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龍自然保護區環境教育對游客行為的影響

江玉景,宋宏偉,李瀅鈺,李發揚,程 鯤,鄒紅菲

(東北林業大學 野生動物與自然保護地學院，哈爾濱 150040)

我國的環境教育是以保護區為主要宣傳場所的公眾生態環境教育[1]。近年來,自然保護區的作用和意義也逐漸從保護生物的多樣性轉變為提供社會生態系統服務的場所[2],在保護區內以環境教育為目的開展的生態旅游項目也逐漸發展成熟。根據我國國內旅游行業調查報告[3],2017年全年國內旅游人數達到50億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2.8%。扎龍保護區統計結果顯示[4],2018年扎龍生態旅游區接待國內外游客總人數45萬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的旅游總收入2 377萬元,比去年增加了18%。保護區生態旅游景區已成為熱門旅游地之一。然而,戶外休閑和旅游活動這兩者被認為是影響保護區生物多樣性的主要威脅之一[5],也是導致物種瀕危的主要原因之一[6]。因此,如何平衡保護區環境教育的目標、生態多樣性保護以及來訪游客的旅游需求成為了保護區發展的重大挑戰。

國內外關于保護區環境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環境教育的內容、目的、方法等方面[7-8],也有學者研究保護區環境解說系統的管理設計、評估和游客需求等[9-10]。鮮少從游客行為意愿與環境教育的關聯角度深入研究。有學者認為保護區環境教育主要通過兩條路徑影響旅游者的環境行為傾向,即“環境教育—環境態度—環境行為傾向”和“環境教育—景觀感知—環境行為傾向”[11]。本文采用心理學的計劃行為理論,“態度影響行為”即“環境教育—環境態度—環境行為傾向”為研究基礎,分析扎龍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區環境教育對游客環境態度與游客環境行為意愿的影響因子,并根據這些信息制定更為合適的環境解說內容。旨在提高環境教育效果,提升游客的環保意識和環境行為,為濕地類型保護區開展環境教育項目提供借鑒。

1 研究區概況

扎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地處黑龍江省西部,齊齊哈爾市東南部松嫩平原、烏裕爾河下游湖沼葦草地帶,是第1個我國正式建立的以丹頂鶴為主要保護對象的自然保護區,地理坐標46°52′～47°32′N,123°47′～124°37′E。1979年建立省級自然保護區,1987年晉升為國家級,扎龍是以蘆葦沼澤為主的內陸濕地和水域生態系統類型的自然保護區。扎龍濕地在1992年 被列入首批國際重要濕地名錄,1995年被評為“丹頂鶴的故鄉”,擁有著巨大的文化資源和自然資源優勢,是良好的環境教育場所。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假設與理論模型

人類行為的變化主要由這3個階段組成,分為獲取知識、產生態度和形成行為這3個連續過程[12]。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認為,在實際控制條件充分的情況下,人類的行為傾向直接決定行為,即個體的行為傾向是預測其實際行為的重要因素,而行為傾向又受到對該行為的知識掌握、所持態度和主觀規范的影響[11]。計劃行為理論被廣泛的用于預測人類旅游行為[13]和環境行為[14]。

本文以心理學基礎理論計劃行為理論為研究的理論基礎,在扎龍保護區生態旅游區,通過對掌握不同環境知識的受訪游客進行分組比較,分析其所持的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意愿差異。根據國內外的相關文獻的研究基礎,提出以下假設:

1)扎龍保護區來訪游客的環境知識對其環境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H1)；2)扎龍保護區來訪游客的環境態度對其環境行為意愿有顯著正向影響(H2)；3)環境教育不僅豐富了來訪游客環境知識,同時還對其環境行為意愿有顯著正向影響(H3)。綜上所述,本研究構建了保護區景區環境教育對游客環境行為意愿影響的概念模型(圖1)。

圖1 扎龍自然保護區環境教育對游客行為

2.2 問卷設計與調查方法

調研采用訪談法和調查問卷法相結合的方式,問卷調查分為預調查和正式調研2個階段。預調查時間為2021年4月3日到4月5日,共發放50份,用以檢驗問卷問題的表達內容是否準確清楚,以及設置的排列順序是否恰當合理。根據預調查的結果對調查問卷的問題項設置、順序和內容進行調整,最終形成正式調研的版本。正式調查時間為2021年5月,采用便利抽樣的方法發放問卷?？傆嫻舶l放問卷 400 份,回收問卷387份,其中有效問卷數為362份,有效率為 94.06%。

調查問卷主要分為4個部分:一是對受訪游客進行人口統計學分析,主要調查游客的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個人月收入、居住地等信息；二是針對濕地景區游客的環境知識,環境知識問題項設置上主要從保護區基本知識、濕地的生態功能性和鶴類知識3個方面進行設置；三是環境態度調查,分為游客對扎龍環境教育核心價值的認知程度和游客對生態保護的情感認同度兩方面；四是環境行為意愿調查。問題項的測量使用五進制的李克特量表法,以 1～5 打分,分別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確定”“同意”和“非常同意”。

