動同樣潛存于深陷數字產品的產消者。為榨取最大的數據量，數字資本家極度爭取數字產消者的數字生命時間，而為建構和維護自身的數字交往、開展和擴大數字消費，數字產消者也“自愿”延長數字勞動時間，在工作與休閑模糊的邊界中被資本剝奪自由生命時間。

（三）技術操控：數字勞動主體與其類本質的異化

“人是類存在物”[3]51，自由自覺的活動即勞動是人的類本質。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人既失去了自由和自覺的勞動，又失去了賴以實現和確證其生命活動的對象世界”[3]3。數字勞動雖看似于一定層面體現了個人“自由意識”“自由活動”的回歸，但資本語境下的數字勞動異化則實為資本對人的實體控制到技術控制、從體力操控到腦力操控的“嫁接”，使人陷入“自由中的不自由”，本質上仍是對人的“類本質”的削弱與抽離。

一是人對數字信息技術的強依賴造成人與其類本質的異化樣態。不可否認的是，在數字化信息時代，人的生產生活幾乎所有的“時空縫隙”都與數字信息相連接，已經構成“你我存在”的一個基礎的“社會架構模式”。由此造成的負面結果是“勞動主體性”喪失于數字勞動場域中，隨時可見的“低頭族”被數字裹挾成“賽博人”[8]。而在這種數字生活境遇下，“人的類本質，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的精神的類能力，都變成了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本質，變成了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3]54。二是數字信息技術對人的強捆綁使得人與其類本質的異化持續加深。就信息技術進步的整體效能而言，信息新技術無疑賦予了個體前所未有的選擇范疇與傳播能力。但從新一輪信息技術引發的社會隱憂來看，接受信息技術的算法機制意味著對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自主決策權的部分讓渡，代表著接受技術代替個人決定“看什么和不看什么”“多看什么少看什么”[9]。這種決策模式雖有助于推動數字信息的高速流動和高效擴散，但受制于決策的單向關系和線性范圍，勞動主體的自主性和延展性也遭受限制，導致其在算法技術與部分個人意志共設的擬態環境中盲信盲從，成為“單向度的人”[10]，而非“有意識的類存在物”[3]53。由此，勞動主體將進行重復而無意義的數字勞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無用階級”[11]。

（四）數據壟斷：數字勞動主體與主體間的異化

“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盵3]54在資本、資本家、資本主義制度三者之間的權力閉環下，人與人的關系轉化并降低為物與物的關系，在這種排他的扭曲社會關系中，無論是工人還是資本家，都將與他們原有的社會聯系相撕裂，成為彼此孤立的“社會原子”，也都被帶入資本逐利的金錢游戲和消滅潛在競爭對手的壟斷戰場，而在這個過程中，工人階級無疑是犧牲品。

一是資本運作下的數據孤島關閉了人與人之間聯系的通道?！皞€體是社會存在物”，個體的生命表現就是“社會生活的表現和確證”[3]80。但通過審視媒介的擬態環境和數據的運營環境不難發現，當下網絡空間正從開放共享的萬維網逆轉成由資本或權力管控的信息圈。平臺資本不斷圈占著封閉的數據池，“暗箱操作”著數據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并將數據產品反銷給用戶，使勞動主體在數字產銷主義中被隔絕在精準算計與自我束縛的信息孤島，個體自由的社會交往活動被極大地壓縮。二是資本博弈下的數據霸權加深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溝壑?！案偁幍谋厝唤Y果是資本在少數人手中積累起來，也就是壟斷的更驚人的恢復?！盵3]46數字生產加速了資本積累的進程，社會財富加速向一小部分人群集中，由此產生了富可敵國的數字科技巨頭與收入不穩定的數字勞工之間懸殊的兩極分化。為了獨享數字科技進步的盈余，西方數字巨頭將通過快速擴張、惡性競爭、行業洗牌、巨頭合并、走向寡頭，最終催生出依托數字霸權占據整個數字產業鏈頂端的新型帝國主義——數字帝國主義[12]。為復利性攫取全球巨額利潤，數字帝國主義必然會強化其數字霸權地位，對全球數字勞動者實施更為猛烈的侵占和掠奪，導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愈發尖銳化和擴大化。

