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蘭德報告看新興技術背景下的美國戰略威懾（下）

呂 瑋 /文

新興技術對戰略威懾的影響

《蘭德報告》并未逐一分析各種技術對戰略威懾的影響，而是從威懾的有效性和穩定性、戰略對手的看法以及技術組合對威懾的影響出發，探討了新興技術給戰略博弈帶來的沖擊。

新興技術對威懾有效性的影響

《蘭德報告》表示，新興技術將加強或削弱戰略威懾的有效性?？偟膩碚f，如果一項技術將加大攻擊難度或攻擊成本，會加強戰略威懾的有效性，反之則削弱戰略威懾的有效性。如果敵對雙方都掌握了相似的技術，那么可能出現兩種情形：一是雙方由此獲得的戰略或戰術優勢將相互抵消，威懾的有效性基本不變。舉例來說，如果雙方都部署了高超音速武器，那么雙方的戰略平衡與沒有該裝備時相差無幾。二是某一方的威懾有效性顯著提升，另一方則變化不大。造成第二種情形的原因通常有兩點：一方雖掌握了某種新興技術，但因經濟或政治成本過高而無法部署足夠的技術裝備，以至于無法對對手形成有效威懾；一方已具備較為完善的作戰體系，單獨一項技術帶來的作戰優勢微乎其微，因此對威懾有效性影響不大。

除新興技術客觀上帶來的戰略優勢外，也必須考慮到威懾終究是一種感性上的思維博弈，而不是理性上的數學計算。所以除非某一新興技術已投入實戰并產生了明確效果，否則各方對該技術威懾價值的看法可能不盡相同，進而影響到該技術的實際威懾力。舉例來說，盡管美國開發的某種新興技術既非用于打擊對手本土，也與先發制人的打擊能力無關，但若中俄誤認為該技術將為美國帶來決定性優勢，那么就算事實并非如此，該技術也仍會顯著加強美國戰略威懾的有效性。反過來說，如果中俄相信其開發的網絡與電子戰、人工智能和無人機等新興技術能夠迅速癱瘓對手的指揮、控制和作戰系統，那么不論事實如何，這種想法都會削弱美國戰略威懾的有效性。

AI 示意圖

新興技術對威懾穩定性的影響

《蘭德報告》表示，新興技術將削弱戰略威懾的穩定性。正如網絡戰技術把作戰領域擴展到網絡空間一樣，新興技術一般都會帶來新的攻擊切入點。這不但將擴大敵對行動的范圍，而且網絡攻擊和生物攻擊等難以溯源的特點更是會鼓勵各方開展更多敵對行動，從而削弱戰略威懾的穩定性。此外，為避免在競爭中落于下風，當一方掌握某種新興技術后，其對手勢必打算開發更強、更多的新興技術以求趕超，從而加劇局勢失控的風險。再加上一些國家雖不想引發戰爭，但又想破壞對手的穩定，而以信息與觀念操縱技術為代表的某些新興技術正好為此類活動提供了空間。然而這種既不動武也不算和平的“灰色活動”終歸屬于敵對行為，發動者自認為不會引發武裝沖突，其對手卻可能因此做出過激行為，所以同樣會削弱戰略威懾的穩定性。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西方挑唆下，烏克蘭親俄政府因2014 年的社會動亂而倒臺，最終導致俄羅斯出兵占領克里米亞半島，并刺激烏克蘭東部俄語區發起武裝獨立。

《蘭德報告》還專門探討了高超音速系統和決策支持系統對威懾穩定性的破壞。這兩項新興技術的共同特點就是反應速度驚人，從而大大壓縮了留給決策層思考的時間。其中高超音速系統原則上具備強大的斬首攻擊能力，通過快速摧毀對手的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和情報（C4I）節點，有時甚至可能取得不亞于核武器的戰略效果。不過高超音速系統成本不菲，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債務危機帶來的財政壓力，各大國可能都無力部署足夠多的高超音速武器，這多少限制了該技術對威懾穩定性的影響。相較之下，決策支持系統對威懾穩定性的破壞可能更甚。原因就在于，此類系統會把部分決策權賦予人工智能，而現有的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算法又無法解釋具體的決策依據，因此人類難以糾正其決策模型中的漏洞和偏見。此外，決策支持系統使用的人工智能是否會充分考慮對手的戰略威懾也值得擔憂，萬一“周長”等自動核反擊系統作出錯誤判斷，后果將不堪設想。