2.3 數據分析

利用SPSS進行數據分析,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皮爾遜相關性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和回歸分析。其中,描述性分析主要是對受訪游客的人口統計學特征、環境態度、環境知識和游客行為意愿各項指標的頻率進行詳細分析;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是為了進一步驗證來訪游客的環境知識與其環境態度、環境行為意愿是否存在顯著影響。

3 結果與分析

3.1 問卷信度和效度

首先對362份問卷樣本數據的各個層面進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以確保問卷調查結果的科學性。采取克朗巴哈α信度分析,結果表明,總量表26個問題項的信度系數為0.886,3個分量表環境知識、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意愿的克朗巴哈α系數分別為0.796,0.751和0.747?？偭勘砼c3個分量表的克朗巴哈信度系數都在0.7～0.9之間,說明問卷總體上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和可靠性。效度分析采取KMO和Bartlett的檢驗,KMO值為0.777,Bartlett球形檢驗的P值為0.000,說明問卷總體具有結構效度。

3.2 來訪游客基本特征

受訪游客中,54.9%為男性,45.1%為女性,年齡集中在18—40歲,占比62.7%,其中:18—25歲,26—40歲分別占28.6%和34.1%,18歲以下的占13.2%,41—55歲占18.7%,56歲以上的占5.5%。受訪游客的學歷,本科學歷比例最高占42.9%,大專學歷占18.7%,初中及以下占17.6%,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占11%,高中學歷占9.9%。受訪游客中,在校學生最多占35.2%,其他職業公務員等事業單位和企業員工較多,分別占比15.4%和17.6%,私營及個體勞動者9.9%,離退人員6.6%,醫務人員及科教文衛人員6.6%,其他1.1%。受訪游客的個人月收入,2 000元以下占39.6%,2 001～4 000元占33%,4 001～6 000元占16.5%,6 001～8 000元占4.4%,8 000元以上占6.6%。來訪游客中,來自齊齊哈爾市本地的游客居多占56%,黑龍江省內其他地區的游客占34.1%,外省游客占9.9%。

3.3 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 游客環境行為意愿的關系

扎龍保護區景區來訪游客的環境知識均值為(3.28±0.03),其中保護區基本知識、濕地知識和鶴類知識的均值分別為(3.36±0.04),(3.41±0.04),(3.11±0.04);環境態度均值為(3.90±0.03);環境行為意愿均值為(3.66±0.03)。由此可知,游客的環境素養各個項目的平均值介于3～4之間,尤其環境知識中鶴類知識項目得分最低,說明環境教育效果不樂觀。

在扎龍保護區開展環境教育后,對來訪游客的環境知識、環境教育和環境行為意愿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皮爾遜相關性分析顯示(表1),三者之間兩兩比較(P<0.01),其相關性系數分別為0.624,0.661,0.516,均大于0,可以認為環境知識、環境教育和環境行為意愿之間三者之間存在顯著地正相關,即有正向影響,因此接受假設H1,H2和H3。

表1 環境知識 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意愿的相關性

將來訪游客的環境行為意愿作為結果變量(因變量),環境知識和環境態度作為影響因素(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回歸模型的擬合度調整后R2為0.455,說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好。環境知識b1和環境態度b2的顯著性P值分別為0.000和0.001(P<0.01),自變量與因變量的線性關系是顯著的,可以構建線性方程?；诨貧w分析系數表(表2),得出游客的環境行為意愿與環境知識b1、環境態度b2之間的定量關系“環境行為意愿=10.28+0.335b1+0.242b2”,因此假設H2和H3得到驗證,即環境知識和環境態度對游客行為意愿有顯著正向影響。

表2 環境知識 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意愿的回歸分析系數

3.4 環境知識對游客環境態度產生正向影響

采用回歸分析對來訪游客的環境知識和環境態度進行分析,以環境態度為因變量,控制環境知識13個問題項來觀察其對來訪游客環境態度的影響?；貧w模型的擬合度調整后R2為0.557,擬合度較好,顯著性P檢驗的概率為 0.000,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是顯著的。

由表3可知,顯著性P<0.05的自變量有5個,說明只有這5個自變量可以顯著影響游客環境態度,而剩余的7個自變量不能顯著影響游客環境態度。這5個自變量中,有2項屬于與保護區有關的基本知識,2項屬于濕地的生態功能方面的問題,僅有1個問題項屬于鶴類知識方面的問題,環境知識3個方面的問題項都有部分問題項顯著影響游客態度。以上5個自變量其系數均大于0,為正數,其中鶴類知識C3的系數為0.357,是最小的,因此,這5個自變量是正向影響游客的環境態度的。得出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之間的回歸方程:

環境態度=6.289+0.908A3+0.961A4+0.224B3+0.932B4+0.357C3

綜上所述,相對于保護區知識和濕地生態方面的環境知識而言,公眾對鶴類的認知和了解是最為薄弱的,需要更多的有關鶴的科普教育。但總的來說,來訪扎龍的游客對保護區的認知、濕地的生態功能和鶴類知識3個方面的環境知識認識程度越深,其環境態度就更積極也就是更加認可對扎龍保護區的保護價值,假設H1得到驗證。