三、數字勞動異化的回歸理路：通向共產主義的數字勞動解放

“勞動——勞動的異化——勞動的異化的揚棄——人的發展”是馬克思揚棄異化勞動的理論脈絡。馬克思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將異化勞動的揚棄理路指向在生產力高度發展基礎上的共產主義社會，進而使勞動真正成為成就人之自由本質的現實途徑。在勞動異化繼續以數字化形式占有人和社會的境遇下，人類只有在現實社會中不斷創造揚棄異化勞動的條件，破除“物”對“人”的枷鎖，把共產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趨向，使“人”取代“資本”成為社會主體，才能真正探索出人通向自由全面發展的道路。

（一）重構數字生產關系和解放數字生產力，消解“人與數字產品”的張力

借助異化勞動的有力工具，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私有財產的事實進行深度剖析，對工人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歸屬問題進行深層挖掘，并基于歷史進步的規律，把共產主義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的實現運動劃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是以私有財產的初步揚棄作為中介;第二步是揚棄這個中介，在自身基礎上積極發展，達到人的解放和復歸?！盵13]數字技術與資本社會相結合，由于沒有改變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社會化數字生產的根本矛盾，無論是雇傭關系的低薪勞動，還是非雇傭關系的無酬勞動，數字勞動者所創造的數字產品和數字服務最終都會被數字資本家私人占有并作為商品拋售。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一切奴役關系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后果罷了?！盵3]58因此，只有從根本上變革數字生產關系，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數字生產資料公有制，使數字勞動者真正平等地掌握生產資料及勞動成果，保證勞動者對勞動產品的所有權，確保勞動所得的合理性和勞動分配的公正性，才能消除由于私有制而產生的數字勞動者同數字產品的分離與對立;也只有破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枷鎖，不斷解放和發展數字生產力，整體推動數字社會化大生產，提高數字生產力系統的內在聯系和整體功能，才能最大限度釋放全體數字勞動者在數字產品生產中的活力與動力。

對于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國而言，要時刻把握和研究數字勞動異化的演變過程，警惕隱藏在數字經濟背后的資本主義的擴張行徑，謹防數字資本對網絡公共領域的商業化侵蝕。在數字經濟時代，要堅持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不動搖，堅持數字技術和數字產品的社會主義屬性不變質。同時，還要結合我國數字建設和發展的現實需求，建立和完善適應數字生產力發展的數字經濟新型生產關系，反思當前我國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流量拜物教”“數據拜物教”等數字勞動異化與商品化問題。從國家層面而言，要構建公平正義的數字規則體系，建立規范有序的數字平臺生態，拓展開放共享的數字公共領域，推動區域產域數字生產的科學布局，增加數字產品和服務的優質供給，進而合理規制數字資本的物化功能。從個人層面而言，要樹立平等互交的互聯網價值取向，革新信息化社會生產中的數字勞動觀念，明晰數字勞動的生產和生產性消費，將自我的意義建構從消費主義的綁架中解放出來，自覺揚棄數字產品所助長的時間空耗、虛假消費以及欲望放縱[14]。

（二）從技術反噬回歸技術反哺，加強“人對數字技術”的智治善用

回溯科學技術發展的動態進程，技術變革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在威脅著人類及其生產方式。尤其是資本邏輯下的技術濫用和誤用，帶來了技術異化的顛覆性威脅。馬克思曾辯證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異化現象，指出“科技文明發明了機器，卻使工人成為工作的機器;生產了智慧，卻讓工人變得愚鈍和癡呆”[15]。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數字資本的普及，數字技術成為數字資本家剝削的隱性工具，并在扼住數字生產力“喉嚨”的同時反噬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由此，推動技術“反噬”回歸技術“反哺”，成為揚棄異化勞動技術形態的現實途徑。一是要對數據資本權力進行合理規制，維護和保障個人信息自主權、數據信息表達權、數據信息公平利用權、數據信息隱私權等，解決數字技術在“數字人權”領域的“越位”問題。二是要扭轉數字技術過度資本化的偏向，將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技術等數字技術合理應用于社會性生產活動，以提升數字社會生產效率、社會整合能力為尺度，而非以占用數字勞動時間、提高數字勞動強度為標準，解決數字技術在“數字人性解放”中的“缺位”問題。

當前，我國數字技術發展正處于迭代更新時期，我們應在充分認識數字技術“造福人”和“奴役人”兩面性的基礎上審視防止數字技術異化，進而推動數字技術賦能。一是要加強對數字技術及相關領域的管治水平。用以法律為準則的法治、以社會輿論為載體的德治保障和提升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智治，實施政府、企業、個人通力合作的數字平臺結構化監督體系，把數字技術的使用和發展劃定在社會主義的“共同底線”內。二是要加強數字技術在各領域的創新應用。聚焦高端芯片、操作系統、人工智能關鍵算法、傳感器等關鍵領域，利用數字技術廣泛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決策科學性和服務效率，推動數據賦能全產業鏈協同轉型及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使數字技術在賦能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充分發揮作用，以數字社會的整體治理變革和全面數字化升級迎接數字文明的到來。