新興技術對戰略對手的威懾價值

鑒于美國已然將中國和俄羅斯視作最主要的戰略對手，《蘭德報告》便探討了新興技術對中俄兩國的威懾價值。盡管這些探討充斥著對他國的誤讀和偏見，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國戰略界對相關問題的看法。

《蘭德報告》就新興技術在中俄眼中的威懾價值提出了四點看法。首先，該報告認為中俄兩國都高度重視技術競爭，但并不相信僅靠特定某項或某幾項新興技術就能破壞美國的戰略威懾，反而非常強調在沖突初期通過摧毀敵方的整個體系來取得決定性優勢；其次，該報告認為中國試圖在關鍵技術領域取得主導地位，而俄羅斯受限于經濟實力，更注重通過不對稱技術優勢來實現戰略平衡；再次，該報告指出中國和俄羅斯都把高超音速系統和人工智能作為軍事技術研發的優先方向，并可能采用錯判風險更高的自動化決策支持系統和自主式機器人系統；最后，該報告認為就挫敗美國的威懾目標而言，新興技術對中國的幫助將遠大于俄羅斯。

技術組合對戰略威懾的影響

《蘭德報告》分析發現，新興技術之間的組合總體上會削弱戰略威懾的效果。這些技術組合既可能提升現有攻擊方式的殺傷力，也可能創造出新的攻擊方式，從而增加各方先發制人的可能性。雖然單獨一項技術難以對戰略威懾造成顯著影響，但如果同時動用高超音速武器、遠程無人機、網絡戰裝備、信息戰裝備乃至生物戰劑搶先發動攻擊，則有望大范圍癱瘓對手的軍事和社會機能。顯而易見，一旦中俄通過這些技術組合取得戰略優勢，勢必會削弱美國戰略威懾的效果。所以《蘭德報告》建議美國也加緊研發相應的一攬子技術，以抵消對手的這種技術組合優勢。

《蘭德報告》還指出，新興技術組合正在逐漸打破軍事行動的界限。舉例來說，網絡戰與信息操縱能力的組合可在不引發武裝沖突的情況下，通過引導對手的社會輿論來為軍事行動創造條件；搭載決策支持系統的自主式遠程無人機可在沖突之初就把戰火引向對手本土，使戰爭不再有前線與后方之分。這種模糊性將導致防守方既遭受損失，又難以抉擇是否動用更強有力的還擊手段（如使用核武器），這種左右為難的心態反過來又會鼓勵攻擊方開展這些嚴重程度模棱兩可的行動，從而削弱戰略威懾的效果。

結論

總體而言，《蘭德報告》認為新興技術會對戰略威懾產生一定影響，但戰略博弈畢竟涉及許多復雜因素，各國不太可能僅憑任何一項技術優勢就無視對手的威懾發動戰爭。不過若干新興技術的組合則可能顯著改變戰略平衡，而各國對新興技術的看法也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威懾效果。該報告還指出，受制于技術水平和成本等因素，包括中俄正在大力發展的信息戰能力和高超音速系統在內，目前尚無任何新興技術能夠打破美國最核心的戰略威懾——核威懾。然而該報告也直言，以決策支持系統為代表的自動化技術有可能發生誤判，因此會嚴重危及戰略威懾的穩定性。

此外，《蘭德報告》強調，從打破美國戰略威懾的角度來看，新興技術特別是新興技術組合對中國的幫助將遠大于其他國家。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收復臺灣地區的意志比其他國家的地緣政治訴求更加堅定，更加重視投資和運用新興技術，以及美國并未像北約那樣在東亞建立起牢固的軍事聯盟等。

考慮到這些因素，《蘭德報告》建議美軍關注中俄等戰略對手的看法和技術，防范信息網絡遭到體系化攻擊，加大對無人機和反無人機系統的投資，并通過合作開發和技術轉讓的方式來建立基于聯盟的戰略威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