表3 環境知識對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意愿的影響

(續表)

3.5 環境知識對游客環境行為意愿產生正向影響

當以來訪游客環境行為意愿為因變量,控制環境知識13個問題項來觀察其對游客行為意愿的影響?；貧w模型的擬合度調整后,R2為0.638,擬合度很好,顯著性檢驗的概率為 0.000,這表示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是顯著的。

由表3可知,顯著性P<0.05的自變量有7個,也就是說，這7項自變量可以顯著影響游客環境行為意愿。在這7個自變量中,有3個問題項屬于環境知識中有關保護區基本知識方面的問題,3個問題項屬于濕地的生態功能方面的問題,只有1個問題項屬于鶴類知識,因此3個方面的環境知識皆有問題項能顯著影響游客行為意愿。在這7項自變量的回歸系數中,只有B2“濕地對大氣和氣候都有調節作用”這個問題項系數為-0.736,其他均為正數,即只有B2項顯著負向影響游客行為意愿。得出回歸方程:

環境行為意愿=9.770+0.474A1+0.854A2+0.842A4-0.736B2+0.497B3+1.051B4+1.739C1

從回歸方程可以看出,雖然保護區知識和濕地的生態功能都有3個問題項對環境行為意愿有影響,但其中濕地知識有1項為顯著負向影響。鶴類知識雖然回歸系數最大為1.739,說明這個自變量對環境行為意愿影響最大,但只有1個自變量有顯著性。因此相對于保護區知識,公眾對濕地和鶴類的認知和了解是相對薄弱的,需要加強相關的科普教育?？偟膩碚f,環境知識是顯著正向影響游客行為意愿,即來訪游客對保護區的認知、濕地的生態功能和鶴類知識3個方面的環境知識了解越豐富,其環境行為越積極,假設H3成立。

4 討論

4.1 完善解說系統及提升解說產品

扎龍保護區的公眾認知度雖然最高,但公眾對濕地和鶴類的認知和了解是相對薄弱的。究其原因,應該是由枯燥的解說設計使游客的求知欲未得到很好地滿足或激發[15]。一個完善的解說系統才能使來訪游客深刻體會扎龍保護區的濕地環境、鶴文化和鶴類知識。對扎龍濕地和鶴的資料進行整理歸納,增加解說服務中的濕地知識和鶴類知識,補充相關解說牌的數量,將枯燥的解說內容,環?？谔柼鎿Q成,丹頂鶴成長記錄,濕地科普宣傳片和多媒體互動等教育設施[16]。望鶴樓、標本館和景區棧道的解說牌要定期更新,維護和修繕,確保內容清晰準確；在游客逗留時間較多的丹頂鶴放飛區可以設置語音解說系統,講解丹頂鶴科普小知識。景區內建立線上解說系統,讓游客借助手機在線上就能及時了解每個景點知識。解說的內容要盡可能貼近公眾的日常生活,簡單易懂、寓教于樂,讓人們在游玩休憩中潛移默化地學習環境知識,更多地學習了解鶴類、鶴文化和濕地知識,使公眾對生態環境有深度的感知,從而提高公眾生態環保意識[17]。

4.2 規劃合理的游覽路線

從游客角度來說,在景區游覽的時間是有限的,因此如何選擇合適的游覽路線至關重要。以扎龍生態旅游區為例,其主打特色項目是丹頂鶴放飛表演,由于有固定表演時間,是游客首選的游覽項目。但是由于放飛區距離景區入口較遠,且園內指示路牌標示不清,導致人們在游覽時只顧趕路而忽略了周圍的濕地景觀和成體鶴觀賞區。因此需要重新規劃景區游覽圖和指示路牌,在游覽圖中標出路徑距離、游覽時間和推薦游覽路線。幫助來訪游客對生態旅游區的景觀布局和游覽路線有更直觀的了解。

4.3 環境教育提升措施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訪游客的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意愿的得分都在3～4分之間,說明我國公眾的環保素質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環境教育分3個層次,首先是環境知識的教育,其次是環境技能的教育,最后是生態理念和價值觀[18]。由于一個人的價值觀決定了其行為傾向,我國公眾的環境價值觀也有可能是保護區環境教育不理想的原因。我國公眾認可的世界觀是以人為中心的工具主義價值觀(即環境的存在是為了人類的利益)[19]:對人與自然的關聯認識更加深入,對可持續發展、環境問題的興趣和關注度較西方人更高,只是看待生態環保問題的角度上也更以人為本[20]?？梢栽谥行W階段加入環境知識課程,學校與相鄰的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森林公園等自然旅游地合作,定期開展實踐活動,建立環境教育基礎知識體系。讓我國青少年人在學校里就能形成良好的環境價值觀,從而增進其環境行為。在大學教育中,設置必修環境保護課程,分為環境知識理論教學和志愿服務,讓大學生們用志愿者的形式加入當地的自然保護區或國家公園的保護工作,深入了解我國的生態保護現狀,提升其環境行為,環保意識。將環境教育融入我國的教育系統中,形成完整的環境教育理論體系,以更好地推動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21]。