（三）以人本邏輯超越資本邏輯，推動“人向自我”的全面復歸

國民經濟學看不到“人”的存在，只是在“物”的層面上看待工人，因而工人僅僅是作為生產工具的“肉體主體”。馬克思由“物的異化”入手，進而分析“人的異化”，透過“物”的表象發現“人”的本質，提出共產主義就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3]78。不論是傳統工業社會還是當代數字社會，以物為本位、以資本為軸心和以逐利為動力的資本邏輯始終支配著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人類理性和社會意志的不斷退化成為資產主義的宿疾，而通向共產主義即人的自我異化積極揚棄的道路，必須由以人為本位、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旨歸的人本邏輯所引領。在高速發展的數字經濟時代，一是要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非資本的純粹增長為宗旨，使數字勞動主體在物質、精神層面的發展成為數字社會發展的顯性邏輯。關注數字無產者生存和發展境況而非侵害其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關切數字勞動者的心靈世界、尊重其個性發展而非漠視其情感和精神價值，在超越數字勞動主體外在生存困境和內在精神困境中，推動實現“對人的生命的占有”[3]78。二是要以人的解放而非對人的控制為目標，幫助人們沖破由資本管控和自我營造的“擬態幻象”，使個人可以借助社會的器官，“通過自己同對象的關系而對對象的占有，對人的現實的占有”[3]82。

而對于網民規模已超9億且已構成全球最大數字社會的中國[16]，更要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貫穿到推進數字化進程的全過程，以真正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旨歸推動數字社會的發展。一是要加強全民數字技能教育與培訓，提升公民數字素養，提高數字公民的數字自主性和勝任力，激發全民共建共享數字社會的內生動力。二是構建賦能共同富裕的中國特色區塊鏈體系，推進數據跨層級、跨領域、跨區域匯聚融合和深度利用，促進公共數據合理流動和高效擴展，釋放數據共聯共通的聯合動能。三是利用推進建設便民惠民數字服務圈，推動網內網外各類場景數字化深度融合，重點聚焦養老撫幼、扶貧幫困、救殘助殘等領域，輻射基層、邊遠和欠發達地區，構筑全民暢享美好數字生活的外部圖景。

（四）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實現“人與人”的共生共榮

在《手稿》中，馬克思以異化為切入點分析了人們的生存狀態和市民社會共同體的一種形態——資本主義市民社會，指出此時的“共同性”只是“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所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的共同性”[3]78，“私有財產關系仍然是共同體同物的世界的關系”[3]75?！罢嬲墓餐w”是立足于人的類本質的全面復歸，實現了人的徹底解放的“自由人聯合體”就是對“市民社會共同體”的超越。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的現時代，資產階級裹挾著數字資本和數字技術，假借“共同體”之“名”對人實行抽象統治之“實”，在全球范圍內侵占數字資源、圈占數字空間。面對勢不可擋的數字全球化浪潮，只有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思考全人類的共同發展和全世界的前途命運，構建基于馬克思“真正的共同體”思想、立足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著眼于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數字命運共同體，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關系和“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的共榮關系，才能打破數據壟斷、彌合數字鴻溝，讓數字文明真正造福世界各國人民。

作為負責任、有擔當的大國，推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始終是中國致力前行的方向。在全球數字化浪潮加速推進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應繼續秉承“共商共治共享”的理念推動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一是在共商中謀求共識。持續推進網絡空間國際交流與合作，推動以聯合國為主渠道、以聯合國憲章為基本原則制定數字和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積極參與數據安全、數字貨幣、數字稅等國際規則和數字技術標準制定。二是在共治中推動共建。繼續推動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網絡基礎設施和資源治理機制。推動全球網絡安全保障合作機制建設，構建保護數據要素、處置網絡安全事件、打擊網絡犯罪的國際協調合作機制。三是在共享中實現共贏。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戰略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技術研發、數字產業發展等數字援助，努力創造更多利益契合點、合作增長點、共贏新亮點，攜手共建數字命運共同體，使世界各國人民共享數字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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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NNIC發布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2021-02-03）[2022-02-05].https：//cnnic.cn/gywm/xwzx/rdxw/20172017_7084/202102/t20210203_71364.htm.

【責任編輯：張曉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